中国人还有“不冷静”离婚的权利么？

“离婚冷静期”难以被冷静地对待。

2021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将正式实施，其中新设了关于“离婚冷静期”制度的规定。

民法典婚姻的家庭编中，第1077条规定了协议离婚的流程：“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前款规定届满后三十日内，双方应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未申请的，视为撤回离婚登记申请。”

这意味著“离婚冷静期”实行之后，“协议离婚”的时长延长为一个月到两个月不等。此外，婚姻登记机构将不再受理因胁迫结婚而请求撤销婚姻的业务。

今年5月底，“离婚冷静期”规定的出现，立即引发舆论热议，在相关微博热搜中，达到了6.3亿左右的讨论热度。

人们开始疑惑：我们是否还能拥有“不冷静”离婚的权利？

“冲动”的惩罚

依据民政局截止到2019年的统计数据，中国大陆离婚率已经多年持续上涨，而结婚率却持续走低。

从离婚率的地域差异来看，仅在2019年第四季度，吉林省就有75551例，居全国之最，而全国离婚率最低的西藏，同期有40起离婚事件。于是自然地，关于如何提高结婚率、降低离婚率的讨论开始了，由是也极大程度推动了“离婚冷静期”的设立。

在对“离婚冷静期”的讨论中，“冲动型离婚”是一个经常出现的词汇。

当离婚冷静期写进民法典草案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主任沈春耀曾对此进行说明：“实践中，由于离婚登记手续过于简便，轻率离婚的现象增多，不利于家庭稳定。为此，草案规定了一个月的离婚冷静期”。

然而，并没有人能说清“轻率离婚”和“冲动型离婚”的具体判断标准为何。

中国法院网2018年9月的文章中提到，“尽管绝大多数夫妻劳燕分飞确系感情破裂，但这其中也不乏感情尚未破裂的冲动型离婚”。“感情是否破灭”是一个无法具化的指标，即便是当事人自己也不一定清楚。在此基础上，又如何得到量化的数据，下定“轻率离婚的现象增多”的结论呢？ 

早在2005年，专注婚姻和性别研究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教授 Carrie Yodanis 就曾对于22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多元分析，结果表明国家层面的离婚文化与婚姻平等相关。在对于离婚行为接受和实行程度更高的国家中，婚姻中男女之间的工作分配更加平等。这些发现支持了平等假说，即离婚这种可能性本身，就为婚姻中的妇女提供了更平等的地位。

根据最新的各国离婚率数据排名，离婚率同社会发达程度关联程度密切，发达民主制国家通常伴随著较高的离婚率，在这些地方，关于女权的讨论和呼声都较高。

离婚率的持续上升，部分印证了中国大陆女性独立意识逐渐觉醒，在意识形态建设上更进了一步，而大多与“冲动”无关。

“冷静”的代价

关于“离婚冷静期”，互联网舆论空间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女性权益的保护”和“婚姻自由的考量”。

微博中关于女性权益保护话题下高频次出现的地点，同司法大数据发布的家暴情况的高发地区，重合度较高。对于“离婚冷静期”实行后应该如何应对家暴情况的忧虑，是反对者关注的重点。新浪微博上，有博主就此事罗列出今年的部分家暴新闻，甚至有极端案例，如：南京江宁女子小董曾经被多次家暴，报警六次，先后两次提出离婚诉讼，因为男方坚决不同意离婚未获得法院支持，在第二次提出离婚诉讼后，小董惨遭男方杀害。

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对于反对意见的回应是：“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是听到了反对意见的，但最后表示拒绝。离婚冷静期制度只适用于协议离婚，对于有家庭暴力等情形的，实践中一般是向法院起诉离婚，起诉离婚不适用离婚冷静期”。

在中国大陆现行的“诉讼离婚”制度下，被家暴的女性靠起诉离婚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根据司法大数据发布的报告，在离婚纠纷的案件中，大部分提出离婚的都是女性。在离婚诉讼原因中，家暴占比近15%，其中91.43%的案件都是属于女性为受害方。

根据现行《婚姻法》规定的几种情形，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 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
（一）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 
（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三）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 
（四）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 
（五）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 
（六）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的，应准予离婚。

但“诉讼离婚”的成功概率其实并不高。传统观念中“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的桎梏依旧在基层调解和司法领域盛行；同时，家暴认证严苛，举证难也是重要原因。

提出诉讼，对于婚姻案件的审理，也要符合法律规定期限。通常一审期限按照简易程序需要三个月，二审按普通程序算期限是六个月，算上之前的调解过程，离婚案件从头到尾少则四个月，多则九个月。

假如在第一次提出离婚判决不准离婚的情况下，那么第二次提起诉讼，中国大陆民事诉讼法规定，要在六个月之后才可以提出第二次起诉。

如此算来，假设提起两次诉讼后离婚成功，耗费的时长大概在一年半到两年之间，而这还是在对方配合的理想状态下。

因此，在复杂的婚姻关系中，被家暴但依然选择“协议离婚”的情况并不罕见。

那么在这个最长可达两个月的“冷静期”期间，如何保障被家暴方权益不受侵犯，这可能长达两个月的“冷静期”中涉及的财产转移、债务等问题，还是一笔糊涂账。

为了婚育率

通过“离婚冷静期”提高婚育率，是从宏观政策调控的角度期望构建的主要目标之一。

人大常委会法工会曾对争议回应：“从了解的情况看，英国、法国、俄罗斯、韩国等国家都规定了这一制度”。

以离婚排行前十名的国家为例，从结果论的角度来看，俄罗斯的政策效果至少至今并不理想，其离婚率却仍然高居第一；而离婚代价越来越高昂的美国也在前十范围之内；法国素来以离婚手续之繁琐著称，但数据显示，如今1000个法国人中平均只有4.3人结婚，而59％的新生儿来自非婚姻关系。

中国大陆虽然也有一些家暴避难所、婚姻维权组织，但多为民间成立，和其他设置“离婚冷静期”的国家相比，法律援助体系、心理复建系统建设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

这样的情况下，也有人推测，想到离婚的繁琐步骤以及可能受到的伤害，会引发人们的“损失厌恶”心理，从而导致更低的结婚意愿。

早在1950年《婚姻法》草稿的讨论阶段，时任《婚姻法》起草小组负责人的邓颖超就主张：离婚不加条件，一方要离可离。她当时阐述的理由为：中国长期停滞在封建社会，最受压迫的是妇女，婚姻问题上妇女所受的痛苦最深⋯⋯一方坚持要离就离，主要根据广大妇女的利益提出。

12月初，在“离婚冷静期”制度正式到来前不足一个月时，一位陕西延安女性以“被丈夫打骂40年，隐忍至子女成年”为由提出离婚诉讼。

法院在驳回意见中写到：应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