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前线谘商心理师内心话：如何“接住”处于低潮与危机中的青年学生？

台湾接连发生大学生轻生事件，引起社会强烈关注。在大学一线工作的谘商心理师，于此时此刻，都感受到了与平日不同的压力。社会各界对他们寄予期待，盼望他们能阻止憾事再度发生，但在第一线的工作者，也有许多话要说。

根据台湾《学生辅导法》第11条规定，专科以上院校，学生人数在1200人以下者，应配备专业心理辅导人员至少一人；超过1200人的院校，每1200人需要配置一名专业心辅人员。但根据财团法人高等教育评鉴中心基金会於 2017 年的数据调查、立法委员范云办公室的整理，台湾有25所大专校院，专业辅导人力不符法定1:1200的师生比，占全台160校的15.6%。而论及综合心辅条件，台北市只有52% 的大专校院的心辅条件通过评鉴。于资源相对短绌的花东地区，花莲的五所大专校院，仅有一所通过评鉴；台东两所大专院校皆未过关。

人力不足、资源不够，只是大专院校心理防护网络存在的系统性风险之一。约聘制度导致的薪水天花板、谘商心理师无法被保障的劳动条件、谘商心理师流动性大、资源错配、专业分工不合理等问题，都在增加这个脆弱防护网络的系统性风险。

我们访问了三位长期在大专院校一线工作的专业者，详述了大专院校心理支持网络的系统性风险问题。如何让学校与社会的支持网络更牢靠绵密、更能接住每一个状态不佳的青年学生？

宋易，大专院校谘商心理师（主管职），年资十年：

大专院校心理支持网路的系统性风险

1.薪水天花板，留不住资深谘商心理师

我们起薪扣了劳健保之后大概拿四万一、四万二，差一点也有拿三万八、三万九。这个起头薪资还算不错。但问题是，你工作十年后，还是一样的薪水。

大专校院的专案心理师，绝大部分都是约聘人员，不在学校编制内。基本上很少再有加薪的机会。多数时候，四万块薪水已经到了天花板。你可以想像，如果每年一样，他没有任何调薪的机会，那基本上这里就像新手职业训练所。训练完他就去外面，留不住资深的人。

我们办公室大概每三到五年之间，就会有一波流动。毕竟心理师开始工作三、五年后，如果到外面做治疗，或是做兼任的工作、接工作坊，就可以领更高的薪水。

2.资源错配，没出事就当没事？

除了“薪水天花板”的困境，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我们除了做谘商工作、做系统合作的个案管理，还要负责所谓的“初级预防”，也就是心理卫生的教育推广工作。

心理师们在做初级预防的时候，需要花大量时间，去做活动、做宣导，行政工作量是很繁琐的，而且每间学校对于上签呈、写企划、核销、执行活动的要求又不一样，会导致一个专业的心理师，一周差不多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时间都在做这些行政工作。

心理卫生的教育推广，不是不重要，但如果要心理师们做这些事情的话，他还有多少时间可以做系统工作、做谘商辅导？谘商辅导并不是开药、吃药就可以立即见效，它需要花时间的。很多学校，都希望心理师同时做谘商的工作、做职涯的工作、做学习发展的工作。他们会觉得，“没事”的时候，就要加事情给你。但不能这样算的：学校人很多，我们永远不晓得接下来有几个个案发病，新生有多少个人是有状况的，我们没有办法预期的。

上礼拜我们遭遇陆续有学生疑似 borderline（边缘型人格疾患），我们就要去处理。可能一整天只能够处理一个人，而且跟系统沟通，跟导师、跟教官、跟家长，可能甚至跟警方，都要告知这个状况，心理师一整天就只做这个案子。从学校角度，这有效率吗？可能是没效率。可是这样就是可以把学生hold住。有时候我们很努力抢救，学生好不容易救下来了，结果，就因为“学生没出事”，系上反而觉得我们都没在做事。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

3.谘商和个案管理合一的系统混乱

我们做谘商工作（谘商师）。谘商是针对个案，做深度。他带来的议题来想要跟你谈，我们去了解、协助他，帮助他用一些方法、技巧、逻辑，看到议题的核心是什么，帮助个案看到他的内在。例如当一个人被伴侣嘲讽的时候，他感受到的痛苦源自于哪里，可能不是当下，而是源自于小时候很痛苦的经验所养成的信念，这信念他把持不住，会觉得很痛苦。我们要帮助他厘清一个人比较核心、内在、真实的、被封印很久的核心感受，要协助他去看到、贴近自己最真实的状况，然后再回过头来，看怎么样去解决眼下的困境。一对一、深度地去做个案内在状态的澄清、接近或安抚，这大概是谘商在做的事情。

我们也需要做系统合作（个案管理）。以刚刚的例子来讲，一个人被伴侣严重嘲讽，觉得天崩地裂、很痛苦，但谘商要探讨他的内在，到达那里可能需要六次到八次、甚至更久的谈话，没办法一次就找到。但问题是他今天谈完出去，问题没解决，他接下来生活怎么办？这个部份，就是系统合作要做的。需要有人跟他讨论他的安全计划，比方说在攻击他的人面前，怎样保护自己的安全，也需要去找他的教官、房东、或家长——有时候学生不晓得怎么跟这些人讲自己面对的这些状况，我们会需要帮他讲，这就是系统合作。

系统合作跟谘商工作，不应该是同一个人来做，因为角色会混乱。尤其是在个案的状态比较低落、脆弱时，很容易会搞不清楚，来帮助他的人现在的角色究竟是什么？谘商师跟个管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最好是由两个人分开担任，否则个案会混乱、系统也会混乱。

但在今天这个法规的1:1200的计算方式下（专科以上学校学生1200人以下者，应置专业辅导人员至少一人），这两种人员是没有被分开计算的。就我所知，在很多的小型学校里面，还是常常发生谘商与系统工作人员混在一起的现象。

王牧奇，大专院校谘商心理师，年资七年：

一线谘商心理师的个人经验：不敢请假，自己也快要不行了

我有一次，处理borderline（边缘型人格疾患）的学生，周旋了一整天，到了我该下班的时候，我还是一直很焦虑，想为他多做一点事情。但我考虑过后发现我能做的都做了，只好先下班打卡。就在我从办公室走廊到打卡机的那段路上，我突然停住了，再也走不过去。

我印象非常深刻，那天我大概在原地站了十分钟吧。我一直在想，我是要走过去打卡下班、还是回办公室再打一通电话给他？其实，当时我已经该做的都做了，法律上已经没有对我追究的余地了，但你良心是过不去的。

我之前有一个同事，她负责的学生自杀身亡，从此以后，她就再也不做心理师了。

我们的职业是非常高风险、非常疲惫的，因此也非常需要经验、需要适当休息的。有很多同事常常处理完学生以后，自己窝在谘商室的角落大哭发泄。他们也会安慰我，说面对很困难的案例时，我们一起来想办法。所以大专心理师彼此之间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

我的年资已经六年，特休一年有15天，但我都不敢连续请长假，只敢一次请半天、两个小时。我常常已经觉得很疲倦了，非常非常想要休息，但就是不敢。根据我自己的专业判断，我其实需要起码请一个月左右的长假，才能让自己恢复能量回来接住学生。

但因为我在学校是临时人员，正式的职称是“专案助理”，一年一聘的那种。我的聘约跟着计划走，一次给你一年的经费，学校大可以今年的经费用完、明年就不要聘我，所以我一直都很担心明年学校不续聘我，我都不敢请假。

我有另一个同事，也是谘商心理师，在制度上跟我一样是一年一聘的专案助理。之前她想要请产假跟育婴假，就是申请不下来，弄到都要生产了，学校还是不愿意准假，虽然不会明讲，但就是对临时人员跟正职人员不一样。她非常心灰意冷，觉得自己待在学校究竟是为了什么？

这个礼拜，我们突然收到一封“最速件”公文，说各大专院校从十二月开始，可以以小时为单位来聘兼任心理师，为期三个月。这真的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耶。我想应该是因为最近的事情发生以后，学生都说排队等谘商要很久，我想他们应该就是想要消化这些等待的人吧？但你只给三个月。那三个月之后呢？我交到这些心理师手上的学生，三个月之后，如果谘商时数用完了，要怎么办？还不是一样又要排队？

你说，这样的环境，大专院校谘商心理师怎么可能做得久？我们怎么可能有力气好好接住精神状态不佳的学生？我们很多人都常常觉得，自己也快要不行了。

婉华，社工师，年资二十年：

走在绝路的人，为何没有人让他愿意求助？

我做了学生心理辅导工作二十年，看到大家很容易事情发生就检讨，因为它发生在校园里，是不是辅导员的责任？或者是不是人力补足，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件？如果我们一直把焦点放在这上面，是无法阻止事情的发生。

我们看到大学生跳楼，会很震惊，是因为他是大学生，我们内心期待他即将要变成有用的人，所以大家特别关注，但很多我们在生活周遭遇到的人，也是会寻短见的。

所以我们先不谈大学生，把问题还原成：为什么一个人会走上绝路？为何他不求助？

如果跳楼下去的是邻居、朋友或其他人，我们就会去思考：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会让他没办法求助？把问题回到关系里头，为何没有人让他愿意求助？网路的时代，很多资讯传播越来越快，却没有让人跟人之间更容易互相帮助，关系甚至越来越疏离。

在这种状况下，就算你增设更多人力，如果他不来求助，我们也没有办法。

为什么在成长过程中，有许多本来可以帮助他的人，到最后一刻，他都不会想去求助？

压力是一个累积的过程，人不会因为单一事件就被压垮。我们亚洲社会传递很多讯息，例如父母要你“乖、听话”，符合大人的期待，到了学校要你成绩好，成绩不好很快就会被分类。我们很少去问学生说，你过得好吗？开心吗？因为这件事情没有被认为是重要的。

我们好像在传递说，你不要成为你自己，要成为大家期待的人。

我做心理辅导最常遇到的情况是，当学生遇到很强烈的挫折，例如堕胎、忧郁症，其实最晚知道的是他最亲近的人，譬如父母。因为那是他最在乎的人，他不想成为对方眼中不理想的自己。这会特别让他们独立撑着去面对这些困难，因为他不觉得自己的困境可以被接受。这过程不断累积，当有一天，真实的自己与外界的期待，之间的落差再也没办法解决时，就很无力、痛苦，若没有办法在关系里面被理解，他求助的手也就没办法伸出去。

就算台湾社会经历了教改、民主化，我同意社会其实有改变、变得更加开放，也算是愿意去照顾孩子心理层面的需求。但同时，我们还是期待孩子“出人头地”，这是有矛盾的。我们还是有很多的评价与阶级区分，学校好不好？功课好不好？工作好不好？没有真的像说的那么开放。权力还是会有一个位阶。

选择自杀，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心理历程。他可能觉得这是自己唯一可以做决定的事情。你们可以决定我其他事情，但我可以给自己的生命作主。

现在社会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象牙塔里面过日子，但我们如果可以，我们有能力引导孩子看到不同的世界，或许他就会有不同的选择。

每一个人都非常重要。如果政府愿意增加辅导员，那非常好，可以平息大家的集体焦虑，但说到最后，还是要回归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那些愿意跟父母冲突的孩子，我都跟父母说，这样很棒，他很有能量、而且你让他觉得可以发生冲突也不会失去你。向外去咆哮、抗议的孩子，是看得见的。有些人的愤怒是向内的，就会攻击自己、伤害自己，我最担心是这种孩子。这样的孩子也不容易交到朋友，不容易得到支持，最后出事的机率也是最高的。

一个孩子只要是有得到支持，在家庭有得到爱、老师同学可以给他支持，那不管他再穷再苦，他都未必会走上绝路。不管政治气氛如何改变，但在我们私人关系的小小世界里面，如果是相互理解与支持，也有真实交流，一定是可以面对困难、继续前进。

只要孩子可以感受到“有人”在身边，走上绝路的机会，就可以变小。

（应受访者要求，本文人名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