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接连发生大学生轻生事件,引起社会强烈关注。在大学一线工作的谘商心理师,于此时此刻,都感受到了与平日不同的压力。社会各界对他们寄予期待,盼望他们能阻止憾事再度发生,但在第一线的工作者,也有许多话要说。
根据台湾《学生辅导法》第11条规定,专科以上院校,学生人数在1200人以下者,应配备专业心理辅导人员至少一人;超过1200人的院校,每1200人需要配置一名专业心辅人员。但根据财团法人高等教育评鉴中心基金会於 2017 年的数据调查、立法委员范云办公室的整理,台湾有25所大专校院,专业辅导人力不符法定1:1200的师生比,占全台160校的15.6%。而论及综合心辅条件,台北市只有52% 的大专校院的心辅条件通过评鉴。于资源相对短绌的花东地区,花莲的五所大专校院,仅有一所通过评鉴;台东两所大专院校皆未过关。
人力不足、资源不够,只是大专院校心理防护网络存在的系统性风险之一。约聘制度导致的薪水天花板、谘商心理师无法被保障的劳动条件、谘商心理师流动性大、资源错配、专业分工不合理等问题,都在增加这个脆弱防护网络的系统性风险。
我们访问了三位长期在大专院校一线工作的专业者,详述了大专院校心理支持网络的系统性风险问题。如何让学校与社会的支持网络更牢靠绵密、更能接住每一个状态不佳的青年学生?
宋易,大专院校谘商心理师(主管职),年资十年:
大专院校心理支持网路的系统性风险
1.薪水天花板,留不住资深谘商心理师
我们起薪扣了劳健保之后大概拿四万一、四万二,差一点也有拿三万八、三万九。这个起头薪资还算不错。但问题是,你工作十年后,还是一样的薪水。
大专校院的专案心理师,绝大部分都是约聘人员,不在学校编制内。基本上很少再有加薪的机会。多数时候,四万块薪水已经到了天花板。你可以想像,如果每年一样,他没有任何调薪的机会,那基本上这里就像新手职业训练所。训练完他就去外面,留不住资深的人。
我们办公室大概每三到五年之间,就会有一波流动。毕竟心理师开始工作三、五年后,如果到外面做治疗,或是做兼任的工作、接工作坊,就可以领更高的薪水。
2.资源错配,没出事就当没事?
除了“薪水天花板”的困境,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我们除了做谘商工作、做系统合作的个案管理,还要负责所谓的“初级预防”,也就是心理卫生的教育推广工作。
心理师们在做初级预防的时候,需要花大量时间,去做活动、做宣导,行政工作量是很繁琐的,而且每间学校对于上签呈、写企划、核销、执行活动的要求又不一样,会导致一个专业的心理师,一周差不多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时间都在做这些行政工作。
心理卫生的教育推广,不是不重要,但如果要心理师们做这些事情的话,他还有多少时间可以做系统工作、做谘商辅导?谘商辅导并不是开药、吃药就可以立即见效,它需要花时间的。很多学校,都希望心理师同时做谘商的工作、做职涯的工作、做学习发展的工作。他们会觉得,“没事”的时候,就要加事情给你。但不能这样算的:学校人很多,我们永远不晓得接下来有几个个案发病,新生有多少个人是有状况的,我们没有办法预期的。
上礼拜我们遭遇陆续有学生疑似 borderline(边缘型人格疾患),我们就要去处理。可能一整天只能够处理一个人,而且跟系统沟通,跟导师、跟教官、跟家长,可能甚至跟警方,都要告知这个状况,心理师一整天就只做这个案子。从学校角度,这有效率吗?可能是没效率。可是这样就是可以把学生hold住。有时候我们很努力抢救,学生好不容易救下来了,结果,就因为“学生没出事”,系上反而觉得我们都没在做事。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
3.谘商和个案管理合一的系统混乱
我们做谘商工作(谘商师)。谘商是针对个案,做深度。他带来的议题来想要跟你谈,我们去了解、协助他,帮助他用一些方法、技巧、逻辑,看到议题的核心是什么,帮助个案看到他的内在。例如当一个人被伴侣嘲讽的时候,他感受到的痛苦源自于哪里,可能不是当下,而是源自于小时候很痛苦的经验所养成的信念,这信念他把持不住,会觉得很痛苦。我们要帮助他厘清一个人比较核心、内在、真实的、被封印很久的核心感受,要协助他去看到、贴近自己最真实的状况,然后再回过头来,看怎么样去解决眼下的困境。一对一、深度地去做个案内在状态的澄清、接近或安抚,这大概是谘商在做的事情。
我们也需要做系统合作(个案管理)。以刚刚的例子来讲,一个人被伴侣严重嘲讽,觉得天崩地裂、很痛苦,但谘商要探讨他的内在,到达那里可能需要六次到八次、甚至更久的谈话,没办法一次就找到。但问题是他今天谈完出去,问题没解决,他接下来生活怎么办?这个部份,就是系统合作要做的。需要有人跟他讨论他的安全计划,比方说在攻击他的人面前,怎样保护自己的安全,也需要去找他的教官、房东、或家长——有时候学生不晓得怎么跟这些人讲自己面对的这些状况,我们会需要帮他讲,这就是系统合作。
系统合作跟谘商工作,不应该是同一个人来做,因为角色会混乱。尤其是在个案的状态比较低落、脆弱时,很容易会搞不清楚,来帮助他的人现在的角色究竟是什么?谘商师跟个管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最好是由两个人分开担任,否则个案会混乱、系统也会混乱。
但在今天这个法规的1:1200的计算方式下(专科以上学校学生1200人以下者,应置专业辅导人员至少一人),这两种人员是没有被分开计算的。就我所知,在很多的小型学校里面,还是常常发生谘商与系统工作人员混在一起的现象。
王牧奇,大专院校谘商心理师,年资七年:
一线谘商心理师的个人经验:不敢请假,自己也快要不行了
我有一次,处理borderline(边缘型人格疾患)的学生,周旋了一整天,到了我该下班的时候,我还是一直很焦虑,想为他多做一点事情。但我考虑过后发现我能做的都做了,只好先下班打卡。就在我从办公室走廊到打卡机的那段路上,我突然停住了,再也走不过去。
我印象非常深刻,那天我大概在原地站了十分钟吧。我一直在想,我是要走过去打卡下班、还是回办公室再打一通电话给他?其实,当时我已经该做的都做了,法律上已经没有对我追究的余地了,但你良心是过不去的。
我之前有一个同事,她负责的学生自杀身亡,从此以后,她就再也不做心理师了。
我们的职业是非常高风险、非常疲惫的,因此也非常需要经验、需要适当休息的。有很多同事常常处理完学生以后,自己窝在谘商室的角落大哭发泄。他们也会安慰我,说面对很困难的案例时,我们一起来想办法。所以大专心理师彼此之间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
我的年资已经六年,特休一年有15天,但我都不敢连续请长假,只敢一次请半天、两个小时。我常常已经觉得很疲倦了,非常非常想要休息,但就是不敢。根据我自己的专业判断,我其实需要起码请一个月左右的长假,才能让自己恢复能量回来接住学生。
但因为我在学校是临时人员,正式的职称是“专案助理”,一年一聘的那种。我的聘约跟着计划走,一次给你一年的经费,学校大可以今年的经费用完、明年就不要聘我,所以我一直都很担心明年学校不续聘我,我都不敢请假。
我有另一个同事,也是谘商心理师,在制度上跟我一样是一年一聘的专案助理。之前她想要请产假跟育婴假,就是申请不下来,弄到都要生产了,学校还是不愿意准假,虽然不会明讲,但就是对临时人员跟正职人员不一样。她非常心灰意冷,觉得自己待在学校究竟是为了什么?
这个礼拜,我们突然收到一封“最速件”公文,说各大专院校从十二月开始,可以以小时为单位来聘兼任心理师,为期三个月。这真的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耶。我想应该是因为最近的事情发生以后,学生都说排队等谘商要很久,我想他们应该就是想要消化这些等待的人吧?但你只给三个月。那三个月之后呢?我交到这些心理师手上的学生,三个月之后,如果谘商时数用完了,要怎么办?还不是一样又要排队?
你说,这样的环境,大专院校谘商心理师怎么可能做得久?我们怎么可能有力气好好接住精神状态不佳的学生?我们很多人都常常觉得,自己也快要不行了。
婉华,社工师,年资二十年:
走在绝路的人,为何没有人让他愿意求助?
我做了学生心理辅导工作二十年,看到大家很容易事情发生就检讨,因为它发生在校园里,是不是辅导员的责任?或者是不是人力补足,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件?如果我们一直把焦点放在这上面,是无法阻止事情的发生。
我们看到大学生跳楼,会很震惊,是因为他是大学生,我们内心期待他即将要变成有用的人,所以大家特别关注,但很多我们在生活周遭遇到的人,也是会寻短见的。
所以我们先不谈大学生,把问题还原成:为什么一个人会走上绝路?为何他不求助?
如果跳楼下去的是邻居、朋友或其他人,我们就会去思考: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会让他没办法求助?把问题回到关系里头,为何没有人让他愿意求助?网路的时代,很多资讯传播越来越快,却没有让人跟人之间更容易互相帮助,关系甚至越来越疏离。
在这种状况下,就算你增设更多人力,如果他不来求助,我们也没有办法。
为什么在成长过程中,有许多本来可以帮助他的人,到最后一刻,他都不会想去求助?
压力是一个累积的过程,人不会因为单一事件就被压垮。我们亚洲社会传递很多讯息,例如父母要你“乖、听话”,符合大人的期待,到了学校要你成绩好,成绩不好很快就会被分类。我们很少去问学生说,你过得好吗?开心吗?因为这件事情没有被认为是重要的。
我们好像在传递说,你不要成为你自己,要成为大家期待的人。
我做心理辅导最常遇到的情况是,当学生遇到很强烈的挫折,例如堕胎、忧郁症,其实最晚知道的是他最亲近的人,譬如父母。因为那是他最在乎的人,他不想成为对方眼中不理想的自己。这会特别让他们独立撑着去面对这些困难,因为他不觉得自己的困境可以被接受。这过程不断累积,当有一天,真实的自己与外界的期待,之间的落差再也没办法解决时,就很无力、痛苦,若没有办法在关系里面被理解,他求助的手也就没办法伸出去。
就算台湾社会经历了教改、民主化,我同意社会其实有改变、变得更加开放,也算是愿意去照顾孩子心理层面的需求。但同时,我们还是期待孩子“出人头地”,这是有矛盾的。我们还是有很多的评价与阶级区分,学校好不好?功课好不好?工作好不好?没有真的像说的那么开放。权力还是会有一个位阶。
选择自杀,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心理历程。他可能觉得这是自己唯一可以做决定的事情。你们可以决定我其他事情,但我可以给自己的生命作主。
现在社会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象牙塔里面过日子,但我们如果可以,我们有能力引导孩子看到不同的世界,或许他就会有不同的选择。
每一个人都非常重要。如果政府愿意增加辅导员,那非常好,可以平息大家的集体焦虑,但说到最后,还是要回归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那些愿意跟父母冲突的孩子,我都跟父母说,这样很棒,他很有能量、而且你让他觉得可以发生冲突也不会失去你。向外去咆哮、抗议的孩子,是看得见的。有些人的愤怒是向内的,就会攻击自己、伤害自己,我最担心是这种孩子。这样的孩子也不容易交到朋友,不容易得到支持,最后出事的机率也是最高的。
一个孩子只要是有得到支持,在家庭有得到爱、老师同学可以给他支持,那不管他再穷再苦,他都未必会走上绝路。不管政治气氛如何改变,但在我们私人关系的小小世界里面,如果是相互理解与支持,也有真实交流,一定是可以面对困难、继续前进。
只要孩子可以感受到“有人”在身边,走上绝路的机会,就可以变小。
(应受访者要求,本文人名皆为化名)
很棒/
问问评论区的各位,请问心理咨询师,或者精神科医师对病人是怎么样的态度呢?(因为我自己也是病患,很难相信别人...)
非常棒的作品。我是海外受训的心理师,很高兴能了解到台湾的工作现状。希望中长期能推动制度上的心理咨询要求改变吧……
非常好並且即時的一篇文章。從心理師/諮商師的工作環境現實的困境,談到社會環境堆疊出的遠因。我大學也是讀心理系,當時就深知臺灣的心理專業環境吃力不討好,因此直接放棄這條路。許多當年的同學,在經過漫長的受訓後,從業幾年認清現實後便轉換跑道。當心理從業人員自己的生活都如此絕望,如何以穩健的狀態來為他人照路?
這也就是內文提到的個案管理與輔導工作重疊的內容。如果我們用生理疾病的例子,咨商師和精神科醫師要做的就是生理疾病中醫生的角色。而個案管理與輔導就是做的護士乃至護工的工作。精神疾病患者往往社會功能出現了缺失,或者說是受損現象,就好像是換上嚴重疾病生活不能自己的患者需要他人照顧一樣。然而麻煩的是處理這些社會功能缺失的情緒疾病患者比處理生活不能自理患者更為複雜,更需要技巧。這種“護工”角色的缺失反過來又令這些情緒疾病患者病情復發/惡化/難以痊愈。
我對於王牧奇咨商心理師的感受感觸很深。作為受訓中的咨商心理師以及抑鬱症患者,我對於急需校園咨商服務的學生以及提供咨商服務的社工師/心理師的處境都有深刻的體會。不止是學校,甚至是社會本身都將心理疾病與普通疾病等量齊觀:只要看醫生,遵照醫囑按時吃藥就能沒事。而精神科醫師,心理咨商師就是醫生。然而事實並不完全如此,家人,學校,職場,甚至是社會氛圍都會對於這些受情緒病困擾的患者的情況造成關鍵影響(感冒患者總不至於因為和家裡人吵了一架就惡化為肺炎被送進ICU吧?)
然而不論是社會大眾甚至是一些社工師,心理咨商師都會錯誤理解了自己的角色與能力,大家都把社工師,心理咨商師當作是把學生從危機中拉回來的關鍵人物,甚至是唯一的人物,這樣對於情緒病患者的康復乃至是改善校園內精神健康是事倍功半的。除了增加輔導資源以外,學校中各院系的行政乃至教學人員都應該扮演一定角色,更不要論家庭乃至社會。
致親愛的孤獨者,有時候只是想要一個擁抱的沒機會的時候.
社會現在只看到很表面的浮冰,還沒看到潛藏的冰山。大學生自殺的背後,可以預期的是國高中就出現很多情緒狀況,這些學生為什麼這麼痛苦呢?國高中校內的人力配置可以支援這些學生或是家庭嗎?或是我們的社會結構是不是出了什麼問題?諮商師的人數比、薪資待遇其中一個環節,但還有更多其他教育層級的資源分配、世代變化、家庭教育的失能等等更深層的議題還沒被討論。
下面的神棍真是讓人無語😅
有時候去寺院淨化一下心靈,也是不錯的選擇。若是有緣分碰到法師、好心人,交流一下,人也可以變得輕鬆點。
若家長們願意請童乩作法,這好像也是可以解決問題,其實道教也有神奇的一方面。神明還是可以庇佑一些人,畢竟是數千年的傳統。可能會相較於吃一輩子的藥更理想點。
謝謝報導,真的很能讓人反思。
多謝這篇報導,希望有關部門能關切他們。
小弟是在香港的學校做社工,很明白你們的痛苦,尤其是需要處理一整天的個案,回家真的整個人軟了。但悲傷背後,看到年青人快樂成長,畢業後還會找你聯絡分享,也是很棒的成就。希望台灣政府早日明白你們的重要,在薪金上盡快調整。
謝謝端,讓我有機會看見前線心理師的聲音,這才是真正的現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