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前線諮商心理師內心話：如何「接住」處於低潮與危機中的青年學生？

台灣接連發生大學生輕生事件，引起社會強烈關注。在大學一線工作的諮商心理師，於此時此刻，都感受到了與平日不同的壓力。社會各界對他們寄予期待，盼望他們能阻止憾事再度發生，但在第一線的工作者，也有許多話要說。

根據台灣《學生輔導法》第11條規定，專科以上院校，學生人數在1200人以下者，應配備專業心理輔導人員至少一人；超過1200人的院校，每1200人需要配置一名專業心輔人員。但根據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於本2017 年的數據調查、立法委員范雲辦公室的整理，台灣有25所大專校院，專業輔導人力不符法定1:1200的師生比，佔全台160校的15.6%。而論及綜合心輔條件，台北市只有52% 的大專校院的心輔條件通過評鑑。於資源相對短絀的花東地區，花蓮的五所大專校院，僅有一所通過評鑑；台東兩所大專院校皆未過關。

人力不足、資源不夠，只是大專院校心理防護網絡存在的系統性風險之一。約聘制度導致的薪水天花板、諮商心理師無法被保障的勞動條件、諮商心理師流動性大、資源錯配、專業分工不合理等問題，都在增加這個脆弱防護網絡的系統性風險。

我們訪問了三位長期在大專院校一線工作的專業者，詳述了大專院校心理支持網絡的系統性風險問題。如何讓學校與社會的支持網絡更牢靠綿密、更能接住每一個狀態不佳的青年學生？

宋易，大專院校諮商心理師（主管職），年資十年：

大專院校心理支持網路的系統性風險

1.薪水天花板，留不住資深諮商心理師

我們起薪扣了勞健保之後大概拿四萬一、四萬二，差一點也有拿三萬八、三萬九。這個起頭薪資還算不錯。但問題是，你工作十年後，還是一樣的薪水。

大專校院的專案心理師，絕大部分都是約聘人員，不在學校編制內。基本上很少再有加薪的機會。多數時候，四萬塊薪水已經到了天花板。你可以想像，如果每年一樣，他沒有任何調薪的機會，那基本上這裡就像新手職業訓練所。訓練完他就去外面，留不住資深的人。

我們辦公室大概每三到五年之間，就會有一波流動。畢竟心理師開始工作三、五年後，如果到外面做治療，或是做兼任的工作、接工作坊，就可以領更高的薪水。

2.資源錯配，沒出事就當沒事？

除了「薪水天花板」的困境，還有另外一個問題：我們除了做諮商工作、做系統合作的個案管理，還要負責所謂的「初級預防」，也就是心理衛生的教育推廣工作。

心理師們在做初級預防的時候，需要花大量時間，去做活動、做宣導，行政工作量是很繁瑣的，而且每間學校對於上簽呈、寫企劃、核銷、執行活動的要求又不一樣，會導致一個專業的心理師，一周差不多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時間都在做這些行政工作。

心理衛生的教育推廣，不是不重要，但如果要心理師們做這些事情的話，他還有多少時間可以做系統工作、做諮商輔導？諮商輔導並不是開藥、吃藥就可以立即見效，它需要花時間的。很多學校，都希望心理師同時做諮商的工作、做職涯的工作、做學習發展的工作。他們會覺得，「沒事」的時候，就要加事情給你。但不能這樣算的：學校人很多，我們永遠不曉得接下來有幾個個案發病，新生有多少個人是有狀況的，我們沒有辦法預期的。

上禮拜我們遭遇陸續有學生疑似 borderline（邊緣型人格疾患），我們就要去處理。可能一整天只能夠處理一個人，而且跟系統溝通，跟導師、跟教官、跟家長，可能甚至跟警方，都要告知這個狀況，心理師一整天就只做這個案子。從學校角度，這有效率嗎？可能是沒效率。可是這樣就是可以把學生hold住。有時候我們很努力搶救，學生好不容易救下來了，結果，就因為「學生沒出事」，系上反而覺得我們都沒在做事。啞巴吃黃蓮，有苦說不出。

3.諮商和個案管理合一的系統混亂

我們做諮商工作（諮商師）。諮商是針對個案，做深度。他帶來的議題來想要跟你談，我們去了解、協助他，幫助他用一些方法、技巧、邏輯，看到議題的核心是什麼，幫助個案看到他的內在。例如當一個人被伴侶嘲諷的時候，他感受到的痛苦源自於哪裡，可能不是當下，而是源自於小時候很痛苦的經驗所養成的信念，這信念他把持不住，會覺得很痛苦。我們要幫助他釐清一個人比較核心、內在、真實的、被封印很久的核心感受，要協助他去看到、貼近自己最真實的狀況，然後再回過頭來，看怎麼樣去解決眼下的困境。一對一、深度地去做個案內在狀態的澄清、接近或安撫，這大概是諮商在做的事情。

我們也需要做系統合作（個案管理）。以剛剛的例子來講，一個人被伴侶嚴重嘲諷，覺得天崩地裂、很痛苦，但諮商要探討他的內在，到達那裡可能需要六次到八次、甚至更久的談話，沒辦法一次就找到。但問題是他今天談完出去，問題沒解決，他接下來生活怎麼辦？這個部份，就是系統合作要做的。需要有人跟他討論他的安全計畫，比方說在攻擊他的人面前，怎樣保護自己的安全，也需要去找他的教官、房東、或家長——有時候學生不曉得怎麼跟這些人講自己面對的這些狀況，我們會需要幫他講，這就是系統合作。

系統合作跟諮商工作，不應該是同一個人來做，因為角色會混亂。尤其是在個案的狀態比較低落、脆弱時，很容易會搞不清楚，來幫助他的人現在的角色究竟是什麼？諮商師跟個管的功能是不一樣的，最好是由兩個人分開擔任，否則個案會混亂、系統也會混亂。

但在今天這個法規的1:1200的計算方式下（專科以上學校學生1200人以下者，應置專業輔導人員至少一人），這兩種人員是沒有被分開計算的。就我所知，在很多的小型學校裏面，還是常常發生諮商與系統工作人員混在一起的現象。

王牧奇，大專院校諮商心理師，年資七年：

一線諮商心理師的個人經驗：不敢請假，自己也快要不行了

我有一次，處理borderline（邊緣型人格疾患）的學生，周旋了一整天，到了我該下班的時候，我還是一直很焦慮，想為他多做一點事情。但我考慮過後發現我能做的都做了，只好先下班打卡。就在我從辦公室走廊到打卡機的那段路上，我突然停住了，再也走不過去。

我印象非常深刻，那天我大概在原地站了十分鐘吧。我一直在想，我是要走過去打卡下班、還是回辦公室再打一通電話給他？其實，當時我已經該做的都做了，法律上已經沒有對我追究的餘地了，但你良心是過不去的。

我之前有一個同事，她負責的學生自殺身亡，從此以後，她就再也不做心理師了。

我們的職業是非常高風險、非常疲憊的，因此也非常需要經驗、需要適當休息的。有很多同事常常處理完學生以後，自己窩在諮商室的角落大哭發洩。他們也會安慰我，說面對很困難的案例時，我們一起來想辦法。所以大專心理師彼此之間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

我的年資已經六年，特休一年有15天，但我都不敢連續請長假，只敢一次請半天、兩個小時。我常常已經覺得很疲倦了，非常非常想要休息，但就是不敢。根據我自己的專業判斷，我其實需要起碼請一個月左右的長假，才能讓自己恢復能量回來接住學生。

但因為我在學校是臨時人員，正式的職稱是「專案助理」，一年一聘的那種。我的聘約跟著計畫走，一次給你一年的經費，學校大可以今年的經費用完、明年就不要聘我，所以我一直都很擔心明年學校不續聘我，我都不敢請假。

我有另一個同事，也是諮商心理師，在制度上跟我一樣是一年一聘的專案助理。之前她想要請產假跟育嬰假，就是申請不下來，弄到都要生產了，學校還是不願意准假，雖然不會明講，但就是對臨時人員跟正職人員不一樣。她非常心灰意冷，覺得自己待在學校究竟是為了什麼？

這個禮拜，我們突然收到一封「最速件」公文，說各大專院校從十二月開始，可以以小時為單位來聘兼任心理師，為期三個月。這真的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耶。我想應該是因為最近的事情發生以後，學生都說排隊等諮商要很久，我想他們應該就是想要消化這些等待的人吧？但你只給三個月。那三個月之後呢？我交到這些心理師手上的學生，三個月之後，如果諮商時數用完了，要怎麼辦？還不是一樣又要排隊？

你說，這樣的環境，大專院校諮商心理師怎麼可能做得久？我們怎麼可能有力氣好好接住精神狀態不佳的學生？我們很多人都常常覺得，自己也快要不行了。

婉華，社工師，年資二十年：

走在絕路的人，為何沒有人讓他願意求助？

我做了學生心理輔導工作二十年，看到大家很容易事情發生就檢討，因為它發生在校園裡，是不是輔導員的責任？或者是不是人力補足，就不會發生這樣的事件？如果我們一直把焦點放在這上面，是無法阻止事情的發生。

我們看到大學生跳樓，會很震驚，是因為他是大學生，我們內心期待他即將要變成有用的人，所以大家特別關注，但很多我們在生活周遭遇到的人，也是會尋短見的。

所以我們先不談大學生，把問題還原成：為什麼一個人會走上絕路？為何他不求助？

如果跳樓下去的是鄰居、朋友或其他人，我們就會去思考：為什麼發生這樣的事情，會讓他沒辦法求助？把問題回到關係裡頭，為何沒有人讓他願意求助？網路的時代，很多資訊傳播越來越快，卻沒有讓人跟人之間更容易互相幫助，關係甚至越來越疏離。

在這種狀況下，就算你增設更多人力，如果他不來求助，我們也沒有辦法。

為什麼在成長過程中，有許多本來可以幫助他的人，到最後一刻，他都不會想去求助？

壓力是一個累積的過程，人不會因為單一事件就被壓垮。我們亞洲社會傳遞很多訊息，例如父母要你「乖、聽話」，符合大人的期待，到了學校要你成績好，成績不好很快就會被分類。我們很少去問學生說，你過得好嗎？開心嗎？因為這件事情沒有被認為是重要的。

我們好像在傳遞說，你不要成為你自己，要成為大家期待的人。

我做心理輔導最常遇到的情況是，當學生遇到很強烈的挫折，例如墮胎、憂鬱症，其實最晚知道的是他最親近的人，譬如父母。因為那是他最在乎的人，他不想成為對方眼中不理想的自己。這會特別讓他們獨立撐著去面對這些困難，因為他不覺得自己的困境可以被接受。這過程不斷累積，當有一天，真實的自己與外界的期待，之間的落差再也沒辦法解決時，就很無力、痛苦，若沒有辦法在關係裡面被理解，他求助的手也就沒辦法伸出去。

就算台灣社會經歷了教改、民主化，我同意社會其實有改變、變得更加開放，也算是願意去照顧孩子心理層面的需求。但同時，我們還是期待孩子「出人頭地」，這是有矛盾的。我們還是有很多的評價與階級區分，學校好不好？功課好不好？工作好不好？沒有真的像說的那麼開放。權力還是會有一個位階。

選擇自殺，是一個很不容易的心理歷程。他可能覺得這是自己唯一可以做決定的事情。你們可以決定我其他事情，但我可以給自己的生命作主。

現在社會每個人都在自己的象牙塔裡面過日子，但我們如果可以，我們有能力引導孩子看到不同的世界，或許他就會有不同的選擇。

每一個人都非常重要。如果政府願意增加輔導員，那非常好，可以平息大家的集體焦慮，但說到最後，還是要回歸到我們每一個人身上。

那些願意跟父母衝突的孩子，我都跟父母說，這樣很棒，他很有能量、而且你讓他覺得可以發生衝突也不會失去你。向外去咆哮、抗議的孩子，是看得見的。有些人的憤怒是向內的，就會攻擊自己、傷害自己，我最擔心是這種孩子。這樣的孩子也不容易交到朋友，不容易得到支持，最後出事的機率也是最高的。

一個孩子只要是有得到支持，在家庭有得到愛、老師同學可以給他支持，那不管他再窮再苦，他都未必會走上絕路。不管政治氣氛如何改變，但在我們私人關係的小小世界裡面，如果是相互理解與支持，也有真實交流，一定是可以面對困難、繼續前進。

只要孩子可以感受到「有人」在身邊，走上絕路的機會，就可以變小。

（應受訪者要求，本文人名皆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