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过一了百了，只能一忍再忍”，后疫情时代青少年心理困境

编者按：据《2019中国抑郁症领域白皮书》估算，中国泛抑郁人数超过9500万。其中，学生群体的抑郁症发病率高达23.8%。“终于有资格哭了。”一些学生在确诊的时候说。他们承担著来自家庭的沉重期待，在急速变化的社会和愈加激烈的竞争中迷失。端传媒连续推出两篇报道关注被抑郁折磨的学生群体。第一篇记录中国高校宣布筛查抑郁症后，一些学生陷入了更深的恐慌和担忧。今天是第二篇，通过数名心理咨询师的眼睛，看见疫情后中小学生遭遇的心理问题。

“喂……”电话那头的声音听起来低沉又稚嫩，听筒里还传来风吹过话筒的嘶嘶声，李慧警觉了起来，但仍语气平静地打探：“你在外面吗？”

打电话的是一位初中女生，已坐在10楼房间的窗边20分钟。时值吉林春寒料峭的三月，李慧语速轻缓地回应：“那是不是有风呀？我听到风声了，冷不冷？脚麻吗？”几个回合后，电话那头渐渐放松下来，李慧抓住机会引导女生从窗边回到房间里。又是一个在疫情期间因与父母发生矛盾、动了轻生念头的孩子。

李慧是心理咨询和危机干预热线“希望24热线”吉林地区的接线员。据该机构统计，1-6月疫情隔离期间，接到小学生来电较去年同期增长95.52%，初中生增长85.78%，高中生增长81.75%。亲子矛盾是主要的来电原因，大多围绕手机使用、学习压力等。北京市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服务中心面向10万青少年的抽样数据也显示，近半数受访青少年受“憋闷”、“恐惧”等情绪困扰，三成受访者“全天基本离不开手机”。

3月起，中小学生自杀案件的报导更频繁见诸媒体。3月3日，河北石家庄一名五年级学生，因上网课不认真而被家长训斥，后跳楼不治。3月24日，河北邯郸一个9岁的小学生因未按时完成作业，被老师在微信群组中点名并踢出群组，后跳楼身亡。4月，江苏无锡一12岁女孩在复学第一天跳楼，同月，陕西商洛、江苏南通等多地出现初中生、高中生坠楼事件。

6月，中国南部某省在各中小学召开紧急会议，针对当时接二连三的中学生极端案例，对老师们进行培训，以期可以尽早识别和干预此类案例。参与会议的一位中学中层管理者对端传媒回忆，会议召开得急迫而严肃，主讲人对具体发生极端案例的数字讳莫如深，但为了提高参会人员的重视，提到仅5月初，中小学开学的前两天，全省发生中学生自杀的极端案例就是两位数，并强调“不是11、12这样的两位数。”

受2019冠状病毒疫情影响，中国大陆自2月10日起推行“停课不停学”政策，直到4月中至5月中，各地陆续复学。此前数月，约2.7亿学生通过网络课程进行远程学习。学生们比过去更高频率地使用电子产品，与父母更频繁的接触，与同龄人缺失了现实互动；与此同时，家长们也因经济影响和社交隔离等陷入不同程度的压抑。于是，一直被隐藏、压抑的家庭教育问题和亲子矛盾，在突然失常的生活和被迫封闭的家庭环境中被放大、审视，甚至爆破。

成绩

作为山西某中学的心理教师，白雅在社交隔离及复学初期，都感受到学生们扑面而来的焦虑感，其中一个重要的关键词是“成绩”。白雅有一头利落的短发，28岁，在该校已就职近四年，被朋友戏称“学霸”，就业后仍与过去的导师一起发表教育心理学相关的论文，也常与前来咨询的学生交流学习方法，希望他们更快地走出困境。在她印象里，宋希是复学后找她诉说的学生中最典型的一个。

宋希是一位初二的女生，原本学习成绩在班中排名中上。疫情期间因为贪玩，开学后成绩滑落。失落之余，宋希感觉身边的朋友也因此对她冷落，偶尔会开她成绩的玩笑，讨论课程问题有时会忽略她。更令她在意的是，暗恋的男生早前一直维持著偶尔聊天、恭恭敬敬的距离，成绩下滑后，男生排名在前，便开始对她爱搭不理。宋希的自尊心因此大受打击，父母也只归咎于她疫情期间自制力不强，认为宋希理应承受这种挫败。女孩的负面情绪无处消解，反而一点点堆积。

白雅解释，中国的教育环境下，对学生的评价体系相对单一，成绩成了学生们自信心的主要来源，成绩往往还同时决定著他/她的人际关系，常有父母对孩子灌输要与优生交好、“近朱者赤”等交际观念。

白雅援引美国斯坦福大学行为心理学教授 Carol Dweck 对学习动机的分析指出，宋希是表现的目标导向（performance goal），也就是为了“表现”而学习，在意师长及周围人的评价。另一种则是学习的目标导向（learning goal），以兴趣和挑战性为动机，自主性更强。然而，单一的评价标准，使得更多的孩子趋向于表现的目标导向，好成绩才能赢得周围人的关注和鼓励，于是强迫自己追逐高分，从而在赞赏中获得自信。“但其实这种孩子越往后走越累。”白雅说。

成绩是学生自我认知中极重要的因素，这也令复学后的考试成为万千学生心中的重担。据白雅回忆，在山西有中学学生于复学后摸底考试第二日坠楼。

7月2日，深圳市教育局发布紧急通知，要求各校不得开展任何期末考试，已考完的不得公布成绩。网络传言：深圳某中学学生，在考试中作弊被发现后跳楼身亡。除深圳外，北京市要求小学一、二、三年级不得组织期末考试，教育局组织的统一考试也不再像往年那样严格；福建厦门市要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不统一进行学科期末考试；山西太原市、河南安阳市均不组织小学的统一期末考试。

期末考或有一免，但中、高考依然是无法逃避的一道坎。

“2020年——最糟糕的一年，迷茫、低落，自卑，有很多想做但没做成的事，永远过不了心里那关，现实的羁绊太多，单单是生活就已经压的喘不过气来；成绩平平，父母亲朋寄望太厚重，内心很想发泄，想过一了百了，但最终只能一忍再忍。

我十八年的人生一片空白，没有波澜，没有浪花。”

这是一位自称今年经历了高考的学生在微博上的留言，这一条之后，他在一周内又发了五条希望自己成绩过本科线的祈愿微博。“抑郁树洞”的话题中，不乏类似留言。

4月17日，云南昭通一位高三复读生喝农药后不治身亡，报导中称，是因复学安排迟迟不出，找不到压力的输出口。“希望24热线”山东地区的接线员高丽，也讲述了一个高中复读生的求助故事。高丽是当地第一批接线志愿者，本职是一位高中教师，她的孩子也在今年面对高考。

电话是夜里12点打来的，高丽接起后对面一阵沉默，紧接著是一个男孩的啜泣声。“没事，我等你一会儿。”高丽耐心道。

男孩缓缓说到，他在疫情期间因贪玩手机而无法自控，父母几次责骂，他也自责和焦虑，认为辜负了父母的期待。但无处释放焦躁感的他，反而愈发严重地依赖手机，甚至因此偷偷自残，希望通过痛苦克制自己。男孩打电话时，在离家一公里多的桥下，脚已经踏入了水中，身上还带著小刀。

“其实你这样做是因为你对自己有更高的期待，这是好的，”高丽的肯定，稳定了电话那头的抽泣声，男孩听著她的话走上岸来。高丽一边建议他找一个有光、干净的地方坐下休息，一边提到一些缓解焦虑的办法，这些方法她也曾给自己的学生们推荐过。比如音乐疗法，选取三首悲伤、平静、欢快的歌，依次彻底地沉浸，在最后一首时，让身体也跟著律动起来。她又告诉男孩，不必苛求瞬间达成完全的自控，但可以每天多自习半小时，循序渐进。

男孩听著她的话慢慢走回了家，话筒里传来男孩和妈妈的对话声，高丽才挂断了电话。

手机

在多数涉及后疫情青少年心理的案例及问卷数据中，手机一词显得格外突出。白雅所在的中学，在疫情期间开设了线上心理咨询。很多初中学生对她抱怨父母的管教，说父母一看到自己拿手机就认为是在玩，但有时只是听音乐。另一边，父母们也找她抱怨，询问如何解决孩子的网瘾问题。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2019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中显示，小学、初中和高中生网民在节假日日均上网时长超过3小时的比例分别为8.5%、20.8%和35.9%，同时，9成以上的青少年表示上网时间会受到父母的限制。

但白雅指出，是否“沉迷”、“成瘾”其实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手机往往只是一个表象，青少年频繁使用手机可能是需要一个宣泄口，有的单纯想放松，有的需要虚拟世界的朋友，有的是感受不到父母的理解和温暖，因此选择的逃避出口。

事实上，疫情之前就有许多学术研究对青少年的手机依赖和依赖成因做出探讨。例如，伦敦国王学院的研究团队去年曾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BMC Psychiatry》上发表文章，他们针对欧洲、亚洲和美洲近42000位参与者进行调查，显示近四分之一的青少年对手机重度依赖——表现为不可使用手机时会“慌张”、“沮丧”，并提及手机严重依赖者与抑郁症患病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不过，剑桥大学认知和脑科学部门的学者Amy Orben则提醒到，不应假设手机依赖和抑郁情绪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智能手机的作用是双向的，抑郁情绪本身也会影响到智能手机的使用时间。

湖南脑科医院精神科医生程明也对端传媒表示，孩子和父母对手机的认知存在差异，父母可能用手机打电话看新闻，孩子用来玩游戏，但本质上没有太多好坏的区别，而是沟通和引导的问题。他举例说，自己的同事会和孩子一起培养阅读习惯，鼓励孩子一起参与甚至建议家庭活动，或许是让他们从手机上抽离出来的一种方式。

监控

心理教师白雅把疫情比作“导火索”，她认为，疫情将青少年家庭中本就存在的一些问题点燃了。手机是其中之一，而这样的导火索还有很多，有时甚至可以小到一颗糖，或房间里一点诡异的蓝色亮光。

7月上旬，白雅接到一个备受学校重视的案子，当事学生因在班里被老师批评，便一口气跑到了5楼想要跳楼，老师及相关工作人员立刻追赶劝慰，所幸没有发生悲剧。然而白雅详细了解后发现，孩子是因在家中积压了太多委屈，才忽然在校爆发，有这样的冲动行为。

这是一个初一的学生，与爸爸妈妈和外婆一起生活。外婆是老教师，在生活及学习上都管教严格——吃饭时不可以多放盐或酱油，也不允许吃糖。白雅说，时常把糖揣在身上，其实和其无法处理焦虑和压抑感有关，但外婆或许出于善意的责骂，却让孩子感到被事无具细地约束著。

据白雅描述，这个学生长相秀气，很喜欢跳舞。早前对父母说喜欢明星王一博，希望能学跳舞。外婆和父母却认为“要走正常人路线”，学艺术是浪费时间，因此不让她接触任何与舞蹈相关的事。

这个学生的境遇并非特例。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不少学生成长在“4+2+1”式家庭里——即四位老人、父母二人都围著一个孩子运转，有的对孩子百般宠爱，有的则因观念不同彼此争吵，把孩子夹在中间。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风笑天，曾在《独生子女政策对青少年教育的影响》一文中提到，独生子女的父母对孩子有“唯一”的体验和感知，这种唯一心理，造成了一些家长存在“四过”（过分宠爱、过度保护、过多照顾、过高期望）和“四怕”（怕孩子学坏、怕孩子不成材、怕孩子不孝顺、怕孩子出意外）的现象。这种心理也会使父母对子女在教育程度和未来职业上有特定期望，对孩子未来的社会流动表现敏感。

而如白雅提到的“独二代”（第二代独生子女），则在6个长辈关注的成长环境下，面对著更过分的娇纵和超负荷的期望值。这种类型的家长，也被称为“直升机父母”（helicopter parent），指过分介入、保护或干预儿女生活的父母，如同直升机一样盘旋在子女身边。这一词最早出现在儿童心理学家Haim Ginott的畅销书《父母与少年之间》中，书里一位少年抱怨，“母亲像直升机一样盘旋在我身上……”

伦敦大学学院（UCL）的研究团队2015年发布的研究指出，控制欲过强的“直升机父母”对孩子的影响可能持续一生。研究团队追踪了自1946年以来出生的5362个人，研究发现，青少年时期曾被父母侵犯隐私或过度干预的人，在30多岁、40多岁甚至60多岁进行总体幸福感调查时，得分均较低。研究成员之一的Mai Stafford博士提到，心理控制会限制孩子的独立性，增加对父母的依赖，从而使得他们无法调节自己的情感和行为。

一些“直升机父母”甚至会严重侵犯到孩子的隐私。

王琴是广东一所中学的心理教师，就业一年多。她提到，同事曾接到学生倾诉，说父母在书桌上安装了一个监控摄像头，因为父母认为孩子关起房门就会在做“不该做的事”。王琴在上心理健康教育课时，询问学生是否有类似情况，得知并非个例。

在购物网站淘宝上，以“监控孩子”进行关键词搜索，系统会自动联想到“监控孩子摄像头”、“监控孩子学习”、“随身监控器 孩子”、“监控孩子做作业”等搜索词组。在台灯监控、语音远程对讲等商品页面下，可以看到家长们使用这类产品远程辅导作业的评价。

在社交平台抖音和知乎上，亦可以看到相关提问：“父母在我房间装监控合法吗？”、“父母在我房间装监控我该怎么办？”在一个“分享一下我父母在我房间安的监控”视频评论区中，不少人吐露有类似的经历。有人说自己甚至不知是什么时候安装的，某天在没开灯的房间发呆，抬头发现有一个蓝色亮光才知道。相同经历的人回复到，“真的发现的那一瞬间感觉所有举动都被恶鬼盯著，汗毛倒立，害怕恐惧。”也有人表示曾经抗议，然而父母以“监护人”、“有权利”等说辞回应，仍强制安装。

《楚天都市报》2019年曾抽样调查422个家庭，发现其中有33个安装了摄像头，且低年龄段更多。今年8月，《江苏新闻》报导指，一位14岁少年因父亲要在其房中安装监控器而报警，少年指父亲侵犯隐私权，然而其父面对少年的控诉反驳道，“我监控你什么了？你有多少隐私？我是你什么人，我不可以监视你？”少年的父母长期在外地做生意，因儿子沉迷打游戏，生出安装监控的念头。

来自上海的学者Mengting Wu、Wenyan Xu等人，今年3月对1163位学生家长所作的调查显示，家长们抑郁和焦虑的检出率分别是6.1％和4.0％。其中，中国中部省份（湖北、湖南、河南和江西）的父母，焦虑感更高，这些地区地理位置接近疫情的爆发中心地武汉，受2019冠状病毒大流行影响较为严重。同时，中小学学生父母的焦虑程度较大学生父母高。在单一变量上，不同性别及不同婚姻状况的父母，焦虑感差异不大，但对婚姻满意度更高、有较好的收入条件的父母，焦虑感更小。

另外，这份调查也显示出育儿方式和父母焦虑感的强相关关系，越权威专制的父母，焦虑感越重，对孩子宽松的父母，焦虑感也相对越低。这些统计数据，与现实不谋而合。

家暴

疫情的社交隔离，使得家庭各成员之间的相处时间被动增加，无形中也增加了家暴发生的概率。反家暴组织“监利县蓝天下妇女儿童维权协会”曾公布湖北监利县的数据，其在2月份封城期间报警的家暴案件，是去年同期的3倍之多。

BBC则在4月报导表示，英国采取封锁措施的第一个月中，有关儿童面临潜在精神虐待的报告电话从前一个月的529次上升到792次，电话多数来自邻居、家庭其他成员或送货司机。类似的，香港防止虐待儿童会热线今年首3个月所接到的电话求助，也较去年同期上升25%，其中以3月增幅最大。

然而与此同时，与外界接触的减少，也使得家暴变得隐形，难以被统计和发现。《纽约时报》6月报导提到，纽约市报告虐待儿童的数量急剧下降，今年前八周儿童福利机构收到的虐待或忽视案件，相较同期大幅下降了51%。儿童保护机构的工作者表示，数量的急剧下降可能表明虐待的隐形。过去，教师通常是儿童虐待的主要发现者和报告者，他们发现上课的孩子身上有瘀伤、虐待等迹象时，便会向相关机构求助，而社交隔离无疑令教师难以准确得知孩子的现实状况。

在疫情之前，家暴、虐童等亦是社会中无法忽视的病灶。在2019年广东省有关《反家庭暴力办法草案》的讨论中曾透露，2016年至2018年，广东省妇联系统共受理家庭暴力信访14172件，且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

“中国法院网”2016年曾发布《我国儿童家庭暴力现状浅析》，其中提及青少年面对的家庭暴力成因，主要包括“不打不成器”的传统思想，将孩子视为成人私有物，父母耐心不够，及儿童家庭暴力监督惩罚体系不完善等因素。

6月复课之后，心理教师王琴参加了校方组织的家暴主题心理辅导课，主要面向疫情期间曾遭遇肢体及精神暴力的孩子。

有学生提到，疫情期间只要自己的名字被挂在班级微信群中，家长就会拳脚相加。这位学生甚至曾经报警，但未起到任何作用。王琴课后也尝试与当事家长沟通，对方大方承认曾殴打小孩，但拿出一副“我的孩子就只能打”的样子，认为孩子过于调皮只能暴力教育，并没有改变的意愿。

王琴接到的另一个案子则是一对刚升初中的双胞胎姐妹。姐妹俩的父亲重男轻女，过去常常暴力相向，更因成绩不好而责骂二人为“废物”。随后，双胞胎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心理疾病，妹妹较早接受治疗，姐姐却一直无法走出阴影。

她们的母亲一度无法理解孩子为何会患抑郁症，在姐姐尝试自残时，以“你再割腕的话，我就割我自己”的方式回应，更压抑了孩子的情绪。后在王琴的持续沟通下，妈妈渐渐学会了接纳和帮助。然而，在双胞胎父亲的眼里，每个孩子都有不开心，自己的孩子却选择了和别人不一样的、极端的表达方式，这是孩子的错。

疫情期间，双胞胎的姐姐再次自残，并在一家人吃饭时，故意露出了伤痕。但疫情打断的经济运转，也向这个本就不富裕的家庭增加了压力，于是爸爸选择视而不见，妈妈心急如焚却不知如何处理，也选择了回避，再度加重了姐姐的病情。

9月，一条关于青少年抑郁症的微博引发全网热议，博主提到，一位医生夸赞复诊抑郁症的孩子“真用功”，然而母亲却紧接著说“用功，假用功”，医生听后急得跳脚，家长的一句话，令过去的治疗前功尽弃。这位博主在文末称，“青少年抑郁症的病因里，永远有中式家长不可撼动的位置，所有人都知道，只有他们本人不知道。”

“家长不知道为什么小孩会得抑郁症”成了当日的热议话题，留言中充斥著过去被父母贬低的经历描述。据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卫生病患有半数始于14岁，但大多数病例未被发现和及时治疗。另据《中华流行病学杂志》的数据，9-18岁青少年抑郁症状的检出率为14.81%左右（注：抑郁症状不等同于抑郁症，抑郁症状是指长期低自尊，无法感知到快乐等症状。）

“给青少年做咨询的时候一般都要做家庭咨询。致病的环境因素不解决，咨询很难有效果。”一位博主在转发这则帖文时评论到。

尾声

白雅的学生宋希在几次咨询后逐渐开朗了起来，再未对她提起过学业的烦恼。一次在校园中撞见，宋希兴奋地拉著白雅，偷偷指著前方一个男生的身影说，“看，老师，就是那个男生！”

“青春期的孩子真是单纯可爱，”白雅感慨说，每个学生间的能力差距并不大，但家长的教养方式及学校的设置安排，却可以对人产生重大的影响，“有时真的很无奈。”

文中李慧、白雅、宋希、高丽、王琴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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