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台北后，一种内疚让他们不知如何开口

美智与朱仔一家四口的新家，选在台北市市区，小巷子闹中取静。我们在中秋节前几天见面，新学期刚刚开始，读中学一年级的妹妹和中学三年级的哥哥住在学校宿舍，还没有回家。

见面以前，我经常听见美智与朱仔的名字，他们是传媒界的大前辈。苏美智，在香港本地报社、杂志撰文多年，现在是独立记者、作家。她写外佣、基层家庭、少数族裔、新移民，也出版儿童绘本。朱汉强，高中毕业后到台湾念书，政大毕业后留在台湾做了一阵子记者，后来回到香港跑新闻，现在香港的非牟利民间团体服务，多年来推动环保工作。

一家四口过去常常在台湾旅游，探朋友，对台湾的人与土地都感觉亲切，政大毕业的朱仔也希望有天能回台湾生活，加上这几年香港大环境的推力，搬来台湾一直是脑海中的选项。今年2月，一家人来台湾参观学校兼旅游，没想到学校很快收了两兄妹，还建议孩子们马上插班、开始上学。一家人就突然留了下来，原本六天的旅行，意外变成如过山车的半年。

“所以连内裤都不够喔，”朱仔笑说。

“他一直在告诉人家不够内裤。”美智吐槽。

偏离计划的发展，他们始料未及，朱仔笑称这是命运给一家人的试炼。再提起来看似轻松，但因为走得急，香港美孚的家完全没收拾，美智和朱仔这几个月一直在台湾与香港之间来来回回，收拾旧家、处理未完成的工作、看望留在香港的亲人。在台湾的生活，一直还没落地。

“很奇怪，好像我人在台湾，但还是在香港的时空。”在台北的家中，美智在准备晚餐，切著红萝卜和马铃薯。多年来做记者，以前她都是听受访者说，时代与偶然的交互作用怎么完全改变人的生活轨迹。这种无形的力量，这一年美智自己才深刻感受到。

“离开香港以后，我有一段时间不敢上Facebook，不敢跟朋友交代自己的情况。有一句话让我很心疼，网上有一些人说，你们都走了，那年轻人出来的时候⋯⋯已经没人啦。”开饭了，我们聊起这半年的转折，餐桌对面的美智红了眼眶，“但是又⋯⋯唉，但是又不成啊，我面前还有两个孩子啊。”

抉择

对美智与朱仔而言，感觉到警讯是在2012年。

当时，香港政府计划在小学增加必修的德育及国民教育课程，培养孩子“关爱家国的情怀”。美智和朱仔是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的核心成员，做倡议与抗争。美智说，那时已经看到，政府想要在课程里头鬼鬼祟祟地做一些事情。“是一种情感教育，像是叫老师和小朋友一起唱国歌，你望著国旗唱歌的时候要感动才行。”朱仔说，看到这种情况，其实已经预期到香港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只是没有想过会来得那么快。

在那之后，香港的时间似乎以社会运动与政治事件纪年。2014年雨伞运动，2015年铜锣湾书店事件，2016年鱼蛋革命与立法会宣誓风波，然后踏入2019年，反修例运动如烈火般烧遍整座城市，原以为时代要加速前进，但2020年，港区国安法的狂风暴雨，为香港带来新的恐惧。

国安法时代的香港，校园里开始出现鼓励同学或家长举报老师的文化。美智说，5月短暂回港时，她曾与一个当老师的朋友见面，她随口问了一句：“最近怎么样啊？”口罩下，朋友的眼睛马上红了。这个朋友说，以前在课堂上与学生解释天安门事件，用愿荣光归香港的歌词来教英文，现在已经不可能。

“我能理解他的压力真的很大。在这种气氛下成长，我们觉得⋯⋯当然不好。”

美智说，她不担心两个孩子的适应力，也不担心他们会被洗脑，但是担心孩子们要用很大的力气，去对抗外面的新主流论述。她忧虑，慢慢地孩子会发现，真诚不一定安全，他们慢慢学会，什么时候可以说、什么时候不能说、什么时候应该拐弯抹角地说。

我不想要我的孩子被环境训练到要这样，不能随心地去表达，不能说自己相信的事，或是为了要在这个环境生存，而说一些表里不一的话。

“我不想要我的孩子被环境训练到要这样，不能随心地去表达，不能说自己相信的事，或是为了要在这个环境生存，而说一些表里不一的话，”美智说。对她而言，教育是给予孩子探究的态度，引领他们去思考与判断，而不是要他们去背诵一个答案，片面地输入信息。“成长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朱仔接过话：“你可以预期你的小孩在那个环境下，他那么脆弱……我教他要做一个正直的人，但是在那种大染缸底里面，他要做一个正直的人，那是多么痛苦啊。”

美智说，让他们决定离开的并不是单一事件，而是一次次累积的打击。“之前有很多个关口，我们都在等待会不会有回去的机会，期待有小小的转机。”美智说。

来台北之前，每次香港政府的记者会，一家人还是准时收看，但看见官员总是一样的嘴脸、说一样的话，每一次，留下的希望都被打碎。“破灭了。慢慢就明白，我们只能接受。”

“跟雨伞后相比，沉沦的速度，是直线落下的，现在更不止，”朱仔说。

“这应验了年轻人所说的揽炒，但是是政权自己加速了。你知道他（政权）是要那个岛，不是要那些人，所以很可惜啊，”朱仔说，“但这些年看到年轻人的表现，好触动。”

“他们自己发展出自己的使命。”朱仔接话，“对香港的使命。”

“从来没有人教他们，他们很自然的就觉得，生于此地就要为此地贡献、牺牲。年轻人让我对这个地方有希望，但是又看他们被一个个⋯⋯”美智说，“你觉得有希望的时候，就越离不开，但你走了。”

失语

从香港到台湾，过程太快、太突然，许多累积的情绪还未消化，不敢说，也不知道怎么说。

城市里，关于离开或留下的讨论，总是在一次次的日常对话中被轻轻提起又放下。萦绕的，是内疚和矛盾。

我很想帮忙，但是又有一种很像逃兵的自觉，所以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我是失语的。

“我们有一票朋友，之前出去游行的时候会带上孩子，但我们现在离开，好像是教孩子，我们现在不能够再在这个地方待下去，”美智说，“这种内疚让我不知道怎么开口，然后也觉得，已经到外面的人，再说什么都好像会错、没有说服力。我很想帮忙，但是又有一种很像逃兵的自觉，所以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我是失语的。”

9月底，台北诗歌节的开幕诗演出《说吧，香港》，移居台湾的香港诗人廖伟棠撰写一系列的粤语诗，独立音乐人黄衍仁从香港飞来表演。美智和朱仔一家四口去看了。

坐在台下，她感受复杂。“自己在外地看他们说香港⋯⋯好像这个幸福不应该是我这样走出来的人应该享受的。我感觉这个感觉应该会一直跟著我一段时间，就好像是，是逃离自己家的人，也没有那个身份去很用力的去讲什么。”

“这就是创伤啦，”朱仔说。

“所以我想，如果我只是到外地移居，不是在这个（政治环境的特殊）时空，我可以写出我的乡愁。但是现在好像，那种乡愁也不那么简单，写出来可能会⋯⋯让人感觉不好，所以有些东西就可能⋯⋯”

“放在心里面。”

“对，放在心里面，”美智说。“过去这几十个月，一直在很郁闷的状态，所以说创伤，每一个香港人都分到了一点。”

有些心情，离开过才真正明白。

1983年，朱仔在香港高中毕业，以侨生资格到政治大学念新闻系。在那个年代，中华民国政府视香港人为侨胞，一群香港年轻人来到台湾留学、拿台湾身分证，毕业后顺理成章留下工作。

他在台湾一共待了八年，讲起国语几乎没有香港口音，也见证了台湾从戒严社会走向民主转型。“一个黄金时代，一票好朋友一起成长，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我可以住下去的，”他说，“我把台湾当成我的第二个家。”

回想起来，他说，当年来台湾的人几乎是考不上香港本地大学，又没有本钱到欧美念书的学生，“不是很光彩的事”。谁也没有想到台港的客观环境一个进一个退，今日的香港越来越像过去戒严中的台湾，而当年的决定，让他拥有台湾护照，在今天可以带一家大小离开香港，到台湾生活。

不过，在台湾跑过新闻，在香港也跑新闻，朱仔记得当年回香港工作的第一天，就发现“咦，感觉不同”。“那个感觉当时我说不上，后来我厘清了，那是对土地的归属感，多了一层东西，那时候我就知道，香港是我的根。”

美智也有类似的体验。她和朱仔以前在英国北边的一个小镇读研究所，生活很安静，他们也喜欢当地的生活，以为自己可以留下来。可那时家人重病，美智一接到电话就飞了回香港。

“飞机在香港上空的时候我觉得，啊，回来啦。我就知道我跟这个土地结连很深，所以要离开，其实⋯⋯其实是挺辛苦的。”

“港配”

也是这半年美智与朱仔才发现，旅游与生活、读书与移民，有许多不同。

美智说，这几年忽然觉得台湾很亲切，“有共同的语言，好像也有比较多共同的追求。”她在工作上认识了一些台湾做童书和出版的朋友，一家人也常常来台湾自由行，探望台南的老同学、住在花莲种文旦的朋友的农场里。那时候觉得，香港和台湾，两地文化相似，应该不会有太多生活上的冲突，没想到住下来，差异仍大。

朱仔说，最初他们找了一个在圆山、靠近台北美术馆的公寓。房子在内街，非常安静，也有两个露台，空间很大，外面还有一个公园。“超喜欢的，量那个呎啊什么都做了，但到前一天还是决定不租。因为老房东受几年前两个香港女孩的影响，说把房子弄得乱七八糟的，所以要我们找保证人，还要预缴12个月的房租。”

短短半年时间，美智说，已经感受到“新移民”的标签贴在身上，感觉是多么无力。“好像不管你做什么，怎么解释，都很难抹去别人对你的刻板印象，”她说，“那时候是因为他见到我拿香港的护照，就觉得不放心。”

“可是那天是我来签约啊！”朱仔拿的是台湾护照。

“签约的是他，可是他们就觉得有一个香港的太太。”

“你是港配！”

“对，就是我，我是新、移、民！”美智说。

后来美智多了心思。去看房子的时候，她尽量不说话，签约的时候晚一点才到。“好像是不见得光的，这种不好的感觉。”

初来乍到，发现在台湾人眼中，香港人有时候“势利、自大、只会赚钱、说话很大声，有种优越感”，美智一口气说出香港人在台湾人眼里的形象。但有时候，刻板印象则以另一种形式出现。

同情可能也是一个刻板印象吧，未必是同情我们两个，是同情香港人，或是代表那种身份的人......我们就作为一种投射，代表最苦的那些人来接受同情。

“我们连去菜市场买个水果人家都跟我们说，你们留下来吧，台湾保护你们。”朱仔说，感觉自己一家一下就成了香港人的代表。

“香港现在很乱，你们不要走啦，留下来啦，”美智说，“或是温暖的拍拍你，说辛苦了。”

“同情可能也是一个刻板印象吧，未必是同情我们两个，是同情香港人，或是代表那种身份的人，”朱仔说。“我们就作为一种投射，代表最苦的那些人来接受同情。”

美智说，有时候她会轻轻的提点两个孩子，他们是学校里唯二的香港人，要“好好表现”。

“这是无可避免的，台湾对香港的关注比以前高，大家对自由民主的想像，也都会投射在他们身上，”美智说。“不过我相信刻板印象会由个人与个人的交流打破，你没有遇到个人的时候，你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投射很多好的不好的想法，但是当人与人接触之后，好的事情会发生。”

美智说，妹妹在学校玩得很开心。“第一天回来就告诉我，我的脚很酸啊！”以前在香港长沙湾区的小学操场里，学校规定不能跑步，“所以她就拼命的跑，拼命的追，回来就脚酸了。”

有同学想学广东话粗口，妹妹教他们这样说：“你好靓女”。

哥哥的压力相对比较大。开学第一天，老师已经在黑板上贴了升高中会考的倒数。“但是他们真的好厉害，突然之间丢他们过来，丢他们去宿舍，丢他们去学校，丢他们去面对会考，我觉得他们很厉害，起码比起我厉害。”美智说，她因为多在家工作，生活某些方面还是和香港差不多。

台湾的教学方式，两个孩子也还在调适。香港期望学生讨论、分析，小学的功课已经有新闻分析，要剪报，画画或者写一些简单感想。“但很好笑的是，香港的报纸没有适合这么小的小朋友看的，没有来龙去脉，只能找一些类似趣闻或社会新闻，撞车、送院啊。好多时候感想都是，啊我以后开车会小心一点。”

相较之下，台湾则更多纲领式、信息性的输入。“哥哥说他学的东西多过以前，但是他指的是宽度不是深度，”美智说。“香港好心急，幼稚园就要他们自己做分析，这可能是跳步骤的，台湾是去到孩子需要有自己想法的年纪，不够空间给他们思考和分析。如果两边可以混合一下就好啦，我们还在探索。”

岛屿

9月中，从香港旧家寄出的最后一大堆物品，装在27个纸箱内，终于寄达台湾的家。美智在不同的箱子里，找到三卷用了一半的厕纸，分别来自香港老家三个不同的角落。几个星期过去，生活用品大致收拾好了，只剩下一些杂物需要整理。

“我收拾行李的时候，有一些情绪，”美智说。有些箱子放了一阵子还没有拆。“尤其是看见香港的书都寄来了，有一些书跟著你很久，看见它忽然间在这边出现的时候就觉得，唉⋯⋯自己的根又被砍了一段。”

其中一本跟著美智搬家多次，最后一起来到台湾的书，是香港作家陈慧的小说《拾香纪》。小说里，连家最小的女儿连十香刚好与她同年，带领她看家庭里的错综复杂，还有她成长的香港，以前读的时候，已经感觉许多神奇的联系。“它也讨论对一个地方的爱。书里所说的那种爱，我想是永恒的，只是现在我们都转换了另一个距离去爱这个地方，同时努力适应在台湾的生活。”几年前，陈慧也搬到了台湾。

美智说，最近她常常问自己：“究竟我几时可以好像钟意香港咁钟意呢个地方？（究竟我什么时候可以好像喜欢香港一样喜欢这个地方？）”。对这个问题，她有很大的怀疑，也才发现，原来对家乡的情感，不是那么容易转换。

以前美智在香港访问少数族裔，遇见有些家庭一路活在自己族群的小社区，和外面的世界没什么发生关系。“当时会觉得好可惜呀，也觉得好不可思议，现在自己成为一个新移民，开始明白那种惯性，为什么他们会活在某一个时空里面。”

走出去，需要花很大的力气。

“要知道自己的来到，可能这边的人会有不同的解读。你应该理解，我也是这个地方的一个课题，要怎么去进入、参与，是要有敏感度的，不可以自己觉得我来了，我就来了。”美智说。

像是国语要学好。她笑说，女儿的老师打电话给她，有时候听不懂她在说什么。

我不可能每天在这边挂著‘我是一个香港人，我在这边过生活’的招牌...... 我的想法是做一个港台人、或台港人吧。

朱仔则说，他在台湾生活过八年，过去也常去出差，采访过华航空难、921大地震，但是发现自己对台湾的理解还是很少。而且，十多年过去了，一个城市会有很大变化。“隔了十几年再来，记忆很淡，那时候我有点害怕，台湾是我成长过程很关键的一部分，但是很多人，都没有了，我读书的时候也还没有捷运啊，所以跟自己说，我对这个地方的理解真的是不到皮毛。”

“我最近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不可能每天在这边挂著‘我是一个香港人，我在这边过生活’的招牌，这样说不过去，”朱仔说，“我的想法是做一个港台人、或台港人吧，因为两边的身份都有，我们究竟可以在里面做一些什么角色，无论是加强一些沟通或是理解是不是可以呢？”

在台湾短短半年时间，美智和朱仔已经开始在台湾中央广播电台开广东话节目、在独立评论＠天下写专栏，谈台港两地之间的文化差异、生活体验，也访问他们关心的人与议题，例如疫情里的教育、香港人的精神创伤，希望能让香港人更真实地了解台湾，台湾人更真实地了解香港。

许多事情他们还在习惯，像是日常的倒垃圾。

台北的新家里，冰箱上贴著垃圾车的时间表——在台湾，住户要追垃圾车、做资源回收。美智说，自己到现在都还记不起时间，于是，妹妹帮妈妈制作了一张倒垃圾攻略表。

“还有我刚刚就想问你，捷运上除了国语跟台语的广播，还有一个是什么？”

“客家话。”

“喔，客家话。你看，有好多事情都还不知道。”

最近，朱仔开始抓美智出去见朋友，两人说有机会想多去不同的县市走走。

“我们现在未必做得很多，但是慢慢的，总会有一些群体会看得到。好像很微薄啊，不过就慢慢的就好，”朱仔说。“台湾我蛮喜欢的，当然我已经没有那么天真，知道台湾有好，也有很多不好，非常多不好。但喜欢一个地方，就是喜欢他的好与不好。我想关键是，我认识了很多好的朋友、好的人，那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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