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职场，去自习室重新开始？

早上9点，北京海淀区“蜂窝”自习室，曾小玲在听注册会计师（CPA）的课程。她租住在北五环外的大型社区天通苑，坐了一小时地铁赶来这里。

走进自习室就是休闲区，摆放着牛奶片、小麻花等零食和茶水，往右是有几十个格子间的深度学习区，向前是个大窗户、较敞亮的房间，放了两条木质长桌，另外还有小VIP单间。5月，来学习的人并不多，位置大多空着。曾小玲花290元人民币买了自习室30小时的时长卡。

曾小玲的竞争对手越来越多，2019年中国CPA报考人数超过170万，相比前一年约增长20%。2020年部分省份的公开数据也显示，CPA报考人数较2019年继续增长。其他考试的报考人数也在攀升。2020年考研人数330万，同比增长40万人次；2019年下半年教师资格证报考人数高达590万，同比增长32%，北京考区更是增长60%。

随着考证、考研的人数持续增多，付费自习室开始在一、二线城市出现。在职场上挣扎的年轻人，则希冀通过自我提升来应对一系列焦虑——不确定的未来、持续紧缩的经济以及令他们难以适应、正在变得愈加严酷的职场环境。去自习室学习，意味着一种期待，对重新开始的期待，也同时是一种逃离，对糟心职场生活的短暂逃离。

上升的渴望

“想升职还是要文凭的。”

曾小玲2016年毕业后从安徽到北京，在一间事务所做了两年审计。这份工作频繁出差，“每到个地方，就是换个地儿干活”，工作日晚上和周末加班是常态，她感到无比疲惫。

工作快四年，曾小玲的月薪依旧没超过一万元。据职业搜索引擎平台“职友集”数据，2020年北京会计的平均工资是每月7830元，工作经验三到五年之内的，平均工资是8170元。这个收入，是北京一个单间的房租的两倍。

几年来她都想考一个CPA证书，期待能换到薪资更高、平台更好的工作。中国大陆招聘网站上月薪1万以上的审计、分析师等岗位，职位要求都写明“需具有注册会计师资格”。持有CPA证书申请注册会计师执业会员，才能拥有审计签字权（在审计报告签字，会计报表才具有法律上的效力）。

去年12月，曾小玲离开事务所，进入现在的公司做财务。她原本想多些时间备考10月中旬的CPA考试，却发现这份工作虽然不用出差，但一样要加班，只有周末才能来自习室学习。

曾小玲感到焦虑：“怕在无意义的忙的漩涡里，想要往好的方向去，又看不到希望。”涨薪是一个明确的“好的方向”，但这次跳槽工资没涨，小企业的氛围、制度也让她觉得不舒适——同事之间互相推卸工作、工作内容也像在打杂。入职时，HR没提过任何升职加薪的制度，甚至试用期都是不确定的。曾小玲发现，公司甚至会看人下碟，如果看你实诚，试用期三个月，看你不好说话，试用期就一个月。

在广州“去K书”付费自习室的茶水间，刚结束学习的女生正吃着河粉，她下午要去参加专升本的自学考试（指专科院校学生升入本科院校学习的选拔考试），因为不想在工作中“因为学历被比下去”。蔡雯在此时走进来，拿着保温杯接水，从一本学校数学系毕业的她，也不满意自己的学历。

疫情前，她几乎每天来自习，为申请国外研究生准备材料。为了备考，她辞掉了在一家美企咨询公司的工作，加上实习期，她已在那儿待了两年。

离开公司前，蔡雯请上司签推荐信，上司说，这行看重的是经验，还替她算了笔账：去国外读书一年三、四十万，回来工资并不一定比现在高。

蔡雯不这么看：“在哪个领域有了经验之后，想升职还是要文凭的。”她觉得自己本科背景不是很好，是“双非”（非985、211高校）。本科毕业时，蔡雯去深圳一家投行求职，HR直接跟她说，按照公司薪酬制度，本科生不能超过9000元。和蔡雯一起入职咨询公司的同事是港科大硕士毕业，月薪13-15K，比蔡雯多了两三千，这位同事在公司工作半年，就跳槽去了房地产公司，月薪18K起。

蔡雯在公司两年，薪资没涨过。入职时，公司标准是一年内可以提两次（3/9月）涨薪，在系统里向主管申请。入职后，主管跟蔡雯说公司经营不太好，大家都没涨，她不报希望，因此也没申请。跟熟络的同事“唠嗑”，她也逐渐明了公司一些潜规则，比如硕士生刚进来起薪比较高，但领导为了压成本，会拖两年才给提薪，“我就知道了，入职承诺的不一定会兑现。”

薪水没涨，工作反而越来越像打杂。本科读数学的蔡雯在公司做数据分析，2019年7月，一个项目负责收尾款的人离职，蔡雯不得不顶替对方。但追项目尾款“很烦”，“不要钱时各种Okay，要钱时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蔡雯对工作的满意度直线下滑，工作压力也很大。

回头看，公司早已危机重重。2019年，受中美贸易战影响，许多项目泡汤。蔡雯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多年合作的龙头国企招标，做开发和数据分析等项目，公司中标，但美国总公司却不让接，说是在中美法律条约上卡住了，公司只好承受拒标后被划入黑名单的风险。更直接的影响是——前期关于这个项目的一系列准备工作都打水漂了。原本华南公司分部靠这个项目养活很多人。后来几乎整个项目组都集体跳槽到别的公司。管理层最先离职，剩下一批刚毕业一两年的。

公司也一直以各种理由在裁员。同事们私下都在讨论谁会被裁，虽然上司不想蔡雯走，但她还是觉得不确定性太大了。

裁员是近两年职场上的痛点，2020年尤其艰难。招聘平台“智联招聘”发布的《2020年白领生活调研报告》显示，有30.68%受访白领在疫情期间经受裁员，37.34%白领被减薪，27.97%遇到工资延迟发放问题，20.89%受访者涨薪被取消，仅约两成受访者表示未经历任何职场冲击。

经营付费自习室的张文亮也向端传媒表示，自习室里长期有20%的社会人士处在无业状态，很多都在一边自习一边求职。他猜测这与经济环境不好、裁员多过招聘有关。

同样在自习室里准备考研的朱悦儿，不敢像蔡雯一样裸辞。她称自己是“有后路才会放弃的人”，2020年元旦夜，她在北京朝阳区的自习室为“后路”学雅思。桌子上的iPad密密麻麻写满了英文笔记。

三年前，朱悦儿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系读大四，放弃了本校保研名额，其中一个原因是：担心自己读完研年纪大可能更难找工作。毕业后她直接去了一家房地产公司做资产证券化，如今她觉得自己非走不可了。

职场三年让她对工作充满失望。她觉得公司的人“没意思、还爱吹牛”，公司情况也越来越不好，发工资会拖，情形普遍却没人抗议。公司还有员工众筹——员工借给公司工资，公司会支付利息。朱悦儿以自己没钱为由拒绝了，她的办公室有人投资10万，跟一些投几百万的领导比来不算多。

朱悦儿有个做房地产信托的朋友，是个28岁的已婚人士。朱悦儿和他合作项目时，他天天半夜12点打来电话谈工作。前些天，他说，压力大到想跳楼。朱悦儿觉得，这位朋友工作效率已经够高，但工作强度实在太大了：手头同时接七八个主导项目，每个项目都涉及几百个租户、几十个交易软件，各种条款交织相扣，常常到各地出差、一去都是一两个月。朋友想换个轻松的工作，投出去的简历却都石沉大海，当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本硕毕业时，给他offer的公司，现在都不要他了。三年经验还不足以在这个行业做高层，一线又有大把年轻人更受资方青睐——他们工资要求没那么高，身体还比他能熬。

“经济下行，工作不好换。”朱悦儿想要通过学习逃离这种残酷，她担忧英语口语好久不练，怕考试过不了。但比起职场不开心的遭遇和焦虑，学习反而让她安心。

令人失望的职场文化

“工作都一样，就是找个地方让人剥削你。”

2019年末，忆忆投入一千多，在深圳上梅林一家付费自习室，开始备考MBA。考研是临时起意，“看看考题试试水”。她觉得自己不能像年轻时一样“混日子”，“是份工作就干”。现在，她想找份工作，“至少要稳定下来”。上班时干扰太多，比起来，自习室是个没那么浮躁的空间。

这家自习室位于一栋老旧的商务大厦里，大概一百平方米、分三个区域，离门最近处是一张开放的大长桌，再往前走是一排排的单个卡座，最好的座位是加了帘子的卡座。多数人在台灯下埋案疾书、有人电脑屏幕上浮现一行行代码、有人带着耳机在听网课，也不乏靠着椅子刷着手机的人。

有段时间，忆忆旁边坐了一个小妹妹，看到对方很努力在学习小学七年级的课程，她感叹：“天呐，活得还不如一个小朋友。”

管理学专业毕业后，生于1995年的忆忆前后换了4份工作，最初两年在航空公司办登机牌、一年做教育类App的产品运营、又去交通银行做了半年商务岗职位、最近离职的是家给金融产品做导流的创业公司，她做产品运营。

说起辞职还挺偶然的。有天老板突然跟她说，想把公司的法人代表转给她。忆忆秒回：“不可以。”过了几分钟，回到工位上，她发微信给老板：“你不要转让（法人）给我，我要离职了。”

公司的法人代表原是另一位员工，她怀孕了在家休产假。忆忆说，法人代表是要负担法律责任的，这家金融公司万一出了问题，风险就由她承担了。“老板以为我们意识不到这点，可能觉得我们傻吧。”

这是一家瞄准政策风口、赚快钱的公司。2019年5月忆忆刚加入公司时，金融业务做得很不错，“很来钱，但水很深”。在政府对金融行业加强监管、出了一系列文件后（2019年7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征求意见稿）》， 8月，《金融监管蓝皮书：中国金融监管报告（2019）》发布），业务越来少，产品几乎算是停了。忆忆在公司从早上开始发呆，坐到晚上。她概括自己的状态是：“没有业务、没有事干，没有发展前景。”

忆忆辞职不久后，公司倒闭，老板重新注册了一个公司，改做教育类产品。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2月24日，当年关闭的创业公司超过330家。初创公司的平均寿命通常只在1-3年，年轻人跳槽也变得频繁。2014到2018年间，中国职场年轻人平均在职时间从34个月缩减为22个月，95后的第一份工作时间平均只有7个月。

自习室里，忆忆靠在座背上，刷了一会儿抖音。她自习累了就以此娱乐。最近她报了一个互联网知识付费网站上的运营课程，打算以后往“数据运营”这个方向发展。

都说“换行穷三年”。如今回想起来，忆忆辞职从来不是因为不满意薪水，都是因为做得不开心。做第二份工作、英语教育App的产品运营时，工作内容是用系统直接截取精彩视频内容，然后取标题、发布，然后循环、循环。

最让忆忆受不了的，是公司不明说的加班文化。经常11点才下班，哪怕回家了也总有人半夜发消息。“老板不走，大家都不走，你厚脸皮提前走了，就影响年终OKR（Objectives and Key Results，目标和关键成果）考核。”

加班或者996文化已是中国互联网公司常态。《2019年互联网产业人才发展报告》显示，有70.22%的互联网从业者觉得自己睡眠不足。招聘平台“BOSS直聘”主要针对互联网行业从业者的《2019职场人加班现状调查报告》显示，有44%的人有过加班超过零点的经历，近半数人加班并非因为工作，42.7%只是因老板或同事未走。

朱悦儿则对另一种职场文化——虚伪感到失望。她当年放弃的保研名额顺延给了室友。两个室友研究生毕业后工作一年，也都辞职，准备读博。朱悦儿感叹：“我们都讨厌金融圈里老是说场面话的氛围。”在她的公司，熟悉的同事一个个离开，很多重金请来的高层，在朱悦儿眼中，却都是些“光说话、不干事、还拿着高工资的人”。

也有朋友或领导劝朱悦儿不要去读研，读完还是要面临找工作的实际问题。但她现在“对工作没什么梦想了”：“工作都一样，就是找个地方让人剥削你。”只是剥削程度不同。她想通过读研，之后转到金融监管机构的工作，“至少是爸爸”（指金融监管机构在工作角色中是更有势力的一方）。

自习室能解救职场人吗？

“你认为考个证，工作就得心应手了，就是扯淡。”

张文亮在北京经营“飞跃岛”付费自习室，他做过一个调查，客户只有约40%是学生，其余的多为曾小玲、朱悦儿这样的在职人士，或忆忆、蔡雯这样已辞职的白领。张文亮印象最深的一个熟客，三、四十岁，做投资的，从毕马威（KPMG，台湾又名“安侯建业”）跳槽到一家做医疗投资的公司，没想到公司出了问题，他离职失业，十几天一直来自习室待着，后来索性做过几天自习室兼职，帮张文亮看店。

张文亮在中关村的飞跃岛自习室于2019年10月开业，占地140平方米，有40个学习座位。他对端传媒表示，这家店前期投入7万元，月租金1.4万元，周末能达到80%入座率，周内人流量则差些。飞跃岛单日卡售价38元。

张文亮原本预计10个月能回本，差的话可能一两年。但因为疫情，5月自习室物业未通过开业申请；到了9月，张文亮说，这个项目二房东撑不住，自习室暂时停业了。

而10公里开外，另一间栖居于办公大厦11楼的蜗牛自习室却是新开业不久。这个自习室有两个房间，一间在玻璃门上写着“大白屋”，在这里自习可以用电脑、喝饮料；另一间实木门的房间则是“小黑屋”，只能用纸本。开办这家自习室的原老板说，这是他自己的房产，原先他将这里租给别人开健身房，疫情期间健身房倒闭，房子空了三个月没租出去，他索性自己开了自习室。据他观察，来自习的人一半是职场人士，最近从互联网公司百度来写叙职报告的人特别多。

原老板说，付费自习室这种模式早就有，就是从前的咖啡厅、麦当劳，只不过现在更细分、更专业化。这位曾在一家新三板公司（“新三板”市场原指中关村科技园区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进入代办股份系统进行转让试点，挂牌企业均为高科技企业）做高管的老板说：“来自习室也就是缓解下焦虑。”他认为，“你认为考个证，工作就得心应手了，就是扯淡。”

不管自习室究竟可以在多大程度解决现实问题，来自习的人追求的是种学习的感觉。朱悦儿把自习室比作大学考研时会去的图书馆，每天去也觉得烦，但“考中了就觉得，值！”她已经拿到英国一所大学的offer，因疫情准备推迟到明年1月再去。上周她已走完辞职流程，剩下几个月计划准备一些资格证书考试。

疫情基本稳定后，国家图书馆开放了，但要预约、座位也少，曾小玲还是会在周末去自习室。还有一个月就CPA考试了。5月的时候她盘算著：之后不忙、每晚自习两小时，但到了9月，依然在忙。

蔡雯于2020年初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现在她在新加坡租房上网课，读研学费23800英镑（20.63万人民币），加上住宿生活费一年大约35万，由父母支付。蔡雯说自己花光了之前的工资，离职后两万公积金都提出来换了新电脑。她读研后想找人工智能方向的工作，“希望毕业了经济好转一些。”

忆忆没有找到数据运营方向的工作，她4月底开始在深圳一家线上教育公司做项目助理。这个工作基本能让她在工作状态，但不会加班，她今年也不打算继续备考MBA了。

如今回看，无论结果怎样，自习室曾给予她们某种“全力以赴另一种可能”的氛围。职场的种种不满，生活的些许不遂，好像真的在这一空间被治愈了。

应受访者要求，蔡雯、朱悦儿、曾小玲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