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離職場，去自習室重新開始？

早上9點，北京海淀區「蜂窩」自習室，曾小玲在聽註冊會計師（CPA）的課程。她租住在北五環外的大型社區天通苑，坐了一小時地鐵趕來這裏。

走進自習室就是休閒區，擺放着牛奶片、小麻花等零食和茶水，往右是有幾十個格子間的深度學習區，向前是個大窗戶、較敞亮的房間，放了兩條木質長桌，另外還有小VIP單間。5月，來學習的人並不多，位置大多空着。曾小玲花290元人民幣買了自習室30小時的時長卡。

曾小玲的競爭對手越來越多，2019年中國CPA報考人數超過170萬，相比前一年約增長20%。2020年部分省份的公開數據也顯示，CPA報考人數較2019年繼續增長。其他考試的報考人數也在攀升。2020年考研人數330萬，同比增長40萬人次；2019年下半年教師資格證報考人數高達590萬，同比增長32%，北京考區更是增長60%。

隨着考證、考研的人數持續增多，付費自習室開始在一、二線城市出現。在職場上掙扎的年輕人，則希冀通過自我提升來應對一系列焦慮——不確定的未來、持續緊縮的經濟以及令他們難以適應、正在變得愈加嚴酷的職場環境。去自習室學習，意味着一種期待，對重新開始的期待，也同時是一種逃離，對糟心職場生活的短暫逃離。

上升的渴望

「想升職還是要文憑的。」

曾小玲2016年畢業後從安徽到北京，在一間事務所做了兩年審計。這份工作頻繁出差，「每到個地方，就是換個地兒幹活」，工作日晚上和週末加班是常態，她感到無比疲憊。

工作快四年，曾小玲的月薪依舊沒超過一萬元。據職業搜索引擎平台「職友集」數據，2020年北京會計的平均工資是每月7830元，工作經驗三到五年之內的，平均工資是8170元。這個收入，是北京一個單間的房租的兩倍。

幾年來她都想考一個CPA證書，期待能換到薪資更高、平台更好的工作。中國大陸招聘網站上月薪1萬以上的審計、分析師等崗位，職位要求都寫明「需具有註冊會計師資格」。持有CPA證書申請註冊會計師執業會員，才能擁有審計簽字權（在審計報告簽字，會計報表才具有法律上的效力）。

去年12月，曾小玲離開事務所，進入現在的公司做財務。她原本想多些時間備考10月中旬的CPA考試，卻發現這份工作雖然不用出差，但一樣要加班，只有週末才能來自習室學習。

曾小玲感到焦慮：「怕在無意義的忙的漩渦裏，想要往好的方向去，又看不到希望。」漲薪是一個明確的「好的方向」，但這次跳槽工資沒漲，小企業的氛圍、制度也讓她覺得不舒適——同事之間互相推卸工作、工作內容也像在打雜。入職時，HR沒提過任何升職加薪的制度，甚至試用期都是不確定的。曾小玲發現，公司甚至會看人下碟，如果看你實誠，試用期三個月，看你不好說話，試用期就一個月。

在廣州「去K書」付費自習室的茶水間，剛結束學習的女生正吃着河粉，她下午要去參加專升本的自學考試（指專科院校學生升入本科院校學習的選拔考試），因為不想在工作中「因為學歷被比下去」。蔡雯在此時走進來，拿着保温杯接水，從一本學校數學系畢業的她，也不滿意自己的學歷。

疫情前，她幾乎每天來自習，為申請國外研究生準備材料。為了備考，她辭掉了在一家美企諮詢公司的工作，加上實習期，她已在那兒待了兩年。

離開公司前，蔡雯請上司簽推薦信，上司說，這行看重的是經驗，還替她算了筆賬：去國外讀書一年三、四十萬，回來工資並不一定比現在高。

蔡雯不這麼看：「在哪個領域有了經驗之後，想升職還是要文憑的。」她覺得自己本科背景不是很好，是「雙非」（非985、211高校）。本科畢業時，蔡雯去深圳一家投行求職，HR直接跟她說，按照公司薪酬制度，本科生不能超過9000元。和蔡雯一起入職諮詢公司的同事是港科大碩士畢業，月薪13-15K，比蔡雯多了兩三千，這位同事在公司工作半年，就跳槽去了房地產公司，月薪18K起。

蔡雯在公司兩年，薪資沒漲過。入職時，公司標準是一年內可以提兩次（3/9月）漲薪，在系統裏向主管申請。入職後，主管跟蔡雯說公司經營不太好，大家都沒漲，她不報希望，因此也沒申請。跟熟絡的同事「嘮嗑」，她也逐漸明瞭公司一些潛規則，比如碩士生剛進來起薪比較高，但領導為了壓成本，會拖兩年才給提薪，「我就知道了，入職承諾的不一定會兑現。」

薪水沒漲，工作反而越來越像打雜。本科讀數學的蔡雯在公司做數據分析，2019年7月，一個項目負責收尾款的人離職，蔡雯不得不頂替對方。但追項目尾款「很煩」，「不要錢時各種Okay，要錢時這也不對、那也不對」。蔡雯對工作的滿意度直線下滑，工作壓力也很大。

回頭看，公司早已危機重重。2019年，受中美貿易戰影響，許多項目泡湯。蔡雯印象最深的是，一個多年合作的龍頭國企招標，做開發和數據分析等項目，公司中標，但美國總公司卻不讓接，說是在中美法律條約上卡住了，公司只好承受拒標後被劃入黑名單的風險。更直接的影響是——前期關於這個項目的一系列準備工作都打水漂了。原本華南公司分部靠這個項目養活很多人。後來幾乎整個項目組都集體跳槽到別的公司。管理層最先離職，剩下一批剛畢業一兩年的。

公司也一直以各種理由在裁員。同事們私下都在討論誰會被裁，雖然上司不想蔡雯走，但她還是覺得不確定性太大了。

裁員是近兩年職場上的痛點，2020年尤其艱難。招聘平台「智聯招聘」發布的《2020年白領生活調研報告》顯示，有30.68%受訪白領在疫情期間經受裁員，37.34%白領被減薪，27.97%遇到工資延遲發放問題，20.89%受訪者漲薪被取消，僅約兩成受訪者表示未經歷任何職場衝擊。

經營付費自習室的張文亮也向端傳媒表示，自習室裏長期有20%的社會人士處在無業狀態，很多都在一邊自習一邊求職。他猜測這與經濟環境不好、裁員多過招聘有關。

同樣在自習室裏準備考研的朱悅兒，不敢像蔡雯一樣裸辭。她稱自己是「有後路才會放棄的人」，2020年元旦夜，她在北京朝陽區的自習室為「後路」學雅思。桌子上的iPad密密麻麻寫滿了英文筆記。

三年前，朱悅兒在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金融系讀大四，放棄了本校保研名額，其中一個原因是：擔心自己讀完研年紀大可能更難找工作。畢業後她直接去了一家房地產公司做資產證券化，如今她覺得自己非走不可了。

職場三年讓她對工作充滿失望。她覺得公司的人「沒意思、還愛吹牛」，公司情況也越來越不好，發工資會拖，情形普遍卻沒人抗議。公司還有員工眾籌——員工借給公司工資，公司會支付利息。朱悅兒以自己沒錢為由拒絕了，她的辦公室有人投資10萬，跟一些投幾百萬的領導比來不算多。

朱悅兒有個做房地產信託的朋友，是個28歲的已婚人士。朱悅兒和他合作項目時，他天天半夜12點打來電話談工作。前些天，他說，壓力大到想跳樓。朱悅兒覺得，這位朋友工作效率已經夠高，但工作強度實在太大了：手頭同時接七八個主導項目，每個項目都涉及幾百個租戶、幾十個交易軟件，各種條款交織相扣，常常到各地出差、一去都是一兩個月。朋友想換個輕鬆的工作，投出去的簡歷卻都石沉大海，當年從中國人民大學本碩畢業時，給他offer的公司，現在都不要他了。三年經驗還不足以在這個行業做高層，一線又有大把年輕人更受資方青睞——他們工資要求沒那麼高，身體還比他能熬。

「經濟下行，工作不好換。」朱悅兒想要通過學習逃離這種殘酷，她擔憂英語口語好久不練，怕考試過不了。但比起職場不開心的遭遇和焦慮，學習反而讓她安心。

令人失望的職場文化

「工作都一樣，就是找個地方讓人剝削你。」

2019年末，憶憶投入一千多，在深圳上梅林一家付費自習室，開始備考MBA。考研是臨時起意，「看看考題試試水」。她覺得自己不能像年輕時一樣「混日子」，「是份工作就幹」。現在，她想找份工作，「至少要穩定下來」。上班時干擾太多，比起來，自習室是個沒那麼浮躁的空間。

這家自習室位於一棟老舊的商務大廈裏，大概一百平方米、分三個區域，離門最近處是一張開放的大長桌，再往前走是一排排的單個卡座，最好的座位是加了簾子的卡座。多數人在台燈下埋案疾書、有人電腦屏幕上浮現一行行代碼、有人帶着耳機在聽網課，也不乏靠着椅子刷着手機的人。

有段時間，憶憶旁邊坐了一個小妹妹，看到對方很努力在學習小學七年級的課程，她感歎：「天吶，活得還不如一個小朋友。」

管理學專業畢業後，生於1995年的憶憶前後換了4份工作，最初兩年在航空公司辦登機牌、一年做教育類App的產品運營、又去交通銀行做了半年商務崗職位、最近離職的是家給金融產品做導流的創業公司，她做產品運營。

說起辭職還挺偶然的。有天老闆突然跟她說，想把公司的法人代表轉給她。憶憶秒回：「不可以。」過了幾分鐘，回到工位上，她發微信給老闆：「你不要轉讓（法人）給我，我要離職了。」

公司的法人代表原是另一位員工，她懷孕了在家休產假。憶憶說，法人代表是要負擔法律責任的，這家金融公司萬一出了問題，風險就由她承擔了。「老闆以為我們意識不到這點，可能覺得我們傻吧。」

這是一家瞄準政策風口、賺快錢的公司。2019年5月憶憶剛加入公司時，金融業務做得很不錯，「很來錢，但水很深」。在政府對金融行業加強監管、出了一系列文件後（2019年7月26日，中國人民銀行發布了《金融控股公司監督管理試行辦法（徵求意見稿）》， 8月，《金融監管藍皮書：中國金融監管報告（2019）》發布），業務越來少，產品幾乎算是停了。憶憶在公司從早上開始發呆，坐到晚上。她概括自己的狀態是：「沒有業務、沒有事幹，沒有發展前景。」

憶憶辭職不久後，公司倒閉，老闆重新註冊了一個公司，改做教育類產品。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12月24日，當年關閉的創業公司超過330家。初創公司的平均壽命通常只在1-3年，年輕人跳槽也變得頻繁。2014到2018年間，中國職場年輕人平均在職時間從34個月縮減為22個月，95後的第一份工作時間平均只有7個月。

自習室裏，憶憶靠在座背上，刷了一會兒抖音。她自習累了就以此娛樂。最近她報了一個互聯網知識付費網站上的運營課程，打算以後往「數據運營」這個方向發展。

都說「換行窮三年」。如今回想起來，憶憶辭職從來不是因為不滿意薪水，都是因為做得不開心。做第二份工作、英語教育App的產品運營時，工作內容是用系統直接截取精彩視頻內容，然後取標題、發布，然後循環、循環。

最讓憶憶受不了的，是公司不明說的加班文化。經常11點才下班，哪怕回家了也總有人半夜發消息。「老闆不走，大家都不走，你厚臉皮提前走了，就影響年終OKR（Objectives and Key Results，目標和關鍵成果）考核。」

加班或者996文化已是中國互聯網公司常態。《2019年互聯網產業人才發展報告》顯示，有70.22%的互聯網從業者覺得自己睡眠不足。招聘平台「BOSS直聘」主要針對互聯網行業從業者的《2019職場人加班現狀調查報告》顯示，有44%的人有過加班超過零點的經歷，近半數人加班並非因為工作，42.7%只是因老闆或同事未走。

朱悅兒則對另一種職場文化——虛偽感到失望。她當年放棄的保研名額順延給了室友。兩個室友研究生畢業後工作一年，也都辭職，準備讀博。朱悅兒感歎：「我們都討厭金融圈裏老是說場面話的氛圍。」在她的公司，熟悉的同事一個個離開，很多重金請來的高層，在朱悅兒眼中，卻都是些「光說話、不幹事、還拿着高工資的人」。

也有朋友或領導勸朱悅兒不要去讀研，讀完還是要面臨找工作的實際問題。但她現在「對工作沒什麼夢想了」：「工作都一樣，就是找個地方讓人剝削你。」只是剝削程度不同。她想通過讀研，之後轉到金融監管機構的工作，「至少是爸爸」（指金融監管機構在工作角色中是更有勢力的一方）。

自習室能解救職場人嗎？

「你認為考個證，工作就得心應手了，就是扯淡。」

張文亮在北京經營「飛躍島」付費自習室，他做過一個調查，客戶只有約40%是學生，其餘的多為曾小玲、朱悅兒這樣的在職人士，或憶憶、蔡雯這樣已辭職的白領。張文亮印象最深的一個熟客，三、四十歲，做投資的，從畢馬威（KPMG，台灣又名「安侯建業」）跳槽到一家做醫療投資的公司，沒想到公司出了問題，他離職失業，十幾天一直來自習室待着，後來索性做過幾天自習室兼職，幫張文亮看店。

張文亮在中關村的飛躍島自習室於2019年10月開業，佔地140平方米，有40個學習座位。他對端傳媒表示，這家店前期投入7萬元，月租金1.4萬元，週末能達到80%入座率，周內人流量則差些。飛躍島單日卡售價38元。

張文亮原本預計10個月能回本，差的話可能一兩年。但因為疫情，5月自習室物業未通過開業申請；到了9月，張文亮說，這個項目二房東撐不住，自習室暫時停業了。

而10公里開外，另一間棲居於辦公大廈11樓的蝸牛自習室卻是新開業不久。這個自習室有兩個房間，一間在玻璃門上寫着「大白屋」，在這裏自習可以用電腦、喝飲料；另一間實木門的房間則是「小黑屋」，只能用紙本。開辦這家自習室的原老闆說，這是他自己的房產，原先他將這裏租給別人開健身房，疫情期間健身房倒閉，房子空了三個月沒租出去，他索性自己開了自習室。據他觀察，來自習的人一半是職場人士，最近從互聯網公司百度來寫敘職報告的人特別多。

原老闆說，付費自習室這種模式早就有，就是從前的咖啡廳、麥當勞，只不過現在更細分、更專業化。這位曾在一家新三板公司（「新三板」市場原指中關村科技園區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進入代辦股份系統進行轉讓試點，掛牌企業均為高科技企業）做高管的老闆說：「來自習室也就是緩解下焦慮。」他認為，「你認為考個證，工作就得心應手了，就是扯淡。」

不管自習室究竟可以在多大程度解決現實問題，來自習的人追求的是種學習的感覺。朱悅兒把自習室比作大學考研時會去的圖書館，每天去也覺得煩，但「考中了就覺得，值！」她已經拿到英國一所大學的offer，因疫情準備推遲到明年1月再去。上週她已走完辭職流程，剩下幾個月計劃準備一些資格證書考試。

疫情基本穩定後，國家圖書館開放了，但要預約、座位也少，曾小玲還是會在週末去自習室。還有一個月就CPA考試了。5月的時候她盤算著：之後不忙、每晚自習兩小時，但到了9月，依然在忙。

蔡雯於2020年初收到了大學錄取通知書。現在她在新加坡租房上網課，讀研學費23800英鎊（20.63萬人民幣），加上住宿生活費一年大約35萬，由父母支付。蔡雯說自己花光了之前的工資，離職後兩萬公積金都提出來換了新電腦。她讀研後想找人工智能方向的工作，「希望畢業了經濟好轉一些。」

憶憶沒有找到數據運營方向的工作，她4月底開始在深圳一家線上教育公司做項目助理。這個工作基本能讓她在工作狀態，但不會加班，她今年也不打算繼續備考MBA了。

如今回看，無論結果怎樣，自習室曾給予她們某種「全力以赴另一種可能」的氛圍。職場的種種不滿，生活的些許不遂，好像真的在這一空間被治癒了。

應受訪者要求，蔡雯、朱悅兒、曾小玲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