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化工厂的距离：从响水爆炸到乐山化工气体泄漏

8月20日上午8时左右，“化工厂氯气泄露”的传闻传遍了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不少当地居民在微博发文称，空气中有刺激性气味；流传的视频和图片也显示，江面以及江岸沿线都被不明烟雾包围。据《新京报》报道，大约上午10时，大批当地居民开着汽车和摩托车往乐山城区撤离，还有许多行人提着行李。“逃离”的车龙造成了大拥堵。

几乎同时，五通桥区官方微博接连发布通报，指出当地环保部门已经启动应急监测，城区监测点位均未发现含氯气超标。区委书记张国清也前往化工企业检查，随后在现场发布视频，否认发现任何异常情况，他在视频中要求当地居民“不信谣、不传谣”。

但官方“辟谣”不但没能消除恐慌，反而还引起当地居民的愤怒。人们笃信自己鼻子闻到的刺激气味一定与毒气泄漏有关。8月22日凌晨，乐山市应急管理局发布通告，当地一家化工厂确有“少量刺激性氯化氢的气雾散发至空气中”。

作为四川省化工基地，五通桥区沿河建有几个大型化工厂，全区有盐磷化工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66户，其中5家企业为上市公司。一位当地居民告诉《新京报》记者，自己家对面河边就有化工厂，“基本上到晚上都会有刺鼻的烟味、臭鸡蛋味道。”因为化工厂迟迟未拆迁，当地许多年轻人选择离开五通桥，去乐山城区或成都定居。

五通桥区并非第一次出现化工厂气体泄露。2015年，当地以生产多晶硅、聚氯乙烯（PVC）、三氯氢硅为主的化工集团永祥公司就发生过泄漏燃烧事件；2013年，号称草甘膦产能位居世界第二的福华通达农药科技有限公司也接连发生废旧设备爆炸、废水泄露事件。

在其他以化工产业为经济命脉的城市，因工业气体泄露而“逃亡”故事也时有发生。2011年，因传闻化工厂氯气泄露，江苏省盐城市响水县超过30个村庄的上万村民上演“大逃亡”，导致4人车祸死亡。8年后，响水化工厂爆炸，造成78人死亡。

据四川新闻网2013年报道，五通桥区共裕村村民家与发生爆炸的福华工厂之间，仅隔着213国道。

响水爆炸事故发生后，当地一名受灾居民向端传媒提出疑问，他家距离响水化工园区大约550米，根据中国国务院曾出台的文件——《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化工厂围墙到居民区域边界不少于1000米”，他家应该得到拆迁安置。但是这份文件于2002年被废除，拆迁的距离标准缩减为500米。他不解：为什么安全距离不升反降？

三种标准

绿色和平化工安全评估专家杨慧告诉端传媒，至少有三个不同的政府部门参与决定化工厂与居民区间距离的制定：“存在三种不同的防护距离：卫生防护距离、大气环境防护距离、安全防护距离。”

卫生防护距离是由卫生部门制定的，其原则是关注人的健康风险，它是为企业无组织排放（不通过排气筒排放）的有害气体从车间或单元的边界扩散至居民区边界提供一段距离，作用是稀释有害气体的浓度，使它到达居民区时不伤害人体健康。卫生防护距离常出现在环境影响评估报告书（简称“环评报告”）里，理论上，环评通告后，项目才能开始建设。

大气环境防护距离是由环境部门负责的，只评价生产过程中排出来的有害气体、废水、噪音、辐射对环境（而非对人）的影响。

安全防护距离则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制定，它指的是在发生火灾、爆炸、泄露事故时，防止和减少对人员伤亡、中毒、邻近装置和财产破坏所需的最小距离。安全防护距离是安全评价报告中会涉及的概念。

前文响水居民所提到的被废除的1000米，原是安全防护距离，而留下来的500米，则是江苏省政府发布的文件规定的卫生防护距离。从全国范围看，自2017年开始，卫生防护距离就在各省份被一步步弱化，甚至面临被废除的命运。

消失的“距离”

2017年3月，一则来自国家标准委员会的公告在环评圈引起很大争议，包括炼油、制胶、制革、基础化学原料制造等30个重污染行业的卫生防护距离的“强制性国家标准”（GB）被取消了，全部转化为“推荐性国家标准”（GB/T）。

以硫酸制造业为例，取消强制性国家标准前，硫酸制造企业需要根据生产规模和当地平均风速大小的不同，设置200-500米的卫生防护距离。这段距离内不能有常住居民，因此企业往往需要担负居民搬迁安置的成本。而取消强制性国家标准后，杨慧说，企业甚至可以直接把工厂建在居民楼旁边。

“推荐性国家标准，企业完全可以不管。因为法律既然没有强制要求，环评报告里就可以没有这一项了。”杨慧告诉端传媒，卫生防护距离标准的转化，让很多企业都得到“解脱”。

包括杨慧在内的不少专业人士，都认为这对居民健康来说是一个显著的退步。

撤销强制性国家标准，根据的是“强制性标准整合精简工作”的结论。后者是一项由国家标准委牵头，39个政府部门和单位参与的庞大工程。这项耗时两年才完成的工程，对各个行业1.1万余项强制性标准进行清理评估，最终39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被废止，1077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转化为推荐性国家标准。

在解释评估工作的原则时，国家标准委的负责人划出一条关于健康和安全的分界线——“强制性标准应严格限定在保障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安全、生态环境安全和满足社会经济管理基本要求的范围内，超范围制定的标准原则上应废止或转化为推荐性标准。”卫生防护距离的强制性国家标准，被认为超过了保障人身健康安全的范围。

2017年7月，环保组织绿色昆明技术总监梅念蜀联合了80家组织和个人，向国家标准委、卫生部、环保部先后提出反对意见。“我们认为应该保留行业卫生防护距离，作为一种硬性的规定。”与国家标准委负责人的意见相左，梅念蜀认为强制性的卫生防护距离是居民普遍用来维护自身安全和权益的依据，一旦取消，势必对成千上万居民的健康权造成影响。

梅念蜀向端传媒回忆，她们得到环保部标准司一个工作人员的回应：如果保留卫生防护距离的强制性国家标准，企业搬迁居民的成本会比较大。这一答覆让她异常愤怒：“这句话如果是发改委来讲，我可以接受，但它却出自环保部的口中”。

不过，梅念蜀只是少数的反对派，大部分环评师对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取消表示支持和欢呼。她说：“他们一直觉得环评工作只应该考虑环境影响，卫生健康问题应该交给卫生部专职负责。”

注册环评工程师刘阳是支持者之一，他告诉端传媒记者，卫生防护距离是卫生部制定的，属于健康问题，需要考虑“流行病学资料”，但实际操作中却放在环评文件里，由环保部门监督，这种职能的错位给环保部门和环评人士带来很多困扰。

距离的算法

环保部的政策方向是逐步弱化、最终取消“卫生防护距离”这一概念，用“大气环境防护距离”进行替代。

由于只有塑料厂、纺织业、炼铁厂等30个行业的卫生防护距离具有强制性国家标准（也即明确的数字），大部分没有国标行业的卫生防护距离，都必须经由环评人员计算获得。计算的依据，是1992年开始实施的《制定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定原则与方法》（简称《方法》）中的公式，影响因素包括工业企业所在地区的风速、大气污染源构成、有害气体无组织排放量可以达到的控制水平等等。

2017年，环境保护部公开征求意见，修订上述《方法》，同时取消了原标准有关卫生防护距离计算的内容。梅念蜀告诉端传媒记者，此举代表卫生防护距离正式成为过去式，被大气环境防护距离取代。

环境保护部解释了取消的理由：当前排放标准的制定已经考虑了对人体健康的保护，因此无必要再规定卫生防护距离的计算方法。换言之，理论上如果企业排放达标，卫生防护距离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标准的演变得到一些专业人士的认可，“用80年代制订的标准约束现在的工业企业发展是不相适应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研究员张伟在2007年发表的论文中就已经指出改变的必要。

他分析，卫生防护距离标准是在20世纪80年代制定的，当时生产工艺水平比较低，无组织排放比较严重，但到了21世纪，由于企业生产管理水平的提高和工艺进步，以及排放标准的收严，无组织排放已经大大减少，因此过去的标准已经不适用了。2019年4月，江西中石化炼油厂的安全环保处科长陈博也向端传媒表达了相同的看法。

改变早有征兆。2011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协调司就发布过一篇科普文章，提到石化项目防护距离的发展趋势，是逐步确定大气环境防护距离的主导地位。2017年，广东省环保厅在一则咨询答覆中也提到，“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以计算大气环境防护距离为主”。

大气环境防护距离由《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08）计算得来，梅念蜀指出，它和卫生防护距离的区别在于计算公式不同，同样的项目用两道公式进行计算，结果往往是环境防护距离的数值小于卫生防护距离，少数时候也存在相反的情况。

山东省气象科学研究所2009年的一项研究显示，一个年产能5万吨的电解铝工程项目，用公式计算该项目的卫生防护距离，结果是700米。同一个项目计算出来的大气环境防护距离，结果却是0。

该研究同时将炼油、合纤等具有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行业的卫生防护距离与大气环境防护距离进行对比，结果同样是大气环境防护距离的数值要更小。

梅念蜀因此对大气环境防护距离的“崛起”感到十分担忧，她告诉端传媒，这一已经缩小的数值，还是以企业排放达标为前提计算出来的，是理想状况下的防护距离，而现实情况是企业往往不会那么“听话”——2014年，三家环保组织在调研中发现，上千家上市公司存不良环境违规记录；2020年8月12日，上市化工企业奥盖克公司，因在生产过程中未正常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而收到行政处罚书。类似关于各地企业违规排放的信息层出不穷。

梅念蜀指出，环境防护距离在设置之初，就不是以保护居民身体健康为目的的，并没有任何实验结果能证明，在防护距离内达标排放就不会造成健康问题。

“我们的意见是：保留本标准中对卫生防护距离的表述，同时恢复行业卫生防护距离的强制性，由环保部与卫生部联合对现有的行业卫生防护距离从环境与健康两个方面进行全部的科学论证，修改和完善现有的30个行业的卫生防护距离标准。增加标准及其约束力，而不是减少！”梅念蜀在递交环保部的信件中写道。

“非常感谢你们的来信，提出的建议非常重要，我们认真研究，尽可能采纳……”环保部环境标准研究所给出了答覆。

一退再退

同爆炸、火灾、气体泄露等事故联系在一起的是“安全防护距离”。在过去20年里，国家安全监督部门出台的文件越来越多，但“安全防护距离”这条红线却越来越模糊。

2015年天津滨海化工企业爆炸，爆炸中心距离最近的居民区不到600米。涉事企业瑞海国际的安评报告中却写道：“根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瑞海国际的地址与周围居民区、商业中心、公园等人口密集区域的距离，符合规定。”但端传媒查阅2012年更新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十九条，发现该条例并未对距离做出明确规定。

没有明确规定，因而符合规定。这样的文字游戏时常出现在企业的安评报告中。

2002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第二年，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出台《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明确危化品经营销售企业的经营条件和储存条件必须符合《危化品企业开业条件》规定，同时将其列入安全评价的内容。同年出台的《安全生产法》强制要求矿山建设项目和生产、储存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都应进行安全评价。生产经营单位只有获得合格的安全评价报告，才能拿到生产经营许可证。

1000米安全防护距离，因此继续成为强制性的标准。当时国内化工产业总产值8069亿元。

不到一年，1000米的安全防护距离被突破了。2003年4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颁布了《危险化学品经营单位安全评价导则(试行)》，详细规定了安全评价的要求。根据导则，企业即便没有设置1000米的安全防护距离，只要其他项目合格，依然可以通过安全评价。

同时，对比《危化品企业开业条件》，导则对1000米安全防护距离也有了新的表述。除了提到“大中型仓库与周围公共建筑物、交通干线、工矿企业等的距离应在1000m以上”（并未提及居民区）以外，还补充了一个替代选项——“也可采取措施满足安全防护要求”，但并未提及具体措施。这意味着，危化品企业即便选址不满足1000米的安全防护距离，还有机会通过安全评价，顺利开业并投入生产。

条例快速更迭的背后是，1000米安全防护距离一直在业内有很大的争议，它的标准太过“严格”又太过“模糊”，以至于几乎不可能落实。

2008年，由国家安监总局危化司与公安部消防局的指导，多个协会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发布的《我国危险品仓储业现状调查报告》提到，很多企业家都认为1000米的安全红线的规定有些“离谱”，宁波、上海两地安监部门的工作人员也认为这一条款在客观条件下很难落实，很难找到符合规定的地址。

一刀切的1000米标准，对有些危险系数低的企业来说太过严格了。调查组的成员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承认：“不同的危化品种类肯定要做区分，1000米的规定不够具体。”但在关于安全防护距离的文件中，并没有做好分类。

2010年，中国化工行业总产值达5.23万亿元，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化工大国。这一年，化工行业主要分布在“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三大地区经济中心，66.9%的产值来自东部地区。2011年，有多达7,141家企业销售收入高于5亿元，在2002年，没有一家化工企业达到这个规模。

2012年，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新颁布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不再提及列明了1000米安全防护距离的《危化品企业开业条件》，这意味着后者不再决定了危化品企业是否能拿到“出生证明”，失去了它的强制性。这一年，中国有23629家“规模以上”化学企业，也即年收入等于或高于2000万元人民币的企业。

2014年，国家安监总局出台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装置个人可接受风险标准和社会可接受风险标准(试行)》，再次提到安全防护距离，但并未给出具体数值，也未指出距离是否具有强制性。

经过20年的时间，1000米的安全防护距离，逐渐从危化品企业开业的强制性前提以及安全评价的重点内容退出，最终变成《危险化学品经营单位安全评价导则(试行)》中一个没有决定性意义的B类条目。

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材料工业司发布报告，指出全国有近30万家危化品生产经营单位，其中安全保障能力比较差的小化工占80%以上，安全事故时有发生。

尽管文件逐渐取消了1000米的强制安全防护距离，但绿色和平安评专家杨慧说，涉及“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时，安全防护距离仍然是安评报告中的必要内容。

杨慧认为1000米的强制性安全防护距离标准的取消是合理的，因为不同工厂的化学品制造过程，危险系数不同，发生事故的风险度，可能的损失也不一样，所以应该由安全影响评价工程师来做企业安全防护距离的划定。

更大的问题可能是安全评价的形式化。

2010年，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抽查84家安评机构，有8家评价过程控制执行不严格，有另外10家评价机构档案管理不完善，有另外21家安全评价报告质量不高，问题机构占到总数的46.4%。《中国青年报》一篇报道也曾引述一位曾多次与安全评价机构“打交道”的化工从业人员的说法：“走形式是安评领域普遍存在的问题。需要做安评的企业太多了，大小企业都有，很多企业交了几千块钱拿个报告应付了事。”

2015年3月，央视报道，重庆开县42家民营加油站，都被迫统一选择了一家只具有乙级资质的安评机构做安全现状评价，当地安监部门声称这只是“推荐”这家公司，但其实他们已经通过施压，挤走了具有甲级资质的10余家安评机构。

真正的问题

梅念蜀认为最大的问题不是强制性的卫生防护距离得不到保留，而是环境保护相对于城市发展来说太过边缘。

她告诉端传媒，环评报告需要对项目的选址进行评估，但很少有环评机构会否定掉选址，否则工作就白费了，重新选址需要重新环评；另一方面，企业选址是由城市规划部门决定的，考虑的因素有很多，环保部门是相对弱势的政府机构。

2017年，新修改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进一步边缘化了环保部门的职能，在此条例通过之前，梅念蜀等环境保护活动者可以针对企业获得的环境保护验收的行政许可，向地方环保部门申请行政复议，如果撤销了行政许可，企业必须重新整改和做环评报告。

随着条例的生效，企业不再需要为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验收申请行政许可，而是改为建设单位自主验收，也就是自己监督自己。“没有行政许可，我们就不可能去找行政部门了。”梅念蜀举了一家生产半导体的企业为例，这家企业因为噪音和废气不合格，环评一直没有通过验收，“拖到2017年，把自己验收了”。

安监部门也面对同样的边缘化问题。“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的安全方面的审查……基本上与建设项目的规划许可之间并无建立关联关系。”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师立晨在2011年撰文表示，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的选址主要由地方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负责审核和颁发许可证，而规划主管部门通常是从城市总体规划的角度来进行审查的，很少会从安全角度来论证分析项目。

城市规划和环境保护、安全生产之间的矛盾，在中国进入市场经济的初期并不突出。“原来的工厂都很偏僻，90年代规划的时候，周边五公里都是山地、农田，没有人烟。”杨慧说，随着城市化和人口迁移，很多化工厂附近都住满了人，问题才逐渐浮现。

据《界面》报道，2005年，环保部启动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化工石化项目环境风险大排查行动。结果显示，7555个化工石化建设项目，81%布设在江河水域、人口密集区等环境敏感区域；45%为重大风险源。当时的政府下了结论：中国的化工石化行业存在着严重的布局性环境风险。

不过，不同的政府机构有不同的意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协调司曾在官网发文，指出美国、日本、新加坡、比利时等国的化工园区多数都离居民区很近，来呼吁“正确认识石化项目防护距离”。

“化工厂就是规模放大了n倍的学校实验室，很少有复杂的工艺程序。”杨慧认为真正的问题是企业的管理水平不达标。只要化工厂的生产工艺流程和安全管理符合规定，不应该会出现响水爆炸这样严重的事故。

“理论上来说，企业只要达标运作，不会对居民生活产生任何影响。”杨慧以响水发生爆炸事故的江苏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作为反例进行说明。它有可能最初建立的时候通过了安全验收，但在实际生产的过程，危险废弃物如果过量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如果没有做好分类，进出的车辆、物资、人员如果没有做好严格控制和登记，没有做好防静电、防火种的工作，那么就极有可能发生安全事故。

香港中文大学研究环境政策的副教授陈竟明也有相同的看法，他表示，化工厂如果污染控制做得好的话，就不会有环境和安全问题。“2008年的时候大陆的化工安全做得很好，但奥运结束之后就开始变差了，归根到底还是人的问题。”他说，“大陆有一些地方管理还是好的，比如深圳，第一有规划，第二有管理。”

在江西一家中石化炼油厂工作了23年，待过4个岗位的李红告诉端传媒记者，普通员工每年都会做安全测评和安全考试，但考试很容易通过，“基本上是技术员给一套标准答案，在手机app上照着填，有点走过场的感觉。”

2018年3月份李红所在的炼油厂发生了爆炸事故，造成两人死亡。他认为，造成事故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厂里的安全监管设备老化；另一方面，中层管理人员比基层员工还多，官僚化严重，真正操作的人手越来越少，自然存在安全隐患。

“化工厂就是印钞机，可以解决就业、税收问题。”杨慧谈了自己对化工厂在地方经济中扮演角色的理解，她说，负责地方招商引资的不是安监部门，也不是环保部门，这两个部门在政府职能部门中权力都不大。同样的，“本该年薪10万到20万的安全员，实际在工厂里面也处于边缘地位。”

她说，对安全的投入让位于经济发展，才是大部分化工事故的根源。

实习记者徐涵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刊載內容版權為端傳媒或相關單位所有， 未經端傳媒編輯部授權，請勿轉載或複製，否則即為侵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