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疫时生活：隐形的“国家队”，监狱里的三倍券

【编者按】2019新型冠状病毒袭击全球，台湾的防疫、抗疫工作成果备受肯定，但社会仍难免受疫情冲击，改变了日常的轨迹。自本周开始，端传媒将刊出“台湾疫时生活”系列，记录那些存在台湾各个角落、因疫情而发生的小故事。从监狱收容人、“逃跑移工”到酒店小姐，看不见的病毒如何改变他们的生活轨迹，又留下了怎么样的故事？

7 月 15 日，台湾行政院所推出的振兴“三倍券”正式开放民众领取，只要民众提供一千元台币的现金预购，就能拿到价值三千元的三倍券，并于今年底以前进行消费。

与此同时，其他部会如文化部、体育署、农委会、客委会也顺应这一波提振经济的气势，推出各式优惠券如“艺fun券”、“动滋券”、“农游券”、“客庄券”。而这些不同的优惠券除了提供优惠之外，更因为设定人数上限，因此无论是预购，或是以民众身分证字号抽奖的过程，屡屡创造话题。

此为台湾政府为提振受疫情冲击的经济，所提出的刺激消费手段。在这些优惠券之前，行政院也已推出不同纾困方案、纾困金，希望能在疫情缓解之际，通过刺激内需市场，协助产业度过此前的低谷。

对于一连串的优惠券在台湾创造话题，行政院长苏贞昌也在官方脸书上展示信心：“全球在担心第二波疫情爆发，同时，台湾人正在研究三倍券怎么花最划算。”

在各式的优惠券当中，只有三倍券是以实体发放纸币的方式，其余大多是提供给中奖民众一组 QRcode。而承载着刺激经济目的的三倍券，被装在一纸信封中，里面有着一张写上“二〇二〇振兴三倍券。壹仟变参仟”并且画上刻度的黄色卡匣，此外，卡匣内也夹着五张两百圆与四张伍佰圆的特制纸币。这些纸币被以 1.2 公分的距离整齐排列，让民众可于封套上直接辨识。

根据台湾经济部所公布的数字显示，截至 7 月 31 日为止，已经有1034.7 万人预购三倍券，当中有 1030.8 万人完成领券，占全台人口将近一半。除了领取实体三倍券的民众之外，若加上绑定信用卡等方案的民众，目前参与者已经有约 2012 万人，占全台人口 85%。此时距离正式发放三倍券，才过了半个月。

而就在民众热烈领取三倍券的同时，大多没有想到，这批三倍券，其实是来自各地监狱的手工“装袋”，才送到民众手中。不同于此前台湾政府全面征召口罩厂，并高举着“国家队”的旗帜，监狱的代工却见不得光。

振兴经济总动员：405 位监狱收容人、百名国营机构人员

自从 6 月 26 日至 7 月 28 日，短短一个月，新竹监狱里的 405 位收容人以及近一百名的台湾电力公司、中国石油公司员工，日以继夜地完成 770 万份的三倍券分装。他们从上午七点多一直工作到晚上十点，不分平日假日，把中央印制厂印制完的纸币，一张一张分装、排整，放进卡匣与封套。

六月初，台电员工张名扬（化名）被主管告知这项任务，他表示“主管一开始说端午节前一天（ 6 月 24 日 ）到 7 月 18 日前往新竹支援，白天会在监狱里工作，晚上则在饭店休息。除了台电还有中油，有这两个国营事业单位的人支援。”

台湾法务部矫正署说明，此次三倍券的分装作业主共交由三个监狱：台北监狱、桃园女子监狱以及新竹监狱负责。收容人每完成一份就会有一元的代工费。而这些费用主要会根据《监所作业劳作金给付办法》给付。

目前全台共有 25 所监狱，今年六月底以前，总计 83882 人服刑，其中新竹监狱共有 3,915 人，收容人以男性为主。

在国营事业单位进驻之前，新竹监狱已经开放收容人报名参加，并提供奖励：凡是参加分装的人，皆可获得一次“面对面”的恳亲机会。此外，三倍券的作业环境也别于其他委托代工的工场，开放冷气。上述诱因使得报名情况踊跃，最终由狱方选出收容人。

狱方会把 20 几位收容人分成一小组，一共13 组，小组会另外搭配 4 名国营事业单位的人进行监管。

张名扬表示，由于三倍券分装数量庞大，整个工作时间几乎没有间断，从一到日，每天至少十小时，当中国营事业人员采取早晚班轮班制，至于收容人则是同一批从早做到当日工作目标达成，才可休息。

起先，每日工作目标为 70 箱（一箱有 200 份），但后来却一直往上调升，“我们的 KPI （关键绩效指标）从一天 70 箱变成 77 箱、84 箱、96 箱，一直到 100 箱。”张名杨解释，当初政府的总目标只有 1400 万份实体券，但没想到采用数位绑定的民众比预期少，使得实体券的制作数量就得不停往上增加。

此外，三倍券的分装过程，也不如外界想像中单纯，将纸币放进信封就好。为了让民众可以在封套外头直接清楚辨识并点收，减少领取时的时间成本，这次三倍券特别设计卡匣、纸币排列方式以及封套，使得整体作业需要耗费更多人力成本。

一套完整的三倍券的分装作业，基本上就是由国营事业人员与收容人共同建立的“人工生产线”，可拆分成几个步骤：

首先，一名国营事业的人会先到监所里临时设置、摆放振兴券的“金库”拿取三倍券，这些三倍券分以一千张为单位包装成捆。接着人员会拆膜、顺钞。而收容人会将顺好钞的三倍券使用点钞机，将五张两佰圆、四张伍佰圆各分成一份，放进特制的格子里。下一批受刑人则会把分好的纸币放进卡匣，再将卡匣放进信封。

最后，国营事业人员会确认每个信封中的三倍券数目是否正确且能清楚辨认，若行，就交给下一批收容人，让他们把封套上的双面胶撕开，并且贴上条码、刷进电脑归档。至于完成的信封会装进箱子，由国营事业人员检查、确认、封箱，隔天集中由邮局的人员收走。

监狱内的的惩罚与奖赏

张名扬坦言，当他 6 月 26 日第一次进监所监管时，由于工作流程才刚建立，因此产生零星的问题，但这些问题都被他视为不够熟悉而产生的，没特别放在心上。然而，随着与收容人工作的时间越来越长，他开始观察到监所里的特殊工作情境，以及奖惩制度是如何影响当中每一位个体。

由于实体三倍券的需求倍增，为了加快效率，狱方人员就跟小组说，只要哪个小组抢先完成当日工作目标，即可整组带出去放风、抽烟。

这样的“小奖励”的确起了一些作用，不少收容人为了能提早放风，开始加快速度。但这一立意良善的奖励制度，却也间接造成另一种副作用。

张名扬发现，连日作业下来，小组之间会形成竞争意识，有些小组还在努力分装时，就有看到其他小组被带出去放风，甚至是在原地休息等待其他人继续工作结束，心里不是滋味。而这样的竞争意识，也逐渐扩及至原本无须参与分装作业的国营人员。

张名扬说，自从奖励制度出现后，部分收容人会开始要求国营事业人员也一起下来分装，并给出明示或暗示，让国营事业人员备感压力，像是“没关系阿，我们就一封少放一张，给他们慢慢检查。”这样的压力确实让一些国营人员一起加入分装，当中也包含张名扬。这导致国营事业人员与收容人之间的工作带有一些紧绷的氛围。

某一天，狱方宣布每日工作目标从 77 箱提升到 84 箱。那一天结算时，国营事业人员就发现有一箱里少了一封三倍券，于是他们开始逐箱检查。在连续拆了 70 几箱后，才发现有一箱里有九份三倍券里都各自少一张纸币，“像这种情况，蛮明显是蓄意的，但我们也很难查出到底是谁。”张名扬说。

另一方面，部分国营事业人员对收容人的歧视，也让日常工作变得更为复杂。张名扬想起一个月以来最大的冲突事件：某天晚上，当所有人都完成工作目标 ，一名国营事业人员发现少了一张两佰圆，尔后脱口而出：“找不到就搜身，反正一定在他们（收容人）身上。”

没想到，此话突然激起现场收容人的愤怒，并群起冲上准备围剿该名国营事业人员，但很快就被狱方人员拦下。而就在冲突发生后没多久，工作人员就发现遗失的两佰圆一直在作业台底下的地板上。

长期关注监所人权与劳动的非营利组织“监所关注小组”理事长陈惠敏表示，其实在现行的监所管理制度下，类似的冲突并不罕见，“监所最大的问题在于管理人员可在不同情境挑人。挑人的过程中，也自然可以给管理人员很大的操作空间。这种选择上的不公平，时常会导致监狱就像社会的缩影，出现比较心、相互斗争的情况，往往收不到教化的效果。”

“此外，对于第一次跟收容人合作的人，不免会带有刻板印象，所以最好是提前给外部人员上课或做些心理建设。就我们长久观察，很多收容人最受不了的是，他们会觉得我现在人已经在监狱里，在替自己做的事情赎罪、付出代价，却还要被人随时误会。”陈惠敏解释。

一个月以来的压力与冲突事件，不仅让张名扬看到了监所劳动的特殊性，加上工作目标持续上加，使得预期完成时间往后延长十天。收容人和国营事业人员也因此连续加班，张名扬说，尽管该有的补助与津贴都有，但连日劳动确实非常疲惫。

看不见的“国家队”

在台湾，监所里的工作会分成两种，一种是“自主作业”，就是不同地方监狱根据当地特色发展出自有商品并贩卖。另一种则是“委托作业”，主要以低技能、重复性高的工作为主，像是受到民间企业委托，替品牌黏贴纸袋，或是帮化妆品进行分装等。前者因需要专业设备支援，且所需人力较少，因此占比相对少数，后者则因为拥有廉价劳动且需要的技术设备不用太高，因此相当常见。

陈惠敏认为，“委托工作时常不是为了给收容人一技之长，帮助他们服刑完后与社会连接，而是强迫作业。一方面是监所希望收容人能保持劳动的习惯，另一方面则是收容人也需要这些工作得以让他们有机会赚取微薄工资。普遍来说，委托作业大多是监所方面通过压低价格，寻求卖点与竞争力。”而由于台北、桃园、新竹这几家监所超收（收容人）的情况很严重，为了“稳定”监狱里的情况，狱方自然会多承揽工作。“对狱方来说，只要收容人有事做，那当然是最好的。”

7月6日，法务部长蔡清祥前往桃园女子监狱慰劳收容人的辛劳，他说，收容人志愿来奉献，有这样机会来回馈社会，有这样的心，相信对未来教化有帮助。

陈惠敏则提醒，类似的工作尽管有部分效益，但狱方还是得清楚，“到底让收容人在监所劳动是想带给他们什么？如果是想给他们重新衔接到社会的机会，那显然现在（过度承揽委托性作业）的作法不太可行，主要只有杀时间的功能。”

事实上，有关收容人分装三倍券一事，除了法务部偶尔会对媒体提及感谢之余，其余相关部会包含经济部、行政院，完全不像此前提及（民间中小企业所组成的）“口罩国家队”时的态度。

尤其是被问及三倍券交给收容人分装的安排以及原因时，一名行政院公关部门的人员仅回应，“这并不是特别重要的问题”，现阶段更重要的，是三倍券所带来的后续效应。此外，经济部的有关部门，也对此话题表达“并不是特别清楚”。由此可见，尽管同样作为疫情之下由国家动员的重要“抗疫”部队，但由民间厂商所组成的“口罩国家队”显然远比监狱收容人更容易被看见、也更容易被众人所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