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头号海外市场到中美科技冷战前线：华为在欧洲的“下半场战事”

2020年2月初，比利时皇家美术馆副楼，欧洲电子技术行业组织“数字欧洲”（DigitalEurope）年会现场，谷歌、空客、诺基亚、西门子代表，欧委会官员、欧洲议会议员和西欧成员国政策制定者云集，罗马柱下觥筹交错⋯⋯在这个欧美产业巨头影响布鲁塞尔数字经济政策的游说场合，最出风头的却是中国公司华为，八片红色花瓣图标位居活动主要赞助商之首。华为的展台前，摆放着由其资助的欧洲智库和媒体机构制作的精美报告，这种“声誉清洗”的公关手法，华为团队很是熟练，向欧洲观众讲述一个中国最成功的跨国科技公司给欧罗巴做出经济奉献的故事，“华为深耕欧洲市场20年”是2020年这个命题故事的标题。

华为驻欧盟机构首席代表刘康，在首轮小组讨论发言后，也成了宾客和媒体竞逐追问的对象。在刚过去的中国新春招待会上，刘康宣布，公司正为一个上亿欧元的工厂投资项目选址，还在候选国家上卖足关子。彼时，华为似乎将与欧盟各成员国博弈，以参与这些国家5G网络建设的主动权，掌握在了自己手中，建厂动作，也能驱散欧洲对中国政府可能禁运5G部件的疑虑。用生产线转移增加的成本换取欧洲对华为的信任，有一石二鸟的战略期望。

但是，美国制裁打压的阴影也已经困扰着华为光鲜的展区，员工向欧盟委员会创新与青年事务专员 Mariya Gabriel 展示了Mate X折叠屏手机酷炫的功能，但实际上，这款在美国禁售令颁布后推出的首支旗舰高端机，由于无法造访谷歌应用程序商店，并不在欧洲境内销售，展示机也是中国员工从国内带到会场的。

当时，欧洲频传，要抵抗华盛顿压力、在5G网络建设上走中间路线，给予华为“攻下”欧洲城池的自信心。先是英国政府在1月允许华为在5G非核心网络继续扮演实质性角色，而后，欧盟发布5G网络安全工具箱指导文件，强调遴选高风险供货商应遵循非歧视原则。表面上，华为被赶出核心网软件供应，推向只能供应基站天线等无线接入网络（RAN）硬件的边缘角色，但鉴于RAN占运营商采购支出八成左右，这意味着华为仍旧能保证在欧洲获得大批订单。对于华为，这比美国四处游说要求全盘排除华为的局面来说，已是利益最大化的成果。

这个积极的势头，在20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蔓延至欧洲后，被按下暂停键。封锁了几个月，当欧洲的社会生活缓缓重启，等待华为的却是接连溃败。先是欧洲多个运营商宣布，放弃与华为的原有合同，转向爱立信和诺基亚；再是7月14日，英国态度大转弯，约翰逊政府作出彻底排除华为5G产品的禁令，将落败的悲观情绪推至顶点。而新产品缺少谷歌套件支持的华为手机部门，整个欧洲市场份额，已从疫情前的22％降至16％。

“欧洲各地终于开始谨慎而稳定地恢复正常，对我们许多人来说就像从梦中醒来，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场噩梦，”刘康在欧洲动态（Euractiv）的一篇评论文章上写道，“对华为来说，这是一个有些粗暴的觉醒。”

欧洲在成为中美间科技冷战的前线，欧盟内部的大西洋主义者们希望跟进英国的抉择，呼唤疫情后经济重启时，拥有更多战略自主权，打造本土5G产业共同体。短短几个月内，华为在欧洲5G的“战况”急转直下。一方面，美国追加颁布“五一五”芯片供货禁令，让仍踟蹰的欧洲盟友意识到美国要彻底扼杀华为的决心，且这个美国两党连立的共识，并不会随着今年11月大选结果而发生翻转变化。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在向外解释和处理疫情时，塑造出了一个更独断强硬的自身形象，香港国安法的通过，也不啻为欧洲对华政治幻灭的临门一脚，让华为绝不会向中国当局屈服开放数据后门的承诺更显苍白。

在这样的情形下，华为在欧洲“下半场战事”是否还有转圜余地？

意外在英国败北

4月初，受网络虚假阴谋论“5G技术有助于2019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鼓吹，英国多地发生焚烧5G基站和攻击通信工程师事件，共计77座5G信号塔被烧毁。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主任辟谣5G谣言“完全胡扯”，英国四大移动运营商发表联合声明，以典型英式口吻请求到：请帮助我们制止这种行为。由于英国5G并未大面积铺开，一些被纵火的基站实际只提供LTE服务，直接受到影响的沃达丰（Vodafone）首席执行官更将袭击称作“国家安全事件”。

5G无线通信技术和千禧年开始的反现代技术的新卢德运动（Neo-Luddism），在工业革命发源地英国激烈碰撞，阴谋论信徒们还有一个显眼的外来迁怒对象：中国。但是，早些时候，在政府基础设施建设开支上，精英政客从未犹豫要带上5G这样充满未来科技现代感的元素。约翰逊在执政纲领中承诺，要在2025年前，将全光纤和千兆宽带普及至全英国，并宣布投入50亿英镑公共资金。

因此，1月28日，约翰逊政府延续了前任首相特蕾莎·梅的折衷方案，一方面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NCSC）将华为标记为高风险供应商，另一方允许其继续提供在5G网络中非敏感部分（如天线、桅杆、甚至固网光纤到户设备），但是，市场份额将不得超过35%的上限。希望可以既控制安全战略风险，又能快速省钱地实现全国铺开5G的政治承诺。约翰逊还曾为这一决定辩护说，批评华为的人应该拿出替代方案。华为是唯一被允许局限留在网络中的“高风险厂商”，另一家中国国有企业，中兴通讯，则早就被彻底排除。

英国风险管理的逻辑是增加电信生态系统中供应商的多样性，目前英国有限的5G推广都采纳了这一多供应商策略。除西班牙电信（Telefonica）旗下的O2没有使用华为5G设备外，其他三家主要运营商英国电信集团（BT Group Plc）旗下的EE、沃达丰集团（Vodafone Group Plc）和和记电讯（3），都依赖华为提供完整的5G无线接入网络。

英国对华为绿灯放行的决定，让美国安全情报官员一年多来频繁跨洋游说行动差点付诸东流，特朗普政府传出“勃然大怒”的反应。美国官员以停止与英国共享秘密情报来警告约翰逊政府。共和党参议员 Marsha Blackburn 在声明中说：“如果我们对英国人用尽了胡萝卜，也许是时候该用一根大棒了。”另一名共和党参议员 Tom Cotton 直截了当将让华为部署英国5G网络比作“就像冷战期间允许克格勃部署其电话网络一样”。

另一方面，约翰逊还面临自去年12月大选胜利后最大的保守党党内造反，60多位主张欧美合作的大西洋主义者（Atlanticist）议员们威胁，若不彻底移除华为，就会破坏约翰逊接下来的政府计划和立法议程，还提出了更激进的时间表，要求在2023年也即2024年下届大选之前就移除华为。更瞩目的交锋发生在3月11日，议员们发起了旨在将华为设备从英国运营商网络中移除的《电信基础设施法案》修正案，最终该提案仅以24票之差被否决。

反对华为广义上针对中国的领导角色，包括下议院外事委会员主席图根德（Tom Tugendhat），他仿照推动脱欧政策议程的“欧洲研究小组”，发起了一个“中国研究小组”，与另一位牵头“华为利益小组”、坚决反对华为的议员西利（Bob Seely），他的口号简单干脆：“华为，没门”（Huawei, no way）。这些议员对华为的指控，主要围绕窃取西方情报间谍嫌疑和参与中国政府压迫维吾尔族人权的行动。华为试图在技术环节去澄清这些罪名，并通过投入建设伦敦5G创新中心和剑桥光电子研发与制造基地进一步“自证清白”，但无法阻止英国议员们应和美国的阻杀行动。

“中国研究小组”的议员们，认为中国对香港的国安立法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不符合英国国家利益，从英国国家价值观考量，应将华为设备“毫不拖延地”剥离。西利接受端传媒采访时说：“香港问题在议员们那里扮演了一个情感上的角色，因为很多人在香港生活过，也知道香港和中国大陆的不同。我认为这是（对中国）持续增加的普遍担忧的一部分。”

民主西方幡然醒悟，自己的社会在过度依赖一个价值观与其截然相反的国家。

英国情报机构政府通信总部（GCHQ）的前负责人汉尼根（Robert Hannigan）也指出，民主西方幡然醒悟，自己的社会在过度依赖一个价值观与其截然相反的国家，“华为和其他中国公司带来真正的网络安全风险，但主要威胁来自中共的意图，正如我们在香港看到的那样。”

总部位于深圳的华为，因对岸急遽冲突的局势而在海外主要市场遭受政治打击，这恐怕令中国公司始料未及。任正非曾面对英国记者连环追问香港情势时，报以中国企业家对敏感政治事件惯有的“鸵鸟心态”，答复：“对香港的事情一点都不了解，主要还是集中精力提高我们的产品质量”、“我不知道香港为什么动乱，外国对中国的判断不一定准确”，并转移话题。7月初，华为英国高管汤普森（Jeremy Thompson）在议院听证会上辩护华为像其他英国公司一样，员工可自由表达观点，但被反问对香港国安法有什么观点时，他说：“我没有观点”。

英国是华为在欧洲最重金投入精英高层路线的国家，收拢了包括英国石油BP前总裁 John Browne 和贸易投资总署前署长 Andrew Cahn 等人进入华为英国董事会，但仍无法阻止议员倒戈和天秤倾斜。7月14日，传言得到证实，英国政府禁止运营商在2020年12月31日之后向华为购买任何新的5G设备，且到2027年必须从5G网络中移除所有华为组件。John Browne 在禁令宣布前，仓促辞任华为英国主席，以他为代表的建制派精英，多是在2015年卡梅伦政府推动对华密切关系时进入华为的，而当下被亲美派讥讽“黄金时代下的黄金蛋”。

约翰逊政府官员统一口径，称翻转华为决定是依据NCSC修改使用高风险厂商指导意见，强调美国产业与安全局5月15日颁布更改的出口管制条例，限制了华为在国际上使用美国技术和软件制造半导体的能力，因此英国不能保证未来华为5G产品的稳定安全性。某种程度上，这是以技术风险担忧来掩盖深层地缘政治的考量。

英国脱欧离开世界上最富裕的单边市场后，外交算盘原本是期冀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找到一个舒适的中间地带，既通过正在谈判的贸易协定与美国形成更紧密的经贸往来，又通过已开启的中英“黄金十年”打开更多与第二大经济体的合作机遇。可是，这个弹性立场在疫情冲击后的世界秩序下变得不再可行。伦敦国王学院中国政治教授布朗（Kerry Brown）写道：“至少与布鲁塞尔站在一起时，英国在决策中的份额为28分之一，而与华盛顿份额则为零。在当下形势与华盛顿站在一起的话，对中国的默认选项就是直接说不。”

“中国”这面旗，要插在哪里？

5G承载万物快速链接的愿景，但5G铺设本身并不快。英国政府也承认，禁购华为决定是经济自残行为，这意味着5G推出将延迟两至三年，成本跃升至少20亿英镑。政府虽未要求将华为排除出2G、3G和4G基础设施，但运营商曾表示，随着5G禁令，也必须对4G检修，以防止不同厂商配件出现互通问题。据统计，华为在BT（EE）、和记电讯（3）、沃达丰的4G网络中配件份额分别为65%、40%和60%。

出于产业链紧密相连的利益原因，英国运营商普遍与华为站在一边，警告若剥离华为设备时间表过急，英国部分地区将有手机信号中断的风险。该禁令将促使运营商转向北欧公司爱立信和诺基亚，但这两家基站技术相比华为落后，不但昂贵费电，且体积庞大。Enders Analysis 的分析师James Barford 也指出，中长期来看，双头垄断缺乏竞争将进一步导致价格上涨。但是，业界越强调华为在通信网络中的不可或缺性，就越证明了鹰派对关键国家基建过度依赖中国公司的担忧。

多年来，英国对华为设备进行了严苛的监督审查，华为产品也被英国运营商“解剖”得最为彻底，因此才赢得15年的信任。

2003年，这个名不见经传、发音奇特的中国公司寻求在欧洲市场立足的机遇，等来英国电信BT构建“21世纪网络”的超级项目，在为节省100亿英镑运维成本而在亚洲遴选合作商的契机。根据华为员工回忆录《枪林弹雨中成长》，为了参与项目在伦敦东郊小镇 Basingstoke（后曾一度成为华为欧洲总部所在地）发标答标活动，100多位平均年龄二十七八岁的华为研发人员挤在匆忙租来只有一张床的宿舍，常忙到凌晨3、4点，并面临缺乏专业翻译的窘境。2005年，华为最终竞标成功BT项目接入网和传输两个领域，这个破局，助推华为迈进了欧洲运营商第一阵营。

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NCSC）技术总监利维（Ian Levy）也曾记录，作为监管机构，在2003年，初次听到BT决定在其史上最大规模网络升级项目中引入一家中国公司后的风险应对举措。基于中国政府“可以强迫在中国的任何人做任何事”和“会在某个时间点对英国发起网络攻击”两个假定，采取网络所有部分供应商多样化、将风险供应商排除在核心功能与敏感部分之外、加强监测等沿用至今的缓解风险技术手段，还与NCSC前身成立联合小组，专门研究高风险厂商设备。

到了2008年，更多运营商表示也想使用华为设备，但让每个运营商都复制BT工作模式意义不大，英国政府认为有必要成立华为网络安全评估中心（HCSEC），协助运营商使用华为设备时做好风险管理。此外，NCSC还在2014年成立了华为监督委员会，主席为NCSC首席执行官，每年向国家安全顾问、情报与安全委员会、议会及公众报告。利维评价：“这种模式并不完美，但运作得相当不错。”

华为在海外的运营过程中，并没有发生过中国权力机关通过华为进行恶意网络安全活动的实际证据。为此，华为还在布鲁塞尔建设网络安全透明中心，开放源代码以供专业人士检查。在否认有关间谍指控时，华为的答复通常是，信息由主权国家管理，网络由当地运营商运营，作为设备厂家的华为只提供传输信息包的管道，而信息包被传到核心网时才被打开，被划分到非核心网的华为根本无从接触或打开信息包。

这是华为游说欧洲政策制定者以保留华为有限市场份额时最常讲述的说辞。

但这个聱牙诘屈的技术故事，讲到最后，仍不敌美国简单粗暴的幕后动机论。华为5G产品线总裁杨超斌说：“从技术角度讲，我们可以解决安全问题。但如果把安全问题看做是政治问题，并根据起源地来判断供应商的安全性，那问题就很难解决。”

而且，华为至今没有想好该如何把与中国政府的关系讲得更具说服力。这也反映出在海外经营的中国企业与中国外交机构之间复杂被动的客体地位，以及缺乏有效沟通的现状。华为长期将远离政治视若圭臬，并刻意与中国官方机构保持距离，正是忌惮外界会进一步强化华为从中国当局获得不公平竞争资源的指控。

曾有英国记者问任正非，当华为和美国的冲突开始后，他本人和中国政府领导层进行过哪些对话，被任正非一口否认：“因为我认为不需要对话，对话就是上了特朗普的当。”

但是，随着中美冲突加剧，被爱国主义牢牢捆绑的华为，成为了极力展示自信大国形象的中国外交官格外青睐的话题对象，在强硬批判美国科技霸权主义时，更仿佛化身华为公司发言人。尤其傅莹在慕安会驳斥佩洛西华为威胁论，在国内赢得满堂喝彩后，似乎鼓舞了更多外交官为华为挺身而出。2019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全球扩散期间，因外交部新发言人赵立坚将病毒发源地暗指向美国，西方对咄咄逼人的中国外交反感度上升并固化“战狼外交”的标签。在这种背景下，多位驻欧洲国家的中国大使，亦直白地释放威胁讯号，为欧洲各国激烈的5G讨论添了一把火。

中国大使涉及华为的行为越出外交与攻击的界限，用威胁报复的方式来惩罚一个国家不购买华为，说明“华为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密切到让人不舒服”。

2019年12月，驻德大使吴恳在公开座谈活动上表示，如果德国将华为排除在德国电信市场之外，中国政府不会袖手旁观，并暗示德国出口到中国的汽车将遇到问题。这番言辞在柏林政策圈引起哗然，《经济学人》的报导称，有局内人说，默克尔对吴恳的威胁严肃对待。

中国驻法大使馆则在2月发布公告：“我们不希望因为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歧视华为和保护主义做法而损害欧洲企业在中国市场的发展。”这被大量媒体解读为挟持诺基亚和爱立信在华业务。

驻英大使刘晓明也曾在政商人士出席的非公开场合警告，若英国封杀华为，将影响中国企业参与的英国欣克利角核电厂和高铁建设项目。这也被唐宁街10号解读为一种恫吓。“如果要使中国成为一个敌对国家，就必须承担后果。”刘晓明在7月初接受媒体群访时说。

中国外交官的出发点可能是希望为华为争得更多筹码，但实际效果适得其反，反而形成了对主权国越施压、越反弹的结果。

英国力主排除华为的议员图根德（Tom Tugendhat）在推特上反馈道：“和一个说客聊起华为，我被告知任何政策变化都会导致来自北京的惩罚。所以我们应该加深对一个威胁我们的国家的依赖，这样当他们将来再威胁我们时他们就会有更大权力。这太怪异了。”

位于丹麦的 Strand 咨询则认为，中国大使涉及华为的行为越出外交与攻击的界限，用威胁报复的方式来惩罚一个国家不购买华为，说明“华为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密切到让人不舒服”。

中国政府不但将华为视作其在世界范围取得5G领先地位的重要抓手，还将各国对华为的决定视作中美抗衡背景下检验对华友好还是恶意的石蕊试纸。而多次处于舆论风暴中心的华为往往被动选择沉默；各路媒体就大使们的话向华为寻求回应时，华为也未有过回复。

一位中国外交官曾对记者表示，中国政府给中国企业说话天经地义，“但我们有什么想法，不需要与他们讨论，我们怎么说不告诉华为”。此外，他认为，华为无法彻底剥离跟中国政府的关系，而且刻意跟中国政府剥离关系，也不会带来西方社会的认可。

2020年3月，华为年报发布会上，轮值董事长徐直军在回答记者关于美国加码制裁提问时说：“我想中国政府不会让华为任人宰割，或者对华为置之不理，相信中国政府也会采取一些反制的措施。”这句话在第二天华春莹主持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得到回响。

这是华为高层罕见地与中国外交部隔空互动，外界猜测华为开始大方转向寻求中国政府“庇护”。华为位于杜塞尔多夫的欧洲总部则否认了这个说法，“华为与中国当局的接洽，同与我们其他分部所在国当局接洽类似，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封锁华为的风向

翻开7月法国各大主要报纸，可以看到华为买下的整版广告和最瞩目的大字：“法国制造”。2月底，华为宣布将生产4G/5G无线通信设备的工厂落在法国，将带来10亿欧元年产值和500个就业岗位，但并未透露生产基地具体位置和开始生产的时间表。华为希望借欧洲工厂项目来影响处于5G铺设初期的法国的目的不言而喻，法国政府也尚未明朗地对外阐释对华为的立场。在这个契机，华为公关再次发起魅力攻势，希望通过强调蓝色的欧洲印记，来消解法国网络安全官员对其红色根源的疑惧。

宣布工厂消息的同时期，恰好是法国四大移动网络运营商向政府提交5G频谱牌照投标方案的截止日期，已经在4G网络中使用一半以上华为RAN设备的SFR和布伊格电信（Bouygues Telecom）向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ANSSI）提交了使用华为5G设备的申请。这两家运营商是华为争取继续参与法国5G网络建设的关键，另外两家主要运营商 Orange 和 Free Mobile 在4G时代就实施了零非欧盟厂商的战略，而市场占有率45%的国有运营商 Orange，则已经选择诺基亚和爱立信作为5G合作厂商。法国政府5G路线图中，希望在2020年底完成至少一个主要城市的商业铺设，而上半年疫情已将频谱分配和牌照拍卖的进程延迟数月。

英国落槌华为禁令后，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莱恩（Robert O’Brien）和对华强硬政策推手博明（Matthew Pottinger）不顾肆虐的疫情，马不停蹄飞往巴黎，与英法德意同僚会晤商讨包括华为5G在内的一揽子话题。疫情严重，但此时面对面强力说服欧洲盟友更显得尤为迫切（7月27日，奥布莱恩确诊2019新型冠状病毒阳性）。

ANSSI首先不鼓励目前没有使用华为设备的电信公司更换成华为设备，随后告知计划购买华为5G设备的运营商，牌照期限仅为三至八年，牌照到期后将无法更新。由于每个运营商都需申请数十个设备牌照来覆盖不同地区，ANSSI也知会运营商，在关键地区使用华为设备的请求不会被批准，特别是巴黎、里昂、马赛、尼斯、图卢兹、斯特拉斯堡等主要城市，偏远地区的禁令生效最晚可到2028年中旬。

这样的行政介入，实际上将压力转嫁给两家使用华为设备的运营商：继续使用华为就意味着有限牌照，还促使他们在2028年以前逐步替换部分地区的华为设备。两家公司今年已多次表示，如果华为禁令迫使他们以极高代价来更换电网设备，会导致他们向政府索求赔偿。

ANSSI负责人波帕（Guillaume Poupard）为这个变相追随英国的决定解围说：“我们要说的是，欧洲供应商和非欧洲供应商的风险是不一样的。”在2019年，欧盟在商讨制定泛欧盟框架来评估5G风险时，向来我行我素的法国，就已提前在国家电信法中增加条款，赋予总理办公室可以通过ANSSI来阻止运营商使用特定无线接入网设备的权限——这项给政府扩权审查5G铺设的法律，被业界私下叫做“华为法”。

政府加重干预的“法国模式”并非孤例，在意大利同样也发生政府伺机揽权，以5G建设为由头，拓展监督电信行业的触角。

2019年3月，在意大利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倡议谅解备忘录同时期，也修改条例将政府以国家安全名义干预战略私营企业市场交易的“黄金权力”，延伸到5G网络领域。2019年9月，代表反建制民粹主义的五星运动和中左翼亲欧洲的意大利民主党（Partito Democratico）这对政坛宿敌，意外牵手组建新政府后，旋即在首个政府会议上动用“黄金权力”，介入监管意大利主要运营商如意大利电信（TIM）、Vodafone、和记电讯的Wind/3与中国供应商华为和中兴通讯的关系，虽绿灯放行合作但对合同提出具体约束条件。同年11月，意大利议会通过明确国家网络安全边界的法案，将5G纳入更严格监管的范畴。

唯一持亲北京立场的政党五星运动，也是助推意大利成为七国集团（G7）中首个拥抱中国投资的政治力量。华为搭乘顺风顺水的中意关系，在2019年夏季表示，未来3年将在意大利增加投资31亿美元。五星运动领袖迪马约（Luigi Di Maio）也曾多次为华为站台。但“东望”并未如期望般为意大利打开新的经济增长契机，中意间贸易逆差，在备忘录签署一年后甚至进一步扩大。

拥有坚实欧盟根基和跨大西洋联盟基础的意大利民主党，近日则提出要利用欧盟疫情复兴基金来发展5G网络建设，意味着将要以明确立场来排除中国公司。五星运动成员的立场也开始摇摆，曾在华为问题上分歧巨大的执政联盟成员有趋向达成共识的倾向。

墨卡托中国研究所（Merics）研究员 Lucrezia Poggetti 对端传媒说：“意大利民主党给讨论带来更多亲欧洲的观点，这对五星运动成员形成一种制衡，他们中不少人仍持有一种心态，认为在与布鲁塞尔的关系中打中国牌，可以成为一个讨价还价的筹码。”

路透社7月报导，意大利最大的电信公司TIM并未邀请华为参与在意大利和巴西建设5G核心网络的设备招标。华为本身并未在TIM现有意大利核心网络中有份额，这个消息也并不意味着华为被排除出非核心网络，但却显示电信公司有随政府更弦易辙的意愿。Poggetti说：“英国和法国的（关于华为的）决定，无疑为其他欧洲国家创造了审视这些问题的势头，并可能采取更大胆一些的行动。如果意大利不采取全面禁止的措施，它还可以设置某种外部限制，这将导致像华为这样的企业很难参与5G建设中来。”

最大的那块多米诺骨牌

欧盟层面协调缓解5G网络安全风险的进度，在半年内，推进迟缓且参差不齐。7月25日，欧委会发布成员国执行工具箱情况报告，14个成员国提供信息评估对高风险供应商（通常指华为和中兴通讯）暴露指数为中等或高，只有3个国家风险为低，其余10国因信息敏感等原因并未分享信息。欧盟执委会督促各国多样化5G供应商而必须采取紧急行动，意在进一步缩小华为在欧洲5G业务。

根据华为2019年年报，EMEA地区（欧洲中东非洲）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营收市场，占公司全年收入24%，增长驱动力为5G网络建设和企业数字化转型。但其实，华为的欧洲市场在近几年才真正实现盈利。西欧市场在华为国际化战略版图中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华为前西欧总裁彭博曾表示，在亚非拉第三世界“逞能”是不行的，华为必须占领全球前三大消费市场——中国、美国、欧洲，但美国存在不可控障碍，“欧洲相对来说没有人造壁垒”。

欧洲移动电信市场不同于中美两国三家运营商整体独大的局面，整个欧陆运营商加起来林林总总上百家，欧盟政策制定者也满足各国市场约有三四家运营商的现状，并坚决反对电信公司之间的兼并。这种“诸侯割据”的激励竞争利好消费者，但也导致沃达丰、西班牙电信、德国电信等公司缺乏覆盖整个大陆的战略框架，容克委员会提出的欧洲数字化单一市场美好构想至今未实现。虽然运营商加入炒作5G功用及前景的社会宣传公关，但无法突破电信市场投资收益率低迷的状态。冯德莱恩委员会强调对5G技术的重视，追求数字主权，但却很少采取利好产业的实质行动。

其他欧洲国家政府在涉及华为决定上仰仗最大的那块多米诺骨牌——德国。作为欧盟理事会今年下半年的轮值主席国，德国也是区域最大的电信市场。德国联邦政府最快会在9月作出是否允许华为继续参与德国5G网络建设的决定，但故意拖延至美国大选结果揭晓之后也并非不可能。简言之，华为能否在德国持续立足，取决于总理默克尔是否愿意单枪匹马地抵抗反对华为的力量。在德国议会，排除华为已经是跨党派的共识，最激烈的反对声不但来自社民党（SPD）和绿党，甚至在执政党内基民盟（CDU）内部也很响亮。

莱茵河畔的杜塞尔多夫是德国通信业之都，三大运营商德国电信、沃达丰和西班牙电信都将区域总部设在这里，华为和中兴也在这里设立欧洲总部。华为选择杜塞，正是为了追随且接近运营商客户，并吸纳电信产业人才和先进理念，形成协同效应。进入夏季，杜塞主要商圈户外广告是吸睛的粉色大字5G，这是德国电信的标识颜色，它计划在7月底前利用华为和爱立信的设备向4000万德国人提供基本5G服务升级。

作为国有控股32%的德国电信，不顾情报机构反对，继续加深与华为的合作，且游说反对任何让其5G铺设难度增大的政策变化。根据德国《商报》获得德国电信的内部文件，公司评估若联邦政府对华为下达大规模禁令，将不得不花费五年时间移除网络中现有的华为设备，导致约30亿欧元损失。德国电信将这个极端情境称作“哈米吉多顿”（Armageddon），带有世界末日的含义（圣经中哈米吉多顿大战是上帝跟人间政府的决战）。德国电信对华为的依赖，也受到多位立法者严厉质询，警告其不要抢先造成既成事实，否则若政府最终决定禁用华为别想申请赔偿。

德国政府从2019年3月就一直在商议的《IT安全法2.0 》，才是展示对华为态度的关键立法文件，它对关键基础设施的运营商和供应商将明确更严格的IT安全规则和责任，能直接约束德国电信在5G网络建设上减少对特定供应商的依赖。2020年5月，内政部曾将该法草案提交政府内部表决，其中包括5G网络的安全条例，但是，社民党掌管的外交部和司法部并没有接受这份草案。外交部长马斯（Heiko Maas）坚持认为在安装新组件之前，要对供应商的可信度进行政治评估 。联邦政府内部越难以消除分歧，转而“拖字诀”，议会的耐心被耗尽，华为的回旋空间就越狭窄。

“蚕食”华为的代价

真正在地缘政治中渔利的恐怕是瑞典巨头爱立信，其他厂商如诺基亚和三星因不可逾越的技术障碍并不能快速蚕食多国洗牌华为后留下的市场空缺。包括德国、丹麦、挪威等欧洲国家的运营商因担心华为受制裁后的供货及后续维护能力，纷纷弃用华为，只有爱立信笑纳了几乎所有华为丢失的合同。

爱立信视欧洲多国对华为的政治限制是其扩大在欧洲移动市场份额的重要机遇，有望超越现有30%的水平，首席执行官 Börje Ekholm 表示，爱立信有能力协助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更换设备的需求。截至7月，爱立信在官网公布已斩获95个通信商5G商用合同，一举超越华为成为全球合约数量最多的供货商。2020年2月，华为运营商BG总裁丁耘透露华为拿下91个5G商用合同，其中有47个来自欧洲企业。

对于华为在欧美市场的遭遇，北欧供应商对竞争对手鲜少公开发声，可这种“静观其变”也在使其付出代价。2020年，中国三大国有运营商利润肥厚的5G招标中，爱立信份额被边缘，诺基亚则颗粒无收面临出局。在采购投资最大的接入网领域，爱立信只收获中国移动5G基站11.5%的订单，大头则被华为（57.2%）和中兴（28.7%）瓜分。

对于从19世纪90年代初就在中国建立电话销售业务的爱立信来说，中国市场不仅攸关战略利益，还是其全球四大供应中枢之一。换句话说，来自中国政府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也悬在它的头顶上。7月22日，《华尔街日报》曾援引匿名信源称，若欧盟国家效仿美英禁止华为参与5G网络建设，中国考虑对爱立信和诺基亚的中国业务采取反制措施。这一消息被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汪文斌称作“假新闻”。

除非出现重大故障或政府干预，运营商多数倾向与供应4G设备的厂商继续合作下一代网络建设，这种现象被称作供应商锁定（Vendor Lock-in）。为了打破这个局面及解决不同厂商设备间的兼容性，两年前业界提出基于软件可实现互相操作的解决方案“开放式无线接入网络（Open RAN）”，类似一套可操控所有供应商RAN产品的终端操作系统。这个想法得到不少运营商支持响应，因为谁也不愿意在政治风险下挑选三大供应商的某一家而许下长期且排他的承诺，倚重软件研发的属性也给欧洲初创企业一个进入赛场的机会。

“一个没有中国的科技俱乐部就像一个没有巴西队的国际足球锦标赛。”

不过，支持这一方案的“Open RAN政策联盟”的会员中，多数为美国科技企业，还包括日本、韩国、西班牙和英国公司，但却不见RAN技术最领先的华为、世界最大运营商中国移动或者BAT等其他中国公司。一位美国科技编辑评价道：“一个没有中国的科技俱乐部就像一个没有巴西队的国际足球锦标赛。”而且，Open RAN技术仍处于起步研发阶段，让运营商再苦等至少五年的研发期也并不现实。

由于美国公司在4G前网络时代的技术垄断，华为的八成专利使用费都支付给了美国公司，被戏称作通信业收租公的高通，应收专利费的5-10%都来自华为。而进入5G时代，华为专利优势开始显现，自2015年以来，华为获得的知识产权收入累计超过14亿美元。

据德国专利数据公司IPlytics公布最新的全球4G/5G关键专利排名，以华为、中兴为代表的中国厂商在5G标准必要专利（SEP）占比34%，遥遥领先美国、韩国、芬兰等国。从更能体现企业在5G技术话语权的专利授权量来看，华为排名全球第四位，市场预计华为在2020年的研发投入会超过200亿美元。

2020年2月，产品被排挤出美国市场的华为对美国运营商 Verizon 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认定后者侵犯了华为在美国授权的12项专利并赔偿专利费。同理，在欧洲市场，华为也可以在被禁止进入的市场使出杀手锏，停止与竞商交叉授权而索取移动基站技术专利费。这意味着，无论是爱立信还是诺基亚来重建欧洲电信设施，都需要使用华为无形的专业知识。

政治在全球5G网络建设扮演搅局者，根源上因为这是一场专利技术环节的“军备竞赛”；而这场“军备阶段”的阶段性结论：美国和盟友国家，即便可以拆掉基站上那个红色花瓣标识的公司设备，仍要给华为掏特许权使用费。

回到欧洲，显然，各国已经开始拿著信任的标尺去选择下一代通信网路合作伙伴，这意味著，电信业不会是第一个被科技冷战波及的行业，华为也不会是“战事”上的唯一玩家。意识形态迥异的经济体间这种日趋分明的对立，势必会逐步拓展到更广阔的数字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