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頭號海外市場到中美科技冷戰前線：華為在歐洲的「下半場戰事」

2020年2月初，比利時皇家美術館副樓，歐洲電子技術行業組織「數字歐洲」（DigitalEurope）年會現場，谷歌、空客、諾基亞、西門子代表，歐委會官員、歐洲議會議員和西歐成員國政策制定者雲集，羅馬柱下觥籌交錯⋯⋯在這個歐美產業巨頭影響布魯塞爾數字經濟政策的遊說場合，最出風頭的卻是中國公司華為，八片紅色花瓣圖標位居活動主要贊助商之首。華為的展台前，擺放着由其資助的歐洲智庫和媒體機構製作的精美報告，這種「聲譽清洗」的公關手法，華為團隊很是熟練，向歐洲觀眾講述一個中國最成功的跨國科技公司給歐羅巴做出經濟奉獻的故事，「華為深耕歐洲市場20年」是2020年這個命題故事的標題。

華為駐歐盟機構首席代表劉康，在首輪小組討論發言後，也成了賓客和媒體競逐追問的對象。在剛過去的中國新春招待會上，劉康宣布，公司正為一個上億歐元的工廠投資項目選址，還在候選國家上賣足關子。彼時，華為似乎將與歐盟各成員國博弈，以參與這些國家5G網絡建設的主動權，掌握在了自己手中，建廠動作，也能驅散歐洲對中國政府可能禁運5G部件的疑慮。用生產線轉移增加的成本換取歐洲對華為的信任，有一石二鳥的戰略期望。

但是，美國制裁打壓的陰影也已經困擾着華為光鮮的展區，員工向歐盟委員會創新與青年事務專員 Mariya Gabriel 展示了Mate X摺疊屏手機酷炫的功能，但實際上，這款在美國禁售令頒布後推出的首支旗艦高端機，由於無法造訪谷歌應用程序商店，並不在歐洲境內銷售，展示機也是中國員工從國內帶到會場的。

當時，歐洲頻傳，要抵抗華盛頓壓力、在5G網絡建設上走中間路線，給予華為「攻下」歐洲城池的自信心。先是英國政府在1月允許華為在5G非核心網絡繼續扮演實質性角色，而後，歐盟發布5G網絡安全工具箱指導文件，強調遴選高風險供貨商應遵循非歧視原則。表面上，華為被趕出核心網軟件供應，推向只能供應基站天線等無線接入網絡（RAN）硬件的邊緣角色，但鑒於RAN佔運營商採購支出八成左右，這意味着華為仍舊能保證在歐洲獲得大批訂單。對於華為，這比美國四處遊說要求全盤排除華為的局面來說，已是利益最大化的成果。

這個積極的勢頭，在2019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蔓延至歐洲後，被按下暫停鍵。封鎖了幾個月，當歐洲的社會生活緩緩重啟，等待華為的卻是接連潰敗。先是歐洲多個運營商宣布，放棄與華為的原有合同，轉向愛立信和諾基亞；再是7月14日，英國態度大轉彎，約翰遜政府作出徹底排除華為5G產品的禁令，將落敗的悲觀情緒推至頂點。而新產品缺少谷歌套件支持的華為手機部門，整個歐洲市場份額，已從疫情前的22％降至16％。

「歐洲各地終於開始謹慎而穩定地恢復正常，對我們許多人來說就像從夢中醒來，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一場噩夢，」劉康在歐洲動態（Euractiv）的一篇評論文章上寫道，「對華為來說，這是一個有些粗暴的覺醒。」

歐洲在成為中美間科技冷戰的前線，歐盟內部的大西洋主義者們希望跟進英國的抉擇，呼喚疫情後經濟重啟時，擁有更多戰略自主權，打造本土5G產業共同體。短短幾個月內，華為在歐洲5G的「戰況」急轉直下。一方面，美國追加頒布「五一五」芯片供貨禁令，讓仍踟躕的歐洲盟友意識到美國要徹底扼殺華為的決心，且這個美國兩黨連立的共識，並不會隨着今年11月大選結果而發生翻轉變化。另一方面，中國政府在向外解釋和處理疫情時，塑造出了一個更獨斷強硬的自身形象，香港國安法的通過，也不啻為歐洲對華政治幻滅的臨門一腳，讓華為絕不會向中國當局屈服開放數據後門的承諾更顯蒼白。

在這樣的情形下，華為在歐洲「下半場戰事」是否還有轉圜餘地？

意外在英國敗北

4月初，受網絡虛假陰謀論「5G技術有助於2019新型冠狀病毒傳播」的鼓吹，英國多地發生焚燒5G基站和攻擊通信工程師事件，共計77座5G信號塔被燒燬。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HS）主任闢謠5G謠言「完全胡扯」，英國四大移動運營商發表聯合聲明，以典型英式口吻請求到：請幫助我們制止這種行為。由於英國5G並未大面積鋪開，一些被縱火的基站實際只提供LTE服務，直接受到影響的沃達豐（Vodafone）首席執行官更將襲擊稱作「國家安全事件」。

5G無線通信技術和千禧年開始的反現代技術的新盧德運動（Neo-Luddism），在工業革命發源地英國激烈碰撞，陰謀論信徒們還有一個顯眼的外來遷怒對象：中國。但是，早些時候，在政府基礎設施建設開支上，菁英政客從未猶豫要帶上5G這樣充滿未來科技現代感的元素。約翰遜在執政綱領中承諾，要在2025年前，將全光纖和千兆寬帶普及至全英國，並宣布投入50億英鎊公共資金。

因此，1月28日，約翰遜政府延續了前任首相文翠珊的折衷方案，一方面英國國家網絡安全中心（NCSC）將華為標記為高風險供應商，另一方允許其繼續提供在5G網絡中非敏感部分（如天線、桅杆、甚至固網光纖到戶設備），但是，市場份額將不得超過35%的上限。希望可以既控制安全戰略風險，又能快速省錢地實現全國鋪開5G的政治承諾。約翰遜還曾為這一決定辯護說，批評華為的人應該拿出替代方案。華為是唯一被允許局限留在網絡中的「高風險廠商」，另一家中國國有企業，中興通訊，則早就被徹底排除。

英國風險管理的邏輯是增加電信生態系統中供應商的多樣性，目前英國有限的5G推廣都採納了這一多供應商策略。除西班牙電信（Telefonica）旗下的O2沒有使用華為5G設備外，其他三家主要運營商英國電信集團（BT Group Plc）旗下的EE、沃達豐集團（Vodafone Group Plc）和和記電訊（3），都依賴華為提供完整的5G無線接入網絡。

英國對華為綠燈放行的決定，讓美國安全情報官員一年多來頻繁跨洋遊說行動差點付諸東流，特朗普政府傳出「勃然大怒」的反應。美國官員以停止與英國共享秘密情報來警告約翰遜政府。共和黨參議員 Marsha Blackburn 在聲明中說：「如果我們對英國人用盡了胡蘿蔔，也許是時候該用一根大棒了。」另一名共和黨參議員 Tom Cotton 直截了當將讓華為部署英國5G網絡比作「就像冷戰期間允許克格勃部署其電話網絡一樣」。

另一方面，約翰遜還面臨自去年12月大選勝利後最大的保守黨黨內造反，60多位主張歐美合作的大西洋主義者（Atlanticist）議員們威脅，若不徹底移除華為，就會破壞約翰遜接下來的政府計劃和立法議程，還提出了更激進的時間表，要求在2023年也即2024年下屆大選之前就移除華為。更矚目的交鋒發生在3月11日，議員們發起了旨在將華為設備從英國運營商網絡中移除的《電信基礎設施法案》修正案，最終該提案僅以24票之差被否決。

反對華為廣義上針對中國的領導角色，包括下議院外事委會員主席圖根德（Tom Tugendhat），他仿照推動脱歐政策議程的「歐洲研究小組」，發起了一個「中國研究小組」，與另一位牽頭「華為利益小組」、堅決反對華為的議員西利（Bob Seely），他的口號簡單乾脆：「華為，沒門」（Huawei, no way）。這些議員對華為的指控，主要圍繞竊取西方情報間諜嫌疑和參與中國政府壓迫維吾爾族人權的行動。華為試圖在技術環節去澄清這些罪名，並通過投入建設倫敦5G創新中心和劍橋光電子研發與製造基地進一步「自證清白」，但無法阻止英國議員們應和美國的阻殺行動。

「中國研究小組」的議員們，認為中國對香港的國安立法違反《中英聯合聲明》，不符合英國國家利益，從英國國家價值觀考量，應將華為設備「毫不拖延地」剝離。西利接受端傳媒採訪時說：「香港問題在議員們那裏扮演了一個情感上的角色，因為很多人在香港生活過，也知道香港和中國大陸的不同。我認為這是（對中國）持續增加的普遍擔憂的一部分。」

民主西方幡然醒悟，自己的社會在過度依賴一個價值觀與其截然相反的國家。

英國情報機構政府通信總部（GCHQ）的前負責人漢尼根（Robert Hannigan）也指出，民主西方幡然醒悟，自己的社會在過度依賴一個價值觀與其截然相反的國家，「華為和其他中國公司帶來真正的網絡安全風險，但主要威脅來自中共的意圖，正如我們在香港看到的那樣。」

總部位於深圳的華為，因對岸急遽衝突的局勢而在海外主要市場遭受政治打擊，這恐怕令中國公司始料未及。任正非曾面對英國記者連環追問香港情勢時，報以中國企業家對敏感政治事件慣有的「鴕鳥心態」，答覆：「對香港的事情一點都不了解，主要還是集中精力提高我們的產品質量」、「我不知道香港為什麼動亂，外國對中國的判斷不一定準確」，並轉移話題。7月初，華為英國高管湯普森（Jeremy Thompson）在議院聽證會上辯護華為像其他英國公司一樣，員工可自由表達觀點，但被反問對香港國安法有什麼觀點時，他說：「我沒有觀點」。

英國是華為在歐洲最重金投入精英高層路線的國家，收攏了包括英國石油BP前總裁 John Browne 和貿易投資總署前署長 Andrew Cahn 等人進入華為英國董事會，但仍無法阻止議員倒戈和天秤傾斜。7月14日，傳言得到證實，英國政府禁止運營商在2020年12月31日之後向華為購買任何新的5G設備，且到2027年必須從5G網絡中移除所有華為組件。John Browne 在禁令宣布前，倉促辭任華為英國主席，以他為代表的建制派精英，多是在2015年卡梅倫政府推動對華密切關係時進入華為的，而當下被親美派譏諷「黃金時代下的黃金蛋」。

約翰遜政府官員統一口徑，稱翻轉華為決定是依據NCSC修改使用高風險廠商指導意見，強調美國產業與安全局5月15日頒布更改的出口管制條例，限制了華為在國際上使用美國技術和軟件製造半導體的能力，因此英國不能保證未來華為5G產品的穩定安全性。某種程度上，這是以技術風險擔憂來掩蓋深層地緣政治的考量。

英國脱歐離開世界上最富裕的單邊市場後，外交算盤原本是期冀在北京和華盛頓之間找到一個舒適的中間地帶，既通過正在談判的貿易協定與美國形成更緊密的經貿往來，又通過已開啟的中英「黃金十年」打開更多與第二大經濟體的合作機遇。可是，這個彈性立場在疫情衝擊後的世界秩序下變得不再可行。倫敦國王學院中國政治教授布朗（Kerry Brown）寫道：「至少與布魯塞爾站在一起時，英國在決策中的份額為28分之一，而與華盛頓份額則為零。在當下形勢與華盛頓站在一起的話，對中國的默認選項就是直接說不。」

「中國」這面旗，要插在哪裏？

5G承載萬物快速鏈接的願景，但5G鋪設本身並不快。英國政府也承認，禁購華為決定是經濟自殘行為，這意味着5G推出將延遲兩至三年，成本躍升至少20億英鎊。政府雖未要求將華為排除出2G、3G和4G基礎設施，但運營商曾表示，隨着5G禁令，也必須對4G檢修，以防止不同廠商配件出現互通問題。據統計，華為在BT（EE）、和記電訊（3）、沃達豐的4G網絡中配件份額分別為65%、40%和60%。

出於產業鏈緊密相連的利益原因，英國運營商普遍與華為站在一邊，警告若剝離華為設備時間表過急，英國部分地區將有手機信號中斷的風險。該禁令將促使運營商轉向北歐公司愛立信和諾基亞，但這兩家基站技術相比華為落後，不但昂貴費電，且體積龐大。Enders Analysis 的分析師James Barford 也指出，中長期來看，雙頭壟斷缺乏競爭將進一步導致價格上漲。但是，業界越強調華為在通信網絡中的不可或缺性，就越證明了鷹派對關鍵國家基建過度依賴中國公司的擔憂。

多年來，英國對華為設備進行了嚴苛的監督審查，華為產品也被英國運營商「解剖」得最為徹底，因此才贏得15年的信任。

2003年，這個名不見經傳、發音奇特的中國公司尋求在歐洲市場立足的機遇，等來英國電信BT構建「21世紀網絡」的超級項目，在為節省100億英鎊運維成本而在亞洲遴選合作商的契機。根據華為員工回憶錄《槍林彈雨中成長》，為了參與項目在倫敦東郊小鎮 Basingstoke（後曾一度成為華為歐洲總部所在地）發標答標活動，100多位平均年齡二十七八歲的華為研發人員擠在匆忙租來只有一張床的宿舍，常忙到凌晨3、4點，並面臨缺乏專業翻譯的窘境。2005年，華為最終競標成功BT項目接入網和傳輸兩個領域，這個破局，助推華為邁進了歐洲運營商第一陣營。

英國國家網絡安全中心（NCSC）技術總監利維（Ian Levy）也曾記錄，作為監管機構，在2003年，初次聽到BT決定在其史上最大規模網絡升級項目中引入一家中國公司後的風險應對舉措。基於中國政府「可以強迫在中國的任何人做任何事」和「會在某個時間點對英國發起網絡攻擊」兩個假定，採取網絡所有部分供應商多樣化、將風險供應商排除在核心功能與敏感部分之外、加強監測等沿用至今的緩解風險技術手段，還與NCSC前身成立聯合小組，專門研究高風險廠商設備。

到了2008年，更多運營商表示也想使用華為設備，但讓每個運營商都複製BT工作模式意義不大，英國政府認為有必要成立華為網絡安全評估中心（HCSEC），協助運營商使用華為設備時做好風險管理。此外，NCSC還在2014年成立了華為監督委員會，主席為NCSC首席執行官，每年向國家安全顧問、情報與安全委員會、議會及公眾報告。利維評價：「這種模式並不完美，但運作得相當不錯。」

華為在海外的運營過程中，並沒有發生過中國權力機關通過華為進行惡意網絡安全活動的實際證據。為此，華為還在布魯塞爾建設網絡安全透明中心，開放源代碼以供專業人士檢查。在否認有關間諜指控時，華為的答覆通常是，信息由主權國家管理，網絡由當地運營商運營，作為設備廠家的華為只提供傳輸信息包的管道，而信息包被傳到核心網時才被打開，被劃分到非核心網的華為根本無從接觸或打開信息包。

這是華為遊說歐洲政策制定者以保留華為有限市場份額時最常講述的說辭。

但這個聱牙詰屈的技術故事，講到最後，仍不敵美國簡單粗暴的幕後動機論。華為5G產品線總裁楊超斌說：「從技術角度講，我們可以解決安全問題。但如果把安全問題看做是政治問題，並根據起源地來判斷供應商的安全性，那問題就很難解決。」

而且，華為至今沒有想好該如何把與中國政府的關係講得更具說服力。這也反映出在海外經營的中國企業與中國外交機構之間複雜被動的客體地位，以及缺乏有效溝通的現狀。華為長期將遠離政治視若圭臬，並刻意與中國官方機構保持距離，正是忌憚外界會進一步強化華為從中國當局獲得不公平競爭資源的指控。

曾有英國記者問任正非，當華為和美國的衝突開始後，他本人和中國政府領導層進行過哪些對話，被任正非一口否認：「因為我認為不需要對話，對話就是上了特朗普的當。」

但是，隨着中美衝突加劇，被愛國主義牢牢捆綁的華為，成為了極力展示自信大國形象的中國外交官格外青睞的話題對象，在強硬批判美國科技霸權主義時，更彷彿化身華為公司發言人。尤其傅瑩在慕安會駁斥佩洛西華為威脅論，在國內贏得滿堂喝彩後，似乎鼓舞了更多外交官為華為挺身而出。20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全球擴散期間，因外交部新發言人趙立堅將病毒發源地暗指向美國，西方對咄咄逼人的中國外交反感度上升並固化「戰狼外交」的標籤。在這種背景下，多位駐歐洲國家的中國大使，亦直白地釋放威脅訊號，為歐洲各國激烈的5G討論添了一把火。

中國大使涉及華為的行為越出外交與攻擊的界限，用威脅報復的方式來懲罰一個國家不購買華為，說明「華為與中國政府的關係，密切到讓人不舒服」。

2019年12月，駐德大使吳懇在公開座談活動上表示，如果德國將華為排除在德國電信市場之外，中國政府不會袖手旁觀，並暗示德國出口到中國的汽車將遇到問題。這番言辭在柏林政策圈引起譁然，《經濟學人》的報導稱，有局內人說，默克爾對吳懇的威脅嚴肅對待。

中國駐法大使館則在2月發布公告：「我們不希望因為法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的歧視華為和保護主義做法而損害歐洲企業在中國市場的發展。」這被大量媒體解讀為挾持諾基亞和愛立信在華業務。

駐英大使劉曉明也曾在政商人士出席的非公開場合警告，若英國封殺華為，將影響中國企業參與的英國欣克利角核電廠和高鐵建設項目。這也被唐寧街10號解讀為一種恫嚇。「如果要使中國成為一個敵對國家，就必須承擔後果。」劉曉明在7月初接受媒體群訪時說。

中國外交官的出發點可能是希望為華為爭得更多籌碼，但實際效果適得其反，反而形成了對主權國越施壓、越反彈的結果。

英國力主排除華為的議員圖根德（Tom Tugendhat）在推特上反饋道：「和一個說客聊起華為，我被告知任何政策變化都會導致來自北京的懲罰。所以我們應該加深對一個威脅我們的國家的依賴，這樣當他們將來再威脅我們時他們就會有更大權力。這太怪異了。」

位於丹麥的 Strand 諮詢則認為，中國大使涉及華為的行為越出外交與攻擊的界限，用威脅報復的方式來懲罰一個國家不購買華為，說明「華為與中國政府的關係，密切到讓人不舒服」。

中國政府不但將華為視作其在世界範圍取得5G領先地位的重要抓手，還將各國對華為的決定視作中美抗衡背景下檢驗對華友好還是惡意的石蕊試紙。而多次處於輿論風暴中心的華為往往被動選擇沉默；各路媒體就大使們的話向華為尋求回應時，華為也未有過回覆。

一位中國外交官曾對記者表示，中國政府給中國企業說話天經地義，「但我們有什麼想法，不需要與他們討論，我們怎麼說不告訴華為」。此外，他認為，華為無法徹底剝離跟中國政府的關係，而且刻意跟中國政府剝離關係，也不會帶來西方社會的認可。

2020年3月，華為年報發布會上，輪值董事長徐直軍在回答記者關於美國加碼制裁提問時說：「我想中國政府不會讓華為任人宰割，或者對華為置之不理，相信中國政府也會採取一些反制的措施。」這句話在第二天華春瑩主持的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得到迴響。

這是華為高層罕見地與中國外交部隔空互動，外界猜測華為開始大方轉向尋求中國政府「庇護」。華為位於杜塞爾多夫的歐洲總部則否認了這個說法，「華為與中國當局的接洽，同與我們其他分部所在國當局接洽類似，並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

封鎖華為的風向

翻開7月法國各大主要報紙，可以看到華為買下的整版廣告和最矚目的大字：「法國製造」。2月底，華為宣布將生產4G/5G無線通信設備的工廠落在法國，將帶來10億歐元年產值和500個就業崗位，但並未透露生產基地具體位置和開始生產的時間表。華為希望借歐洲工廠項目來影響處於5G鋪設初期的法國的目的不言而喻，法國政府也尚未明朗地對外闡釋對華為的立場。在這個契機，華為公關再次發起魅力攻勢，希望通過強調藍色的歐洲印記，來消解法國網絡安全官員對其紅色根源的疑懼。

宣布工廠消息的同時期，恰好是法國四大移動網絡運營商向政府提交5G頻譜牌照投標方案的截止日期，已經在4G網絡中使用一半以上華為RAN設備的SFR和布伊格電信（Bouygues Telecom）向法國國家信息系統安全局（ANSSI）提交了使用華為5G設備的申請。這兩家運營商是華為爭取繼續參與法國5G網絡建設的關鍵，另外兩家主要運營商 Orange 和 Free Mobile 在4G時代就實施了零非歐盟廠商的戰略，而市場佔有率45%的國有運營商 Orange，則已經選擇諾基亞和愛立信作為5G合作廠商。法國政府5G路線圖中，希望在2020年底完成至少一個主要城市的商業鋪設，而上半年疫情已將頻譜分配和牌照拍賣的進程延遲數月。

英國落槌華為禁令後，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奧布萊恩（Robert O’Brien）和對華強硬政策推手博明（Matthew Pottinger）不顧肆虐的疫情，馬不停蹄飛往巴黎，與英法德意同僚會晤商討包括華為5G在內的一攬子話題。疫情嚴重，但此時面對面強力說服歐洲盟友更顯得尤為迫切（7月27日，奧布萊恩確診2019新型冠狀病毒陽性）。

ANSSI首先不鼓勵目前沒有使用華為設備的電信公司更換成華為設備，隨後告知計劃購買華為5G設備的運營商，牌照期限僅為三至八年，牌照到期後將無法更新。由於每個運營商都需申請數十個設備牌照來覆蓋不同地區，ANSSI也知會運營商，在關鍵地區使用華為設備的請求不會被批准，特別是巴黎、里昂、馬賽、尼斯、圖盧茲、斯特拉斯堡等主要城市，偏遠地區的禁令生效最晚可到2028年中旬。

這樣的行政介入，實際上將壓力轉嫁給兩家使用華為設備的運營商：繼續使用華為就意味着有限牌照，還促使他們在2028年以前逐步替換部分地區的華為設備。兩家公司今年已多次表示，如果華為禁令迫使他們以極高代價來更換電網設備，會導致他們向政府索求賠償。

ANSSI負責人波帕（Guillaume Poupard）為這個變相追隨英國的決定解圍說：「我們要說的是，歐洲供應商和非歐洲供應商的風險是不一樣的。」在2019年，歐盟在商討制定泛歐盟框架來評估5G風險時，向來我行我素的法國，就已提前在國家電信法中增加條款，賦予總理辦公室可以通過ANSSI來阻止運營商使用特定無線接入網設備的權限——這項給政府擴權審查5G鋪設的法律，被業界私下叫做「華為法」。

政府加重干預的「法國模式」並非孤例，在意大利同樣也發生政府伺機攬權，以5G建設為由頭，拓展監督電信行業的觸角。

2019年3月，在意大利同中國簽署「一帶一路」倡議諒解備忘錄同時期，也修改條例將政府以國家安全名義干預戰略私營企業市場交易的「黃金權力」，延伸到5G網絡領域。2019年9月，代表反建制民粹主義的五星運動和中左翼親歐洲的意大利民主黨（Partito Democratico）這對政壇宿敵，意外牽手組建新政府後，旋即在首個政府會議上動用「黃金權力」，介入監管意大利主要運營商如意大利電信（TIM）、Vodafone、和記電訊的Wind/3與中國供應商華為和中興通訊的關係，雖綠燈放行合作但對合同提出具體約束條件。同年11月，意大利議會通過明確國家網絡安全邊界的法案，將5G納入更嚴格監管的範疇。

唯一持親北京立場的政黨五星運動，也是助推意大利成為七國集團（G7）中首個擁抱中國投資的政治力量。華為搭乘順風順水的中意關係，在2019年夏季表示，未來3年將在意大利增加投資31億美元。五星運動領袖迪馬約（Luigi Di Maio）也曾多次為華為站台。但「東望」並未如期望般為意大利打開新的經濟增長契機，中意間貿易逆差，在備忘錄簽署一年後甚至進一步擴大。

擁有堅實歐盟根基和跨大西洋聯盟基礎的意大利民主黨，近日則提出要利用歐盟疫情復興基金來發展5G網絡建設，意味着將要以明確立場來排除中國公司。五星運動成員的立場也開始搖擺，曾在華為問題上分歧巨大的執政聯盟成員有趨向達成共識的傾向。

墨卡託中國研究所（Merics）研究員 Lucrezia Poggetti 對端傳媒說：「意大利民主黨給討論帶來更多親歐洲的觀點，這對五星運動成員形成一種制衡，他們中不少人仍持有一種心態，認為在與布魯塞爾的關係中打中國牌，可以成為一個討價還價的籌碼。」

路透社7月報導，意大利最大的電信公司TIM並未邀請華為參與在意大利和巴西建設5G核心網絡的設備招標。華為本身並未在TIM現有意大利核心網絡中有份額，這個消息也並不意味着華為被排除出非核心網絡，但卻顯示電信公司有隨政府更弦易轍的意願。Poggetti說：「英國和法國的（關於華為的）決定，無疑為其他歐洲國家創造了審視這些問題的勢頭，並可能採取更大膽一些的行動。如果意大利不採取全面禁止的措施，它還可以設置某種外部限制，這將導致像華為這樣的企業很難參與5G建設中來。」

最大的那塊多米諾骨牌

歐盟層面協調緩解5G網絡安全風險的進度，在半年內，推進遲緩且參差不齊。7月25日，歐委會發布成員國執行工具箱情況報告，14個成員國提供信息評估對高風險供應商（通常指華為和中興通訊）暴露指數為中等或高，只有3個國家風險為低，其餘10國因信息敏感等原因並未分享信息。歐盟執委會督促各國多樣化5G供應商而必須採取緊急行動，意在進一步縮小華為在歐洲5G業務。

根據華為2019年年報，EMEA地區（歐洲中東非洲）是僅次於中國的第二大營收市場，佔公司全年收入24%，增長驅動力為5G網絡建設和企業數字化轉型。但其實，華為的歐洲市場在近幾年才真正實現盈利。西歐市場在華為國際化戰略版圖中有不可取代的地位，華為前西歐總裁彭博曾表示，在亞非拉第三世界「逞能」是不行的，華為必須佔領全球前三大消費市場——中國、美國、歐洲，但美國存在不可控障礙，「歐洲相對來說沒有人造壁壘」。

歐洲移動電信市場不同於中美兩國三家運營商整體獨大的局面，整個歐陸運營商加起來林林總總上百家，歐盟政策制定者也滿足各國市場約有三四家運營商的現狀，並堅決反對電信公司之間的兼併。這種「諸侯割據」的激勵競爭利好消費者，但也導致沃達豐、西班牙電信、德國電信等公司缺乏覆蓋整個大陸的戰略框架，容克委員會提出的歐洲數字化單一市場美好構想至今未實現。雖然運營商加入炒作5G功用及前景的社會宣傳公關，但無法突破電信市場投資收益率低迷的狀態。馮德萊恩委員會強調對5G技術的重視，追求數字主權，但卻很少採取利好產業的實質行動。

其他歐洲國家政府在涉及華為決定上仰仗最大的那塊多米諾骨牌——德國。作為歐盟理事會今年下半年的輪值主席國，德國也是區域最大的電信市場。德國聯邦政府最快會在9月作出是否允許華為繼續參與德國5G網絡建設的決定，但故意拖延至美國大選結果揭曉之後也並非不可能。簡言之，華為能否在德國持續立足，取決於總理默克爾是否願意單槍匹馬地抵抗反對華為的力量。在德國議會，排除華為已經是跨黨派的共識，最激烈的反對聲不但來自社民黨（SPD）和綠黨，甚至在執政黨內基民盟（CDU）內部也很響亮。

萊茵河畔的杜塞爾多夫是德國通信業之都，三大運營商德國電信、沃達豐和西班牙電信都將區域總部設在這裏，華為和中興也在這裏設立歐洲總部。華為選擇杜塞，正是為了追隨且接近運營商客戶，並吸納電信產業人才和先進理念，形成協同效應。進入夏季，杜塞主要商圈戶外廣告是吸睛的粉色大字5G，這是德國電信的標識顏色，它計劃在7月底前利用華為和愛立信的設備向4000萬德國人提供基本5G服務升級。

作為國有控股32%的德國電信，不顧情報機構反對，繼續加深與華為的合作，且遊說反對任何讓其5G鋪設難度增大的政策變化。根據德國《商報》獲得德國電信的內部文件，公司評估若聯邦政府對華為下達大規模禁令，將不得不花費五年時間移除網絡中現有的華為設備，導致約30億歐元損失。德國電信將這個極端情境稱作「哈米吉多頓」（Armageddon），帶有世界末日的含義（聖經中哈米吉多頓大戰是上帝跟人間政府的決戰）。德國電信對華為的依賴，也受到多位立法者嚴厲質詢，警告其不要搶先造成既成事實，否則若政府最終決定禁用華為別想申請賠償。

德國政府從2019年3月就一直在商議的《IT安全法2.0 》，才是展示對華為態度的關鍵立法文件，它對關鍵基礎設施的運營商和供應商將明確更嚴格的IT安全規則和責任，能直接約束德國電信在5G網絡建設上減少對特定供應商的依賴。2020年5月，內政部曾將該法草案提交政府內部表決，其中包括5G網絡的安全條例，但是，社民黨掌管的外交部和司法部並沒有接受這份草案。外交部長馬斯（Heiko Maas）堅持認為在安裝新組件之前，要對供應商的可信度進行政治評估 。聯邦政府內部越難以消除分歧，轉而「拖字訣」，議會的耐心被耗盡，華為的迴旋空間就越狹窄。

「蠶食」華為的代價

真正在地緣政治中漁利的恐怕是瑞典巨頭愛立信，其他廠商如諾基亞和三星因不可逾越的技術障礙並不能快速蠶食多國洗牌華為後留下的市場空缺。包括德國、丹麥、挪威等歐洲國家的運營商因擔心華為受制裁後的供貨及後續維護能力，紛紛棄用華為，只有愛立信笑納了幾乎所有華為丟失的合同。

愛立信視歐洲多國對華為的政治限制是其擴大在歐洲移動市場份額的重要機遇，有望超越現有30%的水平，首席執行官 Börje Ekholm 表示，愛立信有能力協助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更換設備的需求。截至7月，愛立信在官網公布已斬獲95個通信商5G商用合同，一舉超越華為成為全球合約數量最多的供貨商。2020年2月，華為運營商BG總裁丁耘透露華為拿下91個5G商用合同，其中有47個來自歐洲企業。

對於華為在歐美市場的遭遇，北歐供應商對競爭對手鮮少公開發聲，可這種「靜觀其變」也在使其付出代價。2020年，中國三大國有運營商利潤肥厚的5G招標中，愛立信份額被邊緣，諾基亞則顆粒無收面臨出局。在採購投資最大的接入網領域，愛立信只收獲中國移動5G基站11.5%的訂單，大頭則被華為（57.2%）和中興（28.7%）瓜分。

對於從19世紀90年代初就在中國建立電話銷售業務的愛立信來說，中國市場不僅攸關戰略利益，還是其全球四大供應中樞之一。換句話說，來自中國政府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也懸在它的頭頂上。7月22日，《華爾街日報》曾援引匿名信源稱，若歐盟國家效仿美英禁止華為參與5G網絡建設，中國考慮對愛立信和諾基亞的中國業務採取反制措施。這一消息被外交部新聞發言人汪文斌稱作「假新聞」。

除非出現重大故障或政府干預，運營商多數傾向與供應4G設備的廠商繼續合作下一代網絡建設，這種現象被稱作供應商鎖定（Vendor Lock-in）。為了打破這個局面及解決不同廠商設備間的兼容性，兩年前業界提出基於軟件可實現互相操作的解決方案「開放式無線接入網絡（Open RAN）」，類似一套可操控所有供應商RAN產品的終端操作系統。這個想法得到不少運營商支持響應，因為誰也不願意在政治風險下挑選三大供應商的某一家而許下長期且排他的承諾，倚重軟件研發的屬性也給歐洲初創企業一個進入賽場的機會。

「一個沒有中國的科技俱樂部就像一個沒有巴西隊的國際足球錦標賽。」

不過，支持這一方案的「Open RAN政策聯盟」的會員中，多數為美國科技企業，還包括日本、韓國、西班牙和英國公司，但卻不見RAN技術最領先的華為、世界最大運營商中國移動或者BAT等其他中國公司。一位美國科技編輯評價道：「一個沒有中國的科技俱樂部就像一個沒有巴西隊的國際足球錦標賽。」而且，Open RAN技術仍處於起步研發階段，讓運營商再苦等至少五年的研發期也並不現實。

由於美國公司在4G前網絡時代的技術壟斷，華為的八成專利使用費都支付給了美國公司，被戲稱作通信業收租公的高通，應收專利費的5-10%都來自華為。而進入5G時代，華為專利優勢開始顯現，自2015年以來，華為獲得的知識產權收入累計超過14億美元。

據德國專利數據公司IPlytics公布最新的全球4G/5G關鍵專利排名，以華為、中興為代表的中國廠商在5G標準必要專利（SEP）佔比34%，遙遙領先美國、韓國、芬蘭等國。從更能體現企業在5G技術話語權的專利授權量來看，華為排名全球第四位，市場預計華為在2020年的研發投入會超過200億美元。

2020年2月，產品被排擠出美國市場的華為對美國運營商 Verizon 提起訴訟，請求法院認定後者侵犯了華為在美國授權的12項專利並賠償專利費。同理，在歐洲市場，華為也可以在被禁止進入的市場使出殺手鐗，停止與競商交叉授權而索取移動基站技術專利費。這意味着，無論是愛立信還是諾基亞來重建歐洲電信設施，都需要使用華為無形的專業知識。

政治在全球5G網絡建設扮演攪局者，根源上因為這是一場專利技術環節的「軍備競賽」；而這場「軍備階段」的階段性結論：美國和盟友國家，即便可以拆掉基站上那個紅色花瓣標識的公司設備，仍要給華為掏特許權使用費。

回到歐洲，顯然，各國已經開始拿著信任的標尺去選擇下一代通信網路合作夥伴，這意味著，電信業不會是第一個被科技冷戰波及的行業，華為也不會是「戰事」上的唯一玩家。意識形態迥異的經濟體間這種日趨分明的對立，勢必會逐步拓展到更廣闊的數字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