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同胞”：在韩国做工的中国朝鲜族

清晨四点半。太阳还要再过半个小时，才会在出现在韩国首尔的地平线上。

徐雷雷揉了揉双眼，连忙起身。为了节省时间，他昨晚睡时，就已经穿好今日的工作服。他拿起上个月在附近买的工具包，告诉自己，已经一连下了几天的雨，三天没干活了，今天难得放晴，无论如何都得上人力市场找到工作。

他蹑手蹑脚，跨过旁边几个鼾声大作的男人，打开房门、步下楼梯，走进依然有些寒意的街道上。越往北走，和他同行的人也越多，他们彼此不认识，却都穿着类似的工作背心，背心口袋里放着大同小异的卷尺、铁锹或尖嘴钳。更重要的是，所有人的目的地都是同个地方——南九老地铁站。

天空刚刚翻出鱼肚白，但地铁站二号出口外的人行道，已经被挤得水泻不通。几辆小面包车停在路边，车门敞开着；有些人找不到立身之地，溢到了马路上。一位中年男子看见徐雷雷走近，便凑了上来用汉语问，“十万，材料整理，去不去？”

徐雷雷挥了挥手，继续向前走。他在老家山东东营做过模板工，知道自己值得更好的待遇，整理材料这种入门工作，他看不上眼。十分钟后，他上了一辆车，目的地是首尔南郊靠近平泽的一处建筑工地，谈好的工资是十五万韩元（约港币 950 元、台币 3,600 元），当天现领。

这里是首尔九老区的加里峰洞（가리봉동），韩国最大的临时工集散地之一，类似于北京的马驹桥、深圳的龙华三和，以及台北大桥头三十年前曾经兴旺的临时工市场。由于临时工多半是中国人，近年有些韩国人开始把附近称作“延边街”（옌벤거리），有些则更直白，干脆叫“新中国城”。

在视觉上，这个称呼其实颇为贴切。加里峰洞乍看之下，的确神似中国延吉的市街，随处可见汉字、韩文夹杂的招牌——路口的“请勿横穿马路”警示牌，用的是中韩双语，而一旁的韩亚银行玻璃窗外，则写着“吉林银行合作网点”。

加里峰洞：工厂刚拆，“中国同胞”就来了

如果你把“加里峰洞”几个字输入Naver（韩国最大的搜寻引擎），搜寻栏会自动联想显示“朝鲜族”、“饺子”等词组，而下面的“知识in”栏位（类似于Yahoo 知识＋、百度知道的问答平台），则有“大林洞和加里峰洞，哪个更危险一些？”这样的问题。

加里峰洞和大林洞一样，都位在首尔的西南隅，也都是中国籍移民、移工聚集的区域，只不过大林洞名气更响亮一点。內行的首尔人都知道，如果想吃便宜地道的中国饺子、烤肉串，大林洞就是首选——在这里，一串烤肉能低至 500 韩元的铜板价，在物价奇高的首尔，简直像不要钱一样。每晚华灯初上，大林地铁站 12 号出口外便喧闹欢腾，活脱脱像个从中国横飞而来的夜市一般。

相较之下，加里峰洞则低调许多，一直到 2018 年的都市更新、形象工程开启之前，都是一片灰扑扑的景象，几乎只有中国人会驻足，街上的多数餐馆，面向的也都是中国籍顾客，少见韩国人的身影。

1992 年，原本因冷战架构、而一直与中华民国维持邦交的韩国，终于转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中韩建交后，文化上和韩国人相近的中国朝鲜族，则开始大量涌向韩国，填补了韩国对劳动力的需求。

然而令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加里峰洞其实是个“时代的眼泪”。

1964 年，朝鲜战争结束刚满十年，韩国在战后的废墟之中，通过了“出口产业工业园区开发建设法”（수출산업공업단지개발조성법），试图以“出口导向政策”振兴经济。隔年，“九老工业区”拔地而起，工业厂房陆续竣工，由此成为 1970 年代韩国经济荣景、“汉江奇迹”的代名词，是同时期台湾“加工出口区”的翻版，也是 1990 年代中国深圳蛇口工业区的先声。

为了满足劳工的居住需求，被九老工业区包围的加里峰洞，当年有不少房东便将住宅改装成为空间仄迫的分租房（쪽방，近似于香港的劏房），再廉价租给劳工，让加里峰洞逐渐成为恶名昭彰的“蜂窝村”（벌집촌）。在工业区的全盛时期，分租房甚至一位难求，经常有“一个床位，两个租客”的现象，而共用同一床位的劳工则会错开排班时间，一人睡醒上工，另一人刚好收班回来休息。

然而这不单是韩国劳工的故事而已。东亚各个新兴工业国的富足之路，几乎都是由这样的劳工，每日在上下班时，用疲惫但乐观的脚步所踏出来的。加里峰洞只是一个缩影，一个今日被记住的集体身影。

到了 1980 年代中期，劳工运动开始在韩国兴起，不断上涨的工资，也导致工厂开始外移，九老工业区于是走入 1990 年代的衰退期。为此，韩国政府于 1990 年代末着手拟定政策、修改法规，将原本以纺织、电子业为主的出口工业区，转型成数码产业的腹地。最后，九老工业区在 2000 年走入历史，由“九老数码园区”取而代之，而原本由财阀兴建的工业厂房，则变成了崭新亮丽的厂办摩天大楼。

就在韩国进行产业结构重组、九老工业区走入历史之际，东亚的政治局势也发生了巨变。

1992 年，原本因冷战架构、而一直与中华民国维持邦交的韩国，终于转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中韩建交后，文化上和韩国人相近的中国朝鲜族，则开始大量涌向韩国，填补了韩国对劳动力的需求。于是就这么巧合地，这些初来乍到的朝鲜族在寻找落脚处时，便承接了加里峰洞逐渐人去楼空的廉价分租房。

除了便宜的住房区位之外，加里峰洞从1970年代至今，也一直就是首尔规模最大的“人力市场”所在地。由此，拥有廉价住处、工作机会又丰沛的加里峰洞，便在韩国产业转型的过程中，无心插柳地成为中国籍移民与移工的落脚社区。

现在回看，加里峰洞从工业区到“新中国城”的转变，尽管表面上看来有些断裂，但内里的作用力和经济区位，却是一脉相承的。

“同胞签证”：韩国社会对朝鲜族的“欲拒还迎”

又是一个雨天。老家在吉林舒兰的小李、从延边来的老赵和权大哥，正聚在房里玩斗地主。小李刚抢到地主时，一早出门去的徐雷雷，突然一身湿地走进房间。

“唉，车子刚到现场，下了雨又把我们给拉了回来，一毛钱也没给。”

1976 年生的徐雷雷是汉族人，在这间“朝鲜族房”里是“少数民族”，床位被“房长”权大哥分到了上层。徐雷雷一边爬上阶梯，一边发牢骚：“这就是咱底层人的真实情况——看天吃饭！”

在这个为移工提供住宿的教会宿舍里，徐雷雷的气质非常出众。以一个建筑工来说，他几乎太过秀气、太过儒雅，平时又很少与同房的朝鲜族来往聊天，总是戴上耳机、安静听自己的音乐，和其他爱打开扩音看手机视频的房客很不一样。

从楼梯间到房间内，宿舍到处都弥漫着中年人的烟味、汗臭和体味。那是劳动者的气味。刚刚拿下奥斯卡大奖的韩国电影《寄生虫》，曾将韩国人对气味敏感的文化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果电影里的朴社长来到这里，大概不免也会皱起眉头、捂住口鼻。

像这样的雨天里，多数人没事可做，只能睡觉。再怎么说，这个宿舍总归是为了睡觉而设计的，空气中也有种让人昏沉的气氛。然而这个宿舍，也不只提供睡觉功能而已，它其实还是个基督教会。每逢周日，这些宿舍房也会化身为一个个礼拜堂，提供“同胞爱教会”教会成员进行主日礼拜。

这个专门收留“中国同胞”（韩国人对朝鲜族的常见称呼）、对中国移民进行宣教的教会，创立于2001 年，就​​位在加里峰洞的边上，占据了一幢住商混合大楼的第二层楼。长长的走廊两侧，一共有十来个房间，墙上匾额则用韩文写着“法务部指定同胞滞留支援中心”几个大字。

主掌教会的牧师金延熙，是一位面容和善的中年女性。接受采访时，金牧师不断强调同胞爱教会是政府核准的团体，初衷就是为了替“中国同胞”提供协助。

“同胞爱教会一开始只有聚会用的礼拜堂，所以初期提供的协助，主要是心灵层面的。然而时间一久，我就发现，许多来韩短期打工的朝鲜族，最需要的其实是住宿的地方，于是我决定找个可以兼作宿舍和礼拜堂的空间，最后才搬到这里。”金牧师说。

时至今日，教会也不只有住宿功能，甚至连托儿所、安亲班、职业讲习所都一应俱全，平日还有基础韩语教学。至于宿舍楼里，目前則有七间男客房、三间女客房，可供大约 100 人入住，而且收费低廉，一晚只需 6,000 韩元（约港币 40 元，台币 150 元），包三餐便饭。唯一的要求，是每逢周日必须收起被褥，将房间让给教徒聚会用，而房客也有参与礼拜的义务。

有些移工在来韩之前就已受洗，在宿舍里如鱼得水，有些则是在同胞爱教会居住期间决定信教。但也有很大一部分人像老赵一样，对信仰没有兴趣，每逢礼拜听讲都在瞌睡。

这种并非真心入教、只想蹭个便宜床位的心态，同胞爱教会并非不知情。实际上，教会在为新房客办理入住手续时，也会询问是否为教徒、持有哪种签证，但基本上仍是来者不拒。

谈及韩国的签证制度，几乎所有曾和韩国大使馆、法务部交涉过签证事宜的中国人，都会抱怨连连——不仅种类繁多，不同种类之间的差异又十分细微，限制但书多到可以编撰成册，也难怪加里峰洞随处都是营利的“签证服务站”为移民解惑。

在所有签证之中，最特别的是 F-4 签证。这种签证被俗称为“同胞签证”，专供具有韩国血缘的海外公民后裔申请，不需工作契约即可赴韩，有效期长达三年，而且可以延签，甚至还能转为永久居留。举凡美籍韩侨、德籍韩侨，大多都是持有 F-4 签证在韩居留。

然而 F-4 签证有个歧视性的但书：针对中国籍的朝鲜族、以及前苏联的“高丽人”，只有大专以上教育程度、或是从事专业工作的人才能申请。因此，希望来韩打工的中国朝鲜族，大部分都必须申请抽签，中签之后再申办 C-3-8 签证（同胞访问签证）赴韩；抵韩之后，只要完成六周的职业训练，即能再转为五年效期的 H-2-5 签证（抽签访问就业签证）——这种签证专为中国籍、前苏联籍的韩裔人士设计，而且与工作挂钩，一旦换工作，便必须重新申请 。

此外，如果持有 H-2-5 签证超过一年，在制造业、农渔业工作，或担任护士、家庭帮佣的朝鲜族，还能再参加技术资格考试，申请转为“同胞签证”，亦即 F-4 签证，以确保在韩国长居的资格。

由于韩国并没有像台湾、香港那样，从东南亚地区引进移工来填补劳动力，因此这种层层递进，却只针对中国、苏联韩系后裔的歧视性制度，反映出的正是韩国劳工短缺、却不希望引入太多「不属于大韩民族」的外国劳工，同时又要谨防过多「韩裔」经济移民涌入的矛盾心态。

此外，由于只要在农牧业、家务工等领域工作一段时间，就能取得同胞签证，因此这种制度也颇有鼓励中国朝鲜族，投入韩国人不愿从事的职业、「用工作换居留」的意味。

从山东到韩国，班机多得像公交车

除了朝鲜族之外，同胞爱教会里也有不少汉族住客，他们不能申请朝鲜族那种「同胞签证」，一般拿的都是 C-3-9（一般观光签证），停留期间最长只有三个月，而且不允许工作，也不能参加职业训练，因此多半只能在建筑工地里打黑工，平均年龄在35 岁左右。虽然法律没有禁止这类汉族人入住同胞爱教会，但教会心知肚明，这些拿着观光签来韩的汉族人，其实就是来非法打工的，而且人数已经逐渐赶上了朝鲜族。

在教会中担任干事的金夏莲，自己几年前也才刚依亲来韩，很能理解这些“教徒”的心情：“韩国需要他们、需要劳动力嘛。如果政府自己开一个宿舍让非法的人来住，好像讲不过去，所以由教会来提供，政府可能也觉得比较适合，大家就取得一个平衡的关系。按原则讲，保护非法的人，当然是不对的。但是教会嘛，最重要是慈爱、怜悯，有困难的人就要帮助，这也是圣经和基督教认可的事情。”

汉族身份的徐雷雷，拿的就是 C-3-9 短期观光签证，再过一个多月就得回东营。雨下一天，他就少一天挣钱的机会，签证费用就白给了。 “上次我找代办弄五年多次签，就花了一万多（人民币），最后还没签过。如果你户口是威海、烟台的，听说只要一千多就能成。”

根据大韩建设协会（대한건설협회）的统计，目前全韩国建筑工地里的外来劳工，有一半是朝鲜族，而非朝鲜族的中国人也占 25% 左右。就工作签证的数量来看，光是合法拥有 H-2-5 工作签证的 23 万人中，就有大约 80 到 90％ 来自中国——这个数字，还不包含拿短期观光签来非法打工的中国人。

“现在从青岛、威海到韩国，班机多的都像公交车了，飞机上多少来打工的啊，你想想。”徐雷雷说道。他自己也是这批通勤大军的成员之一，几乎每三个月往返一次。

来自辽宁鞍山的张国华，倒是幸运许多。虽然是汉族人，但他在首尔江南区的高级中华料理馆当厨师，拿的是合法的 E-7-1 工作签。来韩国至今两年半，他一次老家都没回过，因为自己本来就是基督徒、又想省钱，在教会宿舍已经住了近一年。

“我在中国就是做厨师的——当初干这行，就是为了出国。”张国华的语气带着自豪。

“但我原来想去的是日本，没想到中介给我找的公司在韩国，所以就来了。我老家那啊，现在鞍钢效益不好，饭店、酒店生意也就不怎么好。出来挣钱，还是比在家待着好。”

拥有合法工作签的他，不满第一个雇主待他刻薄，待满合同期间后，就自己转成了 D-10 求职签，后来又在首尔找到了现在的工作。

张国华的故事，其实是「在韩中国人」的另一种缩影：住在同胞爱宿舍中的汉族人，除了人数最多的山东籍之外，东北人就是第二常见的群体。就地理位置而言，韩国是距离中国东北最近的发达经济体，而东北境内又有不少朝鲜族，能为汉族人提供前往韩国的人际网络和求职管道。就产业结构而言，东北又比中国其他地区更加依赖重工业和国有企业；这些产业近年来的下行和式微，也造成了新一波的劳动力外移潮——而韩国，就是东北劳动力外流的其中一个目的地。

“其实嘛，只有刚来韩国的人，才会上人力市场找工作。做久了，老板啊、工头啊，是打电话主动来找你的。不管饭店、工地、会社、农业，什么活都有的，这边工作很好找。 ”张国华如此说。

《爱的迫降》里，主角李正赫被调虎离山、骗至中国餐馆，最后和朝鲜族／中国人黑帮分子打斗的片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疫情中再度被污名化的中国人

刘峰和肖延站在礼拜堂的舞台上，怯生生地笑着。

依照惯例，教会每周日聚会时，都会将当周新入住、新入会的成员介绍给全体教徒认识。刘峰和肖延的笑容不只生硬，还有些青涩——他们俩是大学同班同学，也都是威海的汉族人，期末考之前，就已经说好要一起趁暑假来韩国打工。

当初提议要​​来韩国的，是刘峰。 “我说这叫啥来着？克绍箕裘？”自我介绍结束后，刘峰和肖延领了教会给新教徒的礼物，在我身边坐下用餐。

“我爸妈都在这。反正我放假在家没事干，来这里有钱赚，离爸妈也近点，他们放心。”原来刘峰的父母，也是拿着 C-3-9 短期观光签证，在黄海两端来回穿梭的通勤劳动者，断断续续已在同胞爱教会住了一年多。

刘峰翻了翻刚拿到的礼物盒，里头有一小罐梅子汁、一条印着“同胞爱教会－法务部指定同胞支援中心”字样的紫色毛巾，还有一本韩国法务部出版，用韩、中、俄、越南文写成的《移民初期适应手册》。他把毛巾和手册随手丢在了一旁，又将梅子汁的拉环拉开，一口气咕噜噜地喝个干净。

金夏莲干事翻了翻宿舍登录簿，仰首心算了几秒。 “现在住这里的，男的 87 人，女的 33 人——咿，我不算还没发现，汉族居然比朝鲜族多一些。”

在这些人之中，汉族人的平均年龄，明显比朝鲜族低很多。更出人意料的是，住在宿舍里的人，其实很难用“来来去去的流动人口”一言以蔽之。

由于中国朝鲜族年轻人赴韩打工、入籍的情况普遍，许多人口以朝鲜族为主的东北城镇，近年也出现了大量的“留守老人”。为了方便照顾，不少在韩国工作的朝鲜族，会透过直系亲属邀请的方式，将留在家乡的老人接来韩国，方便照顾。同胞爱教会的宿舍里，就有半数以上的朝鲜族属于这类留守老人，平均年龄超过 60 岁，有些甚至已经在教会里住了近十年。

这些老人平时都在宿舍里待着，偶尔在交谊厅和食堂里聊天、看电视，韩国秋天农忙时，也会下乡帮忙收获。

在同胞爱教会住了七年的权大哥，倒是不屑帮农。 “在咱中国，朝鲜族是唯一拥有五所大学的少数民族，我没干过农民工。”

今年六十七岁的权大哥，身体依然硬朗，每天清早固定吃两颗自己煮的白煮蛋。他不只不帮农，在韩国还有一份“正规工作”，平时在市政府作约聘人员，负责修剪路树、公园植林，算是“正派的公务员”。

权大哥的底气不是平白无故的。他说自己在延吉市区有三套房，全都租了出去，老婆也在韩国当家庭看护做了十多年，在雇主家里吃住。他不想麻烦孩子，就自己选择住在了教会里。

虽然是朝鲜族，但权大哥可爱国了。见到我，他第一件事便是拿出手机，翻出存在手机里的中国身份证图档。他总觉得韩国不行，还是中国好，“这里人讲的韩语太多外来语，我听不懂。”吃早饭时，电视里的晨间新闻提到中国经济增长数据，他又说“韩国终究还是得靠中国，我不早说了嘛。”

“你是台湾人？那我们是同胞咯？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得知我从台湾来之后，权大哥把手臂伸了过来，揽住了我的肩膀。就这样，权大哥这位“韩国人的同胞”，也成了我的同胞。

不过“同胞”这个概念，总归是有点欲盖弥彰。我们平常并不会把隔壁邻居、路上遇到的人也称作“同胞”，因为之所以用上“同胞”这个词，大抵都有些尴尬别扭的成分在里头，不好明说。

比如这些被韩国人口口声声称作“中国同胞”的朝鲜族，长期以来，就在韩国社会中背负了不少污名。

由于许多朝鲜族（以及后来的汉族人）从事的是底层工作，早期又受韩国社会排挤、必须建立緊密的社群网络才能在异地立足生存，从而被连结上了“廉价劳工”或黑社会的形象，久久无法抹去，并于二十一世纪初，在族群相对单一的韩国社会中，成了最早的一批“他者”。很多首尔人不仅极少踏足大林洞、加里峰洞，甚至连经过时都会感到陌生或害怕。

朝鲜族和中国人背负的污名，也让他们在韩国电影之中经常成为反派角色，有时甚至连台词都没有，因而和汉字招牌、紊乱街景一样，只是为了充作“疑惧地景”的符号功能而存在。近期火红的韩剧《爱的迫降》里，主角李正赫被调虎离山、骗至中国餐馆，最后和朝鲜族／中国人黑帮分子打斗的片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再向前回溯一些，2017 年的韩国电影《犯罪都市》（범죄도시）与《青年警察》（청년경찰），也都曾把朝鲜族／中国人描绘为犯罪组织成员，并分别在加里峰洞和邻近的大林洞取景，透过带有“中国风味”与“底层阶级特色”的都市地景和招牌符号，来呼应中国人在电影中的犯罪和底层形象，因而引起在韩中国人的反感，抗议电影强化了中国人在韩国社会中的刻板印象。

然而不能否认的是，韩国政府和许多民间团体多年以来，其实都在努力打破这种刻板印象，鼓吹韩国已经是个“多文化社会”，但中国人／朝鲜族背负的污名依然没有太大的变化。

更糟的是，每当中韩出现龃龉、关系恶化时，这些在韩的中国籍移民就会成为被排挤的对象，比如 2017 年韩国部署萨德反飞弹系统、因而引起中国抵制和韩国反华情绪的事件，就是鲜明的例子。

今年肺炎疫情在中国爆发初期，韩国也同样人心惶惶。尽管没有证据显示朝鲜族罹患肺炎，而大林洞、加里峰洞也没有确诊案例，但媒体依然会前往大林洞进行拍摄，背后目的，却只是为了拍摄新闻画面要用的“空景”、在视觉上提供“中国符号”而已。

此外，由于有些中国朝鲜族的口音、方言，和北朝鲜的朝鲜语比较接近，因此也曾有朝鲜间谍冒充中国朝鲜族，再进入韩国从事情报工作的案例发生。时至今日，有些韩国人依然会对「中国同胞」抱有戒心，认为他们可能是潜在的朝鲜间谍。这种心态，在韩剧《爱的迫降》之中也能看到——当韩国警方要求来自朝鲜的主角出示身分证时，主角拿出的就是中国护照，以及注明「同胞」身份的外国人登录证。

不过平心而论，此次在疫情中受害的，也不是只有中国人而已。大林洞其实也有不少餐厅业者是韩国人，同样在疫情初期遭受牵连、形象大坏，生意因而一落千丈。此外，由于韩国政府在疫情爆发后实施了境管措施，许多回中国过年的移工无法回韩，而不少建筑承包商也不敢再用中国籍的临时工，导致高度仰赖中国劳动力的营建业、家务工和餐馆等行业，都陷入了严重的缺工困境。

同胞爱教会，在这次疫情中也受到不少牵连。自从大邱新天地教会于二月中爆发群聚感染事件之后，同胞爱教会便主动暂停了每周的主日聚会活动，改为网路直播的方式，让教徒在家里连线参与礼拜。至于住在宿舍里的住客，则仍可以在教会现场参加礼拜，只是必须配戴口罩、维持安全距离；少数仍需上工的住客，则被集中安排在另一栋楼里，也不参加礼拜。

这种安排并不令人意外。一方面，基督教会早已被外界视为韩国疫情爆发的“祸首”，另一方面，同胞爱教会的教徒成员、宿舍住客，又多以中国人为主，本就容易让人联想起肺炎的发源地——在韩国疫情之中能招致排挤的元素，同胞爱教会一应俱全。

疫情为同胞爱教会带来的冲击，也展现在数据上。2019 年，同胞爱教会一整年新增的教友人数高达 649 人；相比之下，从今年一月至今，这里新增的教友人数却只有不到 50 人。

疫情高峰过后，同胞爱教会已经在五月中重启主日聚会，但仍有严格的防疫措施和人数限制。碍于境管政策，目前住在同胞爱教会里的房客人数也已大不如前。

我打开微信，看见徐雷雷去年底在朋友圈里发的动态。视频里的他，正在仁川机场的候机廊里排队登机。视频旁，还有他留下的“再见，大韩民国！”几个字。

当时的他恐怕没有想到，黄海另一端的那个半岛，短期之内或许难以再见。

（本文人名与教会名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