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一场反修例运动，搅动香港里外，牵动大国神经。与14年雨伞运动不同，反修例运动没有明显的地区和时间边界，或许说，这场运动至今仍在不同层面延续。然而，香港再回不去2019年5月的样子。短短一年间，人们在心态情绪，在消费习惯上都有了明显变化，而中港关系、警民关系、管治问题更面临难以拆解的危机。我们在经历的改变到底是什么？香港正奔向何方？“反修例运动一年”专题将为你一一道来。
一年前的6月9日，100万人走上街头，展开波澜壮濶的反修例运动。就在这一天，由4间香港大学的学者——李立峰、袁玮熙、邓键一及郑炜组成的研究团队，首次在街头进行问卷调查。其后他们奔波大大小小的游行、集会，经过27次现场调查，访问超过1.8万人，学者们的分析早已散见于学术期刊、报道评论，是了解示威当刻群众所思所想的必读指南。
来到2020年，街头示威活动因疫情暂缓，现场问卷调查一并停滞，惟团队未有停步，还在4月启动一项大型调查，研究示威者在街头的经历，对勇武抗争的看法，对中国政府、香港政党和警察的观感等。学者们表示，这是针对香港社运的一项前所未有的大型调查，目标在往后5至10年长期追踪同一批人，持续研究他们的变化。
这项研究由香港岭南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袁玮熙和香港恒生大学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邓键一主理。两个年轻学人解释，外国针对大型社会运动的持续研究众多，如有研究发现曾参与1960年代法国五月风暴的社运人士，相隔几十年，仍会热衷参与LGBT、或工人权益议题；美国个案则显示，抗争者日后的生活很困难；也有研究指出部分女性在投身社运后，或解放了家庭价值，因而变得迟婚。不过香港以前未有类似研究，袁玮熙指出原因很简单，“因为没有一个这么大型的社会运动让你可以找到这么多人。”
今次追踪调查，团队透过去年在街头累积的个案，以及香港民意研究所（PORI）的网络发放问卷，成功从6017名反修例运动的示威者取得回复。首轮调查结果近日出炉，他们向《端传媒》独家披露部份数据，从中我们可以窥见示威者的复杂面貌：对政府、警察等机构近乎全然失去信任，无法与撑警者沟通，勇武派在运动缓和之际，仍持续参与前线行动；持不同政治立场的示威者则一致认为，反修例运动相比香港整体民主运动来得成功。
6千受访者如何代表香港示威者？
关键是分辨哪些示威者是坚定（committed），哪些是偶尔（casual）参与者。
首轮调查最终获4成多回应率，已属满意成绩，因网上反应难以与现场面谈的反应相提并论。6017名受访者之中，以青、中年人士为主，年龄分布为30至39岁最多，其次为40至49岁；男女比例相近。受访者平均学历偏高，逾半持大专学位，更有超过两成人的教育程度达研究院。
在政治立场方面，问卷没有具体列出各派系定义，交由受访者按其认同填写：其中约4成人表示自己为温和民主派，14%为激进民主派，本土派有26%，自决派及港独派各占7%。对于运动角色，问卷刻意分为两条问题：你有多认同自己是和理非？你有多认同自己是勇武派？当中8成人表示自己为和理非，只有5%是勇武派。
袁玮熙指出，一般人或会觉得两者是不能共存，“但有些人觉得他们既是和理非，又是勇武，其实不是排斥的，因为是situational（按情况而定）”，故团队其中一个目标是，研究示威者会否只行为上和理非，而思想或态度则是另一取态。
不过，怎样确保这6千多人真正广泛地代表示威群组？
邓键一介绍说，一般涵盖香港整体人口的调查，可以根据真实数据，找相应比例的群众，但示威者人口分布（true population of protestors）则难有确切的定义。“你很难将参与过一次示威的人就界定为了true population，例如616参与过一次，你算不算他作示威者呢？”
因此，关键是分辨哪些示威者是及坚定（committed），哪些是偶尔（casual）参与者。
是次受访者主要来自两个群体，一批是曾经在现场参与游行或集会，另一批则是香港民意研究所的固定受访群组。问卷开初已罗列去年6月9日至今年1月元旦其中10场较大型的游行或集会，了解各人的参与。邓键一表示，两组受访者在该10次的行动，参与中位数达到6，可说是有一定的代表性。
6.16大游行：运动动员已现瓶颈
反修例运动浪潮去年一浪接一浪，示威者到底在哪一刻加入这场运动？一些标志性事件有没有让更多人投入运动？
团队统计了每次活动参与人数的增长比例，发现在逾6千人的示威者基础之中，大部份在首三个重要场口已投身运动，当中有4000人早在去年6月9日已经参与游行，第二波示威者增幅较大的日子就是6月16日，达1000人。不过，按照主办单位民阵的数字，6月9日及6月16日的游行分别有100万人及200万人参与，增幅达一倍，但图表呈现的趋势却没有那样强。
袁玮熙解读，6月16日基本上已经去到一个全民动员（total mobilization）的状态，以整体700万人口来计算，根据主办单位民阵公布的数据，有200万人游行，即参与率已近30%，属“非常高”。他以亲身经历举例，身边有认识的长辈一向不会现身示威场口，但当日亦有出席，惟这类参与者可能是“蓝丝”（亲建制人士）或中间派，本来不属于示威者群体，未必会长期投身运动，也不会填写问卷。他说，另一个可能则是6月16日的游行，真的没有200万人。
而在往后的示威活动，新增动员人数相对较少。
一般而言，社会普遍认为，7.21元朗无差别袭击，以及8.31太子站事件是激发更多人参与的转捩点。袁玮熙认为，事件主要是产生情绪作用，激发示威者参与的决心，采取更激进的行动，而非可动员人数的实质增长。邓键一指出，7月1日示威者冲击立法会，往后的示威气氛也越发紧张，在这情况下，大众的考虑及担忧增多，不利一些未曾参与过的市民加入。
直至民阵在8月18日于维园发起“流水式集会”，调查中新增参与活动的人数回升至百位数，邓分析，“一个比较平和、明显是和理非的日子，他们会比较放心出来，即是那些比较后期才关注事件的人。”
亲历警暴更创伤
反对警方过度使用武力是反修例运动的重点诉求，调查发现，整个受访群体亲身经历不同形式的警方武力，其中吸入催泪烟的占比最高。单从数据看来，越认同自己属勇武派的受访者，会亲历武力的比例也会越高，在“被警察暴力对待”或“被警察拘捕”这两方面尤其明显。
警方使用武力的画面不再停留在新闻层面，而变成熟人的经历，警方无法在社交媒体发帖文便轻易澄清。
然而，邓键一提醒，“概念上有一个causality（因果关系）的问题，因为接触过警察暴力，他会变得激进一点？还是因为太激进，所以容易被人打。太难处理了，所以在处理到之前，未必适合演绎太多。”
研究亦有问及，受访者有否目睹其他示威者以及认识的人曾经历上述情况，结果反映大部份受访者有认识的人曾经历警察暴力。袁玮熙说，问卷无法证实警察暴力有否发生，但重点是警暴已成为了朋辈之间的一种很具体的经历，变相令他们有一种“很强的受镇压经验”。
邓键一补充，警方使用武力的画面不再停留在新闻层面，而变成熟人的经历，警方无法在社交媒体发帖文便轻易澄清。“好像很容易在身边听到有人被警察打过，那样事情很真的，因为那件事本身不是消息，而是一个人际网络之间大家觉得真的发生了。”
团队继而探讨，有否亲历警察武力，与示威者情绪变化的关系。调查以哈佛创伤问卷为蓝本，筛选其中的7项指标，如他们有多经常因运动变得容易愤怒、内疚、想起令人不安的画面等，用来衡量创伤程度。
数据显示，没有经历警察武力对待者，创伤指数是2.79，曾有相关经历者的数字相对较高，达到3.02；若以示威者自我认同为勇武的程度来划分，非常不认同者的创伤指数是2.71，而非常勇武的数值则为3.04。换言之，曾亲身经历警方武力及勇武派的创伤明显较大。
引起袁玮熙兴趣的其中一项量度创伤的指标是，示威者是否“感到内疚”。他分析，内疚感对部份人会否持续参与示威，可能属重要的因素，望日后可以再深入研究其影响，因有人被捕或者被暴力对待时，但其他人却安然无恙，或感到内疚，继而更积极地以用不同的方式投身运动。
街头冲突越演越烈，调查亦发现，本土派比非本土派更能接受勇武抗争；堵路是最被接受的抗争手法，其次为攻击警察、投掷砖头，但当手法会伤害他人，或私人财产，如纵火、投掷汽油弹，民众的接受程度相对则较低。
“这些数据给我的感觉就是很identity driving（身份认同取向），”袁玮熙解释，当示威者自我界定为本土派或勇武后，其态度会转趋激进，未必与参与示威次数有关，而是身份赋予示威者认同感后，他们对某些事情的容忍度便相对大增。
2020年，示威者选择怎样行动？
今年年初，反修例运动因疫情暂缓，示威者的行动转为因“黄色经济圈”概念而生的政治消费，要不避免光顾中资或曾经表态反对这场运动的商户（蓝店），要不刻意去光顾支持示威者或支持这场运动的商户（黄店），成为最多人会选择参与的选项。
表面上，街头活动几近绝迹，但针对疫情仍有零星示威及罢工，遇上部份特定日子，也有与运动相关的纪念活动。整体参与率不高，约在10至20%左右。
在整个受访示威者群体之中，有8成属和理非，勇武派只占5%。若按照运动角色来划分，勇武派在各个行动的参与率皆比和理非群体来得要高，差距在参与示威、悼念等活动以倍数计，尤其明显。推演下去，邓键一分析，警察捉捕所有与新冠肺炎相关的人，某程度是一种很聪明的策略，“因为他知道这群人是最勇武的，这群人也被捕，可令你整个（群众）都消失。”
议会战线是另一重要抗争模式，去年11月的区议会选举，民主派大胜，斩获八成半议席，即将在9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民主派高举“35+”旗号，目标夺取过半议席，主导议会，掌握议案否决权。
到底有多少示威者会策略投票，在选举中争取最大利益？
调查显示，逾7成人会投给最大机会胜出的候选人，即使对方未必是自己最心仪的。观乎各个年龄层，平均有20至30%的本土派选民，“倾向投给最心仪的候选人，即使对方很大机会落败”；有2.8%低于20岁的本土派选民会选择投白票。
另外，数据反映，几乎25%的受访者亦表明，不愿意策略性投票。袁玮熙觉得，这代表运动对于对投票决定影响不太，在香港是挺有趣的观察，“因为你经历过这么多东西，（但）是不影响你怎样去投票。”团队计划在9月选举后，再做一次调查，查看受访示威者的投票决定，能否贯彻初衷。
无法沟通、无法信任的悲观香港人
反修例运动延烧一年，行动以外，示威者对社会及未来的看法也是研究的重要关注点。
社会以“黄”、“蓝”为界，区分支持或反对运动的立场。调查发现，大比数受访者会抗拒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公开发表政见，有48.1%会十分抗拒一般支持政府的人士，若面对支持政府，并认同警察处理手法的人士，十分抗拒的比率急增至83.8%。
邓键一表示，包容是基本道德观念，在正常情况下，应该没有理由抗拒不同政治立场的人表达意见，所以一个人有多抗拒他人表达意见，某程度反映一种两极的情绪。“黄蓝是政见，黑白是良知”是坊间其中一句流传甚广的口号。他猜测，谈及社会议题时，很多人便自然地将支持政府与涉及良知的大是大非连系起来，产生抗拒气氛。
袁玮熙补充，上述两者数据的差异尤如“浅蓝”和“深蓝”的分别，一般支持政府便是浅蓝，支持警察就是深蓝。他这样解读示威者的心态，“如果你不支持警察的话，也会愿意多听你说两句。这反映政治讨论不能包含支持警察，你撑警察的话便没有讨论空间。”
无法包容，无法理解，袁玮熙续指，“你可以倒过来说，他（示威者）已放弃了这个香港政府，放弃了这群支持香港政府的人，无沟通的可能。”
信任也是其中一项重要指标。
研究显示，受访者对大部份的机构已丧失信任，当中有9成以上选择完全不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香港警察及香港政府。问卷刻意将律政司以及法院分开处理，前者拥有检控起诉的权力，后者负责审讯；结果反映受访者对律政司的不信任远超于法院，两者在数据上明显落差，突显群众也充分理解机构之间的角色差异。
香港的示威不是因hope（希望）而走出来，而是因为threat（威胁）变大，示威者才会觉得要非出来不可。
袁玮熙表示，受访者的教育程度高，但也不相信法院，是一个危险的警号。邓键一也指出，香港人过去相信“法治作为最后的堡垒”，“是有险可守”，但数据反映的情况却令人担忧。
国际战线是其中一项重要手段，香港近日掀起“揽炒”之风，有示威者希望借国际关注及外国制裁，迫使中国让步。但调查发现，在面对国际社会关注、国内经济环境恶化，甚至香港在金融上的特殊地位，分别有37%至48%受访者，也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中国有可能对香港让步。
“你见到大家都觉得是没有什么机会，”袁玮熙补充，在过往的街头调查，也曾问及类似课题，随著运动的发展，这个期望值越渐缩小。
同一时间，若运动不能争取到更多诉求，有95%受访者认为，香港会正式变成一个警察国家，另有87%人觉得，香港的民主化不会再有希望。
“大家认知上，都会觉得没有什么机会。”袁玮熙形容，示威者一直在悲观的状态，“即是每一个point（关键的时刻）都很黑暗，真是每一个point，你都觉得已经很差了，正跌进那个深渊。”但他表示，若问及群众仍会否参与示威，答案是肯定的。
“香港的示威不是因hope（希望）而走出来，而是因为threat（威胁）变大，示威者才会觉得要非出来不可，”他这样解读。
无法完结的反修例运动
纵然示威者态度悲观，但相对香港整体的民主运动，大部分受访者认为反修例运动较为成功。袁玮熙分析数据，发现不同政治立场的受访者，对运动的评分的分别不大，从而引证，各派系对反修例运动有相对一致的评价。
如今，反修例运动仍在一个持续进行中的状态。
与过往的社会运动相比，2012年的反国教及2014年的雨伞运动会有一个象征式的完结。按袁玮熙的观察，“年年都有雨伞一周年、两周年、三周年、四周年，去到四周年有多少人去？20多30个吧？真的好少，行个圈就走。”
在他看来，反修例运动持续一年，示威意欲（protest intention）仍相对较高，例如在商场的合唱活动“和你sing”人数也不少。“当未有任何事发生，大家都说一定会去，其实都几不寻常。一般香港人都是观望式，会先看看情况。”袁玮熙承认，这或是群众表态式的回应，最终未必一定参与示威，但按其观察，一年过去，示威者团结的感觉、能量仍然存在，未曾散去。
“这件事还是很‘一旧嘢’（一团东西），很一齐那种（感觉），”袁玮熙分析，警察元素成为了运动向心力，不断将示威者、市民拉到示威当中。
邓键一的说法更具象，“这个dynamics（动力变化）是政府和警察不停fuel（添加燃料）”，他表示，去年9月、10月，在商场唱歌无什么大问题，不需要出动防暴警，假设在活动期间，有示威者“装修”店铺，内部焦点或已转向抗争策略的辩论，但现在却是冲突连连，“事情好难完结”，最终只是团结示威者内部的情绪。
运动未了，研究团队期望往后能够每年做一次调查，最理想是连续进行10年，暂已有一定经费。袁玮熙表示，最大的忧虑是受访示威者或因恐惧而中途退出，不再回应研究调查。邓键一则说：“那就做到（受访者）只剩下最后一个人。”
保障受訪者既私隱至為重要
這段是否筆誤？
>>鄧鍵一分析，警察捉捕所有與新冠肺炎相關的人，某程度是一種很聰明的策略，「因為他知道這群人是最勇武的，這群人也被捕，可令你整個（群眾）都消失。」
同样参加了每一次问卷，感觉在我历来做过的问卷中，中大这个团队的问卷都是设计最严密、最科学的。希望不会有“只剩一个答题者”那一天，如果有，我也会争做那一个人。
評論區講解攬炒既人兄,我好同意你既講法。獨裁係唔會讓步的。
經過一較多，由無知變到有少少知：左膠到反共：怕法輪功到追大紀元，文昭：現在已經不在看，也不信正苦及大陸的公告，就是如此😿
我比较懒，6月9和616都是傍晚5点多才去的，69还算可以缓缓前进，但我时不时会去边上商场逛逛买杯饮料歇一会儿甚至吃个晚饭再回来加入队伍。616就不行了，要去天后才能找到队尾，前进艰难动弹不得，可能十几分钟也走不了5步，现在再回头看看那天的航拍照片还是很震撼。没参加过确实很难理解，外人会觉得游行不就一帮人从A走走到B，殊不知游行是可能持续一整天源源不断有人加入形成新的队尾
其實讀著讀著好像我也有參與問卷。
先回答人數問題。我6月9日和16日都有參與。
6月9日的人數是能塞滿整條皇后大道中6條行車線整整6個小時，以那裹1小時可以容納10萬人通過試算，整天下來應該是10萬*6＋前前後後大約兩成的人＝72萬左右，和民陣的7成差不多。
16日的人數有許多都分流到謝飛道，洛克道等周邊街道（因為實在太多太多示威者,體感是9日的兩倍），所以民陣宣布有200萬人的時候我一點都不意外。
留意一點，攬炒的目標並不是要中國讓步，數據亦顯示香港人不相信中國政府會讓步。攬炒一說是要抱著中國政府一齊死，只有推翻現狀，才能如鳳凰浴火重生。所以香港人要的不是中國由上而下式的讓步，而是香港有實質自治，不再由港共傀儡政權把持，「主權在民，香港獨立」的呼聲在香港亦愈來愈高。
香港人很清楚中國政府不會就此罷休，必會秋後算賬。香港人是抱著退無死所的心態抗爭，「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反送中運動絕不是撤回逃犯條例就能一筆勾銷。
文章對攬炒的解說有誤，在此補充了。
而警方早就不會認真計算有多少人，因為他們往往會取巧的公佈「在遊行路線上同一時間最多有多少人」所以他們數據根本不用考慮，而有行過百萬人遊行的人也應知。最長遊行是八小時以上。而頭5個小時是待在起點等前方隊伍出發，而接着是龜速用2.5小時走一段半小時就能走完的路。
而你要明白，走得那麼慢是因為太多人前面要乘車離開，後面的人才能往前進。不要忘記當天2時開始遊行，香港過海地鐵和巴士都是不能進入港島，要先讓遊行人士一點點離開才能有空間把九龍的人送往港島。當日到下午5時過來香港島的人潮才散開。根本走全程示威者人數是可以是同一時間遊行路線上最多人的三倍以上。還不計離隊的人。
好像跑題了，我應該有幸是這調查其中一位受訪者（難怪我讀起來覺得題目選項好熟面口），而這文章也應表現了我的意見和立場。所以我不會在此文章評論太多，以免影響你們的判斷。總括來說，我還是十分感謝在艱難時候，也堅持進行社會調查的人。這能為我們社會變化中反映一些真實。
一般經驗來說，民陣公佈人數的六至七成就係真實全程參與人數，但現實是往往是會有人遲到早走，行一半就走回家煮飯，甚至直接去遊行終點集會（特別是老人和帶著小孩的家庭更顯著）。所以真實人數就算有ai 統計，也計不到這些人的出現。
我很好奇的一点是警方和示威者公布的游行人数有很大出入，前者说十几万，后者说一百到两百万，这是很关键的问题，但好像都没人关注？所以人数是如何统计出来的？双方的可信度如何呢？
@披星戴月人 無非是同日占時期一樣管治，老解作太君，《君之代》換成《義勇軍進行曲》
@披星戴月人 他們在假裝自己在有效管治，直到泥沙突然崩塌的一天
追踪调查，最好的数据
看到上述的數據，試問中共及港共還可如何管治下去？
本來這些事都應該由政府來做
查出爭議的起因
關注市民最關心的重要事件
梳理市民不滿的情緒
結果通通都不做 連擺個樣子都不願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