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5月17日是“国际不再恐同日”。虽说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同性恋去罪化和同性婚姻合法化，这一群体的能见度也越来越高。与此同时，人们也渐渐看到，在 LGBTQ+这一越来越壮大的保护伞下，每个群体的能见度并非是等同的。比如，虽然位置最为靠前，L所代表的女同性恋（Lesbian）在社群中的能见度就远低于男同性恋。八年前，在英国伦敦大约有四、五家女同性恋酒吧，而至今仍在营业只有一家。在美国，性别研究学者 Bonnie J. Morris 也在《消失中的L》（The Disappearing L）一书中分析了在美国日渐消亡的女同文化。
就在今年5月17日的前两天，在中国深圳发生了令人震惊且愤怒的怪事：一名同性恋女性在职场应酬后被同事强奸，当她的同性伴侣陪她一同去报案时，警方却以“中国同性恋没有合法化”为由推诿责任；2019年英国伦敦骄傲节的当天，一群女性因为身穿“女同性恋”牛津辞典定义的文化衫而被英国国家剧院餐厅的服务员要求离开，之后服务员甚至通知了警察（注：关于2019年的事件，见 Vanessa Thorpe， “Row as lesbian group asked to leave National Theatre bar”.）。
中英警方的渎职需另起一题详细讨论，这些现象和事件折射出的更是法律与执法机构所触碰不到更深层次的性别文化语境：女同性恋群体的不可见性。她们无论是在LGBTQ+社群内，还是在社会中，其声音已被压抑许久，其面目也呈现得模糊不清，其主体情欲更是陷入了某种隐秘的本体论困境：阴道着迷（Vagina Fetishism）是被允许的吗？女同性恋的情欲经验又在什么程度和维度上作为主体体验呢？戏剧作为形象再现（Image Representation）和主体呈现（Presentation of Subjectivity）的过程，是否在这些问题上作出了探讨呢？我试着以戏剧为鉴，用近几年伦敦戏剧舞台上的相关剧作和表演来探究女同性恋群体这些困境背后更深层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