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人在广州：“在非洲混得再惨，也不至于像现在流落街头”

塞内加尔人Dier决定在高架桥下“将就一晚”。

两周前，他从达喀尔飞抵广州白云机场。入境咽拭子采集后，被送往指定宾馆进行为期两周的隔离。4月7日上午，两周隔离结束、核酸检测呈阴性的Dier回到自己在越秀区的出租房，倒头就睡。

同日，广州市卫健委副主任欧阳资文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介绍，3月底在越秀区矿泉街的入境人员中检测出5例确诊病例，均为尼日利亚籍，皆为集中医学观察期间筛查发现。这对追求零新增病例、肩负全面复工压力的地方政府来说，无疑是个坏消息、一个亟待消灭的隐患。

当天下午5点，Dier被房东的电话吵醒，对方告诉他，他必须在晚8点前搬离公寓。Dier问为什么，房东回复：“疫情期间，非洲人都得搬”。不解的Dier报警，警方告诉他“先住一晚，明天再说”。

一位不愿具名的P律师告诉端传媒，在无法说明某外国人明显违反中国法律或者违反合同条约的情况下，不让他们返回自己租赁的房屋，这是明显的侵权行为。“即便房东希望解除租赁合同，也需要走民事程序或者协商解决。大门一关，就清退人和物，这不是一个法制国家、法制社会应该存在的行为。”P指出。

“大家都很生气，很多人说，‘在非洲就算混得再惨，也不至于像现在一样流落街头吧。’”

但第二天上午，房东带了几个“穿制服”的人敲门，这几位自称是警察的人告诉他，需要配合防疫政策再次进行隔离。一气之下，Dier打包了行李到附近找宾馆，问了5家，得到的回复都是：“对不起，我们不接待外国人”。

就这样，Dier在4月8日晚来到住处附近的大北立交桥下，他看到了来自尼日利亚、肯尼亚、科特迪瓦、刚果布等国家的“非洲同胞”。“有二十来人吧，大多都是独自一人，也有拖家带口的”。据Dier回忆，他们中有的身份合法，但依然从公寓中被“清出”，有的因为办理“假护照”而居无定所。

“大家都很生气，很多人说，‘在非洲就算混得再惨，也不至于像现在一样流落街头吧。’”Dier说。

一场针对非洲裔的“病毒排查”正在广州展开。一些非洲人表示，无论他们是否有海外旅行史，都要接受强制性的病毒检测。非洲人和广州警方发生冲突，被餐厅、超市拒之门外，被强制隔离在家，或留宿街头的视频出现在推特、脸书等社交媒体，引发大量争议。在推特上键入“China”，会出现“Guangzhou African”、“racism”（种族歧视）等相关搜索，而在“中国版推特”微博上键入“非洲”，出现的则是“广州非洲人‘爆雷’”、“黑人滚出中国”等联想词条。

这一切，让号称“广坎达”（出自漫威漫画中一个虚构的、科技发达的非裔国家“瓦坎达”，由于外来非洲人数量庞大，广州被大陆网友戏称为“广坎达”）的广州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城市公关危机”。居穗(广州的简称）非洲人士在瘟疫期间经历了什么？针对他们的排查和强制隔离，是种族歧视还是抗疫压力下“一刀切”政策？种种风波，会否伤害到中国通过援助、投资在非洲建立起的声誉与友情？上述问题，是这座以商埠贸易起家的城市必须直面的拷问，也是一个志在“大国崛起”并抢占国际话语权的国家，在全球化人口流动背景下不可回避的现实矛盾。

“我在广州纳税，却在这里受人歧视”

4月8日夜晚，大北立交桥下，匆忙从公寓搬出的Dier，看到周围人都大包小包地聚在一起时，才发现自己忘记从出租房里带上被褥。一个几内亚的非洲同胞问他“要不要盖点东西”，Dier摇手说“算了”。他记得那天广州气温在20℃左右，“还算舒服”。

Dier说，第二天早上八点多，来了好几个警察，要求包括他在内的二十多名非洲人士前往越秀区指定的宾馆隔离。Dier拒绝，拿第一次隔离后的核酸检验单给警察看，“有个穿制服的说他也理解，但现在非洲人没处去，不能出现在大街上，只能去指定的宾馆隔离。”

被逼无奈的Dier就这样开始第二次隔离。每天房费200元。据中国国家医保局、外交部等部门在4月15日联合发布的《关于外籍新冠肺炎患者医疗费用支付有关问题的通知》，在华外籍人员集中隔离产生的费用，原则上由个人负担。

“第一次房费每晚150元人民币，一共花了2100元；现在200元一晚，又得花掉2800元，2020年在广州，钱一分没挣，亏了将近5000元。”Dier说，“我在广州纳税，却在这里受人歧视。”

“哟，你是美国人啊，但你这皮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你是非洲人。”

同样觉得自己受到歧视的，还有住在番禺区的美国商人Barron。

4月5日下午，Barron通过微信平台，在番禺广场附近预约了一辆滴滴专车，当他走向专车时，一个身着制服的男子拦下了他。“他说他是警察，要查看我的护照，我递给他看了以后，他挥手让我预约的专车先走，因为他还要对我‘继续审查’。”随后，这名声称是警察的男子把Barron带到一条巷子里，问Barron要护照和穗康健康码（一款广州市居民及来穗人员的电子个人健康通行证）检查。

“哟，你是美国人啊，但你这皮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你是非洲人。”该男子说。随后他问Barron是否出生在美国，Barron说，自己出生在芝加哥，祖先在400年前就去了美国。该男子随后表示，已经弄清楚情况，Barron的情况不需要做核酸检测。

“但他从没说过一句道歉。”Barron说，这件事让自己足足受了3天影响。“我在想，如果我的国籍是非洲某国，我会不会在当天无家可归？”

更大的困惑是，当天回家后，小区片警通过房东联系Barron，告诉他“这段时间最好别出门”，因为他的肤色“很有迷惑性。”

陷入惊恐的Barron不敢出门，每天在一家熟人的微店上点日本菜。4月11日，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也发布警示，建议非裔美国人避免前往广州，并称有非裔美国人反映，当地一些商家和旅馆拒绝和他们做生意。

广州几家大学里的非洲留学生也称因肤色而“受到了区别对待”。Roger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广州某大学学习汉语。3月21日，辅导员在微信群里单独@了班上的几个非洲留学生，称“明天会有医生护士过来给你们做核酸检测”。尽管，Roger自2019年9月起就没有离开过广州。

Roger不解，在群里@辅导员：“1，我们一直都在学校，没离开过广州，为什么还要检测？2，为什么欧洲、美洲的留学生不用检测，只有非洲学生需要？”

辅导员没有在微信群正面回复，她单独给Roger发消息说：“这些都是卫健委的规定，不存在任何歧视。”

“前段时间光防白人了，没想到广州的黑人更可怕”

在Dier搬离公寓、Barron被“无端查证”、Roger被迫检测前，一场比歧视更具传染性的恐慌已笼罩中国大陆多日。

3月25日，中国国家卫健委宣布新增确诊2019冠状病毒肺炎67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新增死亡和疑似病例也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就在不到一周前，3月19日，中国大陆首次实现新增本土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零报告。随着各省市感染病例“陆续清零”，多地逐渐复工复产，民间紧绷的情绪亦慢慢放松，直到3月25日。

当天，中国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李兰娟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非常担心国外疫情输入会导致大陆范围内的第二次疫情爆发，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杭州，“这五座国际化城市拥有庞大的流动人口和城市人口密度，如不加以控制，感染人数或呈指数增长的态势。”

3月28日，中国大陆宣布暂停持有效中国签证、居留许可的外国人入境。自此，北上广深等城市也开始对入境人员进行监测、集中隔离等各项防控措施，核酸检测完成“全覆盖”，集中隔离医学观察14天也是入境人士的必走流程。

两天后，广东省公布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6例，来自英美两国。一时间，类似《这些老外妨碍疫情防控，请滚出中国》的文章开始刷屏。对疫情二次爆发的恐慌，混杂着民族主义情结，在这个春天蔓生。青岛就发生过因外国人插队，当地人高呼“外国人滚出去”的事。

4月2日，一则“非洲男子拒绝配合隔离治疗后咬伤护士”的新闻登上微博热搜，大陆舆论场群情激愤，有大陆网友评论，“广州是中国人的广州，不是非洲人的广州”，有的直接发问，“谁给了外国人‘为所欲为’的勇气？”

而情况更特殊的广州，则在4月6日成为全国焦点，本来只是广州市一个区域的“三元里”，因一篇《广州黑人果然暴雷：两个孩子被传染，六大谜团待解开》的文章而登上微博热搜第一位。文章称非洲输入的病例已在广州本土传染，且不止一代传播。有网友评论：“前段时间光防白人了，没想到广州的黑人更可怕”。

尽管广州市委宣传部在第二天宣告此文“全是谣言”，但政府对非裔人士的排查工作已势不可挡。据独立媒体“中非项目”（The China Africa Project）创办人Eric Olander观察，非洲人士在本次瘟疫前后，在广州经历了“过山车”式的对待。

“类一刀切”式管理外籍人员，尤其是非裔的主要原因，就是在复工的大前提下，保证民心向好、向稳、向上，不会因为个别输入性确诊案例，而害怕甚至对行走在身边的非洲人士恐慌。

“3月28日（中国大陆决定关闭边境日期）前，大陆各城市的防控重点群体，是入境的欧美人士，甚至也包括在欧美国家留学的中国留学生，这时输入的非洲人士非常少，因为和航班频次密集对接大陆城市的欧美国家相比，非洲国家在交通上略输一筹，再加上欧洲、美国的疫情在大陆被最大限度曝光，非洲的疫情相比之下没那么严重，所以中国对非裔的防控级别并不是优先级的。”

某重点大学一名要求匿名的社会学教授对端传媒表示，以3月底至4月初这段时间为界限，确实能看出以广州政府为代表的地方政府，在对待非洲人士入境和隔离政策方面的“突然转变”，但他强调，如果把对非洲人士的疫情防控放置在各城市复工、国际性流动的大背景下来看，或许也可以理解地方政府在面对外国群体时的“类一刀切”式防疫举措。

“复工的前提是什么？是人心不能慌，舆论不能乱。在大陆经济下行明显的大环境下，稳住第一波内部疫情后的当务之急就是‘让城市动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抵御中国大陆‘经济大萧条’的潜在可能。‘类一刀切’式管理外籍人员，尤其是非裔的主要原因，就是在复工的大前提下，保证民心向好、向稳、向上，不会因为个别输入性确诊案例，而害怕甚至对行走在身边的非洲人士恐慌。”

P律师亦表示，对非洲人士进行强制隔离措施的存在，目前看来是基于某特定肤色的一种行政行为，“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选择性执法。”

4月10日，读初中的女儿在一张皮具发货单的背面写下：“Foreign friends are not allowed to enter during the epidemic”（外国朋友在疫情期间不得入内）。李永红把这张单子贴上了皮具店的店门。

李永红的皮具店位于广州火车站附近的内环路，这条路是通往各大皮具商贸城、外贸中心和服装批发市场的必经之路，不少非洲人士喜欢到她店里看那些二手皮带、山寨皮包和做工精细到普通人识别不出真假的各类饰品。

据她回忆，4月8日左右，片区派出所派人到内环路的沿街店铺，一家一家提醒并告知“别让非洲人进店”。起初她很警惕，又是让女儿写英文告示，又是买防护镜并补进口罩。但她随后发现，火车站附近已经看不见非洲人士了。

“他们都被关起来了”，李永红说，“地铁、公交不让坐，酒店、超市不让进。”

广州火车站位于广州地铁5号线沿线，这条线上的淘金、小北和广州火车站三个站点平日里总有非洲面孔出现，而据不少沿线商户铺主反映，4月初就没再见过地铁里出现非洲人士。

广州地铁是否存在限制并禁止外国人，尤其是非洲人士搭乘的规定？广州地铁宣传科在回应端传媒问询时称，广州地铁在执行疫情防控时，采取的措施对所有乘客一视同仁，乘客搭乘地铁期间均要配合工作人员进行体温测量，并全程佩戴好口罩。

而针对不少商铺店主提到的“酒店、超市不让非洲人士进入”的情况，端传媒记者在4月7-15日先后致电位于越秀区三元里、小北区域的9家酒店，称希望帮非洲朋友预定酒店，均被酒店前台以“目前不接待外国人”为由拒绝，一家环市中路的快捷酒店前台称，“我们中国人自己都顾不来，还管得了黑人？”

事实上，一些援助在穗非洲人的志愿者力量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压力。

在微博上看到举报志愿者的信息后，“心态瞬间就崩了”

Dier第二次隔离的宾馆虽是单人单间，但设备简陋，他每天的常规饮食只能是稀饭+榨菜。

当王一可得知Dier所在酒店的点餐菜单只有中文、没有法文和英文时，她决定帮帮那些不得不隔离在宾馆的非洲人士。

王一可所在的志愿者微信群于4月9日组建，旨在为在穗非洲人士提供包括住宿、饮食、翻译和信息帮助，在创建的第6天人数超过260，普遍为生活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陆一线城市的年轻人。4月15日前，他们把群分为食宿组、翻译组、新闻组、募捐组和心理沟通组五个组别，探讨如何在第一时间把必备物资运送到定点的隔离宾馆，并帮助一些在广州隔离的非洲人士点餐、叫外卖。从广州开始排查非洲人士起，多个像这样的志愿者团队被组建起来。

值此排查疫情期间，普通人根本不知道谁是感染者，却在这里鼓励中国人去帮助在广州的非洲人，实际行动就是扩大接触人群，是在有意传播，扩散？

但4月15日，这个“援非志愿者群”被某微博网友举报，后者@广州公安称：“值此排查疫情期间，普通人根本不知道谁是感染者，却在这里鼓励中国人去帮助在广州的非洲人，实际行动就是扩大接触人群，是在有意传播，扩散？”

王一可表示，自己在微博上看到这条举报信息后，“心态瞬间就崩了”。她告诉端传媒：“我们做的是无接触志愿帮助，不和被隔离的非洲人士有任何接触，为什么要举报我们？”

群的主题很快由“帮助非洲人士”变为“为何举报我们”。王一可说，她翻开了这条举报微博下面的评论，有网友说“搜集消息，又是要准备大肆讨伐中国人种族歧视了”，有的则表示“以前是怎么在广州活下来的？恐怕里面很多三非人员吧，不想着检举驱逐，还要提供他们非法居住”。

强行驱赶或隔离“三非人员”是否合法？P律师告诉端传媒，只有在拘留违法或获取签证资料弄虚作假，或是违反本国法律的情况下，政府机构才有权直接对外籍人士进行遣返，这也需要根据出入境管理法规依程序执行。“非法居留和强制执行防疫措施根本就是两码事，不能因为一个外籍人士非法居留，在他确定无感染风险的情况下，就认定他需要进行强制隔离。”

4月17日下午，王一可所在的“援非志愿者群”的群主在群里@所有人，称“在此过程中经历了很多困难，以及来自各方的压力，这些琐事耗尽了我们的精力，让我们离真正想做的事情渐行渐远”，并宣布解散核心团队。

“三元里只是世界上一个很小的角落，还有很多地方也面临着类似的难题。我们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但我们从未想要改变世界，那是蝙蝠侠的英雄梦。”王一可说自己想不通：帮助别人本来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在10天之内就走到死角了？

志愿者群体被举报一事，或许可以从侧面证明，无论中国官方的出发点是不是歧视，其行为都在中国民间、特别是网络上加剧了对非洲人士的歧视，并惹怒了一众非洲兄弟国家。

“中国网友对华裔在欧美社会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而义愤填膺，但如今他们正以同样的方式对待非洲人”

在穗非洲人士与警方在街头发生冲突的视频，4月11日在推特上被网友大量转发。随后，尼日利亚、加纳、肯尼亚、塞拉利昂、塞内加尔、非洲联盟等先后就事件发声明或传召中国大使，关注广州非裔人士权益，强烈谴责当地非裔人士受到骚扰丶侮辱和歧视。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一些非洲国家驻中国大使在致中方的联合信函中称：“在我们看来，中国在疫情防控中专门对非洲人采取强制检测和隔离的做法没有科学或逻辑依据，相当于对在华非洲人的种族歧视。”

4月13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记者会上表示，非中双方既是朋友，更是战友，中方对非友好政策没有任何改变，中外一视同仁。广东方面将结合非方意见，进一步完善对外国人健康管理措施。

翌日，《人民日报》报导称，尼日利亚外长奥尼亚马对外澄清，称部分尼公民在广州未严格遵守防疫规定。他认为尼国内一些民众仅根据社交媒体流传的视频就作出错误解读，误以为尼日利亚人和非洲人在防疫中被“挑选出来”，有针对性的被加以区别对待，表示不能理解。

广州外事办的微信公众号“广州外事”，则在4月15日发布了一条名为《常住广州的非洲兄弟：我从未遇到任何形式的歧视》的微信推送。

中国正在推进医疗捐助政策（Medical Donation）在海外的效果，但中国人对非洲人在某种程度上的歧视，或许也在抵消掉医疗捐助带来的正面效应。

不过，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教授麦高登（Gordon Matthews）对中非关系的未来并不乐观。

“中国正在推进医疗捐助政策（Medical Donation）在海外的效果，但中国人对非洲人在某种程度上的歧视，或许也在抵消掉医疗捐助带来的正面效应。”麦高登对端传媒表示。据《人民日报》报道，截至4月初，中国已向近30个非洲国家和非洲疾控中心提供了医疗物资和技术等方面的紧急援助。

“我记得2月时有一则新闻，说的是一个在意大利的中国女孩走上街头，举了一块‘我不是病毒’的牌子求拥抱。当时中国网友对华裔在欧美社会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而义愤填膺，但如今，他们正以同样的方式对待非洲人。”

“试想一下，中国人对非洲人做出歧视行为的同时，那些在非洲的中国人会怎么想？再或者，今天的非洲人，如果他们希望像2月份在意大利求拥抱的中国人一样，举一块牌子站在街上，这有可能实现吗？”

“对绝大多数非洲人士而言，生活需要服从生意”

隔离期间的Dier，向端传媒记者描述起自己对广州的印象。

在老家达喀尔，他有好几个在广州做服装批发生意的朋友，“他们怂恿我去广州一起做买卖，说那里非洲人超多。”2018年，他从达喀尔启程，前往广州投奔2个好友，3个人在小北路租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平摊下来每人月租1000元。据麦高登估算，像Dier一样，在广州越秀、白云区做上衣、牛仔裤、帽子、皮鞋等外贸服饰生意的非洲人士至少有2万人。

维也纳大学非洲研究中心教授亚当斯·博多莫（Adams Bodomo）接受端传媒采访时表示，广州能吸引非裔前来的几大原因，一是低端商贸模式的诱惑，二是对三无外国人（非法就业、入境、居留）的执法力度偏低。

“很多非洲人为了广州的生意，把亲戚和家人都带到广州，对那些以服饰、皮具、佩饰、珠宝生意为生的非裔来说，由货源、客户和中间商建构起的个人生意版图正在广州加深，但由于文化认知、语言隔阂、生活习性和宗教信仰方面差异太大，他们就算在中国大陆待上十几年，也无法完全融入当地生活。”博多莫说。

麦高登在《世界在广州：南中国全球贸易市场中的非洲人和其他外国人》一书中也写道：“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商人来说，广州是他们在全世界能找到的、最好的进货城市。”他依然记得在广州走访时，一名刚果布商人告诉自己，“我在广州只是谋生（make a living），而不是在此生活（make my life here）。”

Dier认为这个说法“很准确”。4月9日开始的第二段隔离经历，也让他能静下来思考一下，自己在广州到底要什么。
“说到底还是要钱。”Dier在whatspp上这样说。2019年一年，Dier往返广州-达喀尔3次，他和2个朋友在越秀区和白云区的商贸城、皮具城和批发市场里拿货，然后返回塞内加尔开小店转手卖出，一年下来挣了将近15万人民币，在塞内加尔成了名副其实的“中产一族”。

但他也遭受过上公交后“有中国人立刻捂住鼻子”，进便利店后很快就有中国人对自己指指点点等经历，“时间久了，竟然也觉得正常。”

他在广州没有中国朋友，只有2个一起合作做生意的非洲朋友。他经常去三元里的非洲餐馆吃饭，在那里会碰到很多在穗做生意的非洲同胞。“大家有时候会一起聊一下，觉得广州只是个中转站，不宜久居。”

但Dier也在尝试“入乡随俗”，不仅连续两年春节给房东派利是（红包），甚至学会了一句广东话：“一起发财”。所以当房东在4月7日告诉他必须搬离时，他的第一反应是“中国人毫无人情味”。

他也不敢把在今年初在中国的经历告诉塞内加尔的家人，“告诉他们有用吗？只会让他们产生不必要的担心。”

4月13日，广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志英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广州4月4日起对在册的4553名非洲籍人士进行了核酸检测，其中有111名非洲籍在穗人士病毒核酸呈阳性，当中19人为境外输入型确诊病例，这111名中包括了无症状感染者，目前都在进行治疗。

4553——是目前广州登记在册的非洲总人数。据广州市政府4月10日统计，广州在住外国人共30768人（受疫情影响，有5万多外国人没有返穗），这其中，非洲国家人员有4553人。也就是说，广州已在10天内对所有在册的非洲人士完成了排查。

但这似乎并未完全平息民众的恐慌。不少网友忧心忡忡：“这么高的比例，还不包括三非！”人们担心广东再次步入2003年非典的后尘。（编注：三非指“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的人。一度有学者根据2010年时合法居留广州的非洲人数量（2.5万人）推测，“非法是合法的八倍”，认定在穗非裔人数大约在20万。广州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执行主任梁玉成认为，在穗非裔人数在2010年前后达到巅峰的5万人，随后下降。如今这个数字不超过3万人。）

一些人已经决定离开。在立交桥下“将就”的那一晚，一个做皮鞋生意的加纳人对Dier说：“生意哪里不能做，非得到广州做？”说完他拿起电话一通猛打，说等瘟疫过去，自己就去胡志明市找找机会。

“但对绝大多数非洲人士而言，生活需要服从生意。”博多莫说。

这或许也是自称“受到歧视”，但并不打算轻易离开广州的Barrond考虑的现实问题。在广州生活的一年里，虽然“无法融入这里的文化和环境”，但在中美两国倒卖服饰生意的他认为“这里的东西确实物美价廉”，这些（歧视）会让我思考未来的规划，但我不会轻易离开广州。”

应受访者要求，Dier、Barron、Roger、李永红、王一可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