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人在廣州：「在非洲混得再慘，也不至於像現在流落街頭」

塞內加爾人Dier決定在高架橋下「將就一晚」。

兩週前，他從達喀爾飛抵廣州白雲機場。入境咽拭子採集後，被送往指定賓館進行為期兩週的隔離。4月7日上午，兩週隔離結束、核酸檢測呈陰性的Dier回到自己在越秀區的出租房，倒頭就睡。

同日，廣州市衞健委副主任歐陽資文在一場新聞發布會上介紹，3月底在越秀區礦泉街的入境人員中檢測出5例確診病例，均為尼日利亞籍，皆為集中醫學觀察期間篩查發現。這對追求零新增病例、肩負全面復工壓力的地方政府來說，無疑是個壞消息、一個亟待消滅的隱患。

當天下午5點，Dier被房東的電話吵醒，對方告訴他，他必須在晚8點前搬離公寓。Dier問為什麼，房東回覆：「疫情期間，非洲人都得搬」。不解的Dier報警，警方告訴他「先住一晚，明天再說」。

一位不願具名的P律師告訴端傳媒，在無法說明某外國人明顯違反中國法律或者違反合同條約的情況下，不讓他們返回自己租賃的房屋，這是明顯的侵權行為。「即便房東希望解除租賃合同，也需要走民事程序或者協商解決。大門一關，就清退人和物，這不是一個法制國家、法制社會應該存在的行為。」P指出。

「大家都很生氣，很多人說，『在非洲就算混得再慘，也不至於像現在一樣流落街頭吧。』」

但第二天上午，房東帶了幾個「穿制服」的人敲門，這幾位自稱是警察的人告訴他，需要配合防疫政策再次進行隔離。一氣之下，Dier打包了行李到附近找賓館，問了5家，得到的回覆都是：「對不起，我們不接待外國人」。

就這樣，Dier在4月8日晚來到住處附近的大北立交橋下，他看到了來自尼日利亞、肯尼亞、科特迪瓦、剛果布等國家的「非洲同胞」。「有二十來人吧，大多都是獨自一人，也有拖家帶口的」。據Dier回憶，他們中有的身份合法，但依然從公寓中被「清出」，有的因為辦理「假護照」而居無定所。

「大家都很生氣，很多人說，『在非洲就算混得再慘，也不至於像現在一樣流落街頭吧。』」Dier說。

一場針對非洲裔的「病毒排查」正在廣州展開。一些非洲人表示，無論他們是否有海外旅行史，都要接受強制性的病毒檢測。非洲人和廣州警方發生衝突，被餐廳、超市拒之門外，被強制隔離在家，或留宿街頭的視頻出現在推特、臉書等社交媒體，引發大量爭議。在推特上鍵入「China」，會出現「Guangzhou African」、「racism」（種族歧視）等相關搜索，而在「中國版推特」微博上鍵入「非洲」，出現的則是「廣州非洲人『爆雷』」、「黑人滾出中國」等聯想詞條。

這一切，讓號稱「廣坎達」（出自漫威漫畫中一個虛構的、科技發達的非裔國家「瓦坎達」，由於外來非洲人數量龐大，廣州被大陸網友戲稱為「廣坎達」）的廣州陷入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城市公關危機」。居穗(廣州的簡稱）非洲人士在瘟疫期間經歷了什麼？針對他們的排查和強制隔離，是種族歧視還是抗疫壓力下「一刀切」政策？種種風波，會否傷害到中國通過援助、投資在非洲建立起的聲譽與友情？上述問題，是這座以商埠貿易起家的城市必須直面的拷問，也是一個志在「大國崛起」並搶佔國際話語權的國家，在全球化人口流動背景下不可迴避的現實矛盾。

「我在廣州納税，卻在這裏受人歧視」

4月8日夜晚，大北立交橋下，匆忙從公寓搬出的Dier，看到周圍人都大包小包地聚在一起時，才發現自己忘記從出租房裏帶上被褥。一個幾內亞的非洲同胞問他「要不要蓋點東西」，Dier搖手說「算了」。他記得那天廣州氣温在20℃左右，「還算舒服」。

Dier說，第二天早上八點多，來了好幾個警察，要求包括他在內的二十多名非洲人士前往越秀區指定的賓館隔離。Dier拒絕，拿第一次隔離後的核酸檢驗單給警察看，「有個穿制服的說他也理解，但現在非洲人沒處去，不能出現在大街上，只能去指定的賓館隔離。」

被逼無奈的Dier就這樣開始第二次隔離。每天房費200元。據中國國家醫保局、外交部等部門在4月15日聯合發布的《關於外籍新冠肺炎患者醫療費用支付有關問題的通知》，在華外籍人員集中隔離產生的費用，原則上由個人負擔。

「第一次房費每晚150元人民幣，一共花了2100元；現在200元一晚，又得花掉2800元，2020年在廣州，錢一分沒掙，虧了將近5000元。」Dier說，「我在廣州納税，卻在這裏受人歧視。」

「喲，你是美國人啊，但你這皮膚很容易讓人誤以為你是非洲人。」

同樣覺得自己受到歧視的，還有住在番禺區的美國商人Barron。

4月5日下午，Barron通過微信平台，在番禺廣場附近預約了一輛滴滴專車，當他走向專車時，一個身着制服的男子攔下了他。「他說他是警察，要查看我的護照，我遞給他看了以後，他揮手讓我預約的專車先走，因為他還要對我『繼續審查』。」隨後，這名聲稱是警察的男子把Barron帶到一條巷子裏，問Barron要護照和穗康健康碼（一款廣州市居民及來穗人員的電子個人健康通行證）檢查。

「喲，你是美國人啊，但你這皮膚很容易讓人誤以為你是非洲人。」該男子說。隨後他問Barron是否出生在美國，Barron說，自己出生在芝加哥，祖先在400年前就去了美國。該男子隨後表示，已經弄清楚情況，Barron的情況不需要做核酸檢測。

「但他從沒說過一句道歉。」Barron說，這件事讓自己足足受了3天影響。「我在想，如果我的國籍是非洲某國，我會不會在當天無家可歸？」

更大的困惑是，當天回家後，小區片警通過房東聯繫Barron，告訴他「這段時間最好別出門」，因為他的膚色「很有迷惑性。」

陷入驚恐的Barron不敢出門，每天在一家熟人的微店上點日本菜。4月11日，美國駐廣州總領事館也發布警示，建議非裔美國人避免前往廣州，並稱有非裔美國人反映，當地一些商家和旅館拒絕和他們做生意。

廣州幾家大學裏的非洲留學生也稱因膚色而「受到了區別對待」。Roger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廣州某大學學習漢語。3月21日，輔導員在微信群裏單獨@了班上的幾個非洲留學生，稱「明天會有醫生護士過來給你們做核酸檢測」。儘管，Roger自2019年9月起就沒有離開過廣州。

Roger不解，在群裏@輔導員：「1，我們一直都在學校，沒離開過廣州，為什麼還要檢測？2，為什麼歐洲、美洲的留學生不用檢測，只有非洲學生需要？」

輔導員沒有在微信群正面回覆，她單獨給Roger發消息說：「這些都是衞健委的規定，不存在任何歧視。」

「前段時間光防白人了，沒想到廣州的黑人更可怕」

在Dier搬離公寓、Barron被「無端查證」、Roger被迫檢測前，一場比歧視更具傳染性的恐慌已籠罩中國大陸多日。

3月25日，中國國家衞健委宣佈新增確診2019冠狀病毒肺炎67例，均為境外輸入病例；新增死亡和疑似病例也均為境外輸入病例。就在不到一週前，3月19日，中國大陸首次實現新增本土確診病例和疑似病例零報告。隨著各省市感染病例「陸續清零」，多地逐漸復工復產，民間緊繃的情緒亦慢慢放鬆，直到3月25日。

當天，中國國家衞健委高級別專家組成員李蘭娟在接受央視採訪時表示，非常擔心國外疫情輸入會導致大陸範圍內的第二次疫情爆發，尤其是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和杭州，「這五座國際化城市擁有龐大的流動人口和城市人口密度，如不加以控制，感染人數或呈指數增長的態勢。」

3月28日，中國大陸宣布暫停持有效中國簽證、居留許可的外國人入境。自此，北上廣深等城市也開始對入境人員進行監測、集中隔離等各項防控措施，核酸檢測完成「全覆蓋」，集中隔離醫學觀察14天也是入境人士的必走流程。

兩天後，廣東省公佈新增境外輸入確診病例6例，來自英美兩國。一時間，類似《這些老外妨礙疫情防控，請滾出中國》的文章開始刷屏。對疫情二次爆發的恐慌，混雜著民族主義情結，在這個春天蔓生。青島就發生過因外國人插队，當地人高呼「外國人滾出去」的事。

4月2日，一則「非洲男子拒絕配合隔離治療後咬傷護士」的新聞登上微博熱搜，大陸輿論場群情激憤，有大陸網友評論，「廣州是中國人的廣州，不是非洲人的廣州」，有的直接發問，「誰給了外國人『為所欲為』的勇氣？」

而情況更特殊的廣州，則在4月6日成為全國焦點，本來只是廣州市一個區域的「三元里」，因一篇《廣州黑人果然暴雷：兩個孩子被傳染，六大謎團待解開》的文章而登上微博熱搜第一位。文章稱非洲輸入的病例已在廣州本土傳染，且不止一代傳播。有網友評論：「前段時間光防白人了，沒想到廣州的黑人更可怕」。

儘管廣州市委宣傳部在第二天宣告此文「全是謠言」，但政府對非裔人士的排查工作已勢不可擋。據獨立媒體「中非項目」（The China Africa Project）創辦人Eric Olander觀察，非洲人士在本次瘟疫前後，在廣州經歷了「過山車」式的對待。

「類一刀切」式管理外籍人員，尤其是非裔的主要原因，就是在復工的大前提下，保證民心向好、向穩、向上，不會因為個別輸入性確診案例，而害怕甚至對行走在身邊的非洲人士恐慌。

「3月28日（中國大陸決定關閉邊境日期）前，大陸各城市的防控重點群體，是入境的歐美人士，甚至也包括在歐美國家留學的中國留學生，這時輸入的非洲人士非常少，因為和航班頻次密集對接大陸城市的歐美國家相比，非洲國家在交通上略輸一籌，再加上歐洲、美國的疫情在大陸被最大限度曝光，非洲的疫情相比之下沒那麼嚴重，所以中國對非裔的防控級別並不是優先級的。」

某重點大學一名要求匿名的社會學教授對端傳媒表示，以3月底至4月初這段時間為界限，確實能看出以廣州政府為代表的地方政府，在對待非洲人士入境和隔離政策方面的「突然轉變」，但他強調，如果把對非洲人士的疫情防控放置在各城市復工、國際性流動的大背景下來看，或許也可以理解地方政府在面對外國群體時的「類一刀切」式防疫舉措。

「復工的前提是什麼？是人心不能慌，輿論不能亂。在大陸經濟下行明顯的大環境下，穩住第一波內部疫情後的當務之急就是『讓城市動起來』，只有這樣才能抵禦中國大陸『經濟大蕭條』的潛在可能。『類一刀切』式管理外籍人員，尤其是非裔的主要原因，就是在復工的大前提下，保證民心向好、向穩、向上，不會因為個別輸入性確診案例，而害怕甚至對行走在身邊的非洲人士恐慌。」

P律師亦表示，對非洲人士進行強制隔離措施的存在，目前看來是基於某特定膚色的一種行政行為，「我們可以把它理解為選擇性執法。」

4月10日，讀初中的女兒在一張皮具發貨單的背面寫下：「Foreign friends are not allowed to enter during the epidemic」（外國朋友在疫情期間不得入內）。李永紅把這張單子貼上了皮具店的店門。

李永紅的皮具店位於廣州火車站附近的內環路，這條路是通往各大皮具商貿城、外貿中心和服裝批發市場的必經之路，不少非洲人士喜歡到她店裏看那些二手皮帶、山寨皮包和做工精細到普通人識別不出真假的各類飾品。

據她回憶，4月8日左右，片區派出所派人到內環路的沿街店鋪，一家一家提醒並告知「別讓非洲人進店」。起初她很警惕，又是讓女兒寫英文告示，又是買防護鏡並補進口罩。但她隨後發現，火車站附近已經看不見非洲人士了。

「他們都被關起來了」，李永紅說，「地鐵、公交不讓坐，酒店、超市不讓進。」

廣州火車站位於廣州地鐵5號線沿線，這條線上的淘金、小北和廣州火車站三個站點平日裏總有非洲面孔出現，而據不少沿線商戶鋪主反映，4月初就沒再見過地鐵裏出現非洲人士。

廣州地鐵是否存在限制並禁止外國人，尤其是非洲人士搭乘的規定？廣州地鐵宣傳科在回應端傳媒問詢時稱，廣州地鐵在執行疫情防控時，採取的措施對所有乘客一視同仁，乘客搭乘地鐵期間均要配合工作人員進行體温測量，並全程佩戴好口罩。

而針對不少商鋪店主提到的「酒店、超市不讓非洲人士進入」的情況，端傳媒記者在4月7-15日先後致電位於越秀區三元里、小北區域的9家酒店，稱希望幫非洲朋友預定酒店，均被酒店前台以「目前不接待外國人」為由拒絕，一家環市中路的快捷酒店前台稱，「我們中國人自己都顧不來，還管得了黑人？」

事實上，一些援助在穗非洲人的志願者力量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壓力。

在微博上看到舉報志願者的信息後，「心態瞬間就崩了」

Dier第二次隔離的賓館雖是單人單間，但設備簡陋，他每天的常規飲食只能是稀飯+榨菜。

當王一可得知Dier所在酒店的點餐菜單只有中文、沒有法文和英文時，她決定幫幫那些不得不隔離在賓館的非洲人士。

王一可所在的志願者微信群於4月9日組建，旨在為在穗非洲人士提供包括住宿、飲食、翻譯和資訊幫助，在創建的第6天人數超過260，普遍為生活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大陸一線城市的年輕人。4月15日前，他們把群分為食宿組、翻譯組、新聞組、募捐組和心理溝通組五個組別，探討如何在第一時間把必備物資運送到定點的隔離賓館，並幫助一些在廣州隔離的非洲人士點餐、叫外賣。從廣州開始排查非洲人士起，多個像這樣的志願者團隊被組建起來。

值此排查疫情期間，普通人根本不知道誰是感染者，卻在這裏鼓勵中國人去幫助在廣州的非洲人，實際行動就是擴大接觸人群，是在有意傳播，擴散？

但4月15日，這個「援非志願者群」被某微博網友舉報，後者@廣州公安稱：「值此排查疫情期間，普通人根本不知道誰是感染者，卻在這裏鼓勵中國人去幫助在廣州的非洲人，實際行動就是擴大接觸人群，是在有意傳播，擴散？」

王一可表示，自己在微博上看到這條舉報信息後，「心態瞬間就崩了」。她告訴端傳媒：「我們做的是無接觸志願幫助，不和被隔離的非洲人士有任何接觸，為什麼要舉報我們？」

群的主題很快由「幫助非洲人士」變為「為何舉報我們」。王一可說，她翻開了這條舉報微博下面的評論，有網友說「蒐集消息，又是要準備大肆討伐中國人種族歧視了」，有的則表示「以前是怎麼在廣州活下來的？恐怕裏面很多三非人員吧，不想着檢舉驅逐，還要提供他們非法居住」。

強行驅趕或隔離「三非人員」是否合法？P律師告訴端傳媒，只有在拘留違法或獲取簽證資料弄虛作假，或是違反本國法律的情況下，政府機構才有權直接對外籍人士進行遣返，這也需要根據出入境管理法規依程序執行。「非法居留和強制執行防疫措施根本就是兩碼事，不能因為一個外籍人士非法居留，在他確定無感染風險的情況下，就認定他需要進行強制隔離。」

4月17日下午，王一可所在的「援非志願者群」的群主在群裏@所有人，稱「在此過程中經歷了很多困難，以及來自各方的壓力，這些瑣事耗盡了我們的精力，讓我們離真正想做的事情漸行漸遠」，並宣布解散核心團隊。

「三元里只是世界上一個很小的角落，還有很多地方也面臨着類似的難題。我們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但我們從未想要改變世界，那是蝙蝠俠的英雄夢。」王一可說自己想不通：幫助別人本來是一件好事，為什麼在10天之內就走到死角了？

志願者群體被舉報一事，或許可以從側面證明，無論中國官方的出發點是不是歧視，其行為都在中國民間、特別是網絡上加劇了對非洲人士的歧視，並惹怒了一眾非洲兄弟國家。

「中國網友對華裔在歐美社會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而義憤填膺，但如今他們正以同樣的方式對待非洲人」

在穗非洲人士與警方在街頭發生衝突的視頻，4月11日在推特上被網友大量轉發。隨後，尼日利亞、加納、肯尼亞、塞拉利昂、塞內加爾、非洲聯盟等先後就事件發聲明或傳召中國大使，關注廣州非裔人士權益，強烈譴責當地非裔人士受到騷擾丶侮辱和歧視。據《華爾街日報》報道，一些非洲國家駐中國大使在致中方的聯合信函中稱：「在我們看來，中國在疫情防控中專門對非洲人採取強制檢測和隔離的做法沒有科學或邏輯依據，相當於對在華非洲人的種族歧視。」

4月13日，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記者會上表示，非中雙方既是朋友，更是戰友，中方對非友好政策沒有任何改變，中外一視同仁。廣東方面將結合非方意見，進一步完善對外國人健康管理措施。

翌日，《人民日報》報導稱，尼日利亞外長奧尼亞馬對外澄清，稱部分尼公民在廣州未嚴格遵守防疫規定。他認為尼國內一些民眾僅根據社交媒體流傳的視頻就作出錯誤解讀，誤以為尼日利亞人和非洲人在防疫中被「挑選出來」，有針對性的被加以區別對待，表示不能理解。

廣州外事辦的微信公眾號「廣州外事」，則在4月15日發布了一條名為《常住廣州的非洲兄弟：我從未遇到任何形式的歧視》的微信推送。

中國正在推進醫療捐助政策（Medical Donation）在海外的效果，但中國人對非洲人在某種程度上的歧視，或許也在抵消掉醫療捐助帶來的正面效應。

不過，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教授麥高登（Gordon Matthews）對中非關係的未來並不樂觀。

「中國正在推進醫療捐助政策（Medical Donation）在海外的效果，但中國人對非洲人在某種程度上的歧視，或許也在抵消掉醫療捐助帶來的正面效應。」麥高登對端傳媒表示。據《人民日報》報道，截至4月初，中國已向近30個非洲國家和非洲疾控中心提供了醫療物資和技術等方面的緊急援助。

「我記得2月時有一則新聞，說的是一個在意大利的中國女孩走上街頭，舉了一塊『我不是病毒』的牌子求擁抱。當時中國網友對華裔在歐美社會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而義憤填膺，但如今，他們正以同樣的方式對待非洲人。」

「試想一下，中國人對非洲人做出歧視行為的同時，那些在非洲的中國人會怎麼想？再或者，今天的非洲人，如果他們希望像2月份在意大利求擁抱的中國人一樣，舉一塊牌子站在街上，這有可能實現嗎？」

「對絕大多數非洲人士而言，生活需要服從生意」

隔離期間的Dier，向端傳媒記者描述起自己對廣州的印象。

在老家達喀爾，他有好幾個在廣州做服裝批發生意的朋友，「他們慫恿我去廣州一起做買賣，說那裏非洲人超多。」2018年，他從達喀爾啟程，前往廣州投奔2個好友，3個人在小北路租了一套三室一廳的房子，平攤下來每人月租1000元。據麥高登估算，像Dier一樣，在廣州越秀、白雲區做上衣、牛仔褲、帽子、皮鞋等外貿服飾生意的非洲人士至少有2萬人。

維也納大學非洲研究中心教授亞當斯·博多莫（Adams Bodomo）接受端傳媒採訪時表示，廣州能吸引非裔前來的幾大原因，一是低端商貿模式的誘惑，二是對三無外國人（非法就業、入境、居留）的執法力度偏低。

「很多非洲人為了廣州的生意，把親戚和家人都帶到廣州，對那些以服飾、皮具、佩飾、珠寶生意為生的非裔來說，由貨源、客戶和中間商建構起的個人生意版圖正在廣州加深，但由於文化認知、語言隔閡、生活習性和宗教信仰方面差異太大，他們就算在中國大陸待上十幾年，也無法完全融入當地生活。」博多莫說。

麥高登在《世界在廣州：南中國全球貿易市場中的非洲人和其他外國人》一書中也寫道：「對於發展中國家的商人來說，廣州是他們在全世界能找到的、最好的進貨城市。」他依然記得在廣州走訪時，一名剛果布商人告訴自己，「我在廣州只是謀生（make a living），而不是在此生活（make my life here）。」

Dier認為這個說法「很準確」。4月9日開始的第二段隔離經歷，也讓他能靜下來思考一下，自己在廣州到底要什麼。
「說到底還是要錢。」Dier在whatspp上這樣說。2019年一年，Dier往返廣州-達喀爾3次，他和2個朋友在越秀區和白雲區的商貿城、皮具城和批發市場裏拿貨，然後返回塞內加爾開小店轉手賣出，一年下來掙了將近15萬人民幣，在塞內加爾成了名副其實的「中產一族」。

但他也遭受過上公交後「有中國人立刻捂住鼻子」，進便利店後很快就有中國人對自己指指點點等經歷，「時間久了，竟然也覺得正常。」

他在廣州沒有中國朋友，只有2個一起合作做生意的非洲朋友。他經常去三元里的非洲餐館吃飯，在那裏會碰到很多在穗做生意的非洲同胞。「大家有時候會一起聊一下，覺得廣州只是個中轉站，不宜久居。」

但Dier也在嘗試「入鄉隨俗」，不僅連續兩年春節給房東派利是（紅包），甚至學會了一句廣東話：「一起發財」。所以當房東在4月7日告訴他必須搬離時，他的第一反應是「中國人毫無人情味」。

他也不敢把在今年初在中國的經歷告訴塞內加爾的家人，「告訴他們有用嗎？只會讓他們產生不必要的擔心。」

4月13日，廣州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陳志英在新聞發佈會上表示，廣州4月4日起對在冊的4553名非洲籍人士進行了核酸檢測，其中有111名非洲籍在穗人士病毒核酸呈陽性，當中19人為境外輸入型確診病例，這111名中包括了無症狀感染者，目前都在進行治療。

4553——是目前廣州登記在冊的非洲總人數。據廣州市政府4月10日統計，廣州在住外國人共30768人（受疫情影響，有5萬多外國人沒有返穗），這其中，非洲國家人員有4553人。也就是說，廣州已在10天內對所有在冊的非洲人士完成了排查。

但這似乎並未完全平息民眾的恐慌。不少網友憂心忡忡：「這麼高的比例，還不包括三非！」人們擔心廣東再次步入2003年非典的後塵。（編註：三非指「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業」的人。一度有學者根據2010年時合法居留廣州的非洲人數量（2.5萬人）推測，「非法是合法的八倍」，認定在穗非裔人數大約在20萬。廣州中山大學社會科學調查中心執行主任梁玉成認為，在穗非裔人數在2010年前後達到巔峰的5萬人，隨後下降。如今這個數字不超過3萬人。）

一些人已經決定離開。在立交橋下「將就」的那一晚，一個做皮鞋生意的加納人對Dier說：「生意哪裏不能做，非得到廣州做？」說完他拿起電話一通猛打，說等瘟疫過去，自己就去胡志明市找找機會。

「但對絕大多數非洲人士而言，生活需要服從生意。」博多莫说。

這或許也是自稱「受到歧視」，但並不打算輕易離開廣州的Barrond考慮的現實問題。在廣州生活的一年裏，雖然「無法融入這裏的文化和環境」，但在中美兩國倒賣服飾生意的他認為「這裏的東西確實物美價廉」，這些（歧視）會讓我思考未來的規劃，但我不會輕易離開廣州。」

應受訪者要求，Dier、Barron、Roger、李永紅、王一可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