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昺仑：疫情之下，谁替岛屿守住粮仓？台湾农运百年小史

【编者按】4月16日，台湾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在脸书专页宣布，农民职业灾害保险制度正式上路。在这篇文章中，陈吉仲如此回忆：

“32年前，我当时读大三，参加了五二○农民运动，因为农民走上街头，所以才有隔年（1989）农民健康保险的开办，然而相较于其他职业，农民仍未获得完整的福利照顾。一晃眼30年过去了，我们终于才又建立了农民职业灾害保险。台湾每个职业都有职灾保险，就只有农业没有，但从农的职灾风险却是其他职业的4倍。前年11月通过的农民职灾保险让已经参加的23万农民可以在工作时获得保障。”

陈吉仲之所以会将“五二○农民运动”与农民职灾保险相提并论，乃是因为“全面办理农民农眷保险”即是当年农运的七大诉求之一，转眼三十年过去，参与农运的学生推动当年的诉求成为实际的政策，而台湾的“农运”也经过了几番转生，有了全新的面貌。本文作者江昺仑为二十一世纪初的台湾农运参与者，他将五二○农运上溯至20年代的左翼思潮、下延至近十年来的“土地正义”相关运动，为台湾农运写下一段小史。

正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蔓延全球、各国益发重视粮食安全的此刻，回顾台湾农运历史，别具意义。当然，台湾当代三农面貌，同时受到日本殖民政府农政菁英（如新渡户稻造、矶永吉等）与众多战后美援农复会官僚所影响，亦受19世纪以降的国际贸易局势所左右，惟其并非本文重点，故先略不论。

1990年的野百合学运，台湾青年世代燃起了烽火，集体挑战威权体制，象征了一个民主世代的诞生。早在野百合事件之前，学生们就已经积极参与各地的农民运动。1988年7月民主学生联盟（民学联）就与农民联盟合作，组成“农村巡回工作队”，协同农民进行抗争行动，因此野百合是受到农民运动的影响，当时的参加农运的学生，也有部份成为野百合的核心成员。

台湾现代史上有三波农民运动的高峰。第一波农民运动是在1920年代，当时全世界左翼浪潮兴起，当时接受到新式教育的第一批台湾知识分子，接触到了一战后全球“民族自决”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思潮，纷纷投入“民族、阶级、妇女”三大解放运动当中。

而1920年代也是地主及资本家阶级剥削农民非常严苛的年代，于是以各地知识分子协同农民，组成农民组合，进行对地主及资本家（制糖会社）的抗争。特别是1925年的二林蔗农事件，可谓台湾第一场现代化的农民运动。可惜后来日本政府日渐倾向右翼集权，所以大规模扫荡左翼人士，1930年代之后，农民运动即销声匿迹。

第二波高峰是1980年代，台湾社会运动风云迭起的时代，当时因为国民党政府急于促进台美合作，并积极争取加入GATT（关税暨贸易总协定），陆续开放火鸡肉与香吉士等农产品进口，成为台湾农村长期遭到压迫之下，引爆农民怒潮的导火线。因此1987年社运人士协同果农成立“山城区农民权益促进委员会”（简称山城农权会），抗议水果进口，点燃了1987及1988年农民运动的烽火。直至1988年5月20日的“五二〇运动”为运动最高峰，运动参与人士与警方发生激烈冲突后遭强力镇压，之后检警逮捕130人，导致运动声势下挫，1990年代再也没有类似规模的运动发生。

第三波农民运动，也是本文要探讨的范围。是在2002年台湾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到民进党二次执政这一段期间，所发生的新兴农民运动，或者有论者称为“农艺复兴”运动。这一波农运不仅只是街头抗争，而是在乡土意识、城乡发展、环境生态乃至消费者运动上都有全面的思考与实践，希望可以重新反省台湾土地与人的关系。

但在进入正文之前，我们先来稍作“农民运动”的定义讨论：我们现在俗称的“小农”，学术上来说是战后土地改革后普遍的“土地零细与家庭经营农场”，这样讲很拗口，所以我们一般就称之为“小农”。

然后本文所谈的“农民运动”，是以现代社会的抗争模式作为基准——相对于日本时代初期，像是林杞埔事件或者玉井事件那样“竹篙装菜刀”的反抗模式——现代式抗争是跨越阶级的合作，知识分子会介入农民社群，进行农民基础教育、系统性组织、有明确诉求的不合作抗争、也有抗争后段的法律攻防、以及普遍的文宣战与诠释权斗争等等。所以我们才会将二林蔗农事件，看成是第一场现代性的农民运动。

1990年代：沉寂的农民运动

1988年“五二〇运动”是第二波农民运动的高峰，也是尾声。而事件之后，整个1990年代的农民运动逐渐消声。探究整体原因，可以整理出几个线索：

（一）农运分裂

当时农民运动也反映了台湾社会的思潮，粗分成了两条统独两条路线：“农民联盟”与“农权总会”。其实跟民进党初创时期有点相似，农民组织一开始也是不分各种立场的组织，例如山城农权会里面，就有左翼的“社运工作室”，也有民进党的支持者加入。但后来在诉求、行动方式、及政治认同上出现分歧，后来就分道扬镳，分成左翼的农民联盟，以及以新潮流为主的农权总会。

两派人马分裂的原因很多，众说纷纭：其中一个原因是五二〇事件是由云林农权会发起，由属于新潮流系统的林国华担任指挥，而林国华这一派主张“开放农地自由买卖”，其他农运成员并不一定认同，引起内部争议。

再来是行动路线方面，与稍早的“一二〇六”、“三一六”与“四二六”等大规模陈情行动相较起来，新系林国华所指挥的五二〇运动冲突最为激烈，甚至拆掉了立法院招牌，警方也毫不留情地对参与者残酷施暴，造成日后农民对社运心生恐惧。参考当时农运成员陈信行（现为世新大学社发所教授）在〈我的野百合〉一文中所言，他非常不满新系将群众带向激烈的抗争路线，并指控这种运动是“以群众为火牛阵”，造就“农运英雄”的民粹主义。

另外也有论者认为，路线差异是山城的“果农客家人”跟云林的“稻农闽南人”差异所导致。但高雄农权会的戴振耀认为自己是闽南人，也是果农，并不存在这种差异。他在回忆录《盐水大饭店》里提出：分裂主因是因为统独立场不同。在1988年6月28日，林丰喜及陈秀贤领导的“山城农权会”，以及林国华领导的“云林农权会”等各路人马聚集在丰原，讨论成立全国性组织的事宜。

会议上，林丰喜这一派主张“全省农民联盟”，并推举林丰喜当主席，戴振耀则提出“台湾农民联盟”，推举林国华当主席。双方一言不合，大打出手，山城农权会成员拿椅子跟邱义仁、郑南榕及纪万生等人互殴，最后林国华这一派出走，另立农权总会，农运正式分裂。后续农民联盟立场倾向“中国左派”，走上草根群众及“反美帝反资本”路线；而农权总会则倾向民进党的选举路线，例如戴振耀于1990年选上立法委员，将街头诉求带入国会殿堂。

综而言之，农运团体之间原本就存在许多差异，加上五二〇运动因为警民过于激烈，许多农运干部遭到逮捕，参加的农民群众也惶然不安，而之后山城农权会与云林农权会两派之间的立场及路线出现矛盾，最后导致内部分裂。

（二）福利政策

五二〇运动当天，其实也是李登辉总统的就职典礼，李登辉是农业经济博士，也是台湾第一位“本省籍”（即经历日本殖民的台湾籍人士、而非45年后随政府来台的外省人士）领导人，对于农村的状况非常了解，例如五二〇运动爆发后一个礼拜，李登辉立即到林国华的故乡云林古坑走访，表现出柔软的身段，并释放积极调整农业政策的讯息。

所以政府后续花了十年的时间就推出了一系列的“农民福利”制度，目的是要舒缓来自农村的骚动与不满。从1989年7月开始，政府全面实施“农民保险”——相较1958年即推出的公教人员保险与劳工保险，农民保险整整迟到了三十年之久。

而长期以来农村地区，一直存在着水利会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很多农民对于水利会会费（即水租）过高问题非常不满，在1988年几次大型农民运动中，“废除水租”都是重要诉求，五二〇运动当中也提出了“改革农田水利会”的主张。到了1992年，苏焕智等人与台南县农民发起抗缴水租运动，后续在戴振耀等立委的推动下，1993年立法院修正《农田水利会组织通则》通过，于1994年正式免除农民水租，由政府代缴给水利会。

当时农民没有退休金的制度，农民年纪大了只能依赖子女奉养，所以在1995年，政府推动“老年农民福利金暂行条例”，俗称“老农津贴”，针对65岁以上，有保农保的农民，每个月发给3000元的津贴。直至目前为止（2020年3月），老农津贴已经增长到每个月7550元，但制度化的农民年金，却还没有正式上路。

农业最重要的资材“化学肥料”，战后一直垄断在台肥公司手上，50年代实施“肥料换谷”制度，强制农民用高价的谷物换取低价的化肥，政府从中赚取高额差价，对农民非常不公平。虽然在1973年，蒋经国宣布废除肥料换谷制度，但化肥市场还是被台肥垄断，非常不透明。五二〇当中提出了“肥料自由买卖”的诉求，于是1999年9月，台肥正式民营化，同年并解除了肥料进口的限制，终于2003年开放化肥自由买卖。

战后台湾的农地交易，仅限于农民之间，其他职业并不能买卖，更不能随意在农地兴建房舍。但是西半部平原的农村，一直都有一种声音，认为要解决农村贫穷的状况，就应该开放农地让外人自由买卖，并且解除兴建房屋的限制。所以在五二〇运动当中，云林农权会才会加入“农地自由买卖”的诉求。而到了90年代，这项诉求也和地方豪强势力的利益相符，所以国民党的“老农派立委”，不断向中央施压，要求修法开放。

1999年，当时农委会主委彭作奎反对开放兴建农舍，结果台湾省农会（现在的中华民国农会）还动员了一万多名农民到台北抗议，喊出口号：“开放农舍，农民有救”向中央施压（讽刺的是，这可能是90年代最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后来彭作奎请辞明志，立法院终于2000年1月4日三读通过《农业发展条例》修正案，开放农地自由买卖，并得以加盖农舍。虽然立法目的是为了活络农村经济，但以这20年的结果观察下来，却因为土地浮滥炒作，直接影响了农业与农村的发展。

从1989年到1999年这十年间，由于过去街头抗争的社运参与者，例如戴振耀等人进入国会，在与李登辉领导的国民党政府竞合之下，陆续推动了体制内的福利政策。但也因此转移了农业结构改革的重心，消解了许多农民运动的能量。要言之，福利政策并没有实质改变农业体质，而仅像是使用叶克膜一样，延后了农村凋零的时间。

更有甚者，为了应对90年代后全面的民主选举，加上李登辉要对抗党内的外省势力，国民党主流派开始笼络地方豪强，让黑金势力进入政坛，占据地方议会乃至立法院等高位。而这些地方豪强也垄断并强化了组织网络，例如控制三级农会，透过信用部超额放贷等方式来巩固桩脚，并迳自替农民代言，压制了农民自主的批判声浪（这部份地方势力的运作，可以参考吴音宁《江湖在哪里》一书）

原本是照顾农民的农渔会系统，其信用部门从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严重超贷的情形，于90年代末期，逾放比甚至高达20％之谱（逾放比是信用机构里难以收回贷款的比例，正常机构必须控制在3％以下），可见当时农村基层组织腐败之严重。

（三）农运模式改变

虽然说在90年代，大规模的农民运动逐渐消失，但其实以农民为主体来观察，早在70年代就有大量的地方反公害抗争出现，只是多数没有知识分子或中产阶级参与，难以在公共领域当中被标志出来，或被理解为“农民运动”。而五二〇运动之后，这些“地方型抗争”并没有消失，而是从农民集体与国家制度对抗，转向了地方社群以反对公害与邻避设施为主的行动。

例如说，1997年4月，彰化芳苑乡乡民包围东丽纸厂，抗议工厂带来的公害，与当地警方发生强烈流血冲突，居民与警方一共有20多人受伤。而在1998年2月，溪州水尾地区预计兴建焚化炉，当地居民同样包围工地现场，与警方发生对峙，现场乡民甚至丢掷石块与粪便，导致双方阵营多人受伤，再早之前溪州乡民甚至堵住当地高速公路交流道，瘫痪南北交通。

在90年代，因为各县市陆续兴建焚化炉的缘故，全台各地发生了60多起反焚化炉运动，几乎每个预定兴建焚化炉的地区都有抗争，大多数焚化炉预定地址也座落乡村地区，所以其实90年代的农民抗争并不少，只是可能大多被标志为环境议题或社区邻避抗争。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美浓反水库运动”。1992年，高雄美浓的乡亲得知，中上游黄蝶翠谷一带要兴建美浓水库，供给预计在下游兴建的“八轻”等工业区使用。乡亲非常不安，到高雄县政府及立法院陈情抗争。1994年，作家钟铁民与钟永丰、钟秀梅等人组织“美浓爱乡协进会”，开始推动社区营造。虽然1994年立法院暂时删除水库兴建预算。

但到了1998年4月，时任行政院长萧万长重启美浓水库计划，下令“一年内动工”，又引发了美浓乡亲怒火，1999年，钟铁民与美浓乡亲再度动员，前往立法院陈情，返乡青年林生祥组成的交工乐队也和钟永丰合作，大家在传统烟楼里共同创作出《我等就来唱山歌》专辑，其中“好男好女反水库、好山好水留子孙”及“水库系做得，屎嘛食得”等歌词，撼动人心，专辑甚至获得2000年金曲奖最佳作曲与制作奖项。

幸好，当时适逢总统大选前夕，民进党提名的陈水扁前来美浓拜票，承诺选上立即停建水库。而后陈水扁当选总统，美浓水库一案也就此废止。运动结束后，美浓人并没有停下社造脚步，后续还成立旗美社大、持续举行黄蝶祭等活动，成为农村文化复兴运动的典范。

综合上述“农运分裂”、“福利政策”、“模式改变”三点，大致上是90年代的农民运动淡化的可能因素。

最后要再加上——台湾农业发展是不断衰退的过程，1990年农业占整体GDP比重是4.2％，2000年下滑到2.1％，几乎已经探底（2019年约在1.7％左右），农业、农村与农民极度被边缘化，几乎已经消失在主流视角当中，与国家结构对抗的农民运动在90年代末期，似乎也即将成为历史词汇。

2000年代：WTO重燃农运烽火

台湾农业在1950年代初期，在美援协助下快速振兴，超越战前生产水准，后续因为政府苛捐杂税，对农民进行制度性的压榨，将资本转移到工商部门，1960年代农业与工业走势产生交叉，从此一路衰退。1978年台美断交之后，国民党为了维持与美国的依存关系，牺牲本地稻作，开始向美国大量进口谷物。

1980年代后期，国际贸易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兴起，政府试图向国际贸易组织叩关，陆续开放火鸡、香吉士等农产品进口，造成了1980后期的农运浪潮。而2002年1月1日台湾加入WTO之后，被迫开放稻米进口，对台湾以稻作为主力的小农来说，无非又是一项“不平等条约”，看似将成为“压死骆驼（农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不过，就在这样的低迷气氛下，反而引发谷底反弹。在21世纪初期，开始有不同阶层、不同领域的社群或个人意识到“农业日薄西山”的事实，开始针对结构性的农业体制进行反思与批判，进而出现了从炸（诈）弹攻击、街头抗争、返乡运动到农艺复兴等各种行动，亦即台湾史上第三波的农民运动浪潮。

与农共生大游行的故事，要从2001年说起：当时陈水扁政府上任不到两年，希望尽快解决基层金融机构呆帐的问题，亦即改革腐败的农渔会金融体系。于是在2001年8月，财政部突然直接接管29间农渔会信用部及7间信用合作社，在接管过程中，甚至发生了农会员工拒绝政府接管，与警方发生流血冲突的事件。

隔年8月，分别依据各间信用部门的财务状况，进行分级管理（2002年6月基层金融机构逾放比已经高达21.44％），状况不佳者必须限制业务，此一政策牵涉了全台将近八成、197间基层金融机构，造成农渔会干部的集体恐慌，认为陈水扁政府此举是要出手消灭农渔会势力。

于是全台湾344间农渔会很快地就联合起来，由台北县农会理事长白添枝（实际上从事砂石业）担任会长，成立“全国农渔会自救会”，向前任总统李登辉求援，于是李登辉选择站在农渔会立场，谴责政府手段过于躁进。接着自救会于2002年11月23日发动“与农共生大游行”，由詹朝立（詹澈）担任总指挥，动员了十几万农渔会成员上街头抗议，是有史以来动员最多农渔民的街头抗争。

这一场行动将农家出身的陈水扁弄得灰头土脸，于是紧急撤回改革方案，事件也连带让行政院长游锡堃请辞（之后接受总统慰留），而财政部长李庸三与农委会主委范振宗则下台负责。

客观而言，这场与农共生大游行，应称为“农渔会游行”，是既得利益者的反改革行动，并不太能算是农民运动。但2002年年初，台湾刚加入WTO，农民社群之间面对外国农产品强势侵袭，对前途感到惶惶不安，再加上农渔会将信用部门的呆帐，包装成是照顾农渔民的必要损失，而政府打压农渔会就是打压农渔民，才会让农渔民产生了集体危机意识，进而走上街头抗议（当然也有可能是地方派系强力动员的）

这场农渔会运动顺便点出了WTO农民受害的议题，在十大诉求里提出了“农产品受进口损害救助基金一千亿”，除此之外没有再对WTO多所着墨（补贴之外，然后呢？）但此运动声量之大，间接带起了主流社会对于农业的关注，所以也算是第三波农民运动的前导之声。

白米炸弹客时代：杨儒门、吴音宁推开新农运之门

2003年11月13日，有位神秘的人物，在公共场所放置了装有白米的炸弹（但其实没有杀伤力），并附有“一、不要进口稻米，二、政府要照顾人民”等字条。他在一年间，在捷运站等公共场所陆续放置了17颗炸弹，都没有被警察抓到，于是媒体称呼他为“白米炸弹客”。一直到2004年11月，这位炸弹客才主动到警察局自首。此时社会大众才认识了这位神秘的恐怖分子，他是一个来自彰化二林农村，样貌憨直的青年，名叫杨儒门。

杨儒门放炸弹的理由，是看见故乡农村凋敝的样子，但当时台湾政府加入WTO的条件之一，就是要开放稻米进口——每年大约必须进口14.5万公吨左右的外国米，大约在稻米年产量的8％到10％左右。这个配额是“强制消费”，不能捐赠给其他国家，也不能挪作饲料用途。也就是说，本来台湾种植稻作的小农，因为面积小、生产成本高，竞争力就不如外国稻米，现在每年多了大量的外国米，消费者的饮食习惯又逐渐转成面食为主，产生供过于求的现象。最终，农民的稻米就只能由政府补贴收购，或者便宜卖给粮商，农村的老农民，就只能靠着老农津贴及微薄的稻作收入糊口。

小农的生计受到压迫，原本主流社会并不甚关心，2002年的与农共生大游行，全国农会干部们也是“见好就收”，并没有透过全体农会的坚强实力来解决稻米产销问题。直到杨儒门这17颗白米炸弹，才又在主流舆论当中引爆。

由于杨儒门遭起诉之后，引起社会各界正反讨论，一部分舆论认为杨儒门的理念可以同情，但手段不足为训——“声援农民，不声援炸弹客”；另一方面，当时返乡写作的吴音宁、立委林淑芬，以及杨祖珺、钟秀梅、丘延亮、蔡健仁、郭耀中、林深靖、杨儒宾、彭明辉、殷必雄、台湾农民联盟、音乐家林生祥及诸多社运团体及人士，都认为杨儒门是良心犯，发起“官逼农反、良心无罪”等声援行动，并呼吁政府正视农民处境。

吴音宁在杨儒门坐牢期间，两人持续通信往来，杨儒门写了将近150封信给吴音宁，后来整理成《白米不是炸弹》一书出版，书封写着：

我正在寻找

寻找上帝开启的一扇窗

一扇农民的未来

孩童的希望

如果你知道在哪

请告诉我

2006年元月，杨儒门二审定谳：处5年10个月有期徒刑，并科罚金10万元。在杨儒门羁押期间，WTO第六次部长级会议在香港举行，杨儒门为了抗议WTO，在狱中发表声明〈我的决心——杨儒门狱中绝食抗议声明〉，并进行144个小时绝食抗议。

同时，台湾也有许多社运青年前往香港抗议——当时韩国农民团体发动了非常激烈的抗争，香港警方数度发射催泪弹及布袋弹，八百多名韩国农运人士遭香港政府逮捕——台大学生李建诚在激烈冲突当中遭到逮捕，并遭到香港政府拘留。透过声援杨儒门及李建诚的行动，加上看见WTO香港会议上其他国家农民悲愤抗争的样子，重新唤起了台湾公民社会对于农业议题的关注。

与此同时，导演庄益增与颜兰权的纪录片《无米乐》上映，该片透过台南后壁乡老农“昆滨伯”及其朋友的视角，柔性召唤了台湾人心底的“庄脚”记忆，既哭且笑地将观众带进了被遗忘多时，仿若历史现场的农村，并看见老农苍凉晚景的悲伤。其中昆滨伯也针对政府WTO政策，说自己是“末代稻农”，表达出农民的无限辛酸。这部纪录片引发了社会诸多回响，前总统李登辉与时任总统陈水扁等政治人物，也亲临戏院观赏，表现对于农民的关怀。

新农民运动浪潮

或许也因为社会氛围转变，同情杨儒门的舆论与日具增，陈水扁于2007年6月21日下令特赦杨儒门。杨儒门出狱之后，于2008年与李建诚共同成立了248农学市集，两人过去都曾用激烈的手段替农民发声，但是后来认知到：若要从根本改善农民的处境，只有抗争是不够的，他们可以透过市集，联络有理念的农民，把农产品直接带给都会区的消费者，让生产与消费两端直接面对面交流，让农民有比较好的利润，消费者也可以吃到比较好的农产品，进而提倡包括生态环境、食品安全及公平消费等概念。

这也是一种21世纪出现的新兴农民运动，它不再只是街头抗争，而是进入到市民的生活当中，透过消费来推动改革，让每个人每天在购物的同时，就是参与了一场无声的农业运动。

其实早在1993年1月，就有一群“家庭主妇”参考日本“生活者具乐部”的概念，发起“共同购买”运动，后来组织扩大成为“主妇联盟消费合作社”。这概念跟农民市集有些类似，只是这是消费端的组织。当一群有理念的消费者，集体向另外一群有理念的生产者，共同采购农产品或生活用品，不但免除中间商赚取的成本，用公平的价格进行贸易，还可以进行理念倡议。

而2004年4月，有一名青年人，原本担任主妇联盟合作社的干部，但因为不满于台北逼仄的工作与生活，决定带着妻儿，回到宜兰农村去种田维生。这个30岁出头的青年人，就是赖青松，他毕业于冈山大学法学研究所，曾到日本生活者具乐部实习，认识到了日本成熟的消费者运动与农村运动。他在宜兰创办了“谷东具乐部”（就是他的稻田），跟他买米的人，不是纯粹的客户，而是“谷东”（股东），也就是共同经营者。谷东每年固定“投资”，赖青松就会每月定期将稻米寄给谷东，如果稻米盛产，谷东就会收到比较多的米；稻米受害，谷东拿到的米就会减少。而因为谷东跟赖青松是共同经营者，所以赖青松就会在春耕、夏收及冬藏的时节，邀请谷东到田里参与农事，了解自己“投资”的稻田现况，进而产生更多有意思的交流。

赖青松的运动路线之所以特别，因为他务农不全然是基于环保理念，或者是为了阶级斗争。他开创了一种新的农业想像，称为“志愿农民”，并加入日本的“半农半Ｘ”概念，让务农出现了新的可能——青年返乡不再是一种消极的状态，而是充满理想、自主掌握生活节奏的选择。他这十几年的实践，带动了许多对于农业感到兴趣的有志青年，他们陆续进入农村，以自己的专业搭配农业生产来维持生计，创造了一条农民运动的新兴路径。

2010年代：农村再生条例

在开启新农运的讨论之前，必须先花一点篇幅提起乐生保留运动。它虽然不符合传统农村运动的定义，但却是民进党执政时期，时间最长、也是能量最饱满的学生运动，例如先前提到，到香港抗议被拘留的李建诚，也曾经参加过乐生保留运动，还曾经被起诉过。另外，这个运动更特殊的是，它继承了80年代的左翼系谱，近似于《人间杂志》对于底层弱势的关怀，而也因为抗争对象是民进党的关系，所以在绿色执政期间，保持了比较多的批判空间。

而这些乐生青年，许多人在毕业之后，透过乐生保存运动的经验，继续在其他社会运动里耕耘。很多2010年代之后活跃的农运参与者，都是“乐青”出身，例如日后与许震唐共同出版《南风》的记者钟圣雄、曾任台湾农村阵线研究员的许博任、莫拉克独立新闻网记者何欣洁、在苗栗做“苑里掀海风”社区营造的林秀芃，还有先前提到的李建诚等人，都曾经参加过乐生保留运动。所以在讨论2010年代的农民运动之前，不能忽略乐生保留运动与左翼关怀的承继关系。

话说回第三波农民运动，其启动的关键，与2008年的政党轮替有关。马英九总统上台之后，积极推动“爱台十二建设”，其中一项是“促进农村活化再生”，并提出了《农村再生条例》，希望透过投资1500亿的建设经费，并以地目变更及景观再造的方式，达到振兴农村的目标，于是该年12月18日，立法院在国民党绝对优势下，一读通过《农再条例》。

想起2000年初《农村发展条例》的惨痛教训，立委林淑芬和吴音宁首先察觉“农再”并不单纯——国民党可能想要透过变更地目以及景观工程，继续扩大农地开发。于是吴音宁写了一封标题为〈农村出代志〉的电子邮件，给她所有认识的关心农业议题的朋友（当时还不流行Facebook）。这封信立刻收到热烈回响，许多知识分子也开始感到忧虑，是否“农再”又会是一场“农地大拍卖”呢？

于是吴音宁、杨儒门、徐世荣、廖本全、詹顺贵、林子凌、林朝成、蔡培慧及林淑芬等人，立刻召开“农村再生条例，灭农三部曲”记者会，提出反对论述。并且在2008年12月27日，与吴子钰等人举办东势区的农再问题说明会。之所以第一场说明会办在东势，可能是要向1987年农运先锋的山城农权会致敬。接着在2009年上半年，他们又在全台各地规划了17场说明会，并且于2月20日，组成“台湾农村阵线”（简称农阵）。在各地点燃烽火之后，总算迫使国民党删除《农再条例》里最有争议的“土地活化专章”，暂时解除农村崩解的危机。

在农阵草创初期，比较活跃的组织人物是吴音宁跟蔡培慧等人，而成员就是陆续在电子邮件里面加入讨论的各路人马，从农民到工程师、从作家到律师都有。但农阵内部并没有明确的组织架构，也没有明确的领导人与干部，只有蔡培慧担任发言人的职位。而农阵内部成员彼此的默契是“水平连结”，互相没有任何权力关系，也没有明确责任边界，任何成员只要在群组信件（用Google groups）里发起讨论，也都可以成案并且透过“自愿自决”来执行，算是结构比较松散，但凝聚力却又还蛮高的组织。

或许比起80年代的农运组织，农阵自始自终，都没有发生激烈的权力斗争或路线冲突（顶多写 email 到群组抱怨，或自动退出群组），可能是因为始终保持着这种松散而平行的结构吧。吴音宁跟美浓的温仲良，都主张用“蒙面丛林”的方式来组织，就是大家是来自全台各地，平常在自己的岗位努力，有事情的时候就集结行动，而平时联络的方式就像是蒙面的游击战士一样，在组织内部的身份与头衔，都没有那么重要。

谷雨社与夏耘草根调查营

2008年马英九刚上台的时候，因为中国海协会会长陈云林来台湾，发生了野草莓学运。这场运动虽然结果是参与者困守在自由广场上三个月，运动无疾而终。但却也唤起了大学生对于公共议题的关心，在学运之前，大学校园里面的公共议题非常消沉，但野草莓之后，议题性社团的参与人数突然爆增，于是这些学生在参加完这些运动的时候，也会开始思考台湾各阶级、各区域的问题。

以台大为例，当时有几名学生，例如邱星崴、陈慈慧及徐肇尉等人，在野草莓学运后，组成了“农村实践小组”，协助举办农阵的访调营队、农村深度小旅行以及读书会等等。后来更扩大组成“谷雨社”，招募更多大学生来关心农村。

当时其他大学，也有成立关心农村的社团或读书会，例如政大返谷社及清大头前溪社等，这些青年学生也会交叉声援各式各样的议题，比方说成大零贰社的林飞帆也曾经来参加农阵的共识营，或者陈为廷跟清大基进笔记社也会到竹东进行田野调查等等。

所以当时的夏耘营队、农民运动就跟学生社团串连在一起，互相声援，继而每次街头抗争的时候，都有一群被称为“农青”的青年学生出来参与，壮大了当时农民运动的队伍。

而农阵也在2009年的暑假，开始举办“夏耘：草根调查营”（有点类似80年代的大专生“农村巡回工作队”），邀请全台大学生及社会青年约60几人，到高雄美浓参加第一阶段的田野培训工作坊。接着再让参与学员自行选择，到竹东二重埔、后龙湾宝、彰化二林、台中东势及屏东绿农之家等地进行田野调查，分组撰写田野笔记完毕之后，再举行“青苗发表会”，各地访调小组齐聚一堂，共同分享心得跟讨论。

夏耘每一届的举行场地，都会寻找不同区域，与当地社区组织合作，例如与美浓农村田野学会、溪州吴音宁和工作伙伴、南艺大建筑所社造组、埔里篮城好生活青年伙伴、屏东五沟水守护工作站及苗栗县中港溪产业文化复耕协会（那时候夏耘改名为“游庄”）等团体合作。所以其实夏耘不仅仅是带动青年学生进乡认识农村，还带动了全台社区工作者的串连，组成了一张细密的农民运动网络。

很多夏耘学员在访调结束之后，还会继续留下来参与当地的社区工作，甚至留在当地生活。像是成大环工系的学生康慧贤，在参加过云林水林地区的访调之后，选择落地生根，与农民“菜刀”（蔡得黄）一起进行友善耕作与社区工作。而笔者也是在参加完溪州的访调之后，后续参加当地的“反中科四期抢水运动”，最后甚至透过吴音宁介绍，在溪州乡公所继续服务两年半。

农民、农水及农地

原本农阵成立的目的，是要“反农再条例”，但是没想到各地说明会一启动，全台农村的环境及土地议题立刻涌入。首先是苗栗后龙镇湾宝里反征收的议题，湾宝里是个闽南人的村庄，特产是地瓜、西瓜及花生。1995年的时候，曾经被划入竹科四期的开发计划里，后来征收没有成功。

没想到，在2008年的时候，时任苗栗县长刘政鸿又将湾宝纳入后龙科学园区开发区域里，要强制征收湾宝的土地。张木村、洪箱夫妇以及其他村民，非常担心土地被政府抢走，联合农阵成员廖本全与徐世荣等学者，一齐向政府表达抗议。终于在2011年4月，由营建署驳回农地变更案，终于保住祖先传下来的珍贵农地。

抗争成功后的洪箱大姐，并没有关上家门退出运动，她积极参与农阵的各项议题，四处协助同样被土地征收所苦的农民，输出抗争经验，安抚受害者的情绪，并高喊“一方有难、八方来援”口号。

彰化二林相思寮因为中科四期开发的缘故，即将面临被迁村的命运。农阵许多成员都有协助进行抗争，导演许文烽拍摄了《太平路上的相思寮》纪录片，乐团“农村武装青年”也写了《还我土地第八号》专辑，控诉政府浮滥开发与强制征收。

新竹竹东二重埔反征收运动，也是艰困的战役。竹东二重埔与三重埔一带，虽然有着上百公顷的肥沃良田，甚至“十大经典好米”得主，农民庄正灯的稻田也在这里，但因为距离竹科很近，所以政府长期以来，就一直想要开发这一片土地。从1987年政府就将这里划定为“竹科三期”的开发范围，但在愤怒的农民刘庆昌，率领乡亲包围竹科抗争之后，计划不了了之，但政府不愿解编都市计划，仍在等待时间重启开发。

2002年之后，新竹县政府果然没有放弃，重启征收，刘庆昌只好再度纠集乡亲，持续跟政府顽抗。后来刘庆昌组织“捍卫农乡联盟”，担任会长，跟洪箱一样四处声援权台各地的土地征收案件。

最著名的案例，就属苗栗大埔事件。2001年，苗栗县政府规划在竹南镇兴建“新竹科学园区竹南基地”，并拟定扩大都市计划区。

2008年，苗栗县政府通过都计委员会审议，但有些居民还在犹豫，尚未同意征收。苗栗县府直接将补偿费汇进特定帐户，告知征收程序已经完成，请自己去领取补偿费，此举引发居民不满，遂成立自救会抗争。但时任苗栗县长刘政鸿的态度非常强硬，他在2010年6月9日凌晨，指派大批警力将抗争户包围，并找来怪手破坏居民的稻田。

公民记者将苗栗县府破坏稻田的影片上传到网路，引发社会公愤。于是在2010年7月17日，农阵集合全台各地反征收自救会，共同发起“土地正义”抗争行动，并集体夜宿凯达格兰大道表达反抗决心。第二天一早，在凯道铺下秧苗，象征支持全台各地农民，要把稻米种回来。

这批“凯稻”秧苗由美浓及溪州农民带回去种植，到了当年的11月秋收之时，农民将“凯稻田”收割出“土地正义”的字样，由空中拍摄下去，非常壮观且激励人心。

同年8月3日，大埔居民朱冯敏阿嬷，因土地征收而过度悲伤，在家中喝农药自杀身亡，引起社会舆论发酵。时任行政院长吴敦义同意与农阵及大埔自救会沟通。会后吴敦义做出“原屋保留、划地还农”承诺，事件暂时告一段落。

但在两年后，2012年8月苗栗县都委会召开会议，仍决定部份或完全拆除四户民宅。其中一户是张森文与彭秀春夫妇的“张药房”，因为座落于仁爱路与公义路的三角要冲，被划入新订都市计划的道路范围，必须完全拆除。由于这个理由令人难以信服，张森文夫妇与农阵决定持续抗争，张药房也成为当时运动的重要象征。隔年，2013年7月18日，农阵与大埔自救会前往台北凯道抗议，但此时刘政鸿认为“天赐良机”，立即派出警力及怪手将张药房拆除。

苗栗县政府的举动，让声援张药房的群众怒意高涨，喊出“今天拆大埔，明天拆政府”口号，连续一个月发动多起游击抗争，例如在卫福部揭牌典礼拦截马英九车队，以及闯入行政院门口波漆等行动。最激烈的冲突，是在8月18日“拆政府晚会”结束后，上千名群众突然转向占领内政部，包围内政部广场一天一夜，并在广场喷漆、彩绘、唱歌以表达人民不满。

但没想到一个月后，9月18日，张森文被人发现在家里附近水沟中落水身亡，不知是自杀或他杀。当夜，几十名青年冲至总统官邸泼漆，高喊“血债血偿”。大埔事件在2010年代很关键的一场运动，它引起了高度的民怨，几乎成为了恶法暴政的代名词，而包含“八一八占领内政部”等相关行动，其实也成为了隔年“三一八事件”（太阳花运动）发生的远因之一。

当时不仅只有农地征收引起民怨，在农村的水权分配方面，也出现了很多争议。例如2011年开始的彰化县溪州乡的“反中科四期抢水运动”——当时国科会（现在的科技部）为了在浊水溪下游的二林镇兴建“中部科学园区第四期”，所以要在中下游的溪州乡施作“饮水工程”，就是直接在乡内“莿仔埤圳”的水源头（浊水溪的农田水利沟渠），撷取每日约33万公吨的水源，用管线直接输送到下游的科学园区。

因为浊水溪的水源丰枯不太稳定，中游又有“集集拦河堰”，把部份水源拦截到云林的六轻石化工业区。所以浊水溪中下游的农民经常吃不到水源，十天里面只有四天会供水，大部分的时候都必须自己凿井抽地下水来灌溉。所以居民知情以后，非常不满，长期以来被水利会压榨的新仇旧恨都涌了上来，而当时吴音宁在溪州乡公所担任秘书，就协同乡亲进行抗争。

吴音宁和乡亲经过一年多的抗争，包括搭游览车到台北抗议、串连艺文界人士声援溪州、在水源头举行“护水音乐会”（当时还有黑道分子意图闹场）等等行动，在各种与政府的谈判折冲中，时任国科会主委朱敬一承诺暂时停工。但在2012年5月10日当天，乡亲通报吴音宁，说怪手已经开到水圳旁边，准备要动工了。吴音宁当下立刻赶到现场，直接坐在地上阻挡怪手施工。后来乡亲们陆续前来支援，众人索性在现场搭起帐篷，就地抗争。经过将近百日的静坐抗议之后，国科会承诺降低中科四期用水需求，并改至下游取水，于是农民中止抗争。

吴音宁为了延续运动过程中累积的社区能量，继续与反中科抢水运动里的农民伙伴，以及陈慈慧、巫宛萍和纪心韵等青年，共同创办了“溪州尚水”农产公司，透过契约耕作的方式，带动当地农民种植友善农产。

农运的未来

全世界最大的农运组织叫做“农民之路”（la via campesina），他是由世界各国的农民团体所共同组织的，他代表的是全球小农（peasant 通常指涉无地农民、小农及农民工等较为贫穷的农民）的利益，所以非常关心自由贸易、农地征收问题、基改问题、城乡差距问题及农村妇女及幼少权益等等议题。每隔几年就会召开区域及世界大会，串连各地农民组织，并分享运动心得。比方说韩国农民团体是全世界有名的“硬派”，在交流的过程中，韩农团体会交换他们的组织心得，韩国女农也会分享农村里性别不平等的现象，并如何维护女农权益，都可以提供给世界其他农民参考。

农阵原本想要代表台湾加入农民之路组织，但是农民之路说必须要是真正的农民团体才能加入，而农阵的成员不是以务农维生，所以不适合加入。于是台湾就改用“捍卫农乡联盟”的名义入会（包括刘庆昌会长在内，成员几乎都农民），农阵再从旁协力。从2012到2013年间，农阵跟“东亚东南亚区”的农民之路会员国之间，都有非常密切的交流。

2013年12月，第九次WTO部长级会议在峇里岛举行。鉴于前几次WTO会议都发生激烈的社会抗争，印尼政府如临大敌，做好各种防止陈抗的准备。而农阵代表台湾的农民团体，也有许多农民跟青年朋友参加，和世界各国的农运团体一起在场边交流及抗议。问题是在这些国际串连之后，农阵成员也发现了一些自身的瓶颈，我们台湾最大的农民团体其实是“农会”，但农会有点像是半官方的组织，小农自身并没有代表自己利益的独立组织。而农阵跟1920年的台湾农民组合也不太一样，它属于中产阶级跟“关心社运的农民”合作组成的社团，很难深入串连到一般农民。

正因为农阵的中产阶级性格比较强（说实话，大部分成员都是社会精英），所以在2014年三一八事件（太阳花运动）之后，农阵成员很快地就卷入了政治与社运浪潮当中，于是出现了“入阵（入政）”可能性。也由于在2009年到2014年之间，农阵跟在野的民进党保持了相对友好的关系，所以民进党提供了不少的政治空间，邀请农阵成员加入。于是蔡培慧成为民进党不分区立委、吴音宁担任北农公司总经理、詹顺贵担任环保署副署长、曾旭正担任国发会副主委、姚量议担任台畜公司总经理，其实不是成员但关系很密切的陈吉仲，也担任农委会副主委一职。

当然农阵还有多数成员并没有从政，仍在自身的领域持续耕耘。而农阵成员也交换过不少意见，多数人对于伙伴从政还算乐见其成。但这么多的核心成员加入执政团队，就大大削减了社会运动的能量，社会舆论也可能会把农阵跟执政党绑在一起。再加上这些成员又都是很核心的角色，很多事情都是他们在号召执行，如此一来，农阵就失去了原有的动能。

所以在2016年之后，农阵就进入了低度运作的状态，在2013年达到高峰的农民运动，也逐渐沉寂下去。这也是需要让全体公民社会一起思考，在民进党执政期间，在加入主权议题的思考之后，未来农民运动究竟会是怎样的面貌？而过去农阵在批判WTO对农业带来的破坏，未来又要怎么处理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美国退出后改名为CPTPP）的相关议题呢？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要承认，只有在街头倡议，没有实质体制内的权力，也是没有办法改革的。这些农阵成员们把理想带进政府内部，进行日常制度的改革，对于农业领域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只是体制内外的“分进合击”，要如何保持一定的张力？或许都还是有待讨论及验证的难题。

最后，第三波的农民运动，其实并不会单一团体个人的路线选择而消失。“农艺复兴”是一个概念，包含着我们全民对于“乡土”、对于环境、对于粮食与人的想像。也是漫长的社会沟通，以及日常生活的逐步实践。同时“农艺复兴”也是一座桥梁，它是阶级之间、城乡之间、环境与人之间的桥梁，希望这一座双向交流的桥，未来是越来越稳固，而且踏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