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昺崙：疫情之下，誰替島嶼守住糧倉？台灣農運百年小史

【編者按】4月16日，台灣農委會主委陳吉仲在臉書專頁宣布，農民職業災害保險制度正式上路。在這篇文章中，陳吉仲如此回憶：

「32年前，我當時讀大三，參加了五二○農民運動，因為農民走上街頭，所以才有隔年（1989）農民健康保險的開辦，然而相較於其他職業，農民仍未獲得完整的福利照顧。一晃眼30年過去了，我們終於才又建立了農民職業災害保險。臺灣每個職業都有職災保險，就只有農業沒有，但從農的職災風險卻是其他職業的4倍。前年11月通過的農民職災保險讓已經參加的23萬農民可以在工作時獲得保障。」

陳吉仲之所以會將「五二○農民運動」與農民職災保險相提並論，乃是因為「全面辦理農民農眷保險」即是當年農運的七大訴求之一，轉眼三十年過去，參與農運的學生推動當年的訴求成為實際的政策，而台灣的「農運」也經過了幾番轉生，有了全新的面貌。本文作者江昺崙為二十一世紀初的台灣農運參與者，他將五二○農運上溯至20年代的左翼思潮、下延至近十年來的「土地正義」相關運動，為台灣農運寫下一段小史。

正值20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蔓延全球、各國益發重視糧食安全的此刻，回顧台灣農運歷史，別具意義。當然，台灣當代三農面貌，同時受到日本殖民政府農政菁英（如新渡戶稻造、磯永吉等）與眾多戰後美援農復會官僚所影響，亦受19世紀以降的國際貿易局勢所左右，惟其並非本文重點，故先略不論。

1990年的野百合學運，台灣青年世代燃起了烽火，集體挑戰威權體制，象徵了一個民主世代的誕生。早在野百合事件之前，學生們就已經積極參與各地的農民運動。1988年7月民主學生聯盟（民學聯）就與農民聯盟合作，組成「農村巡迴工作隊」，協同農民進行抗爭行動，因此野百合是受到農民運動的影響，當時的參加農運的學生，也有部份成為野百合的核心成員。

台灣現代史上有三波農民運動的高峰。第一波農民運動是在1920年代，當時全世界左翼浪潮興起，當時接受到新式教育的第一批台灣知識份子，接觸到了一戰後全球「民族自決」與「無產階級革命」的新思潮，紛紛投入「民族、階級、婦女」三大解放運動當中。

而1920年代也是地主及資本家階級剝削農民非常嚴苛的年代，於是以各地知識份子協同農民，組成農民組合，進行對地主及資本家（製糖會社）的抗爭。特別是1925年的二林蔗農事件，可謂台灣第一場現代化的農民運動。可惜後來日本政府日漸傾向右翼集權，所以大規模掃蕩左翼人士，1930年代之後，農民運動即銷聲匿跡。

第二波高峰是1980年代，台灣社會運動風雲迭起的時代，當時因為國民黨政府急於促進台美合作，並積極爭取加入GATT（關稅暨貿易總協定），陸續開放火雞肉與香吉士等農產品進口，成為台灣農村長期遭到壓迫之下，引爆農民怒潮的導火線。因此1987年社運人士協同果農成立「山城區農民權益促進委員會」（簡稱山城農權會），抗議水果進口，點燃了1987及1988年農民運動的烽火。直至1988年5月20日的「五二〇運動」為運動最高峰，運動參與人士與警方發生激烈衝突後遭強力鎮壓，之後檢警逮捕130人，導致運動聲勢下挫，1990年代再也沒有類似規模的運動發生。

第三波農民運動，也是本文要探討的範圍。是在2002年台灣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之後），到民進黨二次執政這一段期間，所發生的新興農民運動，或者有論者稱為「農藝復興」運動。這一波農運不僅只是街頭抗爭，而是在鄉土意識、城鄉發展、環境生態乃至消費者運動上都有全面的思考與實踐，希望可以重新反省台灣土地與人的關係。

但在進入正文之前，我們先來稍作「農民運動」的定義討論：我們現在俗稱的「小農」，學術上來說是戰後土地改革後普遍的「土地零細與家庭經營農場」，這樣講很拗口，所以我們一般就稱之為「小農」。

然後本文所談的「農民運動」，是以現代社會的抗爭模式作為基準——相對於日本時代初期，像是林杞埔事件或者玉井事件那樣「竹篙裝菜刀」的反抗模式——現代式抗爭是跨越階級的合作，知識份子會介入農民社群，進行農民基礎教育、系統性組織、有明確訴求的不合作抗爭、也有抗爭後段的法律攻防、以及普遍的文宣戰與詮釋權鬥爭等等。所以我們才會將二林蔗農事件，看成是第一場現代性的農民運動。

1990年代：沈寂的農民運動

1988年「五二〇運動」是第二波農民運動的高峰，也是尾聲。而事件之後，整個1990年代的農民運動逐漸消聲。探究整體原因，可以整理出幾個線索：

（一）農運分裂

當時農民運動也反映了台灣社會的思潮，粗分成了兩條統獨兩條路線：「農民聯盟」與「農權總會」。其實跟民進黨初創時期有點相似，農民組織一開始也是不分各種立場的組織，例如山城農權會裡面，就有左翼的「社運工作室」，也有民進黨的支持者加入。但後來在訴求、行動方式、及政治認同上出現分歧，後來就分道揚鑣，分成左翼的農民聯盟，以及以新潮流為主的農權總會。

兩派人馬分裂的原因很多，眾說紛紜：其中一個原因是五二〇事件是由雲林農權會發起，由屬於新潮流系統的林國華擔任指揮，而林國華這一派主張「開放農地自由買賣」，其他農運成員並不一定認同，引起內部爭議。

再來是行動路線方面，與稍早的「一二〇六」、「三一六」與「四二六」等大規模陳情行動相較起來，新系林國華所指揮的五二〇運動衝突最為激烈，甚至拆掉了立法院招牌，警方也毫不留情地對參與者殘酷施暴，造成日後農民對社運心生恐懼。參考當時農運成員陳信行（現為世新大學社發所教授）在〈我的野百合〉一文中所言，他非常不滿新系將群眾帶向激烈的抗爭路線，並指控這種運動是「以群眾為火牛陣」，造就「農運英雄」的民粹主義。

另外也有論者認為，路線差異是山城的「果農客家人」跟雲林的「稻農閩南人」差異所導致。但高雄農權會的戴振耀認為自己是閩南人，也是果農，並不存在這種差異。他在回憶錄《鹽水大飯店》裡提出：分裂主因是因為統獨立場不同。在1988年6月28日，林豐喜及陳秀賢領導的「山城農權會」，以及林國華領導的「雲林農權會」等各路人馬聚集在豐原，討論成立全國性組織的事宜。

會議上，林豐喜這一派主張「全省農民聯盟」，並推舉林豐喜當主席，戴振耀則提出「台灣農民聯盟」，推舉林國華當主席。雙方一言不合，大打出手，山城農權會成員拿椅子跟邱義仁、鄭南榕及紀萬生等人互毆，最後林國華這一派出走，另立農權總會，農運正式分裂。後續農民聯盟立場傾向「中國左派」，走上草根群眾及「反美帝反資本」路線；而農權總會則傾向民進黨的選舉路線，例如戴振耀於1990年選上立法委員，將街頭訴求帶入國會殿堂。

綜而言之，農運團體之間原本就存在許多差異，加上五二〇運動因為警民過於激烈，許多農運幹部遭到逮捕，參加的農民群眾也惶然不安，而之後山城農權會與雲林農權會兩派之間的立場及路線出現矛盾，最後導致內部分裂。

（二）福利政策

五二〇運動當天，其實也是李登輝總統的就職典禮，李登輝是農業經濟博士，也是台灣第一位「本省籍」（即經歷日本殖民的台灣籍人士、而非45年後隨政府來台的外省人士）領導人，對於農村的狀況非常瞭解，例如五二〇運動爆發後一個禮拜，李登輝立即到林國華的故鄉雲林古坑走訪，表現出柔軟的身段，並釋放積極調整農業政策的訊息。

所以政府後續花了十年的時間就推出了一系列的「農民福利」制度，目的是要舒緩來自農村的騷動與不滿。從1989年7月開始，政府全面實施「農民保險」——相較1958年即推出的公教人員保險與勞工保險，農民保險整整遲到了三十年之久。

而長期以來農村地區，一直存在著水利會與農民之間的矛盾，很多農民對於水利會會費（即水租）過高問題非常不滿，在1988年幾次大型農民運動中，「廢除水租」都是重要訴求，五二〇運動當中也提出了「改革農田水利會」的主張。到了1992年，蘇煥智等人與臺南縣農民發起抗繳水租運動，後續在戴振耀等立委的推動下，1993年立法院修正《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通過，於1994年正式免除農民水租，由政府代繳給水利會。

當時農民沒有退休金的制度，農民年紀大了只能依賴子女奉養，所以在1995年，政府推動「老年農民福利金暫行條例」，俗稱「老農津貼」，針對65歲以上，有保農保的農民，每個月發給3000元的津貼。直至目前為止（2020年3月），老農津貼已經增長到每個月7550元，但制度化的農民年金，卻還沒有正式上路。

農業最重要的資材「化學肥料」，戰後一直壟斷在台肥公司手上，50年代實施「肥料換穀」制度，強制農民用高價的穀物換取低價的化肥，政府從中賺取高額差價，對農民非常不公平。雖然在1973年，蔣經國宣佈廢除肥料換穀制度，但化肥市場還是被台肥壟斷，非常不透明。五二〇當中提出了「肥料自由買賣」的訴求，於是1999年9月，台肥正式民營化，同年並解除了肥料進口的限制，終於2003年開放化肥自由買賣。

戰後台灣的農地交易，僅限於農民之間，其他職業並不能買賣，更不能隨意在農地興建房舍。但是西半部平原的農村，一直都有一種聲音，認為要解決農村貧窮的狀況，就應該開放農地讓外人自由買賣，並且解除興建房屋的限制。所以在五二〇運動當中，雲林農權會才會加入「農地自由買賣」的訴求。而到了90年代，這項訴求也和地方豪強勢力的利益相符，所以國民黨的「老農派立委」，不斷向中央施壓，要求修法開放。

1999年，當時農委會主委彭作奎反對開放興建農舍，結果台灣省農會（現在的中華民國農會）還動員了一萬多名農民到台北抗議，喊出口號：「開放農舍，農民有救」向中央施壓（諷刺的是，這可能是90年代最大規模的「農民運動」）。後來彭作奎請辭明志，立法院終於2000年1月4日三讀通過《農業發展條例》修正案，開放農地自由買賣，並得以加蓋農舍。雖然立法目的是為了活絡農村經濟，但以這20年的結果觀察下來，卻因為土地浮濫炒作，直接影響了農業與農村的發展。

從1989年到1999年這十年間，由於過去街頭抗爭的社運參與者，例如戴振耀等人進入國會，在與李登輝領導的國民黨政府競合之下，陸續推動了體制內的福利政策。但也因此轉移了農業結構改革的重心，消解了許多農民運動的能量。要言之，福利政策並沒有實質改變農業體質，而僅像是使用葉克膜一樣，延後了農村凋零的時間。

更有甚者，為了應對90年代後全面的民主選舉，加上李登輝要對抗黨內的外省勢力，國民黨主流派開始籠絡地方豪強，讓黑金勢力進入政壇，占據地方議會乃至立法院等高位。而這些地方豪強也壟斷並強化了組織網絡，例如控制三級農會，透過信用部超額放貸等方式來鞏固樁腳，並逕自替農民代言，壓制了農民自主的批判聲浪（這部份地方勢力的運作，可以參考吳音寧《江湖在哪裡》一書）

原本是照顧農民的農漁會系統，其信用部門從90年代中期開始出現嚴重超貸的情形，於90年代末期，逾放比甚至高達20％之譜（逾放比是信用機構裡難以收回貸款的比例，正常機構必須控制在3％以下），可見當時農村基層組織腐敗之嚴重。

（三）農運模式改變

雖然說在90年代，大規模的農民運動逐漸消失，但其實以農民為主體來觀察，早在70年代就有大量的地方反公害抗爭出現，只是多數沒有知識份子或中產階級參與，難以在公共領域當中被標誌出來，或被理解為「農民運動」。而五二〇運動之後，這些「地方型抗爭」並沒有消失，而是從農民集體與國家制度對抗，轉向了地方社群以反對公害與鄰避設施為主的行動。

例如說，1997年4月，彰化芳苑鄉鄉民包圍東麗紙廠，抗議工廠帶來的公害，與當地警方發生強烈流血衝突，居民與警方一共有20多人受傷。而在1998年2月，溪州水尾地區預計興建焚化爐，當地居民同樣包圍工地現場，與警方發生對峙，現場鄉民甚至丟擲石塊與糞便，導致雙方陣營多人受傷，再早之前溪州鄉民甚至堵住當地高速公路交流道，癱瘓南北交通。

在90年代，因為各縣市陸續興建焚化爐的緣故，全台各地發生了60多起反焚化爐運動，幾乎每個預定興建焚化爐的地區都有抗爭，大多數焚化爐預定地址也座落鄉村地區，所以其實90年代的農民抗爭並不少，只是可能大多被標誌為環境議題或社區鄰避抗爭。

值得特別一提的，是「美濃反水庫運動」。1992年，高雄美濃的鄉親得知，中上游黃蝶翠谷一帶要興建美濃水庫，供給預計在下游興建的「八輕」等工業區使用。鄉親非常不安，到高雄縣政府及立法院陳情抗爭。1994年，作家鍾鐵民與鍾永豐、鍾秀梅等人組織「美濃愛鄉協進會」，開始推動社區營造。雖然1994年立法院暫時刪除水庫興建預算。

但到了1998年4月，時任行政院長蕭萬長重啟美濃水庫計畫，下令「一年內動工」，又引發了美濃鄉親怒火，1999年，鍾鐵民與美濃鄉親再度動員，前往立法院陳情，返鄉青年林生祥組成的交工樂隊也和鍾永豐合作，大家在傳統菸樓裡共同創作出《我等就來唱山歌》專輯，其中「好男好女反水庫、好山好水留子孫」及「水庫係做得，屎嘛食得」等歌詞，撼動人心，專輯甚至獲得2000年金曲獎最佳作曲與製作獎項。

幸好，當時適逢總統大選前夕，民進黨提名的陳水扁前來美濃拜票，承諾選上立即停建水庫。而後陳水扁當選總統，美濃水庫一案也就此廢止。運動結束後，美濃人並沒有停下社造腳步，後續還成立旗美社大、持續舉行黃蝶祭等活動，成為農村文化復興運動的典範。

綜合上述「農運分裂」、「福利政策」、「模式改變」三點，大致上是90年代的農民運動淡化的可能因素。

最後要再加上——台灣農業發展是不斷衰退的過程，1990年農業占整體GDP比重是4.2％，2000年下滑到2.1％，幾乎已經探底（2019年約在1.7％左右），農業、農村與農民極度被邊緣化，幾乎已經消失在主流視角當中，與國家結構對抗的農民運動在90年代末期，似乎也即將成為歷史詞彙。

2000年代：WTO重燃農運烽火

台灣農業在1950年代初期，在美援協助下快速振興，超越戰前生產水準，後續因為政府苛捐雜稅，對農民進行制度性的壓榨，將資本轉移到工商部門，1960年代農業與工業走勢產生交叉，從此一路衰退。1978年台美斷交之後，國民黨為了維持與美國的依存關係，犧牲本地稻作，開始向美國大量進口穀物。

1980年代後期，國際貿易的新自由主義理論興起，政府試圖向國際貿易組織叩關，陸續開放火雞、香吉士等農產品進口，造成了1980後期的農運浪潮。而2002年1月1日台灣加入WTO之後，被迫開放稻米進口，對台灣以稻作為主力的小農來說，無非又是一項「不平等條約」，看似將成為「壓死駱駝（農業）的最後一根稻草」。

不過，就在這樣的低迷氣氛下，反而引發谷底反彈。在21世紀初期，開始有不同階層、不同領域的社群或個人意識到「農業日薄西山」的事實，開始針對結構性的農業體制進行反思與批判，進而出現了從炸（詐）彈攻擊、街頭抗爭、返鄉運動到農藝復興等各種行動，亦即台灣史上第三波的農民運動浪潮。

與農共生大遊行的故事，要從2001年說起：當時陳水扁政府上任不到兩年，希望盡快解決基層金融機構呆帳的問題，亦即改革腐敗的農漁會金融體系。於是在2001年8月，財政部突然直接接管29間農漁會信用部及7間信用合作社，在接管過程中，甚至發生了農會員工拒絕政府接管，與警方發生流血衝突的事件。

隔年8月，分別依據各間信用部門的財務狀況，進行分級管理（2002年6月基層金融機構逾放比已經高達21.44％），狀況不佳者必須限制業務，此一政策牽涉了全台將近八成、197間基層金融機構，造成農漁會幹部的集體恐慌，認為陳水扁政府此舉是要出手消滅農漁會勢力。

於是全台灣344間農漁會很快地就聯合起來，由台北縣農會理事長白添枝（實際上從事砂石業）擔任會長，成立「全國農漁會自救會」，向前任總統李登輝求援，於是李登輝選擇站在農漁會立場，譴責政府手段過於躁進。接著自救會於2002年11月23日發動「與農共生大遊行」，由詹朝立（詹澈）擔任總指揮，動員了十幾萬農漁會成員上街頭抗議，是有史以來動員最多農漁民的街頭抗爭。

這一場行動將農家出身的陳水扁弄得灰頭土臉，於是緊急撤回改革方案，事件也連帶讓行政院長游錫堃請辭（之後接受總統慰留），而財政部長李庸三與農委會主委范振宗則下台負責。

客觀而言，這場與農共生大遊行，應稱為「農漁會遊行」，是既得利益者的反改革行動，並不太能算是農民運動。但2002年年初，台灣剛加入WTO，農民社群之間面對外國農產品強勢侵襲，對前途感到惶惶不安，再加上農漁會將信用部門的呆帳，包裝成是照顧農漁民的必要損失，而政府打壓農漁會就是打壓農漁民，才會讓農漁民產生了集體危機意識，進而走上街頭抗議（當然也有可能是地方派系強力動員的）

這場農漁會運動順便點出了WTO農民受害的議題，在十大訴求裡提出了「農產品受進口損害救助基金一千億」，除此之外沒有再對WTO多所著墨（補貼之外，然後呢？）但此運動聲量之大，間接帶起了主流社會對於農業的關注，所以也算是第三波農民運動的前導之聲。

白米炸彈客時代：楊儒門、吳音寧推開新農運之門

2003年11月13日，有位神秘的人物，在公共場所放置了裝有白米的炸彈（但其實沒有殺傷力），並附有「一、不要進口稻米，二、政府要照顧人民」等字條。他在一年間，在捷運站等公共場所陸續放置了17顆炸彈，都沒有被警察抓到，於是媒體稱呼他為「白米炸彈客」。一直到2004年11月，這位炸彈客才主動到警察局自首。此時社會大眾才認識了這位神秘的恐怖份子，他是一個來自彰化二林農村，樣貌憨直的青年，名叫楊儒門。

楊儒門放炸彈的理由，是看見故鄉農村凋敝的樣子，但當時台灣政府加入WTO的條件之一，就是要開放稻米進口——每年大約必須進口14.5萬公噸左右的外國米，大約在稻米年產量的8％到10％左右。這個配額是「強制消費」，不能捐贈給其他國家，也不能挪作飼料用途。也就是說，本來台灣種植稻作的小農，因為面積小、生產成本高，競爭力就不如外國稻米，現在每年多了大量的外國米，消費者的飲食習慣又逐漸轉成麵食為主，產生供過於求的現象。最終，農民的稻米就只能由政府補貼收購，或者便宜賣給糧商，農村的老農民，就只能靠著老農津貼及微薄的稻作收入餬口。

小農的生計受到壓迫，原本主流社會並不甚關心，2002年的與農共生大遊行，全國農會幹部們也是「見好就收」，並沒有透過全體農會的堅強實力來解決稻米產銷問題。直到楊儒門這17顆白米炸彈，才又在主流輿論當中引爆。

由於楊儒門遭起訴之後，引起社會各界正反討論，一部分輿論認為楊儒門的理念可以同情，但手段不足為訓——「聲援農民，不聲援炸彈客」；另一方面，當時返鄉寫作的吳音寧、立委林淑芬，以及楊祖珺、鍾秀梅、丘延亮、蔡健仁、郭耀中、林深靖、楊儒賓、彭明輝、殷必雄、台灣農民聯盟、音樂家林生祥及諸多社運團體及人士，都認為楊儒門是良心犯，發起「官逼農反、良心無罪」等聲援行動，並呼籲政府正視農民處境。

吳音寧在楊儒門坐牢期間，兩人持續通信往來，楊儒門寫了將近150封信給吳音寧，後來整理成《白米不是炸彈》一書出版，書封寫著：

我正在尋找

尋找上帝開啟的一扇窗

一扇農民的未來

孩童的希望

如果你知道在哪

請告訴我

2006年元月，楊儒門二審定讞：處5年10個月有期徒刑，併科罰金10萬元。在楊儒門羈押期間，WTO第六次部長級會議在香港舉行，楊儒門為了抗議WTO，在獄中發表聲明〈我的決心——楊儒門獄中絕食抗議聲明〉，並進行144個小時絕食抗議。

同時，台灣也有許多社運青年前往香港抗議——當時韓國農民團體發動了非常激烈的抗爭，香港警方數度發射催淚彈及布袋彈，八百多名韓國農運人士遭香港政府逮捕——台大學生李建誠在激烈衝突當中遭到逮捕，並遭到香港政府拘留。透過聲援楊儒門及李建誠的行動，加上看見WTO香港會議上其他國家農民悲憤抗爭的樣子，重新喚起了台灣公民社會對於農業議題的關注。

與此同時，導演莊益增與顏蘭權的紀錄片《無米樂》上映，該片透過台南後壁鄉老農「崑濱伯」及其朋友的視角，柔性召喚了台灣人心底的「庄腳」記憶，既哭且笑地將觀眾帶進了被遺忘多時，仿若歷史現場的農村，並看見老農蒼涼晚景的悲傷。其中崑濱伯也針對政府WTO政策，說自己是「末代稻農」，表達出農民的無限辛酸。這部紀錄片引發了社會諸多迴響，前總統李登輝與時任總統陳水扁等政治人物，也親臨戲院觀賞，表現對於農民的關懷。

新農民運動浪潮

或許也因為社會氛圍轉變，同情楊儒門的輿論與日俱增，陳水扁於2007年6月21日下令特赦楊儒門。楊儒門出獄之後，於2008年與李建誠共同成立了248農學市集，兩人過去都曾用激烈的手段替農民發聲，但是後來認知到：若要從根本改善農民的處境，只有抗爭是不夠的，他們可以透過市集，聯絡有理念的農民，把農產品直接帶給都會區的消費者，讓生產與消費兩端直接面對面交流，讓農民有比較好的利潤，消費者也可以吃到比較好的農產品，進而提倡包括生態環境、食品安全及公平消費等概念。

這也是一種21世紀出現的新興農民運動，它不再只是街頭抗爭，而是進入到市民的生活當中，透過消費來推動改革，讓每個人每天在購物的同時，就是參與了一場無聲的農業運動。

其實早在1993年1月，就有一群「家庭主婦」參考日本「生活者俱樂部」的概念，發起「共同購買」運動，後來組織擴大成為「主婦聯盟消費合作社」。這概念跟農民市集有些類似，只是這是消費端的組織。當一群有理念的消費者，集體向另外一群有理念的生產者，共同採購農產品或生活用品，不但免除中間商賺取的成本，用公平的價格進行貿易，還可以進行理念倡議。

而2004年4月，有一名青年人，原本擔任主婦聯盟合作社的幹部，但因為不滿於台北逼仄的工作與生活，決定帶著妻兒，回到宜蘭農村去種田維生。這個30歲出頭的青年人，就是賴青松，他畢業於岡山大學法學研究所，曾到日本生活者俱樂部實習，認識到了日本成熟的消費者運動與農村運動。他在宜蘭創辦了「穀東俱樂部」（就是他的稻田），跟他買米的人，不是純粹的客戶，而是「穀東」（股東），也就是共同經營者。穀東每年固定「投資」，賴青松就會每月定期將稻米寄給穀東，如果稻米盛產，穀東就會收到比較多的米；稻米受害，穀東拿到的米就會減少。而因為穀東跟賴青松是共同經營者，所以賴青松就會在春耕、夏收及冬藏的時節，邀請穀東到田裡參與農事，瞭解自己「投資」的稻田現況，進而產生更多有意思的交流。

賴青松的運動路線之所以特別，因為他務農不全然是基於環保理念，或者是為了階級鬥爭。他開創了一種新的農業想像，稱為「志願農民」，並加入日本的「半農半Ｘ」概念，讓務農出現了新的可能——青年返鄉不再是一種消極的狀態，而是充滿理想、自主掌握生活節奏的選擇。他這十幾年的實踐，帶動了許多對於農業感到興趣的有志青年，他們陸續進入農村，以自己的專業搭配農業生產來維持生計，創造了一條農民運動的新興路徑。

2010年代：農村再生條例

在開啟新農運的討論之前，必須先花一點篇幅提起樂生保留運動。它雖然不符合傳統農村運動的定義，但卻是民進黨執政時期，時間最長、也是能量最飽滿的學生運動，例如先前提到，到香港抗議被拘留的李建誠，也曾經參加過樂生保留運動，還曾經被起訴過。另外，這個運動更特殊的是，它繼承了80年代的左翼系譜，近似於《人間雜誌》對於底層弱勢的關懷，而也因為抗爭對象是民進黨的關係，所以在綠色執政期間，保持了比較多的批判空間。

而這些樂生青年，許多人在畢業之後，透過樂生保存運動的經驗，繼續在其他社會運動裡耕耘。很多2010年代之後活躍的農運參與者，都是「樂青」出身，例如日後與許震唐共同出版《南風》的記者鐘聖雄、曾任台灣農村陣線研究員的許博任、莫拉克獨立新聞網記者何欣潔、在苗栗做「苑裡掀海風」社區營造的林秀芃，還有先前提到的李建誠等人，都曾經參加過樂生保留運動。所以在討論2010年代的農民運動之前，不能忽略樂生保留運動與左翼關懷的承繼關係。

話說回第三波農民運動，其啟動的關鍵，與2008年的政黨輪替有關。馬英九總統上台之後，積極推動「愛台十二建設」，其中一項是「促進農村活化再生」，並提出了《農村再生條例》，希望透過投資1500億的建設經費，並以地目變更及景觀再造的方式，達到振興農村的目標，於是該年12月18日，立法院在國民黨絕對優勢下，一讀通過《農再條例》。

想起2000年初《農村發展條例》的慘痛教訓，立委林淑芬和吳音寧首先察覺「農再」並不單純——國民黨可能想要透過變更地目以及景觀工程，繼續擴大農地開發。於是吳音寧寫了一封標題為〈農村出代誌〉的電子郵件，給她所有認識的關心農業議題的朋友（當時還不流行Facebook）。這封信立刻收到熱烈迴響，許多知識份子也開始感到憂慮，是否「農再」又會是一場「農地大拍賣」呢？

於是吳音寧、楊儒門、徐世榮、廖本全、詹順貴、林子凌、林朝成、蔡培慧及林淑芬等人，立刻召開「農村再生條例，滅農三部曲」記者會，提出反對論述。並且在2008年12月27日，與吳子鈺等人舉辦東勢區的農再問題說明會。之所以第一場說明會辦在東勢，可能是要向1987年農運先鋒的山城農權會致敬。接著在2009年上半年，他們又在全台各地規劃了17場說明會，並且於2月20日，組成「台灣農村陣線」（簡稱農陣）。在各地點燃烽火之後，總算迫使國民黨刪除《農再條例》裡最有爭議的「土地活化專章」，暫時解除農村崩解的危機。

在農陣草創初期，比較活躍的組織人物是吳音寧跟蔡培慧等人，而成員就是陸續在電子郵件裡面加入討論的各路人馬，從農民到工程師、從作家到律師都有。但農陣內部並沒有明確的組織架構，也沒有明確的領導人與幹部，只有蔡培慧擔任發言人的職位。而農陣內部成員彼此的默契是「水平連結」，互相沒有任何權力關係，也沒有明確責任邊界，任何成員只要在群組信件（用Google groups）裡發起討論，也都可以成案並且透過「自願自決」來執行，算是結構比較鬆散，但凝聚力卻又還蠻高的組織。

或許比起80年代的農運組織，農陣自始自終，都沒有發生激烈的權力鬥爭或路線衝突（頂多寫 email 到群組抱怨，或自動退出群組），可能是因為始終保持著這種鬆散而平行的結構吧。吳音寧跟美濃的溫仲良，都主張用「蒙面叢林」的方式來組織，就是大家是來自全台各地，平常在自己的崗位努力，有事情的時候就集結行動，而平時聯絡的方式就像是蒙面的游擊戰士一樣，在組織內部的身份與頭銜，都沒有那麼重要。

穀雨社與夏耘草根調查營

2008年馬英九剛上台的時候，因為中國海協會會長陳雲林來台灣，發生了野草莓學運。這場運動雖然結果是參與者困守在自由廣場上三個月，運動無疾而終。但卻也喚起了大學生對於公共議題的關心，在學運之前，大學校園裡面的公共議題非常消沉，但野草莓之後，議題性社團的參與人數突然爆增，於是這些學生在參加完這些運動的時候，也會開始思考台灣各階級、各區域的問題。

以台大為例，當時有幾名學生，例如邱星崴、陳慈慧及徐肇尉等人，在野草莓學運後，組成了「農村實踐小組」，協助舉辦農陣的訪調營隊、農村深度小旅行以及讀書會等等。後來更擴大組成「穀雨社」，招募更多大學生來關心農村。

當時其他大學，也有成立關心農村的社團或讀書會，例如政大返穀社及清大頭前溪社等，這些青年學生也會交叉聲援各式各樣的議題，比方說成大零貳社的林飛帆也曾經來參加農陣的共識營，或者陳為廷跟清大基進筆記社也會到竹東進行田野調查等等。

所以當時的夏耘營隊、農民運動就跟學生社團串連在一起，互相聲援，繼而每次街頭抗爭的時候，都有一群被稱為「農青」的青年學生出來參與，壯大了當時農民運動的隊伍。

而農陣也在2009年的暑假，開始舉辦「夏耘：草根調查營」（有點類似80年代的大專生「農村巡迴工作隊」），邀請全台大學生及社會青年約60幾人，到高雄美濃參加第一階段的田野培訓工作坊。接著再讓參與學員自行選擇，到竹東二重埔、後龍灣寶、彰化二林、台中東勢及屏東綠農之家等地進行田野調查，分組撰寫田野筆記完畢之後，再舉行「青苗發表會」，各地訪調小組齊聚一堂，共同分享心得跟討論。

夏耘每一屆的舉行場地，都會尋找不同區域，與當地社區組織合作，例如與美濃農村田野學會、溪州吳音寧和工作夥伴、南藝大建築所社造組、埔里籃城好生活青年夥伴、屏東五溝水守護工作站及苗栗縣中港溪產業文化復耕協會（那時候夏耘改名為「游庄」）等團體合作。所以其實夏耘不僅僅是帶動青年學生進鄉認識農村，還帶動了全台社區工作者的串連，組成了一張細密的農民運動網絡。

很多夏耘學員在訪調結束之後，還會繼續留下來參與當地的社區工作，甚至留在當地生活。像是成大環工系的學生康慧賢，在參加過雲林水林地區的訪調之後，選擇落地生根，與農民「菜刀」（蔡得黃）一起進行友善耕作與社區工作。而筆者也是在參加完溪州的訪調之後，後續參加當地的「反中科四期搶水運動」，最後甚至透過吳音寧介紹，在溪州鄉公所繼續服務兩年半。

農民、農水及農地

原本農陣成立的目的，是要「反農再條例」，但是沒想到各地說明會一啟動，全台農村的環境及土地議題立刻湧入。首先是苗栗後龍鎮灣寶里反徵收的議題，灣寶里是個閩南人的村莊，特產是地瓜、西瓜及花生。1995年的時候，曾經被劃入竹科四期的開發計畫裡，後來徵收沒有成功。

沒想到，在2008年的時候，時任苗栗縣長劉政鴻又將灣寶納入後龍科學園區開發區域裡，要強制徵收灣寶的土地。張木村、洪箱夫婦以及其他村民，非常擔心土地被政府搶走，聯合農陣成員廖本全與徐世榮等學者，一齊向政府表達抗議。終於在2011年4月，由營建署駁回農地變更案，終於保住祖先傳下來的珍貴農地。

抗爭成功後的洪箱大姐，並沒有關上家門退出運動，她積極參與農陣的各項議題，四處協助同樣被土地徵收所苦的農民，輸出抗爭經驗，安撫受害者的情緒，並高喊「一方有難、八方來援」口號。

彰化二林相思寮因為中科四期開發的緣故，即將面臨被遷村的命運。農陣許多成員都有協助進行抗爭，導演許文烽拍攝了《太平路上的相思寮》紀錄片，樂團「農村武裝青年」也寫了《還我土地第八號》專輯，控訴政府浮濫開發與強制徵收。

新竹竹東二重埔反徵收運動，也是艱困的戰役。竹東二重埔與三重埔一帶，雖然有著上百公頃的肥沃良田，甚至「十大經典好米」得主，農民莊正燈的稻田也在這裡，但因為距離竹科很近，所以政府長期以來，就一直想要開發這一片土地。從1987年政府就將這裡劃定為「竹科三期」的開發範圍，但在憤怒的農民劉慶昌，率領鄉親包圍竹科抗爭之後，計畫不了了之，但政府不願解編都市計畫，仍在等待時間重啟開發。

2002年之後，新竹縣政府果然沒有放棄，重啟徵收，劉慶昌只好再度糾集鄉親，持續跟政府頑抗。後來劉慶昌組織「捍衛農鄉聯盟」，擔任會長，跟洪箱一樣四處聲援權台各地的土地徵收案件。

最著名的案例，就屬苗栗大埔事件。2001年，苗栗縣政府規劃在竹南鎮興建「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基地」，並擬定擴大都市計畫區。

2008年，苗栗縣政府通過都計委員會審議，但有些居民還在猶豫，尚未同意徵收。苗栗縣府直接將補償費匯進特定帳戶，告知徵收程序已經完成，請自己去領取補償費，此舉引發居民不滿，遂成立自救會抗爭。但時任苗栗縣長劉政鴻的態度非常強硬，他在2010年6月9日凌晨，指派大批警力將抗爭戶包圍，並找來怪手破壞居民的稻田。

公民記者將苗栗縣府破壞稻田的影片上傳到網路，引發社會公憤。於是在2010年7月17日，農陣集合全台各地反徵收自救會，共同發起「土地正義」抗爭行動，並集體夜宿凱達格蘭大道表達反抗決心。第二天一早，在凱道舖下秧苗，象徵支持全台各地農民，要把稻米種回來。

這批「凱稻」秧苗由美濃及溪州農民帶回去種植，到了當年的11月秋收之時，農民將「凱稻田」收割出「土地正義」的字樣，由空中拍攝下去，非常壯觀且激勵人心。

同年8月3日，大埔居民朱馮敏阿嬤，因土地徵收而過度悲傷，在家中喝農藥自殺身亡，引起社會輿論發酵。時任行政院長吳敦義同意與農陣及大埔自救會溝通。會後吳敦義做出「原屋保留、劃地還農」承諾，事件暫時告一段落。

但在兩年後，2012年8月苗栗縣都委會召開會議，仍決定部份或完全拆除四戶民宅。其中一戶是張森文與彭秀春夫婦的「張藥房」，因為座落於仁愛路與公義路的三角要衝，被劃入新訂都市計畫的道路範圍，必須完全拆除。由於這個理由令人難以信服，張森文夫婦與農陣決定持續抗爭，張藥房也成為當時運動的重要象徵。隔年，2013年7月18日，農陣與大埔自救會前往台北凱道抗議，但此時劉政鴻認為「天賜良機」，立即派出警力及怪手將張藥房拆除。

苗栗縣政府的舉動，讓聲援張藥房的群眾怒意高漲，喊出「今天拆大埔，明天拆政府」口號，連續一個月發動多起游擊抗爭，例如在衛福部揭牌典禮攔截馬英九車隊，以及闖入行政院門口波漆等行動。最激烈的衝突，是在8月18日「拆政府晚會」結束後，上千名群眾突然轉向佔領內政部，包圍內政部廣場一天一夜，並在廣場噴漆、彩繪、唱歌以表達人民不滿。

但沒想到一個月後，9月18日，張森文被人發現在家裡附近水溝中落水身亡，不知是自殺或他殺。當夜，幾十名青年衝至總統官邸潑漆，高喊「血債血償」。大埔事件在2010年代很關鍵的一場運動，它引起了高度的民怨，幾乎成為了惡法暴政的代名詞，而包含「八一八佔領內政部」等相關行動，其實也成為了隔年「三一八事件」（太陽花運動）發生的遠因之一。

當時不僅只有農地徵收引起民怨，在農村的水權分配方面，也出現了很多爭議。例如2011年開始的彰化縣溪州鄉的「反中科四期搶水運動」——當時國科會（現在的科技部）為了在濁水溪下游的二林鎮興建「中部科學園區第四期」，所以要在中下游的溪州鄉施作「飲水工程」，就是直接在鄉內「莿仔埤圳」的水源頭（濁水溪的農田水利溝渠），擷取每日約33萬公噸的水源，用管線直接輸送到下游的科學園區。

因為濁水溪的水源豐枯不太穩定，中游又有「集集攔河堰」，把部份水源攔截到雲林的六輕石化工業區。所以濁水溪中下游的農民經常吃不到水源，十天裡面只有四天會供水，大部分的時候都必須自己鑿井抽地下水來灌溉。所以居民知情以後，非常不滿，長期以來被水利會壓榨的新仇舊恨都湧了上來，而當時吳音寧在溪州鄉公所擔任秘書，就協同鄉親進行抗爭。

吳音寧和鄉親經過一年多的抗爭，包括搭遊覽車到台北抗議、串連藝文界人士聲援溪州、在水源頭舉行「護水音樂會」（當時還有黑道份子意圖鬧場）等等行動，在各種與政府的談判折衝中，時任國科會主委朱敬一承諾暫時停工。但在2012年5月10日當天，鄉親通報吳音寧，說怪手已經開到水圳旁邊，準備要動工了。吳音寧當下立刻趕到現場，直接坐在地上阻擋怪手施工。後來鄉親們陸續前來支援，眾人索性在現場搭起帳篷，就地抗爭。經過將近百日的靜坐抗議之後，國科會承諾降低中科四期用水需求，並改至下游取水，於是農民中止抗爭。

吳音寧為了延續運動過程中累積的社區能量，繼續與反中科搶水運動裡的農民夥伴，以及陳慈慧、巫宛萍和紀心韻等青年，共同創辦了「溪州尚水」農產公司，透過契約耕作的方式，帶動當地農民種植友善農產。

農運的未來

全世界最大的農運組織叫做「農民之路」（la via campesina），他是由世界各國的農民團體所共同組織的，他代表的是全球小農（peasant 通常指涉無地農民、小農及農民工等較為貧窮的農民）的利益，所以非常關心自由貿易、農地徵收問題、基改問題、城鄉差距問題及農村婦女及幼少權益等等議題。每隔幾年就會召開區域及世界大會，串連各地農民組織，並分享運動心得。比方說韓國農民團體是全世界有名的「硬派」，在交流的過程中，韓農團體會交換他們的組織心得，韓國女農也會分享農村裡性別不平等的現象，並如何維護女農權益，都可以提供給世界其他農民參考。

農陣原本想要代表台灣加入農民之路組織，但是農民之路說必須要是真正的農民團體才能加入，而農陣的成員不是以務農維生，所以不適合加入。於是台灣就改用「捍衛農鄉聯盟」的名義入會（包括劉慶昌會長在內，成員幾乎都農民），農陣再從旁協力。從2012到2013年間，農陣跟「東亞東南亞區」的農民之路會員國之間，都有非常密切的交流。

2013年12月，第九次WTO部長級會議在峇里島舉行。鑑於前幾次WTO會議都發生激烈的社會抗爭，印尼政府如臨大敵，做好各種防止陳抗的準備。而農陣代表台灣的農民團體，也有許多農民跟青年朋友參加，和世界各國的農運團體一起在場邊交流及抗議。問題是在這些國際串連之後，農陣成員也發現了一些自身的瓶頸，我們台灣最大的農民團體其實是「農會」，但農會有點像是半官方的組織，小農自身並沒有代表自己利益的獨立組織。而農陣跟1920年的台灣農民組合也不太一樣，它屬於中產階級跟「關心社運的農民」合作組成的社團，很難深入串連到一般農民。

正因為農陣的中產階級性格比較強（說實話，大部分成員都是社會精英），所以在2014年三一八事件（太陽花運動）之後，農陣成員很快地就捲入了政治與社運浪潮當中，於是出現了「入陣（入政）」可能性。也由於在2009年到2014年之間，農陣跟在野的民進黨保持了相對友好的關係，所以民進黨提供了不少的政治空間，邀請農陣成員加入。於是蔡培慧成為民進黨不分區立委、吳音寧擔任北農公司總經理、詹順貴擔任環保署副署長、曾旭正擔任國發會副主委、姚量議擔任台畜公司總經理，其實不是成員但關係很密切的陳吉仲，也擔任農委會副主委一職。

當然農陣還有多數成員並沒有從政，仍在自身的領域持續耕耘。而農陣成員也交換過不少意見，多數人對於夥伴從政還算樂見其成。但這麼多的核心成員加入執政團隊，就大大削減了社會運動的能量，社會輿論也可能會把農陣跟執政黨綁在一起。再加上這些成員又都是很核心的角色，很多事情都是他們在號召執行，如此一來，農陣就失去了原有的動能。

所以在2016年之後，農陣就進入了低度運作的狀態，在2013年達到高峰的農民運動，也逐漸沈寂下去。這也是需要讓全體公民社會一起思考，在民進黨執政期間，在加入主權議題的思考之後，未來農民運動究竟會是怎樣的面貌？而過去農陣在批判WTO對農業帶來的破壞，未來又要怎麼處理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美國退出後改名為CPTPP）的相關議題呢？

另外一方面，我們也必須要承認，只有在街頭倡議，沒有實質體制內的權力，也是沒有辦法改革的。這些農陣成員們把理想帶進政府內部，進行日常制度的改革，對於農業領域來說也是至關重要的。只是體制內外的「分進合擊」，要如何保持一定的張力？或許都還是有待討論及驗證的難題。

最後，第三波的農民運動，其實並不會單一團體個人的路線選擇而消失。「農藝復興」是一個概念，包含著我們全民對於「鄉土」、對於環境、對於糧食與人的想像。也是漫長的社會溝通，以及日常生活的逐步實踐。同時「農藝復興」也是一座橋樑，它是階級之間、城鄉之間、環境與人之間的橋樑，希望這一座雙向交流的橋，未來是越來越穩固，而且踏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