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新风险公式：台湾对欧美各国封关是否太慢？

自今年一月底开始，中国宣布武汉等肺炎疫情严重城市封城，各国纷纷严阵以待，祭出对中国断航、限制中国民众入境等措施，希望能透过守住边境，挡下疫情的入侵。当各国的边境管制措施开始发生效用，挡下第一波从中国延烧的疫情时，第二波疫情却从意想不到的欧美国家开始向外蔓延，从三月初开始，欧美各国的病例开始急速窜升，并且随着欧美国家密集的全球航班流窜全球。

在世界各地的防疫模式中，台湾以快速对中港封关、对病患接触者进行详细疫调的“防堵式”防疫工作闻名，在三月之前，都成功将确诊人数压在百人以下。

但自疫情扩散到欧美，并在三月中开始出现失控情况后，台湾才开始对欧美进行封关。各国政府封关速度不如对中国一般果决，引发“太相信欧美、只对中港等地封关快”的质疑声浪，是否真的如此？

除了以数据检视台湾的封关时机，将产生另一严峻的问题：在全球化时代下，各国对疫情实施的“封关封城”决策时机，若仅以各国境内的确诊人数作为主要判断依据，是否足够？观诸台湾从一月以来历次重大封关决策，通常都是以当地确诊人数加上其他要素来决定，而该“要素”通常都是以当地确诊案例数字、死亡数字与当地政府相关政策为准。而在台湾国内，这确实衍生了是否“对欧美封关太慢”的质疑声浪。

台湾二月：成功判断中国疫情，防堵第一波蔓延

举例而言，台湾决定对武汉封城时，指挥中心于1月21日公布的原因是“由于武汉病例快速增加，中国大陆传染病专家已建议民众尽量勿前往当地；世界卫生组织亦于今日表示，2019新型冠状病毒可能具持续人传人能力；而国内业确诊首例自武汉返台之境外移入个案，指挥中心宣布自即日起提升中国大陆武汉市旅游疫情建议至第三级警告（Warning），提醒民众如非必要应避免前往当地。”

再检视1月25日，“基于中国大陆各省分皆持续出现病例，尤其湖北省其他县市病例数亦急遽增加；且WHO已表示该病毒具人传人能力，感染风险增加，指挥中心于今日将旅游疫情建议第三级警告(Warning)范围扩大至湖北省（含武汉市），请民众避免至当地所有非必要旅游；中国大陆其他各省市则提升至第二级警示（Alert），至当地应采取加强防护措施。”

28日，台湾指挥中心宣布相关政策时，也出现相同逻辑，“基于中国大陆各省分皆持续出现病例且急遽增加，疫情严峻；且WHO已表示该病毒具人传人能力，感染风险增加，指挥中心于今日将旅游疫情建议第三级警告（Warning）范围扩大至中国大陆（不含港澳），请民众避免至当地所有非必要旅游。”

而在关键的二月前期，台湾相关的封关措施是陆续将广东、温州、浙江列入第二级警报，15日开始对港澳星泰发布旅游警告，判断依据是“其中香港已出现无明显感染源之社区传播及群聚；新加坡超过一半确诊病例为当地感染且出现第三波传染，并爆发输出他国之会议群聚感染事件；泰国亦已出现未确定感染源个案及第三波传染，但该国却未对来自中国旅客采取相关入境管制或检疫措施。”

欧美二月：隔岸观疫却暗潮汹涌

在三月中之后，各国来自中国的航空旅客数，根据人口密度调整后，和该国的确诊人数有显著相关性，来自中国的旅客造访越密集的国家，肺炎病例也越多。

到此为止，台湾指挥中心都尚未对欧洲、美国地区发布相关旅游警示，15日，陈时中仅原则性劝导国民“防疫期间避免旅游、减少坐飞机”。二月下旬，指挥中心的旅游限制策略仍集中在日、韩，直到23日，指挥中心才开始对伊朗、义大利发布旅游警示，但也仅列为第一级注意（Watch）其判断依据是：

“考量近期伊朗病例数快速增加，已有6例死亡，并已知输出病例至黎巴嫩、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及加拿大；义大利官方截至2月22日公布病例数达52例，米兰所在之伦巴底大区（Lombardy）确诊数快速上升，并发生医疗机构群聚，当局已宣布指定地区实施停班停课、暂停公众活动及公共运输服务等措施。”

依据后来的趋势来看，23日对义大利发布的第一级旅游警示显然是过度乐观。25日，指挥中心很快将义大利旅游升至第二级警示（Alert），原因是当地“截至目前确诊病例数已达229例，6例死亡，众多病例无法厘清感染源且医院出现群聚，米兰所在之伦巴底及威尼托两大区已暂停所有宗教活动及大型集会，各级学校停课一周并封锁10多个城镇”，故变更两日前的决定。但在27日又宣布因“病例数及死亡病例快速增加”再度将旅游警示等级提升，成为最高级的警告（Warning）。

2月29日，陈时中再次呼吁“目前肺炎疫情已经扩大，世界流行已经展开，出外旅游的风险提高，建议不要出国。”但若根据《端传媒》分析的数据来看，各国在二月中旬只要观察欧洲的防疫消极，应该以欧洲与中国旅游的密集程度，禁止欧洲旅游团。

在此首先说明，将“确诊人数”及“中国航空旅客密集度”取对数之作法，是分析上处理变数数值差距大的常见调整方式。

根据图中显示，在三月中之后，各国来自中国的航空旅客数，根据人口密度调整后，和该国的确诊人数有显著相关性，此外，虽然各国的确诊检验能量、防疫政策有差距，各国来自中国航空旅客密集度及确诊人数仍呈现正比线性关系，来自中国旅客造访或前往中国旅游回程越密集的国家，肺炎病例也越多。

也就是说，虽然欧美国家一月底实施对中国禁航，但在WHO低估疫情规模，这些国家也没有进行其它积极防疫措施的情况下，整个二月都是带原者几乎在不设防的情况下传播病毒，等到三月初，各国发现疫情已经开始蔓延，才开始纷纷进行检验。真实的疫情要在三月中积极进行确诊后才逐渐显现，且结果与来自中国的航空旅客密集度成正比关系。

进一步分析，德国、英国、义大利、美国等四国，中国航空旅客密度最高，确诊人数也最多。荷兰、法国、西班牙则紧接在后。位于红色回归线右下角的国家，如埃及等国，中国游客密集度高，但确诊人数相对低，单就确诊人数来看，可说是目前较为幸运的国家。需要留意的是，一国的确诊人数会受到筛检量影响，检验能量不足的国家，实际病例数可能远高于目前已知的确诊人数。

时间回到三月初，7日，台湾指挥中心对法、德、西三国发布第二级警示，理由是“且已有数起群聚事件发生，评估已出现隐性社区传播链”，8日，西班牙仍举行12万人妇女节大游行，事后被归咎为西班牙疫情失控的主因。同一日，台湾的CDC记者会上，陈时中加强语气呼吁，“台湾相对安全，别去危险国家”，但就台湾情形而言，欧洲多数国家仍维持二级警示，一般民众并未完全接收到“不能去欧洲”的信号。

到了三月中，当欧洲各国呈现失控，确诊人数飙升，台湾政府已经开始意识到：欧洲已经已经开始沦陷。11日，冰岛、瑞士、挪威、瑞典、比利时、荷兰、丹麦、奥地利被台湾列为二级警示，台湾指挥中心宣布，“考量申根区域国家人员流动密切，希腊、捷克、葡萄牙、芬兰 、斯洛维尼亚、波兰、爱沙尼亚 、匈牙利、卢森堡、马尔他、斯洛伐克、拉脱维亚、立陶宛、列支敦斯登、英国、爱尔兰”也列为一级警示。

这个“考量（欧盟）申根区域国家人员流动密切”的思维其实是对的。台大风险中心总计划主持人周桂田表示，“欧盟的国界，其实相当于我们的县界，内部流动很密集，传染很快。不过，如果从这次经验用旅游密集度作为重要参考，或许未来可以让CDC（指挥中心）更勇敢、早一点做决策，如果欧盟或旅游业者抗议，也可以拿这个数据要求对方退让。”

但很显然地，全世界，包括台湾的指挥中心也没预料到，欧洲的疫情通报与实际疫情的落差会如此之大。3月18日，陈时中在立法院备询时说，他原来认为欧洲的公卫体系应不至于快速崩盘，“没想到欧洲疫情快到难以想像”，陈时中说，当初也预估第二波疫情可能会从欧洲来，“但必须承认，没有估到会快成这样，现在是以超惊人速度在传染中。”

指挥中心的的“没想到”与民众对指挥中心的信任，导致民众仍有“疫情只有在亚洲、欧美没事”的印象，仍然选择到欧洲出游，增生许多不必要的风险与争议。举例而言，在4月1日，嘉义县议会议员质疑，县长翁章梁妻子刘莉英曾在二月底出国游荷兰，平添防疫风险。而翁章梁妻子替自己辩护的方式，就是“指挥中心没说不能去。”

“指挥中心的旅游禁令是3月19日发布，我出国的日期是二月25日、回国是3月4日，在回国后整个欧洲的疫情开始连环爆。”“我并非不顾疫情而出国，在二月初韩国、日本疫情大爆发之际，我认赔取消了日本的行程；而在二月24日之前荷兰是零确诊，荷兰的疫情相对台湾较来得安全，24日卫福部医事司司长说不是每个国家的旅游都是禁止的，只要不要去疫区，想去夏威夷冲浪、去加拿大滑雪、去英国shopping都可以。”这是刘莉英在脸书上解释的理由。

因身为县长的妻子，在台湾政治文化下，刘莉英后来仍选择向选民道歉。但在道歉之前，仍再三解释“我在二月24日出发至荷兰前，我只确认了荷兰是不是疫区、确认我没有违反指挥中心的规定，但我没有评估到我先生的身份特殊是我的疏忽，我于此再次向嘉义县民道歉。”

就政治判断而言，或许刘莉英有“疏忽”，但科学性地来说，刘莉英信任指挥中心的行为并无问题，而在台湾对欧洲防疫的“关键二月”时，还有许多跟刘莉英一样想法的民众，他们并没有任何政治上的“特殊身分”，游欧染疫风险却与刘莉英一无二致，从另外一组数据来看，前往欧洲旅游的民众显然成为一大防疫破口。

由图中可以看出，当台湾旅客暴露在来自中国的航空旅客密集度高的国家，染病风险也反映在境外移入病例的数量。台湾在2月9日有从义大利境外移入的案例后，一直到2月28日才有另一起从日本境外移入案例，欧洲则到3月10日才有荷兰境外移入案例。

自图上来看，二月台湾的欧洲旅客数与零星的境外移入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加上欧洲各国确诊数低，的确难以判断是否要封锁欧洲旅游团，所也当时仍有大批的台湾旅客前往疫情正在闷烧的欧美及中东，到了三月欧美疫情失控，这些二月、三月初出国旅游的民众，也因为当地疫情蔓延而有一定比例染疫回国，到了三月中，就呈现至欧美及中东地区等中国的航空旅客密集度高的国家，与台湾境外确诊的人数呈现高度正相关。

到这时候，台湾才发现欧美、中东疫情严重，在三月中后纷纷规定入境强制检疫14天或外国人禁止入境的规定。

分析数据可知，来自中国的航空旅客密集度，可以是判断疫情影响的重要指标。欧洲及中东国家今年二月的消极防疫，对其本身和台湾来说，都是重大教训。以全球化下的新兴传染病而言，要是病毒来源国疫情失控，各国面对疫情、或政府在决定该如何防堵疫情时，也需考量“国际移动”带来的公卫风险。

站在流行病学的角度来看，加入类似的跨国旅客移动轨迹、找出新的参数，才是全球化时代所需的防疫措施。

台大风险中心教授周桂田指出，这次的疫情与SARS有相似之处，都是全球化跨界风险、在科学上有不确定性，而传播又非常迅速，“需要新的决策机制与思维来面对这些新兴风险。”台大流行病学与预防医学研究所兼任教授金传春也指出，站在流行病学的角度来看，加入类似的跨国旅客移动轨迹、找出新的参数，才是全球化时代所需的防疫措施。

笼罩在病毒阴影下的，不只是接待来往于中国的航空旅客的当地国，在国际移动频繁的今日，台湾也难以自外于千里之遥的跨境感染风险。当台湾旅客在“中国旅人（曾到过当地）较多的国家”旅行，染病风险也反映在境外移入病例的数量。从第二组图来看，台湾至欧美及中东地区等来自中国的航空旅客密集度越高的国家，也与台湾境外确诊的人数呈现正相关，而且也是三月底相关效应才显现。

分析数据可知，一国的来自中国的航空旅客密集度，是判断疫情影响的重要指标。在全球化的时代，政府在判断防堵对象上，也需要考量国际移动带来的公卫风险。若能建立相关风险指标、供主责单位作为决策参考，距离“超前部署”就更往前迈了一步。

当病毒来源国疫情失控，各国面对疫情时，除了本身积极防疫，同时必须同时考量现在已经是全球化各国旅行、跨国商务量极为庞大的时代，首先不能消极防疫，欧美及中东国家为了防疫工作上“消失的二月”已经付出惨重的代价。

其次，对台湾这种采取积极作为防疫的地区来说，不能假设民众至各国旅游时，当地都具备有效的防疫措施、或等到旅游国确诊人数上升才进行旅游警示，可以用更精准的数据，将“旅游国”与“疫情来源国”的旅游及商务密集度纳入考量，提早禁止这些热门旅游国的旅行团，并警告当地留学生重新进行个人移动决策，才是全球化时代最恰当的防疫政策，也是最符合全球流行病学下，最好的“新风险公式”。

备注：

从中国飞往各国的旅客人数数据取自Lai等人刊登于2020年3月的研究“Assessing spread risk of Wuhan novel coronavirus within and beyond China, January-April 2020: a travel network-based modelling study”，Lai等人的研究以2018年2月农历新年后至4月从中国飞往世界各国的旅客人数，推算2020年未进行旅游限制时的传染病感染风险。

台湾旅客赴各国旅游人数的数据以2018年1月、2月的总和进行推算，由于交通部观光局2018年9月统计方式变更，2019年、2020年1月、2月许多欧洲、中东国家台湾旅客数为0，因与真实状态不符，故以2018年1月、2月的数字进行计算。另外，本文也使用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的资料库中，2018年台湾全年度至各国旅游入境人数的资料，由于计算各国确诊人数相关性的结果与交通部观光局2018年1月、2月台湾旅客赴各国旅游人数类似，所以仅呈现使用交通部观光局资料的结果。

除了使用台湾旅客暴露度之外，也同时使用两组研究团队以中国飞往各国旅客人数及其它系数推算的传染病旅游风险指标与台湾境外移入案例计算相关性。其中一组为Lai等人2020年的研究计算的旅游风险值，以及2020年3月刊登于Science的“The effect of travel restrictions on the spread of the 2019 novel coronavirus (COVID-19) outbreak”，作者Chinazzi等人的研究团队开发的旅游风险值。由于此两个传染病旅游风险值的相关性结果与台湾旅客暴露度类似，所以仅呈现使用台湾旅客暴露度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