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晓宇的[第一篇日记][1]，写于武汉封城后，全家人面对的艰难选择。[第二篇][2]，写封城期间，人们陷入的漫长挣扎与对信仰的拷问。如今，这座城市解封在即，晓宇也写下了封城日记的终篇。他说，危机促使我们面对出逃之外的决断：我们要“回到哪里”？文章首发于作者微信公众号“世风”，端传媒获授权转载。
手机上，健康码变绿。如果我是返工一员，便可迈入街道，乘公汽地铁，重温整座城市。没有复工证明，两个月的封锁，也会在“最残忍的季节”结束。此时此刻，作为系列日记的尾篇，有必要坦诚地揭露过去二个月间隐瞒的身份，自己不过是塑料武汉人的事实。本地人早已看出来端倪，我没有用“家家”而是“姥姥”，也未曾有一句武汉话的表达。
至今，我不会讲武汉话。我从不说自己是武汉人，只说“武汉来的”，“住在武汉”，或是用一句被朋友群嘲的话——“武汉是我的户口所在地”。疫情之前，我在外地的居留时间即将超过武汉的成长岁月。我一直否认和弱化这座城市的影响。旁人看来，这真是忘恩负义和数典忘祖，对生你养你的水土没有依恋。
而我并不出生于武汉。我的家人也没人生活在他们出生的地方。国家一声号召，母亲一家从北方迁往南边的深山，支援三线建设。父亲是货真价实的湖北人，可是，毕业后加入集体，我见他的方言也退化殆尽。我们生活在围起来的院中，有自己的食堂，医院，学校，体育场，露天电影，称外面的人“老乡”或“当地人”。当初，即便离社会主义尚远，但已然实现困扰欧洲的多元文化主义。全国各地的人，在与世隔绝的山中，相互依靠。多年之后，当我在英国说起深山的身世，听众以为这是一桩励志故事的开始。
我总能在中国的各个角落和茫茫人群里发现同类。我们没有方言，没有地方身份，在什么地方都显得格格不入。家乡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历史概念，不是可回去感叹桑海苍田的地方。它完全消失了，没有空间上的延续，只存在于那个特定的时间。家人离开他们二三十年前来到的地方时，正如他们当初抵达时一样。如今，大家坐在一起怀念过去，也只是认为那是不可回去的广受贫苦困扰的美好。
刚到武汉，我无法对这座城市产生好感。操普通话买菜遭遇不同的价格，坑蒙拐骗和小偷小摸时有发生，被武汉话骂得无法还嘴，更不用说当地伢的恶作剧。我们在这里学会了猜疑、堤防、脏话和愤怒。武汉多年评选文明城市未果，让我对这个官方奖项的公正保持了长期的敬意。的确，我们中很多人迅速适应，学会方言，打成一片，事到如今，和本地人毫无差别。
我执拗地拒绝改变，尤其是拒绝改变口音才能得到平等对待。我宁愿以普通话争吵。入学时一位老师说，大家冒得问题我就讲武汉话。班上只有我举起手说，听不懂！请讲普通话。（那位老师性情温和，讲课负责，我至今记得举手后他不好意思的神情。）因为这样的态度，没少和当地团伙干仗。我由此拒绝加入任何一个集体，圈子，团伙，对那些以集体主义之名的胁迫更是深恶痛绝。对于我来说，只存在和只有一个集体，但它和当地认同没有关系。
小学期末，班主任说你们不听话，我明年起不教你们了。平日很受学生喜欢的老师。她说完，班上有同学哭起来，然后，整个班跟着哭，包括那位插班的美国华侨。我从头到尾没有一滴眼泪。班长指着我说，你怎么这样。那时候，我换了三所学校，习惯了老师一年一换，不觉这样的流动有何不妥。指责的人越多，我越是硬着头皮，伤心的表情也不给。后来到了国外，异国他乡没那么新奇。那种陌生，隔阂，语言的生疏，社会化的压力，已不是头一回。每年回到武汉，去的还是学生时期的那几个地方，生活半径之内。外地的朋友来武汉，我也不知道该带他们去哪，和游客一样，看地图找餐馆。
从封城起，武汉朋友恢复了联系。即便这些联系很可能不会持续到疫情后。我和初中同学回想十三年前的最后一次见面。隔离的第三周，一家人费力地想要买到热干面，在此之前我从未把它当作是美食（因为更倾向豆皮）。每天望着灯火通明的楼房，一起困惑，烦躁，希望，热泪，愤怒，精疲力竭。我第一次和武汉的情绪在同样的频率，开始怀念近乎武汉的一切。我意识到长久以来的转变，饮食离不开辣椒，对性格泼辣的人情有独钟。开花，二十度的气温，没有蚊子。十年了，我没在这个时节经历武汉，和印象中的极端凶戾相反。暴雨来时，尤为亲切。四五月份开始，六七月梅雨，八月台风，终会有几场酣畅漓漓的大雨。暴雨前鼓劲的闷热，空气里的火药味。蜻蜓低飞，人摇蒲扇，汗水夹在骨头和皮肤之间。远处乌云压过来，空中划过鸟叫，瞬刻安静，箭在弦上满弓，狮子出笼的一秒。雨后水雾笼罩下的长江，两岸江滩，夜晚，雾气散去，大桥下跳舞的中老年人，桥上火车呼啸而过，灯光照亮水泥阶梯，抗洪纪念碑。
我想起和武汉人在异国他乡的相遇，他们听到我不会讲武汉话时的错愕。研究的缘故，我采访社会活动分子，总是不成比例地遇到武汉人和湖北人。同事说，你们武汉人有反骨。这时候，我心里有了虚荣，像是占了光。楚虽三户，辛亥革命，柒贰零。每次，见武汉街头标语，都感觉要被卷入即将到来的风暴，先是“敢为人先”，后来是“武汉，每天都不一样”。渐渐，在国外，有人问我哪来的。我说，中国中部。再问下去，一座叫武汉的城市。再问武汉是哪，我便说，革命开始的地方。如今，我们在为42开头的身份争取公平，我的精神比任何时候都靠近这座城。反抗的原因，和初到武汉时一样，反抗改变身份才能得到的平等认同。
没想到以这样的方式，我和困扰十多年的身份，做了和解。只是，这样和解的代价太大了。我情愿，它以其它方式，在更远的将来。贯穿这场疫情，最使我动容的，是武汉人千方百计的回家之旅。封城一开始，我们便听到这样的故事，外地周转回汉，买上经武汉的火车票，劝服乘务员，“理应不停”的站台，两三分钟时间，大家拎着箱子，提早排在门口，车停，鱼贯而出，穿过寂静的火车站，拖着行李，步行回家。这与灾难中出逃的景象截然相反。大家不顾一切，想要回到“震中”。回家，违背禁令，不被人知，可它从头到尾都是强烈的存在，持续至今。
我一直以为，给下一代的礼物，是他们不用再做地域的身份选择，苦恼“来自哪里”的追问。到现在，我也没改变这个想法。危机里，如果我们得到的是回到排他的地方和国家的必要，那么，这场危机摧毁的不止于命。危机给我们出逃之外的问题和决断：我们要“回到哪里”。生存不是问题的时候，来自哪里是急迫的；当死亡逼近的时候，回到哪里才变得紧要。如果我们回答时的一丝温存，保留到后危机的时代，那便是足够的起点。
地上已出现第一滴水斑，树叶也发生声响。暴雨要来了。我仰起身，欣赏窗外发生的一切。此时，武汉的所有，都无比的新鲜，无比的永恒。
[1]: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0205-note-wuhan-foreigner-evacuation/
[2]: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0218-note-wuhan-belief-crisis/
[3]: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0205-note-wuhan-foreigner-evacuation/
关于语言、出逃和归家的讨论很有趣。另，“桑海苍田”应为沧，“堤防”应为提防，“像是占了光”应为沾。
家乡就是家人，没有家人，家乡也就成了伪命题。
有时我迫切地渴望身份认同，因为我想知道自己是谁；有时我极度地厌恶身份认同，因为我不愿意被集体裹挟。保持一种淡淡的疏离感或许是与故乡最为安全的距离。
「塑料武漢人」是指假武漢人的意思嗎？
我在一个大多数都是移民的城市里生活，也成了这个城市的常住居民，但是在这个大城市里，我的老乡们都极其认同自己的出生地，就是那里的人，并以自己的方言自豪。所以，有点心疼笔者。
文笔真好
我是浙江绍兴人，家在上海，两地方言都说的很溜，小时候刚来上海拼命学说蹩脚的上海话，生怕别人知道自己外地人身份。后来上海话说的比80%上海人还标准时，却逐渐不喜欢说上海话了，在家说绍兴话，在外说普通话，觉得挺好。
很有趣的日記，特別是關於作者變得沒有故鄉/方言的體驗。作為香港人近年處於另一極端 – 越來越對自己語言/本地身份產生極強烈的歸屬感。
當遇到驕傲宣佈自己家鄉方言已無人再說/故鄉的孩童已只懂普通話的國內同胞時，總是有點覺得不自在。
想起《局外人》
身为一个户籍在河南，人在广东的打工二代，虽然在本地长大，依旧感觉语言风俗和观念上的天差地别。
因此我也会询问，我究竟是哪里人。
这种痛苦是格格不入带来的。
比此更甚的家乡的人因为我在外地多年也不承认我。
我的孤独感是找不到归属地。灵魂仿佛蜉蝣在地大物博的中国。
我想找一个归属增加自己的安全感。但是找不到。
我是哪里人？这个问题恐怕会伴随着我一生。
可以比较确定的论述就是，我是一个在广东长大的河南人。仅此而已。
某种程度来说我和家乡有联结。但情感并不深厚。
但我又十分不喜欢本地人。我总觉得他们的观念很坏很坏。他们赌博。势力。伪善。道德败坏。
所谓的开放和大度只是存在于没有利害关系的时候。
一旦有利益冲突，他们就会刻意用外来人和本地人进行区分化。
呵呵，好一个大一统民族。fuck
我对那些政客故事早就不感兴趣了，现在我只想保护好自己和家人。
谁伤害我，就要谁尝恶果。
強迫別人說普通話不也是借政府之手消滅地方文化
很有意思的视角。一个人有权利拒绝融入当地吗？他因此就必须要收到攻击吗？还有谁在假集体之名压迫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