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曉宇的第一篇日記，寫於武漢封城後，全家人面對的艱難選擇。第二篇，寫封城期間，人們陷入的漫長掙扎與對信仰的拷問。如今，這座城市解封在即，曉宇也寫下了封城日記的終篇。他說，危機促使我們面對出逃之外的決斷：我們要「回到哪裏」？文章首發於作者微信公眾號「世風」，端傳媒獲授權轉載。

手機上，健康碼變綠。如果我是返工一員，便可邁入街道，乘公汽地鐵，重温整座城市。沒有復工證明，兩個月的封鎖，也會在「最殘忍的季節」結束。此時此刻，作為系列日記的尾篇，有必要坦誠地揭露過去二個月間隱瞞的身份，自己不過是塑料武漢人的事實。本地人早已看出來端倪，我沒有用「家家」而是「姥姥」，也未曾有一句武漢話的表達。

至今，我不會講武漢話。我從不說自己是武漢人，只說「武漢來的」，「住在武漢」，或是用一句被朋友群嘲的話——「武漢是我的戶口所在地」。疫情之前，我在外地的居留時間即將超過武漢的成長歲月。我一直否認和弱化這座城市的影響。旁人看來，這真是忘恩負義和數典忘祖，對生你養你的水土沒有依戀。

而我並不出生於武漢。我的家人也沒人生活在他們出生的地方。國家一聲號召，母親一家從北方遷往南邊的深山，支援三線建設。父親是貨真價實的湖北人，可是，畢業後加入集體，我見他的方言也退化殆盡。我們生活在圍起來的院中，有自己的食堂，醫院，學校，體育場，露天電影，稱外面的人「老鄉」或「當地人」。當初，即便離社會主義尚遠，但已然實現困擾歐洲的多元文化主義。全國各地的人，在與世隔絕的山中，相互依靠。多年之後，當我在英國說起深山的身世，聽眾以為這是一樁勵志故事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