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SARS主诊医生许树昌：如果新冠肺炎演变大流行，证明人类围堵政策失败了

今年大年初三，1月27日，香港中文大学何鸿燊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按照和钟南山的约定，到达广州，仔细查看钟南山早已搜集好的新冠病毒肺炎病例——1099个，来自大陆各大医院的一线临床。许树昌一看：约一半病患入院时没有发烧，但已具有传染性。

这不是一个好兆头，意味著新病毒潜藏在隐形病人之中，可在社区中快速传播。

许树昌和钟南山相交于2003年SARS之疫。同样是大年初三，2月3日，钟南山被任命为广东省非典型肺炎医疗救护专家小组组长。政府瞒报，疫情扩散，前线医护人员摸黑抗疫。香港这边，许树昌驻守香港中文大学教学医院威尔斯亲王医院（威院），看著同事一个接一个发烧。“那时你都不知道向谁取资料，内地官方给的资料不多。”得知钟南山要去日本开会，他对钟说：“麻烦你回程时先经经香港吧。”

2003年3月15日，香港举办胸肺领域的学术会议，钟南山带来广东病人的肺片。“我们一看肺片，咦，和威尔斯的一样㖞！”双方这才确认了猜测：香港和广东省面对同样的疫情。7天之后，科研人员才核实沙士来自一种全新的冠状病毒，直到4月，病毒快速测试才被研发。此时，威院已成重灾区，许树昌所在的内科，四成医生受感染。

17年后，又一种新型冠状病毒肆虐，中国疫情预警再次迟到，李文亮等医生吹哨疫情反被公安训诫，病毒从武汉开始，快速向外省、向全球蔓延。

许树昌说，必须承认，这次科研速度增快许多，1月12日，中国科研人员已经公布新病毒的基因排序，不过关于新病毒如何攻击人，如何治疗，如何切断传播链等关键问题仍未找到答案。战役中的医生既要找药救人，也要争分夺秒研究临床案例，将经验分享给全球同行。大年初三，许树昌开始将所有病例症状按国际标准来划分整理，之后他跟钟南山团队开始写英文论文，最后再交给香港大学（港大）医学院的微生物学专家袁国勇查看复核。

“要在一些认受性高、多人留意的国际医学杂志（发表），这样才可以将信息传开，去帮到人。”许树昌说，这一份中港两地专家合作的论文，2月6日在网上发布预印本，28日在极具影响力的医学期刊《新英伦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上正式发布。近日，许树昌也联同数位外国传染病及公共卫生的专家，在另一份国际期刊上发布评论，悼念中国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医生之死。

研究新冠病毒：15.7%重症率，医疗系统易崩溃

许树昌说，他很快收到消息，北京的同行、呼吸科专家医生作为“国家队被召”、去武汉亲自看诊，不过，这些同行很“口密”。

在《新英伦医学杂志》上发布的论文披露了新冠肺炎重要的临床特征：1099个病例中，56.2%的人入院时没有发烧，即使在住院期间，也有11.3%的人不会发烧；病毒潜伏期中位数是4天，75%的人在7日内发病。在论文预印本中，也提及有案例潜伏期短至两天，长至24天，但许树昌指这只是极个别案例，不典型。论文最后提醒，如果筛选病例时只注重发烧症状，可能会漏查病患。

论文还指出，病患的病死率为1.4%，比SARS的9.6%和MERS的35%都要低，然而，重症率达到15.7%。

许树昌指出，SARS 99%的病人都会发烧，重症率也更高，达到25%，即4个病人有1个要入ICU（深切治疗部），另外，有一半病患要吸氧气。“但新型冠状病毒（重症率）大约是15%是真的严重，因为数量多、分母大，所以15%好厉害了。这也令武汉的医疗体系顶不住，医院的设备根本上不足够。”许树昌提醒，这一重症率容易引发医疗系统的崩溃。

仅以香港为例，倘若有一万人感染，很可能有1500名病患要进入深切治疗部，但根据2015年数据，全港深切治疗部病床只有大约255张。

对于这场新疫情，最初，许树昌只是感觉“不寻常”。2019年12月31日，武汉卫健委首次通报27例病例，翌日，被认为是疫情起源地的华南海鲜市场被封、停业。

“那时开始留意到有问题，因为内地会封掉（一处地方）一定是好大件事。”许树昌说，他很快收到消息，北京的同行、呼吸科专家医生作为“国家队被召”、去武汉亲自看诊，不过，这些同行很“口密”，直到1月中，才对许透露，武汉大约有15%的病人需要进ICU。1月24日，这一群北京医生在医学期刊《刺针》（The Lancet）上发表论文，以当时搜集的41个临床案例为例，指出有13人需要进ICU，这个小样本研究指向，重症率达32%。

近日袁国勇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指出，他早于2019年12月24日就从内地同行处得知内地有疑似疫情，并在当时通知香港食卫局局长陈肇始，不过其后接受香港01查询时，改口指他是于12月30日或31日才通知陈肇始。对此，许树昌表示他12月24日并未知道疫情，也没有通报政府，他是在1月25日开始才成为直接向特首林郑月娥汇报的疫情顾问。

首次通报案例后，内地有专家指出这是“病毒性肺炎”，但“没有明显人传人”，武汉在其后一段时间照常举办两会，没有再通报案例，全中国放松了警惕。直到1月20日，钟南山以中国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的身分上央视，确认肺炎存在“人传人”，媒体沸腾，舆论惊醒。

问许树昌当时反应，他平静道：“病毒就是会人传人，你说不会人传人我才不相信。”

2-3天病毒量达高峰，易社区传播，戴口罩非常重要

这种新病毒袭击人体后，病毒量更快达到高峰，但人体却更长时间没有发烧等强烈症状，人的免疫系统对它的反应比较慢。

人类与病毒的战役由来已久，即使面对全新病毒，我们的知识亦非浑然空白。许树昌指出，重要的是找出病毒袭击人体之后的发病规律。

17年前，受SARS袭击的病患，病发后第一个星期通常挺精神，“到第二个星期就会突然恶化，通常到第10日，病人呼吸道的病毒就会突然飙升到高峰，全部人都会呼吸衰竭，两个人中有一个需要吸氧，SARS的传播性都是在那段时间最高的”。而此时，病人通常都已经入院，接受密切治疗，医护受感染的风险非常高。当年香港有1755个案例，医护人员就占386个，“第二个星期会有人恶化，急救时部分医护人员来不及穿保护衣就要冲过去（抢救病人）”。

今天的新病毒基因虽然有八成与SARS相似，但仍是一个全新品种。“20%的不同，病毒的行为已经很不同，它有点像流感。”许树昌引述港大教授斐伟士团队在广东珠海的研究，指病发后病毒量在第二、三天达到高峰，到了第六、第七天，病毒量就会落。

和流感相似，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快速传播和爆发，主要因为病发后第二、三天，病人可能还没入院，因而容易引发家庭群组和紧密接触者的感染，“在聚餐、打边炉、或一些退休晚宴，好多这些例子，或在佛堂（感染）”。

这种新病毒袭击人体后，病毒量更快达到高峰，但人体却更长时间没有发烧等强烈症状，意味著什么？许树昌指这代表“人的免疫系统对它的反应比较慢”。

不过，除了是否发烧和病毒量高峰期不同外，新冠病毒肺炎和SARS也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两类病患普遍都会咳嗽、气喘，它们的主要传播途径都是飞沫传播。

“（病患）咳出飞沫的距离一般是1米至1.8米，如果大家迎面，又没有戴口罩，一咳就会中，直入到（对方的）呼吸道。”许提醒，在人多稠密地区，配戴医用口罩非常重要，同时切忌揉眼睛、鼻子。假若病患的飞沫停留在交通工具的扶手、椅子上，其中的病毒可以存活48至72小时，一旦触摸了，再不小心揉眼睛或鼻子，病毒瞬间透过鼻黏膜、眼角黏膜中的血管进入人体。

另外，两类病毒都可以透过气溶胶传播，气溶胶传播也被称为“气雾传播”。许树昌指出，坊间认为吃火锅会产生气溶胶，实则不然，火锅聚餐引发病毒感染，主要还是因为大家近距离、面对面进食，接触别人的飞沫，而气溶胶传播，主要发生在医院病房内插喉、施行气管镜检查等医疗程序中。

“例如帮病人急救，在插喉前抽痰，会将部份飞沫蒸发，制造出很多小飞沫，小飞沫（直径）小于5微米，会在空气中漂浮，造成局部的空气传播。”许树昌说，帮病人做气管镜等，都容易产生这类空气传播。

而在17年前，对这一切，他和同事们一开始丝毫没有察觉。

抗击SARS：不要将时间浪费在害怕上，所有energy都用来找原因

那班都是自己的同事来，如果只是怕，反而帮不到他们。

许树昌记得很清楚，2003年3月4日，威院住院部接收了一个男病人。他26岁，除了发烧外，没什么让人特别警惕的症状。3天之后，医生发现他两边肺发炎，以为是细菌感染，用了较强的抗生素。

病人没有退烧，而医护却一个接一个发烧、病倒。“到12日我们已经有50多名同事病倒，当时我们完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许树昌记得，许多医护还没有意识要戴医用口罩。11日晚，威院紧急召集50多位出现病征的同事，将二楼会议室改装成一个临时门诊部，发现有15名发高烧，8名有肺炎，当时合共23人受感染。

10日，许树昌只戴了一个医用口罩，就准备去帮26岁的男病人做检查。“他刚刚退了烧，我们就说，不需要做气管镜了……如果当时帮他做气管镜，就全个team都中了。”后来人们才确认，这名年轻病人就是引发威院爆发感染的病源，2月中下旬，他曾入住九龙京华国际酒店，而此时，香港SARS源头病人、来自广州的医生刘剑伦正下榻于此。

“当时我与钟南山聊天，他说幸好你们没有做，我们就做了（气管镜），当时他们在广州戴了5个纱布口罩，都有10多人中了，纱布口罩是不行的。”许树昌回忆。

除了隐约知道那是不轻的传染病，前线医护们当时对病毒一无所知。医院内装备也非常不足。全香港医院都没有传染病大楼，没有能够杜绝空气传播的负压隔离病房，医用口罩、N95口罩、防护服严重不足，有报导指医生三天才换一个口罩。“当时是一个大房，像一个网球场，一边放20张床，10对10，另一个下半场又10对10，中间就有一个护士站、2个小房间，每个小房间都设有抽气扇。”40张病床处于一个大房，很容易引发交叉传播。

根据立法会后来针对SARS的专责委员会报告，时任中大医学院院长钟尚志在3月19日前后曾以传真、电邮、电话等方式联络时任卫生署署长陈冯富珍和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杨永强，提醒社区应该已有疫情爆发，均不获重视。面对媒体，杨永强强调“非典肺炎”仅限于医护及其家属，“没有社区爆发”，而时任教育局局长李国章拒绝全港停课。

威院上下只能摸黑自救。他们首先决定彻底封院，病人和医护不能出去，家属也不能探病。四成内科医护感染，剩下来的六成就分成Dirty Team和Clean Team，前者照顾肺炎病人，后者照顾普通病人，防止再交叉感染。“当时有同事有家室，就说不如抽签，”许树昌说，但医护们士气很高，自愿加入Dirty Team的不少，最终不用抽签。除了内科，骨科、眼科等不同专科的医生也不断自愿加入。

作为威院内科及药物治疗学系副教授、呼吸系统专科主管，许树昌当时是威院SARS疫情的主诊医生。从3月11日晚开始，由于担心传染家人，他就没有回家，在医院一住就是40多天。

“头几个星期是完全摸黑打仗，当你连个病毒是什么都不知道时，我就要隔离自己，避免与父母吃饭。”最高峰时，威院中有170多名感染SARS的病人，其中70多名是医护人员和医科实习生，照顾著不断增加的病患和自己的同事，许树昌每天工作超过15小时，一天三次巡逻肺炎病房。

17年后回头看，他说这一段抗疫经历告诉了他遇到疫情“要镇定、千万不要怕”。“入场前做好防疫措施，戴口罩、洗手，适当时转N95口罩和穿袍……不用那样怕，千万要镇定。”

看著大量同事们病倒，他的“所有energy都用来找原因”：“不要将时间浪费在害怕上，要用时间集中学病症的演变。那班都是自己的同事来，如果只是怕，反而帮不到他们。”

当时，前线医生和幕后的许多微生物学家、病毒学家都在争分夺秒做研究。用药方面，在当年3月15日的交流上，钟南山分享了类固醇的功用。“他们迫于无奈尝试类固醇，用药后部分人（的肺炎）就真的清（除）得好快……”香港专家当年曾使用利巴韦林——一种过往用于治疗儿童支气管炎的药物，不过最终于2013年发现利巴韦林对于治疗SARS病患，其实没有疗效。

另一头在追病毒。港大袁国勇团队成功培养出病毒的病原体，发现SARS疑似冠状病毒。3月22日，美国科研人员分析港大的病原体样本，向全球公布确认SARS由新型冠状病毒所引起。

不过，这些并不意味著病毒会被马上消灭。3月中旬开始，淘大花园内爆发大规模社区感染，与此同时，在屯门医院、联合医院，陆续有护士、医生、健康服务助理等医护人员因感染SARS而离世，阴霾笼罩香港，世卫组织宣布香港为疫区。

许树昌心情跟著病情，过山车一样起起伏伏，“说不害怕是骗人的”。鏖战一个多月，到了5月，他和同事们发现，新入院的病人好像没有3、4月入院的病人那么严重，“好少要进入ICU”，他们推测，病毒可能发生了变种，“变得温和了一些”。5月24日，香港首次出现病人、医护均有没有感染SARS的“零双增”。

6月2日，香港再新增一个感染，一名的士司机确诊，此后再没有病例。SARS就这样突然消失了。

在中国大陆，它造成5327人感染，349人死亡；在香港，有1755人感染，299人死亡。

新冠病毒会消失还是变成大流行病？

当传染病出现时，快速、透明的沟通至关重要。这是预防重大疫情并挽救许多生命的唯一方法。

17年后，许树昌依然坐镇威院，疫情再次来袭，他和许多同事都举手加入Dirty Team。不过，他这次的位置站得后一些。从1月25日开始，和港大的梁卓伟、袁国勇、福田敬二一起成为香港政府抗疫督导委员会议专家顾问，同时他也是WHO专家顾问，刚刚飞了一趟瑞士参与WHO会议。

“今次有些较后生的同事先入场，因为疫情应该有排搞，迟早都会轮到我。”与SARS时代相比，今天新一代医护有不同考量和判断。他们不满在内地爆发疫情后，港府封关拖沓迟缓，对于医护的防疫物资存量亦不透明，担心SARS疫情在香港重演，于2月初发起持续一周的罢工。

许树昌说，他明白年轻医护的担忧和压力，亦知道近年在政府医疗资源严重不足之下，医护工作量本已负担过大的问题，但他也希望把当年经验带到当下，告诉年轻同僚：今次他们不再完全摸黑打仗，他们一开始就知道是什么病毒，并有了更好的防护知识，今次疫情的死亡率远低于SARS，但很有可能，他们将面对一场更长时间的战役。

SARS病毒为何会突然消失，一直受到关注。许树昌说，当年科研人员是根据在广东河源一所医院中储存的病人血液样本，测试其中抗体，最终倒推发现，广东河源是整个SARS疫情的病源地，而同时，透过中港两地专家合作，也发现病毒中间宿主为果子狸，这样有利于切断病毒的传播链。而在病毒“下游”，香港医院也严格观察病人，规定病人康复后也要留院三个星期才可出院。

而面对新冠病毒，目前已有研究指出中间宿主可能为穿山甲，但仍未完全确定，意味著未能完全切断传播链。另外，许树昌指，新冠病毒肺炎康复后病人也有抗体，但目前也不能确定抗体能持续多久。

近日，港大医学院院长、公共卫生学院讲座教授梁卓伟认为，新冠肺炎“技术上已是大流行”，因为美国、日本、韩国多个国家都已出现本土或地区感染。不过，WHO目前暂未宣布“2019冠状病毒病”为大流行病。

许树昌表示，根据WHO定义，大流行的定义为病毒在“5大洲有持续广泛人传人”，他认为目前关键是看伊朗、意大利、韩国等三大国家，疫情是否能得到控制。他表示自己当下未敢完全下结论，“它的扩散速度真的是好利害，但以往未试过有冠状病毒变成大流行，并持续好多年”。

对照由另一种冠状病毒引起的MERS，其由2012年爆发至今，一直没有消失，但亦未在全球发生持续流行，至今累计个案2700人。而2009年从墨西哥爆发的全新流感病毒H1N1（俗称猪流感），后来则变成一种流行病原体，至今仍在全球流行。

倘若新冠病毒变成大流行，人类将如何应对？“如果（新冠肺炎）演变大流行，证明我们的围堵政策失败了，”许树昌表示。届时轻微个案需留家休息，医院集中处理严重个案，社会停摆时间要延长，学校更长时间停课、工厂更长时间停工，“拖时间拖到疫苗出现”。

目前，港大、澳大利亚CSRIO药厂、中国内地都有科研人员在研发新冠病毒的疫苗，但许树昌指，疫苗研发平均需一年至一年半的时间。

在他的香港主战场，人们仍在奋力围堵。许树昌说，值得庆幸的是，由于香港人近月在个人卫生方面做得很好，许多人戴口罩、勤洗手，因此以往要持续10至14个星期的冬季流感季节仅仅持续5个星期就提前结束了。最近，他忙著联络美国吉利德科学（Gilead Sciences）药厂。这一药厂所研发的新药瑞德西韦（remdesivir），尽管还没有正式投入市场，但由于个别案例显示对新冠病毒患者似有疗效，目前全球多国争取以临床研究的方式试用，此前药厂已公布优先提供瑞德西韦给中国内地进行临床试验。

“之前一个多月，一直有个国际小组与药厂谈，问可不可以将药给湖北以外的地方作试验，都是最近才谈妥。”许树昌表示，他就在参与这个国际小组，最近刚刚成功争取，确认从3月10日开始，瑞德西韦将在威院、玛嘉烈医院和玛丽医院香港三大公立医院进行临床试验。

根据最新发表一份总结138个临床案例的论文，在湖北疫区，29%的感染者都是医护，死亡率达到4.3%。许多医护，包括疫情最初的吹哨人李文亮都因感染而死亡。3月3日，许树昌和多位外国专家一同在外国医学期刊上发表评论文章，悼念这位医学同行的去世，文末指出——

“SARS-CoV-2疫情突显了前线医护人员应对新型高传播病原体的责任和脆弱性。我们必须利用我们的知识和技能，并在实验室的支持下，迅速发现和报告对于任何新传染病的怀疑。当传染病出现时，快速、透明的沟通至关重要。这是预防重大疫情并挽救许多生命的唯一方法。”

（端传媒实习记者梁中胜对本文亦有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