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自由、红色隔离，你是哪种颜色的二维码？

人群被拦在杭州某地铁进站口，越聚越多。2月20日傍晚，陈云和很多乘客发现，证明他们具备出行资格的唯一凭据——健康码，突然崩溃了。“大家的绿码都不见了，需要重新填写一遍信息，但又提交不成功。”陈云说。

健康码是一个有“红黄绿”三种颜色的二维码，由阿里巴巴旗下的钉钉平台（注：阿里巴巴集团为企业打造的免费沟通和协同平台，此前多应用于企业内部日常考勤）和蚂蚁金服（阿里巴巴的关联公司）旗下的支付宝打造，是“抗疫”期间在杭州出入、通行必需的电子健康证明——市内各个社区、地铁站点、办公楼、超市等入口，都立有相关告示，并配专人检查，唯有拥有“绿码”的人才可以在城市里移动。

此刻，丢失了绿码的乘客们被困在地铁进站口。大家提议出示工作证明等，以替代无法显示的实时健康码，但都不获允许。“基层被要求只认绿码”，陈云说。

这座被誉为“人间天堂”的城市正在努力恢复生气。2月19日，西湖风景区重新开放，大型商场和街边商铺也相继恢复营业，街上的人流肉眼可见地多了起来。28日，杭州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进一步放开了复工限制，景点、餐饮、书店、美容美发等服务经营类企业，皆可在实行“扫码+测温”等防疫手段下复工。健康码系统成为复工的重要保障网，出入任何场所都会听到一句：“你好，请出示健康码。”

被困20分钟后，健康码系统恢复正常，陈云和其他乘客得以顺利进站。这个小小的二维码已掌控了杭州人的生活——无论他们是否乐意。人们至今没弄清楚的是，决定了其活动半径的红、黄、绿色究竟是如何算出来的。以及，为获得绿码，他们都让渡了哪些隐私和权利，这些权利，日后还要不要得回来。

疫情防控：从封闭式管理到健康码通行

在支付宝App中搜索“杭州健康码”，便可进入申领页面，待填报完成当前所在地区、当前身体状况、近14天是否离开所在城市、近14天是否接触过新冠确诊或疑似病人等信息后（基本证件信息及手机号已被默认填写），就能拿到一张显示为绿、红或黄色的二维码。

其中，绿码表示可在杭州进出、通行；显示红码者，实施14天的集中或居家隔离，在连续申报健康打卡14天正常后，将转为绿码；显示黄码者，进行7天以内的集中或居家隔离，在连续申报健康打卡不超过7天正常后，将转为绿码。

诞生之初，这个二维码曾被寄予更人性化管理的厚望。

1月23日，武汉封城。随后的短短5天里，除神农架林区外的湖北省辖区均落实了疫区封锁措施。这套“一刀切”的封闭式管控思路迅速从湖北蔓延向全中国。截至2月12日，至少207座城市宣布实施封闭式管理。

作为浙江省省会的杭州是其中最早的一批。2月4日凌晨，杭州市人民政府宣布全市实行封闭式管理。各社区、村庄开始分发出入通行证，限定每户家庭每两天指派一名家庭成员凭证外出采购生活物资，出入一律测量体温。

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口被困在家中，以此来隔绝病毒的传播。2月20日，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曾益新发言称，疫情防控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全国每日新增确诊病例从2月12日最高峰15152例，下降到2月20日的900例以内。但代价是巨大的。经济学家任泽平预测说，若考虑所有行业损失及后续影响，2020一季度GDP增速可能破5。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对995家中小企业所做的一份联合调查则显示，近三成中小企业估计疫情导致其2020年营业收入下降幅度超过50%（点击阅读《消費停擺、中小企業告急，疫情令中國經濟付出哪些代價？》）。

复工迫在眉睫。各地方和机构陆续启用健康打卡、返程复工登记报批、实名制登记等电子系统，实现个人信息即时汇报和可追溯。据《新京报》报道，2月初开始，已有十余个城市的交通部门宣布在地铁、公交、出租车上推行“实名制乘车”措施。此外，美团打车、嘀嗒出行等网约车平台也与政府部门合作搭建起“公共交通实名制乘车系统”……直到健康码的出现，搭建了一个“集大成”的数据网络平台。

2月9日，被视为全国电子商务中心的杭州率先推出“健康码”系统：在钉钉杭州企业复工申报平台的框架下，杭州市余杭区启用“余杭绿码”，成为当地各检查点通行的重要凭据。两天后，面向杭州全市的健康码于支付宝平台正式上线。支付宝是中国最大的第三方支付平台。截至2019年6月，其国内活跃用户数达9亿。从钉钉到支付宝，意味着健康码可覆盖用户基数的大幅增加。

2月18日，杭州市人民政府发布通告，将“需主动申领杭州健康码”的人群扩展至“全体市民和来杭返杭人员”，并进一步扩大了健康码的应用范围——全市域内，包括企业、商场、超市、地铁、金融经营网点、医疗卫生机构、公交车、出租车（网约车）等在内的场所，均需凭健康绿码通行。

与此前“一刀切式”的封闭式管理相比，健康码似乎提供了一个更加科学、人性化的管理方式。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院长盘和林评价称：“健康码系统为精准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提供了双重支撑。”

然而，享受着相对便利的同时，置身于并不透明的算法之下的个体，亦常常体会到困惑与无力。

看不懂的算法：“只能天天刷自己的码，寄希望于其突然变绿”

身在湖北荆州的舒塔已一个月没有踏出家门了。2月12日，杭州健康码系统上线次日，她早早申领了健康码。因为来自“疫情核心”地区，一开始跳出的红码并没有太出乎她的意料。舒塔按照规定，一面居家隔离，一面在线上进行每日健康打卡，等待其14天后自动转色。直到2月23日一早——“好不容易打卡到红码变黄了，睡了一觉醒来发现又红了。”

据支付宝健康码团队介绍，健康码是一个开放的系统，算法及规则由各级政府来制定，支付宝则会根据政府的需求，提供相应的技术及产品层面的解决方案。杭州市委副书记张仲灿在接受《新闻1+1》 采访时，曾提及算法涉及的三个维度：一是空间维度，根据疫情风险程度，杭州市的大数据公司按照有关数据已经可以精确到乡镇（街道）；第二个是时间维度，即去过疫区的次数以及时间的长短；第三个则是人际关系维度，即与密切接人员接触状态。这些维度量化赋分，最终生成相应的三色码。

上述解释，是官方目前给出的关于健康码算法最为详细的一份说明。在新华社2月21日的发文中，健康码团队技术负责人蒋大益透露，除支付宝技术团队外，一起开展健康码建设工作的，还有杭州市数据资源管理局、公安技术组、数据服务企业。但是，没有人确切知道，所谓的后台数据库，在多大程度上打通了各个部门、平台的数据，从而在多大程度上共享用户的数据信息。

端传媒记者在健康码的申领过程中寻找授权个人数据信息的说明，仅在必须勾选的“本人承诺”部分看到一句相关提示：“为疫情防控，本人同意以上信息及手机定位信息依法提交所在辖区疫情防控部门统筹管理”。

此外，用户承诺部分还对信息内容的真实性及完整性做出了要求——如果信息有误或缺失，填写人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2月12日至2月15日，杭州市卫健委就发布了两则《关于不诚信填写‘杭州健康码’信息的人员的通报》，涉及1000多人，并将其健康码转为红码。

生活在杭州的蔡蔡透露说，她的几位同事都有过绿码转色的经历。回忆起来，一位的绿码是在一次外出消费后变红的——可能是进入或路过了市内疫情风险较高的地区；另一位追溯转黄的时间点，是去医院购买感冒药的那天。蔡蔡同事的经历并非个例。在微博搜索“杭州健康码”、“绿码变红码”等话题，会发现不少类似的情况：乘坐公共交通、骑共享单车、前往超市购物，都有随时转红的风险。

刚刚恢复的生活也可能随时被打断。复工以来，李飘零一直过着公司、家里两点一线的生活。2月28日，下班回到小区，她照例扫码，才发现之前保障自己“畅通无阻”的绿码忽然跳成了黄色。“小区阿姨看我的脸色立马就变了，就像我是确诊病人一样。急急忙忙地打电话给上级汇报，叮嘱我必须在家隔离。”李飘零感到手足无措，“下周还要上班呢，我能不能知道是什么原因？”

她的疑问没有被解答。事实上，系统究竟是通过怎样的算法判定绿码转红的、使用者又该如何避免经过“高危地区”，平台一直没有给出回答。不仅如此，平台的判断标准还会出现朝令夕改的情况。

点进当天的健康打卡页面，舒塔发现，一个熟悉的问题被做了改动：此前需要勾选的“是否在最近14天离开过杭州或当前所在城市”，变为了选择“你当前所在的位置：杭州、湖北或者其他”(除此以外，每日健康打卡的问题还包括当天健康情况，是否与确诊病患接触）。“湖北”这一省域选项被单独拎出，显得十分“刺目”。舒塔猜想，健康码的忽然转红，应该也是系统针对湖北户籍和所在地的信息，悄无声息地进行了一次整体调整。

“所以这个健康打卡的意义在哪里？什么时候能打卡到绿码？”舒塔不知道，新一轮的14天前面，会不会还有另一个14天在等着她。

事实上，随着频繁更新、变向的防控政策，绿码“集体”转红的现象早前就已出现。2月12日，杭州多区将河南信阳及南阳、安徽安庆、浙江乐清列为一类重点疫区。此后几天，正在返程途中，甚至已经在杭超过14天的“重点疫区人员”都“一刀切”地受到了算法的牵连。

晓楠是在2月15日乘坐高铁从安庆返杭的。一天时间里，她接连经历了健康码由绿转红、无处可去、再到集中隔离。“上午出门时还是绿码，下午到杭州就变红码了。”因为是红码，晓楠进不了小区，回不了公司，也找不到愿意接收自己的酒店。最终还是在同事的帮助下，找到了一家提供集中隔离的酒店，开始漫长的隔离期。

吴新早在2月1日就回到了杭州。同样是在15日，自我隔离期结束当天，绿码变红了。后来她才知道，那天，持有“3408”开头的身份证号的人（注：安庆身份证前4位）几乎都“中招”了。因为她的红码，家人的绿码也在两天后齐刷刷地变成了红码。吴新觉得愧疚又焦急。她尝试求助社区、网上复核、拨打市长热线，不断地排队、等待，几天过去，也没有收到回复，“就像‘无头苍蝇’一样，只能天天刷自己的码，打卡无数次，寄希望于其突然变绿。”

背靠中国顶尖互联网公司的健康码，在获取用户让渡的大量个人数据后，是否真正形成了一套更科学、更人性化的管理方案？对上述亲历者来说，它似乎只是将政府“一刀切式”的策略从官方文件挪到了健康码的后台。

根据健康码平台介绍，若对算法的判定结果存有疑义，个人只有通过官方给出的网络复核通道提交申诉，等待后续来自街道社区的核实。多位受访者表示，这里的核实，多指单方面提交手机运营商提供的定位信息，以证实自己近期的行动轨迹。这样说来，在申领健康码时授权给平台的个人定位信息，是否真的参与到了健康码算法的制定中呢？

提交复核申请的后一天，舒塔收到所在社区的回电：“我们也没有任何办法，你只能继续打卡，等它自己变绿”。有着相同经历的马丹等到的说法却是：“现在给你变绿也没有用，湖北人到了杭州照样回不了小区，需要自费集中隔离14天。”同时，还有人曾致电杭州疾控中心，对方明确告知，“你们的码是不可能绿的”。

持续申诉6天后，吴新在21日接到社区核对行动轨迹的通知，终于等来健康码转绿的一刻。实际上，拿到这一结果，与安庆疫情等级的下调直接相关——2月20日，杭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宣布，将此前几个省市逐步从重点疫区范围中调出。多位来自安庆、乐清的人士向端传媒证实，此后两天，在没有经过其他任何操作的情况下，自己的健康码就自动显示“正常”了。

人和信息正在融为一体，谁来定义“健康”？

科技媒体钛媒体主编刘湘明将健康码视为“一个被忽视的奇点事件”。他认为，健康码在事实上顺应了一个在过去10年缓慢发生的巨大变化——人和信息不再是原来分离的状态，而是正在融为一体。每个个体随身携带、唾手可得的信息生成了健康码，而这一产物，又成为了一个人新的信息和标签。

发表在知乎平台上的《吐槽杭州健康码，被大数据和机器支配的红牌持有者》一文作者对此有不同看法。自称“互联网电商领域律师”的作者指出，如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对于类似的机器自动化决策和识别系统有着非常详尽的指引，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有权不接受单独地基于自动化处理得出决定的制约——从而避免其对个人合法权利的侵犯。对照中国大陆，目前还没有正式应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最新《数据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也没有直接针对自动化决策的类似规定。

事实上，健康码嵌入的支付宝平台的服务协定中，提到过个人向该平台开放的身份信息：包括但不限于用户标识、支付宝账户、密码、手机号码、身份证件号码及生物识别信息（如指纹信息、人脸信息、声纹信息等）等——这几乎涵盖了所有能够识别数据主体（data subject）的信息。而为了获得在城市通行的权利，杭州人不得不交出上述所有信息。谁来保障这些信息的安全呢？

另一向度上，个人的行动轨迹也更进一步地落入政府的监控。据《纽约时报》报道，当检查点的工作人员扫描一个人的健康码时，他的当前位置似乎都会被发送到系统服务器上。来自无锡的余舒也对端传媒表示说，当地各检查点的保安会使用一款名为“灵锡”的当地公共服务软件扫描个人健康码，与此同时，他们的界面上会出现个人申领锡康码（注：无锡当地的健康码）时提交的照片，以做对比。在她的公司大楼里，将保安名单上报给所在区域公安局，名单内的保安人员便可登陆使用该App。

截至2月24日下午12时，据浙江省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公布，全省已累计发放健康码5047万张，占省总人口的近90%，其中持有绿码率达98.2％。这意味着，在浙江省内，还有将近一百万的人口，因为黄码或红码而生活受限。也意味着，还有10%的人口，在数据统治的时代，或许首先成了被放逐者。

林聪的爷爷奶奶的手机里没有安装支付宝，也基本不会使用微信。看疫情稍显缓解，老人家们又在家闷了整整一个月，林聪便建议他们出门走走。爷爷奶奶却说自己动不了，“因为没有绿码，怕出去了就回不来了”。林聪朋友的外公外婆也面临着相似的状况。

身在衢州的付杨的母亲也曾因没有健康码，被志愿者拦在超市门口。“我母亲当场就问他们，老人用不来手机要怎么办，难道就不准人进，让人饿死吗？”志愿者表示不太合理，但最终还是没让付杨的母亲进去。母亲回来以后，付杨只能立马帮她在支付宝申领了健康码。她说，这两天，超市、菜市场等公共场所的门口陆续开始有专人帮忙操作申领健康码，没有家人在身边的老人，可以让志愿者帮助代领。前提是，必须有一部智能手机。

健康码的应用范围仍在以惊人的速度扩大。

它开始成为各个企业和学校管理的一部分。2月19日，杭州政府网发布《关于“杭州健康码”赋能企业复工复产的通告》，要求全市企业全面使用“杭州健康码”进行员工健康管理。同天，阿里钉钉上线整合了钉钉员工健康打卡、企业健康码、无接触考勤等功能的“码上复工”平台。它被定义为一个实现“政府-企业-员工”联动的疫情防控社会化协同平台。企业员工须每日在钉钉端上健康打卡，汇报行动轨迹，并通过手机WIFI、地理位置、蓝牙等方式进行考勤。

据多位来自浙江省内的在校学生证实，2月20日左右，所有学校都开始要求在校学生完成健康码的申领。在杭州上大学的乐敏不明白：根据杭州教育局的口径——“疫情不结束，我们不开学”，学校为什么还要求所有异地学生申办杭州健康码？同样在杭州就学的谭可说，他的一位正在国外院校进行联合培养项目、短期内并不会回国的同学也被学校要求加入这一系统，他担忧，“这项措施似乎要长久施行”。

各省市的脚步也在相继跟上。截至目前，支付宝健康码已在全国超过200城上线、推广。其中，浙江、四川、海南、重庆、上海、云南、山西等省市已实现全覆盖。而从深圳起步的腾讯健康码，也已经陆续拓展至四川、黑龙江、重庆、广东、广州、武汉等地。据人民网2月17日讯，在国务院办公厅电子政务办的指导下，支付宝正基于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加快研发全国统一的疫情防控健康码系统。

2月21日，杭州健康码又进行了新一轮的升级，实现与电子健康卡、电子社保卡互联互通。通过健康码，市民就能完成挂号、就诊、检验检查、取药等一系列行为。疫情期间，市民预约挂号后，凭绿码、黄码到医院就医，红码人员则需通过救护车转送就医。2月26日，温州成为全国第二个可凭健康码看病的城市。

曾被困在地铁站进口的陈云说，虽然目前看来，”健康码看病”还是一种自愿的选项，但它难免让人开始担忧：在今后生活中，健康码似乎会越来越重要。这一担忧或许是对的。国际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部资深研究员王松莲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此前的重大事件，包括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都成为了政府引入超出其初衷的新监控工具的契机。新冠病毒的爆发，正在被证明是中国推广大规模监控史上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据新华网报道，这样的技术升级背后，的确有着更加深远的愿景：“杭州健康码”还将不断拓展和深化生产生活场景和智能应用，应用于城市全人群、生命全周期、健康全过程，实现‘一码在手，健康全城通’，成为助推’健康杭州‘建设的公共服务平台。”

未来，“健康”到底意味着什么？它的定义权掌握在谁的手上？它又会如何影响到我们的个人权利、社会角色，乃至日常生活的秩序？此刻，紧紧盯着二维码颜色的民众，无力关心，也无法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