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自由、紅色隔離，你是哪種顏色的二維碼？

人群被攔在杭州某地鐵進站口，越聚越多。2月20日傍晚，陳雲和很多乘客發現，證明他們具備出行資格的唯一憑據——健康碼，突然崩潰了。「大家的綠碼都不見了，需要重新填寫一遍信息，但又提交不成功。」陳雲說。

健康碼是一個有「紅黃綠」三種顏色的二維碼，由阿里巴巴旗下的釘釘平台（註：阿里巴巴集團為企業打造的免費溝通和協同平台，此前多應用於企業內部日常考勤）和螞蟻金服（阿里巴巴的關聯公司）旗下的支付寶打造，是「抗疫」期間在杭州出入、通行必需的電子健康證明——市內各個社區、地鐵站點、辦公樓、超市等入口，都立有相關告示，並配專人檢查，唯有擁有「綠碼」的人才可以在城市裏移動。

此刻，丟失了綠碼的乘客們被困在地鐵進站口。大家提議出示工作證明等，以替代無法顯示的實時健康碼，但都不獲允許。「基層被要求只認綠碼」，陳雲說。

這座被譽為「人間天堂」的城市正在努力恢復生氣。2月19日，西湖風景區重新開放，大型商場和街邊商鋪也相繼恢復營業，街上的人流肉眼可見地多了起來。28日，杭州市疫情防控指揮部進一步放開了復工限制，景點、餐飲、書店、美容美髮等服務經營類企業，皆可在實行「掃碼+測温」等防疫手段下復工。健康碼系統成為復工的重要保障網，出入任何場所都會聽到一句：「你好，請出示健康碼。」

被困20分鐘後，健康碼系統恢復正常，陳雲和其他乘客得以順利進站。這個小小的二維碼已掌控了杭州人的生活——無論他們是否樂意。人們至今沒弄清楚的是，決定了其活動半徑的紅、黃、綠色究竟是如何算出來的。以及，為獲得綠碼，他們都讓渡了哪些隱私和權利，這些權利，日後還要不要得回來。

疫情防控：從封閉式管理到健康碼通行

在支付寶App中搜索「杭州健康碼」，便可進入申領頁面，待填報完成當前所在地區、當前身體狀況、近14天是否離開所在城市、近14天是否接觸過新冠確診或疑似病人等信息後（基本證件信息及手機號已被默認填寫），就能拿到一張顯示為綠、紅或黃色的二維碼。

其中，綠碼表示可在杭州進出、通行；顯示紅碼者，實施14天的集中或居家隔離，在連續申報健康打卡14天正常後，將轉為綠碼；顯示黃碼者，進行7天以內的集中或居家隔離，在連續申報健康打卡不超過7天正常後，將轉為綠碼。

誕生之初，這個二維碼曾被寄予更人性化管理的厚望。

1月23日，武漢封城。隨後的短短5天裏，除神農架林區外的湖北省轄區均落實了疫區封鎖措施。這套「一刀切」的封閉式管控思路迅速從湖北蔓延向全中國。截至2月12日，至少207座城市宣布實施封閉式管理。

作為浙江省省會的杭州是其中最早的一批。2月4日凌晨，杭州市人民政府宣布全市實行封閉式管理。各社區、村莊開始分發出入通行證，限定每戶家庭每兩天指派一名家庭成員憑證外出採購生活物資，出入一律測量體温。

數以億計的中國人口被困在家中，以此來隔絕病毒的傳播。2月20日，中國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副主任曾益新發言稱，疫情防控工作取得顯著成效，全國每日新增確診病例從2月12日最高峰15152例，下降到2月20日的900例以內。但代價是巨大的。經濟學家任澤平預測說，若考慮所有行業損失及後續影響，2020一季度GDP增速可能破5。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對995家中小企業所做的一份聯合調查則顯示，近三成中小企業估計疫情導致其2020年營業收入下降幅度超過50%（點擊閲讀《消費停擺、中小企業告急，疫情令中國經濟付出哪些代價？》）。

復工迫在眉睫。各地方和機構陸續啟用健康打卡、返程復工登記報批、實名制登記等電子系統，實現個人信息即時彙報和可追溯。據《新京報》報導，2月初開始，已有十餘個城市的交通部門宣布在地鐵、公交、出租車上推行「實名制乘車」措施。此外，美團打車、嘀嗒出行等網約車平台也與政府部門合作搭建起「公共交通實名制乘車系統」……直到健康碼的出現，搭建了一個「集大成」的數據網絡平台。

2月9日，被視為全國電子商務中心的杭州率先推出「健康碼」系統：在釘釘杭州企業復工申報平台的框架下，杭州市餘杭區啟用「餘杭綠碼」，成為當地各檢查點通行的重要憑據。兩天後，面向杭州全市的健康碼於支付寶平台正式上線。支付寶是中國最大的第三方支付平台。截至2019年6月，其國內活躍用戶數達9億。從釘釘到支付寶，意味着健康碼可覆蓋用戶基數的大幅增加。

2月18日，杭州市人民政府發布通告，將「需主動申領杭州健康碼」的人群擴展至「全體市民和來杭返杭人員」，並進一步擴大了健康碼的應用範圍——全市域內，包括企業、商場、超市、地鐵、金融經營網點、醫療衞生機構、公交車、出租車（網約車）等在內的場所，均需憑健康綠碼通行。

與此前「一刀切式」的封閉式管理相比，健康碼似乎提供了一個更加科學、人性化的管理方式。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數字經濟研究院院長盤和林評價稱：「健康碼系統為精準疫情防控和復工復產提供了雙重支撐。」

然而，享受着相對便利的同時，置身於並不透明的算法之下的個體，亦常常體會到困惑與無力。

看不懂的算法：「只能天天刷自己的碼，寄希望於其突然變綠」

身在湖北荊州的舒塔已一個月沒有踏出家門了。2月12日，杭州健康碼系統上線次日，她早早申領了健康碼。因為來自「疫情核心」地區，一開始跳出的紅碼並沒有太出乎她的意料。舒塔按照規定，一面居家隔離，一面在線上進行每日健康打卡，等待其14天後自動轉色。直到2月23日一早——「好不容易打卡到紅碼變黃了，睡了一覺醒來發現又紅了。」

據支付寶健康碼團隊介紹，健康碼是一個開放的系統，算法及規則由各級政府來制定，支付寶則會根據政府的需求，提供相應的技術及產品層面的解決方案。杭州市委副書記張仲燦在接受《新聞1+1》 採訪時，曾提及算法涉及的三個維度：一是空間維度，根據疫情風險程度，杭州市的大數據公司按照有關數據已經可以精確到鄉鎮（街道）；第二個是時間維度，即去過疫區的次數以及時間的長短；第三個則是人際關係維度，即與密切接人員接觸狀態。這些維度量化賦分，最終生成相應的三色碼。

上述解釋，是官方目前給出的關於健康碼算法最為詳細的一份說明。在新華社2月21日的發文中，健康碼團隊技術負責人蔣大益透露，除支付寶技術團隊外，一起開展健康碼建設工作的，還有杭州市數據資源管理局、公安技術組、數據服務企業。但是，沒有人確切知道，所謂的後台數據庫，在多大程度上打通了各個部門、平台的數據，從而在多大程度上共享用戶的數據信息。

端傳媒記者在健康碼的申領過程中尋找授權個人數據信息的說明，僅在必須勾選的「本人承諾」部分看到一句相關提示：「為疫情防控，本人同意以上信息及手機定位信息依法提交所在轄區疫情防控部門統籌管理」。

此外，用戶承諾部分還對信息內容的真實性及完整性做出了要求——如果信息有誤或缺失，填寫人須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2月12日至2月15日，杭州市衞健委就發布了兩則《關於不誠信填寫『杭州健康碼』信息的人員的通報》，涉及1000多人，並將其健康碼轉為紅碼。

生活在杭州的蔡蔡透露說，她的幾位同事都有過綠碼轉色的經歷。回憶起來，一位的綠碼是在一次外出消費後變紅的——可能是進入或路過了市內疫情風險較高的地區；另一位追溯轉黃的時間點，是去醫院購買感冒藥的那天。蔡蔡同事的經歷並非個例。在微博搜索「杭州健康碼」、「綠碼變紅碼」等話題，會發現不少類似的情況：乘坐公共交通、騎共享單車、前往超市購物，都有隨時轉紅的風險。

剛剛恢復的生活也可能隨時被打斷。復工以來，李飄零一直過着公司、家裏兩點一線的生活。2月28日，下班回到小區，她照例掃碼，才發現之前保障自己「暢通無阻」的綠碼忽然跳成了黃色。「小區阿姨看我的臉色立馬就變了，就像我是確診病人一樣。急急忙忙地打電話給上級彙報，叮囑我必須在家隔離。」李飄零感到手足無措，「下週還要上班呢，我能不能知道是什麼原因？」

她的疑問沒有被解答。事實上，系統究竟是通過怎樣的算法判定綠碼轉紅的、使用者又該如何避免經過「高危地區」，平台一直沒有給出回答。不僅如此，平台的判斷標準還會出現朝令夕改的情況。

點進當天的健康打卡頁面，舒塔發現，一個熟悉的問題被做了改動：此前需要勾選的「是否在最近14天離開過杭州或當前所在城市」，變為了選擇「你當前所在的位置：杭州、湖北或者其他」(除此以外，每日健康打卡的問題還包括當天健康情況，是否與確診病患接觸）。「湖北」這一省域選項被單獨拎出，顯得十分「刺目」。舒塔猜想，健康碼的忽然轉紅，應該也是系統針對湖北戶籍和所在地的信息，悄無聲息地進行了一次整體調整。

「所以這個健康打卡的意義在哪裏？什麼時候能打卡到綠碼？」舒塔不知道，新一輪的14天前面，會不會還有另一個14天在等着她。

事實上，隨着頻繁更新、變向的防控政策，綠碼「集體」轉紅的現象早前就已出現。2月12日，杭州多區將河南信陽及南陽、安徽安慶、浙江樂清列為一類重點疫區。此後幾天，正在返程途中，甚至已經在杭超過14天的「重點疫區人員」都「一刀切」地受到了算法的牽連。

曉楠是在2月15日乘坐高鐵從安慶返杭的。一天時間裏，她接連經歷了健康碼由綠轉紅、無處可去、再到集中隔離。「上午出門時還是綠碼，下午到杭州就變紅碼了。」因為是紅碼，曉楠進不了小區，回不了公司，也找不到願意接收自己的酒店。最終還是在同事的幫助下，找到了一家提供集中隔離的酒店，開始漫長的隔離期。

吳新早在2月1日就回到了杭州。同樣是在15日，自我隔離期結束當天，綠碼變紅了。後來她才知道，那天，持有「3408」開頭的身份證號的人（註：安慶身份證前4位）幾乎都「中招」了。因為她的紅碼，家人的綠碼也在兩天後齊刷刷地變成了紅碼。吳新覺得愧疚又焦急。她嘗試求助社區、網上覆核、撥打市長熱線，不斷地排隊、等待，幾天過去，也沒有收到回覆，「就像『無頭蒼蠅』一樣，只能天天刷自己的碼，打卡無數次，寄希望於其突然變綠。」

背靠中國頂尖互聯網公司的健康碼，在獲取用戶讓渡的大量個人數據後，是否真正形成了一套更科學、更人性化的管理方案？對上述親歷者來說，它似乎只是將政府「一刀切式」的策略從官方文件挪到了健康碼的後台。

根據健康碼平台介紹，若對算法的判定結果存有疑義，個人只有通過官方給出的網絡複核通道提交申訴，等待後續來自街道社區的核實。多位受訪者表示，這裏的核實，多指單方面提交手機運營商提供的定位信息，以證實自己近期的行動軌跡。這樣說來，在申領健康碼時授權給平台的個人定位信息，是否真的參與到了健康碼算法的制定中呢？

提交複核申請的後一天，舒塔收到所在社區的回電：「我們也沒有任何辦法，你只能繼續打卡，等它自己變綠」。有着相同經歷的馬丹等到的說法卻是：「現在給你變綠也沒有用，湖北人到了杭州照樣回不了小區，需要自費集中隔離14天。」同時，還有人曾致電杭州疾控中心，對方明確告知，「你們的碼是不可能綠的」。

持續申訴6天後，吳新在21日接到社區核對行動軌跡的通知，終於等來健康碼轉綠的一刻。實際上，拿到這一結果，與安慶疫情等級的下調直接相關——2月20日，杭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宣布，將此前幾個省市逐步從重點疫區範圍中調出。多位來自安慶、樂清的人士向端傳媒證實，此後兩天，在沒有經過其他任何操作的情況下，自己的健康碼就自動顯示「正常」了。

人和信息正在融為一體，誰來定義「健康」？

科技媒體鈦媒體主編劉湘明將健康碼視為「一個被忽視的奇點事件」。他認為，健康碼在事實上順應了一個在過去10年緩慢發生的巨大變化——人和信息不再是原來分離的狀態，而是正在融為一體。每個個體隨身攜帶、唾手可得的信息生成了健康碼，而這一產物，又成為了一個人新的信息和標籤。

發表在知乎平台上的《吐槽杭州健康碼，被大數據和機器支配的紅牌持有者》一文作者對此有不同看法。自稱「互聯網電商領域律師」的作者指出，如歐盟的《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對於類似的機器自動化決策和識別系統有着非常詳盡的指引，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我們有權不接受單獨地基於自動化處理得出決定的制約——從而避免其對個人合法權利的侵犯。對照中國大陸，目前還沒有正式應用的個人信息保護法，最新《數據安全管理辦法(徵求意見稿)》中，也沒有直接針對自動化決策的類似規定。

事實上，健康碼嵌入的支付寶平台的服務協定中，提到過個人向該平台開放的身份信息：包括但不限於用戶標識、支付寶賬戶、密碼、手機號碼、身份證件號碼及生物識別信息（如指紋信息、人臉信息、聲紋信息等）等——這幾乎涵蓋了所有能夠識別數據主體（data subject）的信息。而為了獲得在城市通行的權利，杭州人不得不交出上述所有信息。誰來保障這些信息的安全呢？

另一向度上，個人的行動軌跡也更進一步地落入政府的監控。據《紐約時報》報導，當檢查點的工作人員掃描一個人的健康碼時，他的當前位置似乎都會被發送到系統服務器上。來自無錫的餘舒也對端傳媒表示說，當地各檢查點的保安會使用一款名為「靈錫」的當地公共服務軟件掃描個人健康碼，與此同時，他們的界面上會出現個人申領錫康碼（註：無錫當地的健康碼）時提交的照片，以做對比。在她的公司大樓裏，將保安名單上報給所在區域公安局，名單內的保安人員便可登陸使用該App。

截至2月24日下午12時，據浙江省疫情防控工作新聞發布會公布，全省已累計發放健康碼5047萬張，佔省總人口的近90%，其中持有綠碼率達98.2％。這意味着，在浙江省內，還有將近一百萬的人口，因為黃碼或紅碼而生活受限。也意味着，還有10%的人口，在數據統治的時代，或許首先成了被放逐者。

林聰的爺爺奶奶的手機裏沒有安裝支付寶，也基本不會使用微信。看疫情稍顯緩解，老人家們又在家悶了整整一個月，林聰便建議他們出門走走。爺爺奶奶卻說自己動不了，「因為沒有綠碼，怕出去了就回不來了」。林聰朋友的外公外婆也面臨着相似的狀況。

身在衢州的付楊的母親也曾因沒有健康碼，被志願者攔在超市門口。「我母親當場就問他們，老人用不來手機要怎麼辦，難道就不準人進，讓人餓死嗎？」志願者表示不太合理，但最終還是沒讓付楊的母親進去。母親回來以後，付楊只能立馬幫她在支付寶申領了健康碼。她說，這兩天，超市、菜市場等公共場所的門口陸續開始有專人幫忙操作申領健康碼，沒有家人在身邊的老人，可以讓志願者幫助代領。前提是，必須有一部智能手機。

健康碼的應用範圍仍在以驚人的速度擴大。

它開始成為各個企業和學校管理的一部分。2月19日，杭州政府網發布《關於「杭州健康碼」賦能企業復工復產的通告》，要求全市企業全面使用「杭州健康碼」進行員工健康管理。同天，阿里釘釘上線整合了釘釘員工健康打卡、企業健康碼、無接觸考勤等功能的「碼上覆工」平台。它被定義為一個實現「政府-企業-員工」聯動的疫情防控社會化協同平台。企業員工須每日在釘釘端上健康打卡，彙報行動軌跡，並通過手機WIFI、地理位置、藍牙等方式進行考勤。

據多位來自浙江省內的在校學生證實，2月20日左右，所有學校都開始要求在校學生完成健康碼的申領。在杭州上大學的樂敏不明白：根據杭州教育局的口徑——「疫情不結束，我們不開學」，學校為什麼還要求所有異地學生申辦杭州健康碼？同樣在杭州就學的譚可說，他的一位正在國外院校進行聯合培養項目、短期內並不會回國的同學也被學校要求加入這一系統，他擔憂，「這項措施似乎要長久施行」。

各省市的腳步也在相繼跟上。截至目前，支付寶健康碼已在全國超過200城上線、推廣。其中，浙江、四川、海南、重慶、上海、雲南、山西等省市已實現全覆蓋。而從深圳起步的騰訊健康碼，也已經陸續拓展至四川、黑龍江、重慶、廣東、廣州、武漢等地。據人民網2月17日訊，在國務院辦公廳電子政務辦的指導下，支付寶正基於全國一體化政務服務平台，加快研發全國統一的疫情防控健康碼系統。

2月21日，杭州健康碼又進行了新一輪的升級，實現與電子健康卡、電子社保卡互聯互通。通過健康碼，市民就能完成掛號、就診、檢驗檢查、取藥等一系列行為。疫情期間，市民預約掛號後，憑綠碼、黃碼到醫院就醫，紅碼人員則需通過救護車轉送就醫。2月26日，温州成為全國第二個可憑健康碼看病的城市。

曾被困在地鐵站進口的陳雲說，雖然目前看來，」健康碼看病」還是一種自願的選項，但它難免讓人開始擔憂：在今後生活中，健康碼似乎會越來越重要。這一擔憂或許是對的。國際組織人權觀察中國部資深研究員王松蓮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表示，此前的重大事件，包括2008年北京奧運會和2010年上海世博會，都成為了政府引入超出其初衷的新監控工具的契機。新冠病毒的爆發，正在被證明是中國推廣大規模監控史上的標誌性事件之一。

據新華網報導，這樣的技術升級背後，的確有着更加深遠的願景：「杭州健康碼」還將不斷拓展和深化生產生活場景和智能應用，應用於城市全人群、生命全週期、健康全過程，實現『一碼在手，健康全城通』，成為助推』健康杭州『建設的公共服務平台。」

未來，「健康」到底意味着什麼？它的定義權掌握在誰的手上？它又會如何影響到我們的個人權利、社會角色，乃至日常生活的秩序？此刻，緊緊盯着二維碼顏色的民眾，無力關心，也無法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