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赢家：澳门管治威信如何一朝翻盘？

一场抗疫记者会，一个特首的发言，让全澳门沸腾起来。

这天是2月4日，澳门新增2宗新冠肺炎确诊个案，累积病例增至10宗。疫情汹涌而至，行政长官贺一诚紧急召开记者会，宣布限购口罩、出入境测温等防疫措施；谁都没想到，当中包括一条攸关澳门经济命脉的15天赌场关闭令。

“崔世安做不到他口中所讲的‘阳光政府’，但贺一诚做到！”50岁的袁礼锋在家看着直播，兀然拍掌赞好。上任两个月不到的贺一诚，通过这场记者会获得社会普遍好评，天鸽风灾后被指管治能力低下的澳门政府，似乎在这一天完全翻盘。

突如其来的全民认同，旋即在网络折射出来：于贺一诚竞选特首后已停运的“贺一诚粉丝团”Facebook专页，久久没有更新，却在一夜间，赞好人数如井喷般由数百个飙升至3千个、微信朋友圈Facebook上铺天盖地的分享，众人都笑言自己“被贺一诚圈粉了”。

2月初，香港民意研究所及澳门民意调查研究学会分别公布两地市民对疫情，以及政府抗疫措施的意见调查报告。结果显示，澳门有近90%受访市民满意政府应对疫情的手法。在香港，则有75%受访市民不满港府表现。

港澳市民对两地政府抗疫表现的评价反差极大，香港甚至不乏羡慕澳门者。截至29日，澳门已连续25天没有新增确诊个案，而香港数字仍不断上升。澳门的防疫措施是否真的有效？处理手法是否有如外界所说的那样成功？香港历经2003年SARS一疫之后，为何表现仍有违公众期待？

“它说一定会有就一定会有”

1月22日，澳门出现首宗确诊个案，卫生局翌日即推出保障口罩供应计划。贺一诚当时表示政府已采购2000万个口罩，投放于协议药房，本地居民可持身份证或外地雇员身份认别证，到指定药房以澳门币8元购买10个口罩，10日后可以重复购买。另外，卫生局同时设立“抗疫专页”网站，有关口罩及鲜活食品的存货数字会于网页上同步更新。

按澳门现时人口67万人计算，2000万个口罩足以让每名市民分得约30个，应付一个月需求。当香港人走遍世界搜罗口罩的时候，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贺一诚扬言不惜代价在全球采购口罩，并承诺让澳门人以成本价购买。一下子，澳门市民对政府注满信心。

澳门立法会直选议员林玉凤告诉端传媒，澳门政府疫情管理拿捏得较准的一条线，是洞悉到“（做）哪一件事情会令人安心”；口罩供应计划正是澳门政府其中一项最重要的稳定民心措拖。

“你知道它（政府）继续一定会有，它不是说卖两轮就没有，它说一定会就有一定会有。”林玉凤说。她补充，2000万只是目前政府的口罩存货，各政府部门及私人机构从没有停止口罩采购的工作。截至2月29日，澳门当局已进行了共四轮的口罩供应计划，期间并没有出现断货或减少派发的情况。

澳门大学政府与公共行政学系助理教授杨鸣宇同样觉得，相对香港来说，澳门政府做得比较好的一件事，是公布了相关信息数据，增加透明度，从而稳定社会预期，“这些信息告诉你是充足的，整个社会就不会有太大的恐慌。”

口罩供应计划能如此迅速的推出，源自90年代开始，澳门政府开始逐步执行的“半医药分家”制度：市民经政府医生诊断后处方的部份药物，需要自行到政府认可的“联网药房”购买。林玉凤提到，2013年因大量内地水货客赴港澳抢购奶粉，掀起全城一翻抢购潮。澳门政府开始构建药房电子联网系统，确保每日有足够的奶粉定额供应予本地居民。

在既有电子联网系统之下，澳门政府只须与药房进行协商，就可以迅速稳定社会口罩供应。

相较之下，港府曾承诺向内地采购和储备足够数量的口罩。1月30日，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又称已促成近港府已与内地部门合作，已安排数千万个口罩通关清关，供港零售。然而，口罩最终有没有来，或是去了哪里，无人得知。

后至2月4日，特首林郑月娥承认港府在全球及内地的口罩采购“不太成功”；及后，更有人发现由惩教署生产的“CSI口罩”流出市面，但林郑月娥曾表示该批口罩并不会推出市场，事件引起社会多番质疑。

“（香港市民）排队、通宵、扎营都未必买得到，买不到的人又和商户有些争执……其实这类画面透过大众媒体的传播，即在疫症未真正蔓延的时候，大家的心就已经慌了。”澳门大学传播系助理教授李展鹏对端传媒说。

赌场停业与“封关”呼声

35岁的林惠儿，在赌场帐房任职近6年。4日晚上，她在微信工作群里收到主管消息：应政府指示，从明日（5日）起赌场将暂时关闭，员工无须上班。这一天，澳门确诊感染个案增至10宗，贺一诚下令赌场和娱乐场所暂停运营15天。

“很罕见，从来没有试过赌场是会关门的。”林惠儿说。

根据澳门财政局的2018年数字，博彩业直接税占澳门政府中央帐目总收入近8成。作为澳门经济命脉的博彩业毅然停摆，贺一诚当时直言：“今年一定是赤字预算。”而为释除员工忧虑，六大博彩企业承诺赌场停运期间仍会如常支付薪资。

不过，林惠儿说，她任职的博企并无实施相关安排，一众员工先愕然后鼓噪。无薪休假15天，众员工认为疫情当头，公司并无负起社会责任。对此，林惠儿束手无策，坦承对生活开支造成一定的压力，但她仍然对政府感到满意，认为贺一诚下了一个好决定：“没有粮出都是好的，起码保障到健康。”

林玉凤则明言，当局关闭赌场是降低人口流动、减少病毒传播最有效的做法。

根据澳门统计局数字，全澳博彩业就业人数逾8万人，当中2成为外地雇员；以今年农历新年黄金周计算，平均每日有超过3万外雇来回珠海与澳门。面对每日庞大的人口流动，要求政府“封关”的呼声日高。26日，新澳门学社及林玉凤先后曾到政府总部递信，促请政府颁令限制通关，禁止内地旅客入境澳门。

2月4日，贺一诚虽以城市运作受影响为由称“不会封关”，但关闭赌场之举，已切断旅客及外雇往澳的主要动机，令澳门社会不满情绪降温。“他没有做到我们最简单说的那句说话：‘封关’，但他做了很多事情是实际上有那个效果，就是实际上将人员流动减到最低。”林玉凤说。

“我觉得可能比较重要一点，就是因为澳门已经连续多天没有新确诊（个案）。”杨鸣宇认为，政府可以此反证：即使没有完全封关，目前措施经已有效控制疫情扩散。但相反，香港政府并无法拥有这一条件，“因为香港确诊（个案）仍然是在增长。”

香港确诊个案日增，市民对港府“封关”的呼声亦愈发强烈。

1月底，林郑月娥表示贸然截断所有与内地往来是不适宜和不切实际。她又援引世卫所言，谓防疫不应采取助长歧视的行动，称大家要互谅互让，“不是去针对式排斥某些部分人。”

在口罩供应变得紧绌，“封关”诉求被拒，前线医护人员压力日增的结合下，一种集体的愤怒开始蔓延于香港社会。2月3日，医护业界牵头发起罢工，促政府回应诉求，惟林郑坚拒完全封关。不过，近日韩国确诊个案飙升至二千多宗，港府骤然宣布自25日起，禁止自韩国抵港的非港人入境。指示一出，引起社会舆论声讨：质疑港府“双重标准”，又认为事件正正显示港府决策时带有的政治考量。

截至2月29日，香港确诊数个案已达94宗，仍然人心惶惶，而澳门已超过25天没有新增个案。2月20日凌晨起，澳门赌场逐步重开，但在内地疫情仍未歇止的情况下，数万名外雇涌至，这掀起了另一番争议，为疫情添上变数。

被忽视的内交能力

内交能力成为港澳政府抗疫成效的重要分野。

至今，超过2千名港人仍然滞留湖北无法返港，多名议员先后收到滞留港人求助，表示无论在医药还是物资方面已出现短缺的情况，并对此感到焦虑。港府12日表示“收到内地相关单位的通报”，证实当地有港人确诊感染。惟接送港人的方式，以及隔离安排一事一直悬而未决，直至24日，港府宣布将派包机于下周分批接回滞留港人，预计3月初才能成事。

当外界质疑港府与内地相关部门沟通不足，林郑月娥18日曾强调，有关工作不存在受内地当局拒绝或不配合。尽管滞留港人事件现时已逐渐明朗化，但可见的是，在疫情初期，澳门与内地保持紧密沟通，并且快速反应的合作。

1月22日，澳门出现首宗确诊个案。同日，贺一诚率先与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会面，听取防控疫情意见。而随着疫情披露，23日，贺一诚首次召开记者会时，已公布在澳湖北人数字，并与珠海市政府举行联防工作会议；两地出入境部门同时实施测温措施，禁止有发烧病症的人士进出两地，形成循环感染。

“其实澳门是卸了很多力去珠海那里。”林玉凤说，珠海对于澳门抗疫有一定程度的帮助。

1月27日，任何来自湖北或14天内曾到湖北的非澳门居民，入境时需要出示医生证明，确定无感染新冠肺炎。另一边厢，澳门政府开始追踪在澳门的湖北省人士，对其进行集中统一管理：如无病征的可自行返回内地，否则需入住隔离营。

据林玉凤了解，当在澳湖北人出境时，澳门政府需要通知珠海有关部门。而珠海及中山均设有定点酒店供滞留当地的湖北人入住，“这个是一个合作来的，珠海是知道我们送了多少人回去。”而这个举动靠的是贺一诚的内交能力——经常与珠海当局协调、促成区域协作。

与澳门相比，香港虽早于1月27日已禁止所有湖北省居民，及过去14日曾到湖北省的非香港居民入境，但却未有掌握在港湖北人的准确数字，亦无对其进行追踪；而林郑月娥先后多次强调，港府与广东省在防疫工作紧密配合。不过，随着疫情发展的速度及输入性个案数字上升，两地合作的成效也遭遇了质疑。

澳门资深民主派议员吴国昌则告诉端传媒，当下的珠澳合作，正是建立在两地一贯的沟通之上：“这些沟通方式以前做过好多次，就容易做到这些功夫。”

他提到，两地政府为提升管治水平，会不时组织研讨会议及交流活动，促进部门间的工作联系。而如这一次，澳门当局要对入境湖北人士进行追踪时，两地循一贯紧密关系，便能在短时间内相互获取资料，开展行动。吴国昌更言，“这个手段未必一定要贺一诚出马，相关部门都可以做得到。”

谁能雷厉风行？澳门政府的变奏

林惠儿忆起当日特首记者会结束，贺一诚的“金句”在整个社交媒体像开了锅一样沸腾起来：“葡萄牙都已经被我们买光了”、“花无百日红，储备现在不用等何时用？”整个晚上，朋友们七嘴八舌地讨论，大家又一致笑言：“如果是上一任特首就死定了！”

当晚，澳门民主派议员区锦新在Facebook上这样写道：“贺生一早就预告了疫情扩散或恶化就会关闭赌场，果然履行承诺，快速果断，确实值得称讃。”新晋的民主派议员苏嘉豪则再向政府提出压缩人流的建议，但同样认为政府“关闭赌场做法正确”。

一下子，网络出现舆论一面倒的现象。林玉凤苦笑：“如果你见过天鸽的澳门，你就会赞得落口。”同样的道理，澳门市民连日来的狂热表现，在杨鸣宇看来，源自一直无法回避的比较对象——上任特首崔世安。

崔世安在任十年，澳门社会起伏跌宕，先有多项政策惹非议，后强台风“天鸽”曝露政府长年管治失效，民怨飙升。在这个求变及换届的节点上，贺一诚于此次疫情所呈现的果敢与平实，恰恰是澳门市民在过去十年看不到、而又期待著的。

“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很自然就会去推移——‘如果现在还是崔世安当特首的话，他能不能够做到同样的反应？’这个是一个疑问。”崔世安又能否在记者会上条理清晰、阐释政府的工作及回答社会问题，杨鸣宇在此再打下一个很大的问号。

贺一诚过去十年为澳门立法会主席，又曾担任澳门四大社团之一——澳门中华总商会的常务理事。在各种体系打滚多年的经验，危机当头，会否有助于贺一诚决策的表现？林玉凤直言，从传统社团到立法会，贺一诚所积累下来的人脉与经验，均使其拥有着一定的认受性及“江湖地位”。

在政府的层面，“他十年天天在听我们议员发言、看质询、看辩论，我觉得他对澳门人如何批评政府，或者政府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他比较了如指掌，他比较知道这个政府欠什么。”她说，最终这十年，使得贺一诚在处理危机上反应快、决策快。

在素有“社团社会”之称的澳门，社团一直在澳门社会服务及政治参与上扮演着关键角色。自回归前，社团已在社会深耕立足，尽得市民的支持与依赖。回归后，社团可登记为法人选民，不仅能间接参与行政长官选举、立法会选举，众多建制派议员更原于社团内担任领导工作。

正因如此，林玉凤指出，贺一诚今次在疫情指挥中，要与任何人沟通联络都相对容易，而所谓传统的建制阵营都会听、会愿意和他合作。但回看港府，林郑月娥在抗疫决策上的决定，不仅引来社会及反对派的不满，亦曾惹来行会成员及多名建制派的议员的批评。

陷入信任危机的死循环

回看历史，2003年SARS疫情爆发，香港大量市民和医护人员染病离世；当时澳门最后只录得一宗感染个案。17年后的今日，两地同样面对汹涌疫情，外界普遍预期，抗疫经验应较为丰富的香港应已汲取当年教训，今次应会做得更好更快，但为何如今表现更被嘲不如澳门？

“并不是澳门做得真的这么好，只不过是香港相对做得比较差。”杨鸣宇一锤定音。

他认为，两地政府表象的差异背后，造成市民评价两极的症结，实际在于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互信问题，而问题的源头始于半年前的反修例运动。

2019年6月，香港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社会运动。抗争延烧近三个月后，林郑月娥方宣布撤回修例，惟当时社会焦点更大程度上已转移至追究警暴问题，甚至更深层的政制问题。

去年10月，香港民意研究所公布有关特首及政府的民望指数，结果显示，林郑月娥的评分只获20.2分，民望净值为-71%，数字创历任特首新低。当时民研主席钟庭耀直言，林郑月娥的民望已到达一个“难以相信”的分数。

就正在修例风波愈演愈烈之时，新冠肺炎疫情袭来。杨鸣宇认为，在港府的民望和威信跌至低点的情况下，政府决策变得相当被动，而管治状态更步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相对来说，就是你（政府）做得好，大家会觉得你是应该的；那做得不完善的时候就会马上受到批评，然后就会反过来进一步恶化对政府的不信任。”

2月25日，民研再公布最新民调，结果显示，林郑月娥的评分跌至18.2分，民望净值为-74%，而反对率高至83%，所有数字均为其上任以来最差的纪录。 另外，港人对香港政府的不信任比率为76%，创1992年调查开展以来的新高。

杨鸣宇明言，现时无论政府如何“出招”抗疫防疫，倘若未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时，社会对政府长期积累下来的不满，“就会一定被发泄出来。”

反修例延续的斗争情绪

1月底，澳门民主派议员吴国昌曾到香港多区考察防疫措施的执行。

“有些人说她（林郑月娥）要听‘阿爷’话、有些人觉得，在政治上她不想迁就向政府施压的民意太多，因为迁就太多（变相）鼓励得寸进尺……”吴国昌认为，这虽是民间的猜想，无从证实，“但香港特首似乎比较有这个嗜好，挑着概念上的分歧或灰色地带来‘嗌交’（吵架）。”

自香港出现第一宗确诊感染个案开始，社会要政府“封关”的呼声甚嚣尘上。林郑月娥先称贸然与其他地方截断往来是“不适宜，亦不切实际”。其后虽宣布再进一步关闭多个口岸，但却坚称有关措施与医护罢工完全无关，更明言“任何人认为用极端的手段威逼特区政府，都不会得逞”。

事实上，林郑月娥类似强硬的态度和说法，亦常见于过去由反修例所引起的冲突中。去年11月，有网民发起全港三罢，后酿成多区冲突，林郑月娥见记者时语调严厉，强调示威者用暴力争取政治诉求“不会得逞”。

自反修例风波以来，港府一贯以强势言词回应社会诉求，对各界提出的修复社会方案亦充耳不闻，延续到今次疫情，林玉凤认为，现时香港社会与政府之间均笼罩在同一种“斗争思维”，而林郑政府是心里有戏、亦“有少少放不低那种斗争事业”。

2月15日，政制及内地事务局长聂德权表示，因现时社会对政府信任度低，应对疫情较03年SARS时更困难。不过，他同时把一部份责任归咎于过去的社会气氛及市民的责任，指出政府除了应付疫情，还是处理政情，“就是那种纷争及采取一些很激烈、很暴力的手法破坏”，以致疫情控制上“很困难”。

《苹果日报》日前取得的一份由特首办撰写、据悉已向中央提交的抗疫工作报告，而至今港府并没有对此报告作出任何回应。

港府在该份抗疫报告中撰道，现时抗疫的失效，乃为反修例风波时所造成的社会动乱，而反对派及激进网民持续抹黑造谣，则令政府目前抗疫工作“百上加斤”。其又将早前医护界罢工行动解读为“激进反修例分子借机闹事”，且认为当时“全面封关”的呼声“和反修例时同出一辙”。

1月25日，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院长梁卓伟曾强调，抗疫工作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尤其政治，一定要摒弃”。不过，无论从政府官员的说词，或是由特首办所撰写的抗疫报告，均与科学无甚关系。

林玉凤说，每件事均会含有政治敏感的元素，但从哪一方面去解读社会的诉求则是政府的选择。她以“封关”的诉求作比，提到疫情在香港迅速延蔓之际，曾有不少学者倡议政府考虑“封关”，但政府却漠视学者、社会意见，反视之为反修例情绪的延续。

疫情之下，林玉凤认为港府的选择很明显：“香港就进入了一个循环、恶性循环，就是它（政府）永远就可能选择了去解读最坏那边。”

“好”与“坏”，该如何比较？

新冠肺炎的爆发，抗疫的剧本在两地政府不同的背景下展开。抗疫的最终结果虽还未显现，但贺一诚已在两地社会间获得了不少的肯定。

这种肯定，在吴国昌看来，现届政府及特首只是“做了正当的工作”。他指出，现时政府所实行的应对手段，早已存在于固有的危机处理方案之中；而为掌握疫情发展，政府“只不过把它拿出来，正常地、及时地去推出。”

吴国昌又强调，现行的一部份防疫措施仍具有争议性，而在疫情未完全受控底下，社会仍有相当多的不确定性与风险，各种缓解措施的效果亦尽是未知，“一切都要看下去。”

自2月20日，澳门赌场逐步重开，社会运作同时开始调整恢复。为配合社会各行业开始复工，澳门当局颁令，入境前14天曾到内地的外雇，须先在珠海进行隔离观察14日，并须持有关证明方可入境；但仍未有对从内地入境的本地居民作出任何限制。

不过，消息自17日公布后，逾2万名居内地外雇趁实施日前返澳；事件引起民间反弹，声音认为政府决策仓猝，扩大防疫缺口。而就赌场重开一事，新澳博彩员工权益会理事长周锈芳曾批评，赌场内人与人之间的接触相当密切，而目前疫情尚未降温，政府现时决定重开赌场是“十分不负责任”。她又理解，如果政府为了经济要重开赌场，实属无可厚非，但是其斥重开之后，“根本没有客人”。

李展鹏亦指出，虽然澳门已连续两星期没有新增确诊个案，但因邻近地区疫情仍在扩散，赌场现时重开，政府或会令市民误以为疫情经已受控，致民间开始松懈，造成危机。而澳门对入境旅客并无实施强制检疫措施，病毒或会因此传播，散落在澳门各区，“隐忧是依然存在。”

至于谈到比较，社会素有声音认为，港澳两地社会背景及硬性条件截然不同，就单一事件将两者比较不尽公平，甚至连林郑月娥也是这样看：18日，当被问到是否认为澳门的防疫工作较出色，林郑月娥当时强调港澳情况“非常之不同”，“希望大家不要用这种比较的方法。”

“我们做了这些（措施），香港可能做同一件事未必有同样的效果，或者根本无法仿效。”林玉凤认同，港澳不可以完全作一个对等的比较。但她觉得依然可以去比较的，是两地政府在自己的政策和资源的有限条件里面，有没有尽量去顾及公众忧虑、去安定民心。

同一个问题，对于强调政治结构约束作用的研究学者而言，杨鸣宇认为，香港的民主化程度较高，特首所受的约束定然会比澳门的大。但事实上，两地的政治制度设计本质上相似，所以当受到相若制度约束时，不同特首之间所表现出来的差异，“说到底，就是他本身的能力问题，以及他想不想去做事。”

近日，林玉凤翻起2003年曾写过的一则评论，谈起对香港如何应对SARS的手法，内容这样写道：

“记得疫情在香港爆发的最初，官员答记者问的时候说，疫症没有在香港爆发，也不会在社区蔓延……后来，每天平均有二十多人染病，还一直说疫情受到控制……”

17年过去，香港政治气候转换，人心走向大变，时局不可与当年同日而言。但如今疫症再度临城，记忆乍现，林玉凤觉得，现在的林郑月娥和时任特首董建华很相似——“他们好像很乐观，觉得每一件事都不是问题。”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袁礼锋、林惠儿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