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预警迟到，谁在推卸责任？

从2019年12月26日湖北中西医结合医院向疾控中心报告肺炎病例，到1月20日晚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在央视直播中表示：“肯定有人传人现象”，一共过去了25天。

这25天里，湖北省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下称“卫健委”）多次表示“未发现明确人传人现象”；武汉市公安局“依法处理”了8名散布疫情“谣言”的人；武汉市和湖北省如期召开政协、人大“两会”；武汉百步亭社区举行了有4万多个家庭参加的“万家宴”。在这44天中，从各地政府到民间，均无足够预警和戒备，疫情悄然在人群中蔓延开来。虽然1月20日之后，中国史上最大规模的防疫行动铺开，封城控人，四处堵截，但感染的基数巨大，导致疫情远远超过了17年前的非典新型肺炎“SARS”。截至2020年2月10日，中国大陆已有超过4万人确诊，死亡超过900例。

生活不便、行动受限、农历新年的欢喜变成了在家度日，而在疫区，每天都传来求助诉苦的声音。民间舆情因此汹涌，质疑官方为何迟迟不披露疫情，也质问为何整个疾控体系没有及早判断清楚情况，及早采取下决心开展防治。随著“吹哨人”李文亮医生的不幸病逝，声讨与问责的声音达到了一个高潮。半个月里，各种各样的愤怒的矢石，飞向了湖北省、武汉市政府，飞向了国家卫健委和国家疾控中心。

究竟谁应该为疫情的瞒报、延报负责？从地方政府到中央机构，上演了一场“击鼓传锅”。

地方政府需要什么授权？

1月31日晚，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1+1》节目中，主持人白岩松问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武汉警觉是否够？马国强回应称，如果能早点采取措施会更好，并表示12月底，武汉已经将情况上报国家卫生与健康委员会（卫健委）。卫健委是国务院主管卫生的部门，由曾经的卫生部到卫计委一路改制而来。

1月23日，在武汉封城的当日，国家卫健委发布17例新型肺炎死亡案例，详细介绍了死亡病例信息和病情。有网友发现，有死者12月20日左右就开始发热。他们迅速将不满指向了武汉政府对疫情的封锁——“时隔了一个月，武汉政府才重视起来……这是什么魔鬼效率啊……”那几日，微博上也可见许多对地方政府的批评乃至攻击——“当时抓了8个造谣人的时候……政府要是及时处理，多加管控，老百姓也就知道病情什么情况了该治疗治疗。传染也不会有现在这么大吧…”亦有网友表示：“希望对武汉政府相关负责人作出严惩！”、“市长引咎辞职吧！”

部分带有官方身份的声音很快加入了对武汉地方政府的批评。23日，《环球时报》发文《武汉行动慢了教训沉痛，其他地方一定要放弃侥幸加速应对》，指武汉没能在第一时间将新型冠状病毒封死在最小的范围内，实际应对措施显然缓慢了，没有实行全部面隔离治疗，是一记沉重教训。文中称，很担心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会存在武汉早期的侥幸心理，把避免“形成社会恐慌”作为制定政策的优先考量，强调“内紧外松”，结果反而造成不好的结果。

看起来，武汉地方政府似乎是难辞其咎，“锅”稳稳地背上了。

一片声讨中，武汉市市长周先旺在一次直播采访中透露了一条信息。在1月27日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周先旺先是表达对疫情反应不及时的检讨，提到自己和市委书记马国强愿意“革职以谢天下”。然后他声称封城是马国强和自己下的决定：“马国强说我们承担什么责任都可以，如果人民群众对我们有意见，我们革职以谢天下，只要把疫情控制好我们都愿意。”

随后，周先旺紧接著记者的问题说：“传染病有传染病治法，它必须依法披露，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这个信息以后，授权以后，我才能披露。”

这一句话，把预警的责任，甩给了比武汉市更高级的行政部门。

主持人迅速切换到了另一个话题，但这番话已经覆水难收。有网友认为周先旺在“甩锅”：“作为地方政府，这句话是把责任推给中央政府吗？你的骂名不在封城，而在于封太晚了”，但也有网友回应认为有道理：“他能决定封城时间？湖北省会、国家中心城市是他有资格（封）的？一个连省委常委都进不去的人。”

且不论封城的锅应该交给谁背，在当天的采访中，周先旺回应了消息公布是否及时的问题，将“武汉行动慢了”的指责打了回去。网民很快领会到周的意思，然后激烈争辩了起来：“周也是背锅侠”、“无能就是罪”、“盘根错接，难啊”……

如果说周先旺的解释看起来还有些“语焉不详”，那么1月31日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的发言则对“武汉慢了”的指责给出了明确“反击”。在对提问者白岩松解释说武汉一早将疫情上报给了卫健委之后，马国强用很长的一段话解释了几个时间节点：“12月27日发现患者，武汉市卫健部门要求武汉市所有医院上报是不是有类似患者，12月30日、31日，因其他医院有类似患者，武汉即上报了国家卫健委。在1月12日、13日，武汉采取测温等措施，到1月20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召开国务院常务委员会，国家卫健委把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界定为乙类传染病。”他同时说，如果1月12日、13日就能采取像23日采取的控制交通出行措施，可能疫情会缓解。

“授权以后，我才能披露。特别是元月20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确定了这个病作为乙类传染病，并进行甲类传染病的管理，而且要求属地负责。从这之后，我们认为我们的工作就主动多了。”马国强这番话，和周先旺此前所说的类似。

根据2004年12月1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国将传染病分为“甲类”、“乙类”和“丙类”三类，其中“甲类”只有两种：鼠疫和霍乱。“乙类”包括了艾滋病、病毒性肝炎、肺结核、疟疾和非典型性肺炎（SARS）等。其中，SARS和禽流感等数种“乙类”疾病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

《传染病防治法》中针对“甲类”传染病授予了地方政府应急的权力。“疫情控制”章节中规定，地方政府可以对甲类传染病爆发实施隔离、封锁、交通卫生检疫等措施。

然而，新冠肺炎属于新的不明疾病，按照《传染病防治法》，“其他乙类传染病和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需要采取本法所称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的，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及时报经国务院批准后予以公布，实施。”也就是说，在理论上，只有经过了国务院批准，武汉市政府才有可能对没有列入清单的新冠肺炎采取隔离、封锁等“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

这等于是武汉政府将“预警不及时”的锅，通过对《传染病防治法》的解释，甩给了国务院。

根据公开的信息，2020年1月20日钟南山率领专家组到武汉调研，宣布病毒会人传人。与此几乎同时，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召开了一场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内容除强调“压实属地防控责任”之外，还要求将新冠肺炎“纳入乙类传染病，采取甲类管理”。这一安排等同于正式向武汉政府授权。同日深夜，武汉正式成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周先旺任指挥长。

时间上的重合似乎佐证了周先旺和马国强的陈述。

值得注意的是，在孙春兰召开会议之前的当日稍早时，中央媒体宣布了一条消息：刚出访缅甸回国，还在云南考察的习近平对疫情作出了“重要指示”，这是公开资料中习第一次对肺炎疫情作出反应。随后，李克强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尽管有市长和书记连番试图“甩锅”，但网民对武汉市政府的批判，仍在一月底二月初达到最高点。有人将他们和湖北省的书记、省长并称为“F4天团”。各类有关他们的微博新闻下更是粗口横飞。这样直接在互联网上公开人身攻击四名“封疆大吏”的举动，为多年来未有。

但网民期待的省市领导“算账”和“下台”，也一直没有出现。

几乎同时，问责的声音从武汉市移向了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CDC）。

专家们是否刻意隐瞒？

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是卫健委下属的一个事业单位，卫健委是卫生健康领域的行政部门，而疾控中心属于“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承担的是有关传染病的“监测、预测、流行病学调查、疫情报告”等预防控制工作，为行政决策提供辅助和建议。

1月29日，全球著名的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刊发了一篇新论文。论文内讨论了425名新冠肺炎感染者的流行病学数据，发现在2020年1月1日前发病的病例中，有55％与华南海鲜市场相关，而在此后发病的病例中，仅8.6％与海鲜市场相关。有读者发现，文中提到1月初有多名医务人员感染，因而证明病毒可以人传人。

随即，网民发现，论文作者包括中国疾控中心（CDC）主任高福和他的团队，有人怀疑疾控中心一早就知道新冠病毒可以人传人。进而，一个更大的指控被抛出——疾控中心的专家们是否一开始知道人传人的情况，但为了撰写论文而不公开？毕竟，直到1月19日，武汉市疾控中心主任李刚还在对公众表示：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力不强。

这条消息引发了对疾控中心和高福团队的声讨浪潮。第二天，浙江大学教授王立铭在微博上质问疾控中心：“作为掌握第一手信息的研究者，你们比公众早三个星期知道了病毒人传人的确凿消息，你们有没有做到你们该做的事情？”这条微博后来被删除。但已经触发民众的愤怒情绪。不少网民认为疾控中心的科学家为了发表论文评职称牺牲了公共卫生安全。

1月31日，《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也加入质疑。他发微博称武汉的疫情早期通报慢了，显然不光是武汉的事，国家卫生管理机构同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尽管这条微博后来也已删除，但连番声讨，迅速让疾控中心成为了众矢之的。

疾控中心一方立刻回应。1月31日下午，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回应《财新》说，论文的研究基于1月23日拿到的数据，否认了舆论对其一开始拿到数据但不公开的指控。 疾控中心官方则在当日上午的回应中称，人传人的判断是基于对总共425例病例的回顾性分析，并非开始时就知道能。但这些回应，没有完全消除公众的疑虑。在《人民日报》微博发表疾控中心回应的贴文下，评论区有人追评：“解释一下有限人传人先？不要急甩锅”。

针对疾控中心是否背了锅，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两种声音。

有广为流传的评论称，疾控中心作为中国顶尖的传染病防治机构，却没能先于一线医生指出病毒可以人传人，后者在十二月底就传出相关传闻；还有网友质疑，钟南山在武汉两天就判断出事态紧急，人传人，而疾控中心在此前二十多天都没有得出相应判断。

另一种声音为疾控中心辩解。有网友认为疾控中心既没有决策权也没有发布预警的权力，只不过是给政府提供建议。“如果不被采纳的话，发论文也不失为一种曲线救国的方式，别让真正服务人民的科研工作者寒心！”

同日，作者Orsan Wan在Medium发文《CDC真的做错了吗?》。文章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十九条，对传染病作出预警的不是疾控中心，而是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和政府。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对应的是国家卫健委，而疾控中心是卫健委的下属事业单位。作者认为，在面对重大疫情时，疾控中心无权公布数据，也没有权力预警。但疾控中心也没有充分理由不向上级卫健委汇报疫情信息，因此，如果疾控中心知道“人传人”，那么卫健委和国务院也一定知道。

但这样的解释并没能完全澄清疾控中心在整个疫情中的具体角色。比如，在病例检测中，国家疾控中心长期把握著化验和确诊的权限。1月29日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就表示，在1月16日之前，武汉收治的病例要把样本送到国家疾控中心检测才能确诊，过程漫长。而到17、18日检测权下放到了湖北省疾控中心，这才使得确诊病例快速增加。《三联生活周刊》的报导《试剂盒困局》也援引武汉卫健委的消息指“1月16日之前，整个湖北省都没有试剂盒”。这是否暗示著，确诊人数一度停滞，和确诊流程在国家疾控中心卡住有关？若是如此，背后的原因是试剂盒不够，是检测需要高条件实验室，还是另有原因？

武汉封城前后，微信上广为流传著一条号称来自疾控中心人员的发言截图。截图中人说：“本来他们是拿到一手好牌的⋯⋯不到一周时间就分离了病毒完成了测序，证实了病原，不到两周时间里研发了检测试剂，分发到省级疾控中心⋯⋯如此好牌还是被打得稀烂，因为有政治第一的明确指示，有保密协议的严格要求，不可说不可说”。

消息内容无法核实，但这样的传言，反映出当时社会上弥漫著的对疾控中心角色的怀疑。

这并不是疾控中心第一次面临“背锅”，2004年初，国家疾控中心的实验室内因样本泄漏而爆发了一场小规模的SARS疫情，导致掌舵疾控中心多年的主任李立明辞去职务。

1月29日，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接受《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的采访。采访中，曾光表示，武汉政府的行动慢“主要是科学认识的问题”，但“也不排除一些决策上的犹豫”。他还表示政府官员不会只考虑科学的视角，还有政治和维稳的考虑。

“我们说的话往往只是他们决策中采纳的一部分”，谈到疾控中心和决策的关系，曾光说。

“锅”还在飞

从疫情爆发到如今，到底是谁拖慢了反应，是谁瞒下了“人传人”的信息，又或是谁知道信息却不公开，仍然扑朔迷离，许多环节有待补全。

比如，1月6日到1月18日的省市“两会”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在此期间，有多名医护人员感染新冠肺炎——1月5日，同济医院医生陆俊开始发烧，随后发现双肺感染；1月16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耳鼻喉科梁武东医生疑似感染新冠肺炎（最后不治身亡）。也是在几乎同时，国家卫健委的第二批专家组到达武汉调查，其中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专家王广发在回到北京后确诊感染。在痊愈后接受的采访中，王表示在武汉期间没有任何信息显示有医务人员感染；他还表示当时虽知道有聚集性病例，但疾控中心专家说这不能得出“人传人”的结论。

如果王的解释非虚，那就说明，1月初出现医护人员感染后，武汉当地的医院或卫生行政部门没有向上报告——至少没有报告给国家卫健委的专家组。这一信息在其后的媒体报导中得到了间接验证。如湖北省新华医院放射科医师李云华向《财新周刊》透露，医院在1月6日前后有多名医生怀疑感染，当日医院召开会议，要求不得把情况泄露给外界，尤其不能泄露给媒体。甚至，包括新华医院在内的多家医院，感染新冠的医护人员无法得到自己的化验单，检测结果都是电话通知。

有猜测认为，这一切是地方政府要求隐瞒感染信息。在疫情信息开始之初就有传言，称武汉卫健委对医院下指令要求不能对外发表任何信息。但这些猜测之外，医院本身的“院内感染”问责体系，也有可能是消息被压下的诱因。根据2006年发布的《医院感染管理办法》，医院内传染，需向院领导问责。这意味著，医院行政部门有动力隐瞒已经出现的交叉感染，尤其是医护人员感染。院方亦有可能是新冠肺炎疫情下“击鼓传锅”的一个潜在“背锅者”。

1月20日国务院宣布新冠肺炎按照甲类传染病管理后，警哨终于对全社会拉响了。

当时仍在武汉的香港大学医学微生物学专家管轶后来告诉《财新》的记者：“武汉肺炎国家已经下发文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但以我亲自观察调研所见，到22日武汉还是一个不设防的城市”。

2月11日早，《人民日报》发布消息：湖北省委常委会于2月10日决定，免去张晋的省卫健委党组书记职务、免去刘英姿的省卫健委主任职务；上述两职务，由新到任的省委常委王贺胜兼任。

不过此时，人们的关注焦点已集中在武汉和湖北在收治病患时的种种问题：物资调度不利、确诊速度慢、患者没有床位……人们没有料想到，随后的疫情管控会创造出无数的新问题，“锅”没分好，“锅”还在变多。

新冠肺炎的“锅”，还在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