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远：从地狱A到地狱B

1. 那时

戴着口罩呆坐巴士上，忽然想起冯至的两句诗：“那时追求的，在甚么地方？”五十年前，我平生第一次当编辑，第一次犹犹豫豫地参加示威。拜《70年代双周刊》的大哥们所赐，我有编辑自由。但是拜殖民政府所赐，我们并没有完全的出版自由，所以在我加入之前，头两期的周刊被警察充公了；我们也没有完全的示威集会自由，所以我们的争取中文成为官方语文运动和保卫钓鱼台运动，屡屡遭受镇压。五十年后，跟那时的我们同龄的小伙子们，却还要花十倍的力气、冒十倍的危险，去反对另一种军国主义，去试图打倒另一种殖民主义、试图保卫我们自古以来的正式口语广东话。

我怕死。坐巴士从不坐上层车头，游行从不走在前面。二手烟，怕得要命。催泪烟，更加避之则吉。我心中没有什么星图或者山径图，却有一张催泪瓦斯地图：大棠路/教育路、波斯富街/罗素街、西洋菜街南、葵芳地铁站，诸如此类黑点。五十年前，跟这些视催泪弹为家常便饭的小伙子同龄的我们，却是从没有被毒烟招呼过的，顶多头顶或后颈挨一棍。当然，那并不曾发生在我的颅顶或后脑勺上。当然，那时中过棍的弟兄们是白白挨打了，因为那时我们追求的，现在再没有什么意义了，包括那个所谓官方语文，包括那个所谓钓鱼岛。谁还在乎？

2. 失眠症

口罩可以阻挡新型冠状病毒，却挡不住早已扩散开来的其他瘟疫，例如因免疫系统失控而滋长的各式疹子。电视新闻会让你免疫系统失控，互相分享的信息和图像会让你免疫系统失控。妻由初夏开始，想方设法对付身上突如其来几乎药石无灵的湿疹，最后花了好几个月，才以某种抗敏感润肤乳和薰衣草油的混合液，抑制住那种讨厌的红。

口罩也挡不下蔓延得更快更广的失眠症。不单满手血污的黑警和他们满嘴谎言的庇荫者会使你得失眠症，某些冷眼旁观或者不发一言或者索性装瞎装聋装哑的朋友，也会令人患失眠症。旅居澳大利亚的P为山火中的无尾熊失眠，也为香港的年轻人无眠，自疗方法之一，是回来做点事情。这已是她四个月内第二次返港小住、第二次跟R和我一起午饭了。

“这回给我找一家黄店。”她在越洋短讯中叮嘱道。

这下子可伤脑筋了，大多数黄店都是不便久坐的小店。好在终于给我物色到一间用前宗主国某王室头衔命名的餐厅。P早到了一小时，只因太饿，并非因为时差或者失眠。而且这一趟她看来状态好多了，失眠症该也改善了吧。

“你的诗歌对我很有用啊，也给我们这些不善于表达的人一个很健康的宣泄渠道。请继续写。”P曾在我的帖文如此留言。但其实我这几个月不停地写，主要是为自己，主要是想睡得好些。

昨夜令我老去
老练得可以把愤怒折得很小
小得可以塞到牙缝里
让它们变成鼾声。

3. 正式语言

如果说粗口是足球场上的官方语文（或正式语文）的话，那么，粗口也该成为抗争场地及圈子的官方语言了。

“阿斜竟然爆粗说‘柒头’（龟头）了。”妻前天说。

“这有什么稀奇？这些日子，谁不会对着电视或手机爆粗？”我漫应道。

上周末在那间以王室衔头命名的餐厅里，R就曾经当着P的面不断讲粗口，后者依然谈笑自若。跟她做同学或者做同事的岁月里，那是不可想像的。

所以，大家压根儿不必为了大喊“黑警死全家”而自责，也压根儿不必为了称呼装睡的朋友为“贱种”而歉疚。那其实算得上是愤怒中不失节制的说法了。

所以对于回应教育局的畜牲关于“要把不好的人抽出来”的谈话时以鄙俗词语入诗，我是毫不后悔的。我写道：

“最好还要把不好的鸡巴抽出来，
　让你们的爱不那么淫秽。”

殖民地时代，那个叫教育司署的部门也不见得讨人喜欢，而且升中试之后他们把我派到更偏远的上水某中学去，害我要花爸妈的钱向市区某名校报名，和三千多个可怜虫争夺十个名额，但我还是管他们的头头叫“教育司”，而不是“畜牲”，或者“冚家铲”（注：粤语粗口，诅咒全家全部死亡）。

至于那时在我们那份双周刊的封面上，以放在“酷肖女王画像”下面的一个粤语脏字，回应宗主国拒绝我们关于官方语文的诉求，此刻我是不无歉疚的。因为惯常在足球场上向浪费了进球机会或者传失了球的队友呼喊的那个X字、那些X字，只应牢牢插进此时此地那些畜牲尘封的耳道里，永远抽不出来。

4. 平反

对于我晚饭后在膳房外的棚子下舖十一张纸喂二十二只猫，上月从佛山送来三瓶金盏花蜜的亲戚肥婆并没有啧啧称奇，却为了另一种情况百思不解：“你们养这么多猫，可是又不吃猫。”

我们养猫捕鼠。他们捕鼠，也捕猫，自己的猫、别家的猫、无家的猫。

不知道武汉与其他湖北危城里面的那些猫和鼠，在封城多久之后，就会被抓光了。

儿时我也曾参加剿鼠行动，跟随爸爸和农场伙计们合力围捕住在鸡房底下地道中的耗子。通常是爸爸或一名手下把干稻草的烟火搧进一边洞口中去，其他战士则手握木棒子在另一边洞口守候。然后，死于乱棍下的老鼠，如果够大的话，会被制成腊肉，悬挂在煮鸡饭的厨房的石棉瓦屋簷下，伴着一个召唤伙计们吃早饭的吊钟。

几十年来，我一直觉得那是一种正义而勇武的行为，一直引以为荣引以为傲，直至去年夏天。

去年夏天，粗糙的木棍变成了伸缩警棍。

去年夏天，稻草烟变成了催泪烟。

去年夏天，老鼠变成了戴黑口罩的青少年。

所以，去年8月11日，我对早已不用捕鼠的老爸说：

那年那只吸了从一个洞口搧进地道的干稻草催泪烟、而在另一洞口被我们乱棍打死的鸡房老鼠，我可不可以为牠哭泣？

我没有打中，但我挥棍，如黑警。

5. 隔离

上一趟送五弟到机场去，是七二一事件后的清晨。他这两次回港，都不是很好的时间。现在不比上次糟透，但也不能说不是糟透了。上次比现在稍好的是，坐飞机用不着口罩不离口，见朋友用不着老是扣着口罩。

五弟这两次回来，同样是一个朋友也没有见过。过往，他总会和四个老同学见一两面。个子最瘦的一个，虽曾被老婆“逼着去游行”，但⻣子里是所谓“中立者”。最胖的那个，是笑声相当恐怖的、撑警的投资银行风险管理组高级职员。跟我比较熟络的，则是在街市卖鸡的Ｃ，我老头子开农场的日子，长期把鸡卖给他老头子。据五弟说，他也是个蓝色人。很凑巧，第四个老校友——假眼珠子和右眼一起转动的独眼龙，也是继承父业的。据五弟说，这位黑帮大哥早在七月十八日已在私讯中叮嘱各方友好：二十一号不要踏足元朗。

没错。对他们来说，那时五弟没有到过元朗，甚至没有到过香港，现在也一样。说起来，五弟的不事张扬，跟吾友Y的琵琶半遮面不同。最近几年，Y频频回港小住，带着摄影机四处跑，还把照片放上网，但每当有人留言问他是否身在此城，他总不回应。比较起来，五弟的方式该比割席温和一点、而且无须顾虑对方是否接受得了吧，虽然Y的做法事实上也不由你不接受。
到机场前，在元朗某茶楼看到报上一张新闻照片。广东某村某户在深锁的蓝色大门上贴了一条大横幅，红底白字：“本户有武汉返乡人员，请勿相互来往”。

没错，我们全都来自武汉。不要探访我们。

2020年1月21-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