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诊名单外的死亡患者

四十岁的赵阳（化名）参加过好几次葬礼，但他没想到，轮到自己的母亲时，会这么仓促、这么“不体面”。

母亲刘蓉（化名）于1月6日出现感染症状，13日被收治进武汉市同济医院的发烧门诊，两天后死亡，医生要求当天晚上立即送往汉口殡仪馆火化，家属争取到两天时间，丧葬于1月18日完成。

殡仪馆规定，特殊时期，不允许搞告别仪式，遗体迎来之后迅速火化。化粧、整理仪容、亲友告别等常规环节，统统没有。赵阳等了两个小时，拿到骨灰，即刻赶往30公里外的扁担山墓园。到达时是下午四点多，工作人员已经下班，留下一位封板的泥瓦匠师傅和两位司仪人员，协助赵阳草草走完了落葬流程。

“不知道妈妈在九泉之下，是否会责备我们？”赵阳心里很不是滋味，一切都发生在短短的十天之内，“到底是什么病？是不是那个（新型冠状）病毒？”太多的问题得不到解答。他拿到手的，只有一纸死亡证明，引起直接死亡原因的疾病或情况那一栏写着：重症肺炎。

武汉当地一位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对端传媒介绍，仅22日一晚，未被确诊、及时火化的遗体就达三十多具。大多数人的情况很相似——未曾转到金银潭医院治疗，没有经过试剂盒检查，医院给出的死亡原因为：重症肺炎、病毒性肺炎、社区获得性肺炎……（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是湖北省、武汉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定点医院，在此次疫情中，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由该院集中收治。）

2019年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首次通报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疫情，距离第一起病例已过去 30 天。（注：1月24日，武汉一线医生在国际权威医学论文杂志《柳叶刀》刊登论文称，首个病人在12月1日确诊。）1月8日，该病原体被初步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武汉市卫健委随后多次表示，未发现人传人证据，导致疫情没有得到公众重视。直到1月20日，“SARS专家”、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钟南山院士在对武汉疫情进行考察后宣布病毒人传人；习近平做出指示，中国国家卫健委开始每日发布数据。持续井喷的感染人数和不断扩张的感染版图才令沉浸在春节气氛下的中国人意识到——疫情远比想象中严重。

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通报，截至1月25日24时，全国各个省（区、市）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1408例，死亡42例。但是，在这份不断更新、变长的名单之外，还有一群未被统计、确诊的患者，其中的一些人已经死去，他们的家属至今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夺走了自己亲人的生命。

讨论疫情的医生被领导约谈了

如今回看，早在疫情初期，就有一线医护人员觉察到不寻常。12月中旬，武汉市江汉区一所三甲医院的急诊科医生，在两例病人的检验单上发现了类似SARS的可疑病毒，这位医生将相关信息发至医护人员的工作群组中，提醒大家注意，并建议医院对病人及其接触者进行隔离。遗憾的是，这一建议非但没有被采纳，医生本人还被领导约谈，要求其删除一切信息，不得再传播此类消息。

同家医院ICU部门的郭瑞华（化名）也对上述事件有所耳闻。另一名了解事件经过的张敏敏（化名）向端传媒表示：“这可能是当时典型的‘内紧外松’政策。”

一位来自一线的武汉医生对《三联生活周刊》解释，“紧”是及时发现病例，并做了严格的隔离和应对；“松”则是没有大范围地公告社会，让大家对疾病提起警惕，也没有号召大家戴口罩。系统内部没有意识到，控制这样性质的传染性疾病，如果没有社会面的支持，是很难的。

“病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郭瑞华每日上班经过急诊部门，看见“乌压压”的人群拿著小板凳排队，“都是发热的（病人），我们当时就觉得情况失控了。”

疫情正在慢慢扩散。据郭瑞华回忆，医院在1月初陆续接到几个“肺部跟一般感染不一样”的病人，且都在发病前接触过华南海鲜市场，院领导立即上报武汉卫健委，却被下达了封口令，“大概就是有疑似病例要上报，但大家不许提、不许讨论。”

2019年12月8日，官方通报首例不明原因肺炎患者发病。31日，武汉市卫健委首次公开发布通报称，近期部分医疗机构发现接诊的多例肺炎病例与华南海鲜城有关联，并表示已发现27例病例。随后，在1月3日、5日、11日，武汉市卫健委三次表示，未发现明显的人传人证据。

“我当时非常愤怒，我知道这是传染病，”郭瑞华说，更令他气愤的是，“我们门诊的这些医生，还不许穿隔离衣这些防护，怕吓到门诊患者。”

在未发现“人传人证据”期间，武汉市民像往常一样，出门吃饭、逛街，为除夕预定年夜饭酒席。武汉市中心医院一位医生告诉端传媒，他每天乘坐地铁上下班，几乎没看见有人戴口罩，在他所在的科室，医护人员也只是进行一些基本的清洁和防护，没有做更多的准备。

15日，武汉市卫健委改口称，不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20日，钟南山宣称人传人。

情况已经恶化了。“病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郭瑞华每日上班经过急诊部门，看见“乌压压”的人群拿著小板凳排队，“都是发热的（病人），我们当时就觉得情况失控了。”

呼吸科、急诊科滞留大批病患。“患者在急诊就是等死。”郭瑞华说。医院发热门诊处的病人剧增，不到一个月，病人数量迅速超过平时的10倍，武汉市中心医院发热门诊每天的接诊量有上千例。各大医院床位爆满，医疗资源紧缺，救治能力很快达到极限。

1月10日左右，郭瑞华所在医院不得不将感染的病人转至ICU病房，“ICU病房因为需要封闭起来，原则上是不能收传染病人的，但是没有办法。”但床位依旧非常紧张，他了解很多病人CT确诊后，因没有床位，只能在家隔离。

65 岁的刘蓉在发病 7 天后，辗转三个医院，才得以住院治疗，期间并未隔离。她最早发现身体异常是在1月6日，咳嗽、发烧、“头像抽筋一样痛”。当天，她前往家附近的协和医院汉阳分院检查，医生判定为病毒性感冒，让她服用头孢、布洛芬等药物。两天后，她去武汉市中医医院汉阳院区做了血常规、胸部CT等一系列检查，仍未发现异常。11 日，症状仍未缓解，夫妻俩又跑到同济医院问诊。发热门诊挤满了跟刘蓉类似的病人，很多人担心是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要求住院观察，但医生当时表示，发热门诊的床位只有 10 个，“住不了”。

刘蓉做了“套餐式”身体检查（注：包括血常规、胸部CT等在内的常规检查）后，被要求回家观察。第二天，仍是同样的流程，“套餐式”检查，回家，吃药。刘蓉的情况越来越糟，体温最高时达到 40 度，直到13日上午，门诊部门才腾出一个床位给她。

64岁的魏铃（化名）也是1月13日住进医院的，在此之前，她已咳嗽、发热了近半个月。魏铃和65岁的老伴住在距华南海鲜市场附近两三公里的家里，两人是二婚，各有一个儿子，一个在武汉，一个在深圳，但联系不多。

元旦开始，魏铃感觉有些不舒服，吃了感冒药不见好，9日在老伴的陪同下去武汉市中心医院检查。CT结果显示，魏铃的肺部有炎症，但医院床位满了，两位老人只能每天医院家里两头跑，一边打针，一边输氧。

10日出现的休克症状让医生意识到病情的严重性，隔天，魏铃被安排入院。当时她的两个肺部都已经感染，呼吸困难，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医院没有床位，魏铃几乎是在病房里坐了一夜，第二天，老伴找来一张行军床，陪他在医院住下。

四天后，老伴也出现相似症状。他曾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工作40年，8年前退休。靠旧交情，跟院方交涉多次，他才被收治在呼吸内科的普通病房。

用上试剂盒的患者，被称为“中了彩票”

13日住院当晚，刘蓉吃了退烧药，体温降下来。老公跟她挤在一张病床上，陪她睡了个好觉。第二天一早，病情似乎好转，刘蓉自己起床洗漱，把老公买回来的皮蛋瘦肉粥和豆沙包都吃完了。十一点，她开始接受治疗，状态再次变糟，“神经有点游离，说话不清楚，整个人完全瘫软”。

老公借来轮椅，架著刘蓉的手，勉强完成了CT检测。拿到结果时，他慌了，“肺部白花花的一片呐”。随后，医生提出加大药剂量，给予面罩给氧，通过呼吸机辅助通气。当晚，他问医生，刘蓉是不是得了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医生回答，“可能是”。“那要不要转去金银潭医院？”医生又答，“转过去也一样。”

隔天早上，医生查房，明确地说，刘蓉得转至传染病科，但当时，她还没做过核酸检测，并未确诊。

根据端传媒整理政府文件、医院采访和媒体资料，目前患者从接诊到确诊的流程大致为：接诊，根据肺部CT等筛选出疑似案例后，由医院或辖区疾控中心组织专家会诊，仍为疑似案例的，将病例样本送至市级疾控中心试验，市级疾控中心送至省级疾控中心试验或复核，方可确诊。据武汉市卫健委介绍，省疾控中心每天可检测的样本数量为200多份。此前，湖北省没有用于核酸检测的试剂盒，样本需送到北京国家指定的检测机构，结果返回约需3-5天。

在武汉之外的其他省市，首例感染的确诊流程更加漫长。根据1月18日卫健委新修订的《全国各省（区、市）首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确认程序》，审核不仅要经过省一级，还要上报国家，并由专家小组评估，三轮都确认，才能确诊。

江苏省公示的首位新性肺炎病例显示，该名 37 岁男性患者于1月10日被隔离治疗，标本由江苏省疾控中心实验室检测，呈新型冠状病毒核酸阳性，又经中国疾控中心复核，1月22日经专家组评估，最终确诊。从入院到确诊、公布，时间长达12天。

这套逐级上报的确诊流程和检测权力的过度集中，被质疑效率较低。在英国，2019-nCoV的检测上报只有医院和英国公共卫生部（PHE）两层，医院发现疑似病例后可直接上报并递交检验样本，由PHE做样本检验。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CDC的疫情报告系统流程，则为接到患者求诊电话的医院通报至当地地方或州卫生部门，再由卫生部门联络CDC并运送样本，进行检测。以是次2019新型冠状病毒为例，美国CDC的紧急行动中心24小时无休轮班在职。日本同样遵循医院——公共卫生部门——国家检测部门的路径。

转机出现在1月16日，首批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生产的核酸检测试剂盒下发到各省级疾控中心。湖北省疾控中心开始对武汉市送检的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患者标本，进行病原学检测，周期缩短至 2 天。

这个速度依然不够快。“这个病人的肺部影像已经明显改变，已经有症状了，我们觉得就是这个病了，可是你没有疾控中心采样分析出这个病毒，你就不能说他是真的（确诊）。”郭瑞华说，在等待疾控中心结果的这段时间里，医院对患者没有做任何约束，“他们爱上哪儿上哪儿，爱跟谁接触跟谁接触。”

对像刘蓉一样的“疑似患者”来说，试剂盒检测依然是可望不可得的东西。“试剂盒供应不足”的消息在患者间流传，有幸用上试剂盒的患者，被其他患者称为“中了彩票”。

1月20日，中国政府紧急通知有三个厂家的新试剂盒（上海辉睿生物、上海捷诺生物、上海伯杰公司）允许使用。两天后，使用限制放开，政府和医院皆可自行采购。

浙江大学医学院副教授、江苏默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江苏默乐”）董事长周林福对端传媒表示：“平时试剂盒都是通过国家药监局认证，相当于有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再通过经销商进医院。因为传染病比较急，所以现在医院里在用的都是没有注册证的试剂盒。”

周林福称，目前，市场上有二十多家公司正在全力生产用于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的试剂盒。他所在的江苏默乐已经生产、输送两批产品，总数超过八千，第三批一万人份的预定订单将于 1月26日生产。据《界面》此前报导，较大的两家厂商所提供的试剂盒，加起来能测试十多万人。

“试剂盒肯定不缺”，周林福说，问题在于大量的发热病人涌向数量有限的定点医院，检测来不及。他解释，核酸检测要有专门的实验室，虽然部分三甲医院有符合标准的实验室，但实验室的规格决定了其每日能做检测的上限，“比如它本身的大小、超净台、生物安全柜，这些数量有限，一般来说小的医院的PCR实验室只有一套，一天可能只能做个几轮，做几百人就差不多了。”操作检测的人员需要持有PCR检测（注：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聚合酶连锁反应，一种放大特定DNA序列的分子生物学技术）资格证书，虽然检测的要求不高，但符合资质的人员少。

另一名来自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医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也表明，“主要是检测实验室不够，疾控中心加班加点也做不完，需要发动多家医院利用自己的实验室开展检测，才有可能满足需要。”界面新闻也在采访多名试剂盒厂商后，提出市场准入限制医疗机构采购、疾控中心采购资金不足、检测条件与人力不足导致当前试剂盒检测“供不应求”。

根据武汉卫健委，目前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样本检测，需按照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第二类）进行管理，病原相关实验活动应当在具备相应防护级别的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考虑到新型冠状病毒被泄露的可能，目前主要负责检测的还是在湖北省疾控中心。一位来自湖北省黄石市发热门诊定点机构的工作人员告诉端传媒，试剂盒由省疾控中心统一调配，他所在的机构无法决定。

事实上，为提高检测速度，武汉市卫健委已于1月23日通告，已指定各定点救治医院、发热定点诊疗医院的对口帮扶医院以及市疾控中心等具备相应防护级别的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相关样本的病原核酸检测工作(第一批共10家机构)，预计全部运行起来每天可检测样本近2000份。

郭瑞华夜里睡不著觉，“一闭眼脑子里想的全是这个事情。就是恨，武汉市政府怎么搞成这个样子，明明可以早点采取行动的。”

疫情的蔓延依然令人担忧，医护人员正在一个接一个感染。据张敏敏说，武汉市江汉区这所三甲医院急诊科有120多个医护人员，目前被感染的人数在20个左右。医护人员严重不足，“病人遗体放在病床上，都来不及处理。”张敏敏说。

截至发稿前，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北京、四川6个省市已派出医护人员支援武汉，其中广州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医护人员在2003年也曾奔赴北京小汤山支援SARS。

1月23日封城后，医院的防护用具也很紧缺，只能优先保证急诊科的医护人员，其他科室几乎是“在裸奔”。武汉某三甲医院眼科副主任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防护服短缺，一线医护人员不敢吃饭、喝水、上厕所，因为医用防护服是一次性的，一旦脱下就要换新的。“我们的麻醉师插管没有护目镜，就用泳镜，后来连泳镜都买不著了。”

“我现在有一种无力回天的麻木感。”郭瑞华说，他夜里睡不著觉，“一闭眼脑子里想的全是这个事情。就是恨，武汉市政府怎么搞成这个样子，明明可以早点采取行动的。”

21日，包括湖北省省委书记蒋超良、省长王晓东等一众领导在武汉市洪山礼堂举办湖北省春节团拜会。参加演出的湖北省民族歌舞团在官方账号写道，“在武汉：大家带着层层口罩，克服肺炎恐慌，用敬业、执着、认真全力以赴。”

“人没了，连个说法都没有”

团拜会当天深夜，距离洪山礼堂18 公里的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重症监护室里，住院 10 天的魏铃去世。死亡医学证明书上，死亡原因一栏写的是“社区获得性肺炎”，但多名呼吸内科的医护人员表示，她是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

刘蓉的医生也推断她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但直到死的那天，她也未能进行核酸检测确诊。

15日下午，传染病科的医生穿著全套白色防护服，收治了病情严重的刘蓉。这是染病九天后，她第一次进隔离病房。医生跟刘蓉的老公强调，只有千分之一的希望。“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生机，用各种手段，也要治。”他像“签生死状”一样签下了知情协议书，把希望全部寄托到传染科的医生身上。

按照医院规定，隔离病房不允许陪护，他离开医院，在路边吃了顿饭，打算坐地铁慢悠悠地晃回家，再好好地睡一觉，“不至于马上人就没了吧。”但地铁刚刚驶出一站，他就收到了医院传染病科的短信：病人情况不好，请速来医院。

等他赶到医院时，刘蓉已经死亡。他隔著隔离病房门口的玻璃，远远地看了一眼妻子的遗体，跟几个小时前送进去时一样。还没从悲伤的情绪里缓过来，他发现，殡仪公司的人已经站到旁边。

医生对刘蓉的死表示遗憾，随后解释，“这个病有一定的传染性，要特殊处理。”他建议，立即将刘蓉的遗体交给殡仪公司，送往汉口殡仪馆进行处理。

“到底是什么病？”刘蓉老公心底的悲伤一下子转为愤怒，他坚决反对立即火葬，“住院五十多个小时，人没了，连个说法都没有。”

16号晚上，儿子赵阳从上海赶回武汉，陪父亲一起处理后事。再次追问医院无果后，赵阳妥协，于17日在医院开具死亡证明，在扁担山公墓临时选定墓地的位置和规格，在18日匆忙完成了母亲刘蓉的后事。

对于死亡证明和殡葬证上的“重症肺炎”字样，赵阳一直心存怀疑，但医院给不出确切的病情，他也不知道该去哪找答案。

医院通知远在深圳的儿子和儿媳，魏铃经救治无效去世。他们感到难过，但不愿冒险再回武汉。儿子找到一家殡葬公司，代为魏铃处理后事。

赵阳把母亲的经历发在微博上，引起大量网友的转发，有类似经历的感染者或死者家属在评论区里聚集。一位微博用户留言说：他的外婆于17日因“病毒性肺炎”去世火化，未被确诊；同病房的一位爷爷被确诊，但在送往金银潭医院之前去世，也没有被官方通报。

魏铃的儿媳在微博上联系到同样机遇的赵阳时，已经得知婆婆病危的消息。19日，儿子从深圳赶到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签署病危通知书。担心被感染，在医院停留半小时后，他又匆忙踏上返程。

21日晚上十点，医院通知远在深圳的儿子和儿媳，魏铃经救治无效去世。他们感到难过，但不愿冒险再回武汉。魏铃的老伴仍被隔离在病房，无法替她操办后事。住在武昌区的亲戚也不敢靠近医院，拒绝了他们的委托。经过多方线上联系，儿子找到一家殡葬公司，代替他们为魏铃处理后事。

一月末的武汉天色阴沈，殡葬公司的车载著这具陌生的遗体，朝著汉口殡仪馆一路北上。在那里，14台可用的火化炉全天运转，等待著随时从各个医院送来的死者，其中不乏像魏铃这样的患者。

她的死亡没有被官方录入，缺少亲友的悼念，送她最后一程的，只有殡仪公司那位陌生的王姓工作人员。

端传媒记者 杨钰、宁远燊 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