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不去的叙利亚，留不下的黎巴嫩：流亡的“青年男性”叙利亚人

【编按】：三十年前，铁幕在柏林倒下，冰冻的边界松动，想像中，未来的世界没有高墙，人都是自由的。

三十年后，墙仍然矗立着。在巴勒斯坦，它变得更高，把巴勒斯坦人从他们的土地上隔离出去。检查站里的以色列士兵用冷冰冰的扩音器命令人转身，通过，流动变成了一种煎熬和创伤。在叙利亚，战后的叙利亚人面对着一场新的战争，又或是面对着仍然回不去的故土。带来无数灾祸的政治冲突没有随着战争消失。战乱与死亡为中东带来的，是持续的人与人的分离、孤立。在印度，克什米尔的自治地位被宣布取消。近一个世纪前的联合国决议无人执行。成百上千万人断网，失去亲人的联系，等待着不确定的未来，面对着随时卷土重来的暴力。

在过去的2019年里，类似的隔绝、分离、冲突，既是无数地区的人不断面对的日常，也浮现出了大国政争的新阴影。生活在这些角落的人，正被有形或无形的墙隔离住，因而难得出现在你我视线之中。

本文是端传媒国际组的年度专题“被隔离的人”的最后一篇，点击阅读关于巴勒斯坦和印度被“隔离”住的社群。

2019年过去了。2020年，将是叙利亚人阿里（Ali）的“死线”。

2020年是阿里延迟入伍的第四年。在他延迟入伍记录文件上，白纸黑字写著每年的“延迟入伍理由”：2017年，国外求学；2018年，国外工作；2019年，国外工作。可这一纸“延迟兵役”许可，有一道死线：四年。阿里只可以合法延迟兵役四年。2020年之后，他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2017年9月，当时25岁的阿里逃离了家乡大马士革。彼时，叙利亚内战已进行许久，大马士革也已经深陷战火。除了安全，让阿里下定决心逃离的原因，还是那一纸兵役：在叙利亚，阿萨德政府对所有18到40岁的男性征兵。内战爆发后，政府的征兵也就代表阿里需要为叙利亚政府打仗——做为反政府以及出现在2011的革命抗争场上的叙利亚青年，阿里绝不会替阿萨德打仗。

不过，阿里没有逃很远，只是越过国境线，到了临近的黎巴嫩，就像自2011年以来的近150万叙利亚人一样。凭著自己的经济学学士的学历和作为一名音乐家的技能，阿里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生活了下来，因有亲戚的黎巴嫩朋友的担保，他还取得了在黎巴嫩暂时居留的合法身份。

最重要的，他申请到延迟叙利亚兵役的合法文件。凭这些证件，阿里能够定期回叙利亚探亲，只要一年回国的天数不超过90天。2019年10月底，阿里打算再回大马士革一趟。路途不远。从贝鲁特到大马士革，不过两个半小时车程，早起的话，与同伴拼车，不到午时就可以抵达大马士革。如今大马士革已不似几年前会被炸弹轰炸时的战时状态，慢慢地步向重建，所以短暂回去已经是很平常的事。

这次回大马士革为了见未婚妻，阿里是为了和他的未婚妻完成结婚的行政程序和讨论婚礼的事。凌晨，阿里在黎巴嫩的住处，一边收拾行李，一边打开阳台对著街道抽著烟，眉头深锁，并没有回乡谈婚论嫁的期待感。

2019年10月以来，黎巴嫩公民示威爆发，示威者阻路、投掷爆竹杂物、摧毁店面表达不满，起因是政府向人民开征社群软体WhatsApp税，进而触发人民长期以来对政府贪腐失能的愤怒，蔓延至要求全面性的政经改革。阿里支持这场黎巴嫩的社会运动，但他不知黎巴嫩的局势会因此走向何方，原本要在结婚后接未婚妻到黎巴嫩居住，也只能先与未婚妻把结婚手续办了，再想办法。

只是，就算结了婚，如果到了2020年还无法给自己和未婚妻找到一条生路，反对阿萨德政府、绝对不会服役的阿里，只有两条路可选：要么，支付高达5000美金甚至15000美金的罚款，免役返回叙利亚；或是直接丧失叙利亚公民资格，永久不能回去。也就是说，2020年之后，他要么就是沦为“无国籍者”（在黎巴嫩的普通叙利亚人无法入籍黎巴嫩，加上阿里是反阿萨德政府，更加不可能）；要么回到叙利亚，被政府军以“逃兵”罪逮捕——如果付不起那笔高额罚金的话。

阿里抵达大马士革后，马不停蹄地先到户政事务所与未婚妻登记，再请神士到女方家，协助见证双方结为夫妻。回家后，他与未婚妻在客厅讨论著礼服要订哪间、宴会的地点要在哪里和结婚要选的日期。这些本该都是甜蜜与令人期待的——然而他们不知道这个世界的哪个角落，能够让他们平安地展开“新婚生活”。

在黎巴嫩的叙利亚人

2019年6月，我在贝鲁特的一个难民营第一次见到阿里。阿里是这间难民营的一个难民学习中心的教学管理员。学习中心的教学楼就设在难民营区里。阿里英语流利，戴著一副眼镜，文质彬彬，言谈举止有一股浓重的文青感。与难民营的环境，有些格格不入。

营区里，空气闷得能蒸得出一身汗。行走在耸立的违建楼房之间，数百条电线在空中缠绕，狭窄的巷弄骑楼，摩托车仍边按著喇叭边快速穿行，加上营区未管制枪枝和炮竹，不时有孩子玩鞭炮的爆炸声，没有熟悉当地的人带路，很难独身进去。走进难民营区的市场，各个摊贩正在叫卖，拥挤的程度也让阿里特别提防我们要注意安全。

因为是在难民区里，不论是食材还是杂货，市场价格都比外面便宜，阿里有时也会在这买点东西再走。难民营里还有健身房，他指著健身房说：“外头健身房的价格可是这间的三倍价呢！”

阿里虽在难民营区工作，但他不住在营区，而是在贝鲁特的市中心与室友合租了一间公寓。像阿里这样合法生活在黎巴嫩的叙利亚人，大多是有一技之长的青壮男性，并未用“难民”身份定义自己——他们未向联合国难民署注册，也不生活在难民营中，在黎巴嫩自求工作、自付房租，每年按期缴纳200美金更新居留证。

在约150万生活在黎巴嫩的叙利亚人中，73%散居住在条件差或是未完成的公寓里，约有18%的人生活在非正式帐篷难民庇护所中。其中向联合国难民署注册的难民有916,113人。还有三四十万人，是像阿里一样，得到黎巴嫩人的担保，拥有一张黎巴嫩政府发的居留证，合法在黎巴嫩生活，可以在特定产业合法工作。

黎巴嫩是全球叙利亚难民密集最高的国家——如今，黎巴嫩每4个人中，就有1个叙利亚人。内战一开始，作为邻国，黎巴嫩展现出了一定的开放和包容，原本两国的互相往来就很频繁，有很多人在两边都有亲戚朋友。然而，战事愈演愈烈、难民越来越多，而这些叙利亚人会尽快返乡的可能性，也越来越低。

在黎巴嫩，随著叙利亚战事的蔓延，也随著黎巴嫩本国经济的低迷、公共财政的紧缩，本国人与叙利亚人的紧张关系，如同冒著火花的导火线，稍不留意就会被点燃。这些叙利亚人更融入黎巴嫩社会，却也更多地面临著作为“叙利亚人”在异国生存的艰难。

另一位叙利亚青年穆罕默德（Muhammad）刚到黎巴嫩不久，投出了一百多封履历，并且很快收到其中一间国际非营利组织管理人员的通知，告知他顺利地通过第一阶段的审核，将进入第二阶段的线上面试。面试官不是黎巴嫩人，“我们全程用英文面试，他们很喜欢我，我可以感受到面试很顺利。他们还问我多快可以上工。我顺利的收到了录取通知，我心想，真好，比想像中的容易很多嘛！”穆罕默德回忆道。

上工的第一天，他穿上仅有的正装，打扮干净整洁，期待离开叙利亚后的第一份工作，能有个好的开始。踏入办公室，他看到大部分都是黎巴嫩籍员工，主管介绍穆罕默德给大家认识，每个人面带和善的微笑欢迎他的加入。看到工作人员都是黎巴嫩人，穆罕默德便改用阿拉伯语和他们打招呼。

谁料到，他一开口，全场瞬间凝结——他的叙利亚口音一出口，当天，穆罕默德立即被请回家等候通知，结果就无任何音讯。

很快，穆罕穆德再次得到一个非营利组织的媒体管理职位的机会，这次，对方知道他是叙利亚人，仍决定要雇用他。 即使如此，“第二家公司雇用我后的一个礼拜，就告诉我，他们已经被黎巴嫩政府警告，于是请我先回去休息一周等候通知，后来他们告诉我，他们很抱歉，没办法雇用叙利亚人。”

穆罕穆德再次失业。接著，他又面临好几次碰壁，黎巴嫩的物价又是叙利亚的两到三倍，在叙利亚攒下的积蓄，已经不够生活。那段时间，穆罕穆德的一位叙利亚朋友推荐一个家用司机的工作机会给他，是替一位长期待在黎巴嫩的有钱叙利亚家庭服务。虽然这意味著他要从一位专业人士转为开车司机，每个月也有四百美金的收入，且包吃包住，让他可以额外省下许多开销。加上是叙利亚人私下的雇用，穆罕穆德便欣然地接受了。

上班的第三天，他开车接送雇主，并在停车场等待，但是，一名黎巴嫩警察看他是叙利亚人，便走上前开始刁难他。警察先以穆罕穆德没有驾照不许开车为由，打算逮捕他。穆罕穆德立即出示他在黎巴嫩的合法驾照，警察却仍继续以他是叙利亚人不能驾车为由威胁他。一番质问后，这位警察与另外一名警察以穆罕穆德无由攻击警察为由，将他现场逮捕。在一阵错愕中，穆罕穆德便被送到黎巴嫩的拘留所。

这段经历让穆罕穆德哭笑不得。黎巴嫩的拘留所，相对他在叙利亚待过的拘留所比起来，高级得多。他被上了手铐，但是还可以用手机，拘留所还很干净宽敞，他问警卫：“这边对我来说根本是饭店等级，可不可以就干脆住下来，反正在外面找不到工作。”没几个小时，他就被放出来了，拘留所的人也说，他们都知道有时警察会无故把叙利亚人抓进来。

如今，穆罕穆德依然没有固定工作，他申请了大学的学分，用学生身份留在黎巴嫩。为了生活下去，他回到设计师的本行，做起了自由职业：在网路上接国外的工作，只要不是接黎巴嫩人的委托，都不算违法。

无法重返的叙利亚

2019年6月开斋节是我和阿里初次的相遇，当时的他也是正要搭车返回叙利亚过开斋。到了大马士革，阿里给我发来信息说：“公车上面塞了五六十人，从我的起点到终点原本只要二十分钟，我搭了一个半小时才抵达，整个城市都是人，交通阻塞，除了国外回来的叙利亚人，也有从其他叙利亚较危险地区涌过来的人。”

之后便断讯了两天，他才传来信息：“一切都很糟，网路，巴士、出租车、电力问题…..。我每一则信息都要等三分钟才传得出去 …… 超市和餐厅不少都继续营运，但物价对居住在叙利亚的人民来说是很难负担得起的。”回到家见到家人和爱人他固然开心，但见到自己的国家仍在失序，他的语音信息都带著失望和些许气愤。

今天的叙利亚，平均每五人，就有一人处于失业状况，这还是低估的数字。一半以上人口每月薪资低于90美金。农业用地在内战期间被大量破坏，对于居住在城外仰赖农业为生的叙利亚人，现在几乎无法继续耕种，房屋的毁坏情况就更不用说。因此，在国内流离失所者，大量从乡下迁往如大马士革的大城市，让城市里的资源分配更为艰难。

大马士革看似平静，阿里仍时刻担忧，过去他反政府的言论纪录会被通报，甚至包括他在黎巴嫩的一言一行，都可能受到真主党（Hezbollah）的监控——真主党是叙利亚阿萨德政府在黎巴嫩的主要势力，若遭他人通报，他的名字仍有可能出现在政府的黑名单上。在叙利亚，普通人被绑架和被消失的案例还是层出不穷，尤其在城市以外的地方，阿里说，“我每次都还是带著恐惧回叙利亚，回去时也尽量都待在大城市。”

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截止2019年10月底，已有17万叙利亚难民自愿返回。据叙利亚侵害记录中心（Violations Documentation Center）截至2018年的数据，自2011年以来，至少有6万名叙利亚人被叙利亚政府拘留，很多家人从他们被扣留后，就没有他们的音讯，原因主要为参与或是组织抗争、被通报有暴动行为、投入人权工作或是提供人道救援，大部分以年轻男性为主。

很多叙利亚人在黎巴嫩难以获得医疗资源，有时会回到叙利亚就医（叙利亚医疗免费）。一位叙利亚难民便告诉我，他的朋友，因女儿生了重病，决定冒险回叙利亚就医。结果这位难民在在回叙利亚途中被绑架，女儿也因未及时就医而丧命。我在2019年6月听说这件事情时，这位父亲仍然下落不明。

“必须”重返叙利亚

即便像阿里这样拥有合法工作许可的叙利亚人，也并非真的可以自由工作。约有30万的叙利亚移工，只被允许在农业、建造业（工地）和警卫等特定领域工作，且需要有雇主作为担保人。2015年，黎巴嫩政府规定，只要在联合国难民署注册了难民身份的叙利亚人，就不得在黎巴嫩工作。虽然此政策在2016年因存有极大的争议而被废除，叙利亚难民也只能能在特定产业工作。

阿里拿到的工作签证，名义上雇主是一位在黎巴嫩山区经营农地的农场主。他的实际工作是在难民营的教育组织，他与该组织签了兼职合约，而非全职，以规避黎巴嫩法规。在黎巴嫩的非营利组织中，阿里工作的这个机构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会不顾法规限制雇用叙利亚难民（或是在叙利亚的巴勒斯坦难民）的。也是因此，阿里时常担心在贝鲁特的路上遇到黎巴嫩军人的检查。

近些年，黎巴嫩对叙利亚“移工”的控制，愈发严格。据黎巴嫩劳工署在2019年的政策，企业违法雇用外籍劳工，尤其叙利亚员工，会被罚以高额罚款：每位违反案例将开罚约1600美金。政府给了企业（包括商家、工厂和公司等）一个月时间“处理”他们雇用的“外籍”劳工。

2019年5月，黎巴嫩政府宣布，开始强力遣返在2019年4月24日之后非法抵达黎巴嫩的叙利亚难民。4月起，政府还要求叙利亚难民不得搭建半永久性的庇护所，并从7月起拆除了至少20个庇护所，导致25000名难民——其中约有15000名孩童——再次流离失所。

黎巴嫩政府不断以战争结束为由，要求叙利亚难民“回家”，包括拆毁非法使用实心材质建造的难民庇护所、强制关闭叙利亚人经营的店面、以及提高租金或证件费用等等。黎巴嫩的政党与官员也在媒体上大肆鼓吹排外情绪，要求叙利亚难民赶紧离开黎巴嫩，排外的游行几乎每日上演。黎巴嫩深窘的教派政治和萎靡不振的经济状况，长期引发人民的不满，叙利亚人很容易便成了这些问题的“代罪羔羊”。

2019年10月17日，黎巴嫩爆发了大规模的抗争。示威者上街要求“所有”政府下台，渴望重建一个跨族群教派的新秩序。这次抗争是各教派第一次共同抵抗政府，被评论为黎巴嫩自1990内战结束后三十年以来，最跨族群和最去中央化的公民抗议。

很多叙利亚人期待这次的诉求，能有机会让叙利亚难民在黎巴嫩过更有尊严的生活，同时担心，抗争是不是会升级成更激烈的冲突，让他们得再次逃亡。

在黎波里城市（Tripoli）的抗争广场上，几打罐装水、零食、急救药物与联合国难民署发放的物资整齐放好，上面插著一支以雪松代表的黎巴嫩国旗——这是几名叙利亚难民将收到的物资，捐赠给在街上的黎巴嫩示威者，表达对反政府行动的支持。即使这些叙利亚难民在黎巴嫩被限制游行自由，担心会因“介入黎巴嫩内政”而不敢上街，却仍希望精神上与黎巴嫩人同在，也请求黎巴嫩人可以不再歧视叙利亚人。

抗争爆发当天晚上，一名黎巴嫩人在首都贝鲁特放火烧毁店家，却意外导致两位叙利亚员工死亡。这则消息在数小时内，快速地在推特上传开，支持难民留在黎巴嫩的声浪也穿插在部分黎巴嫩人上街的诉求之中，并高喊“Bassil （自叙利亚内战之后，长期支持与推动排外政策的黎巴嫩外交部长）离开！离开！难民留下！留下！”的口号。

不过，即便有支持难民留下的声浪，多数的黎巴嫩人仍是专注在抗争的主要诉求，“黎巴嫩优先 （Lebanon First）”的标语，源自黎巴嫩人为脱离教派分割的政治体系以及重塑“全民”的共同认同——但让生活在黎巴嫩的150万叙利亚人担忧的是，这个“全民”里，到底有没有他们？

后记

抗议初期，因许多单位实施开放罢工（Open strike，没有确切停止的时间），阿里每天都在贝鲁特的住处等候“明天是否要上班”的信息通知，几乎每次都是接近午夜时间才知道。

态势稍微缓和之后，阿里顺利回到岗位继续工作，然而黎巴嫩的抗争氛围仍然持续，经济萎靡不振。原本他预定在2020年办了婚礼后，带著到黎巴嫩暂时一起生活，再做未来的规划，但现在，也因担心收入不稳定，加上贝鲁特租房昂贵，两人会在黎巴嫩过得辛苦。

2020年，我认识的另一位叙利亚男性青年 Fad，已经因为兵役问题放弃了叙利亚国籍，正在英国申请庇护，期待能在几年后拿到英国公民身份；另一位叙利亚男性青年 Yar，仍待在黎巴嫩，2020年，他的四年底线也将到期，他决定向阿萨德政府付高额罚款，至少能留著叙利亚公民的身份。

对于阿里来说，面对黎巴嫩未知情势，以及因逃兵役而可能要再次经历的流离和不安，2020实在没有什么好令人期待。无论如何，他必须要在今年下决定，这个死线之后，他与他的未婚妻该往哪里去。

（应受访对象需求，文中采访对象的名字都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