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模式：“制度自信”的苦涩注脚，与欧亚大陆的灰暗现实

【编者按】12月3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加强版的《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该立法宣称目的为“谴责对新疆的突厥穆斯林的大规模人权侵犯，呼吁终止滥捕，酷刑和对中国内外这些群体的骚扰”。随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谴责该法案“蓄意诋毁中国新疆的人权状况，大肆抹黑中国去极端化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恶意攻击中国政府治疆政策，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干涉中国内政。”，表示“强烈愤慨、坚决反对”。随后不久的12月9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雪克来提·扎克尔在国务院新闻办的记者会上抨击该法案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并表示参加“三学一去”的教培学员“已全部结业”。几乎同一时间，官方的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放出关于新疆反恐的英文纪录片，为官方的政策辩护。而就在此前的11月中旬，多家西方媒体根据得到的爆料公布了一批据称为内部文件的资料，揭示了新疆“在教育营”的不少细节。随后不久，土耳其裔德国球星奥斯尔（Özil）在推特上贴出蓝底星月旗，发布一条土耳其文的诗，指责穆斯林世界不关注维吾尔人，呼吁“帮助我们东突厥斯坦的兄弟姐妹”，随后引发中国内地不少网民声讨和更多的争论。

2009年之后，新疆从未像如今这样引发激烈的争论与注目。在“七五”事件十周年时，《端传媒》曾刊出文章，讨论“开明”与“强硬”两条“治疆路线”之间的脉络，分析从“多元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路线如何带来了“再教育营”的政策。在此之后，新疆问题的国家讨论继续升温，它牵扯到哪些国际议题？如何理解“维吾尔问题”和“中国穆斯林问题”之间的差异？“再教育营”又凸显了当今中国的什么深层问题？《端传媒》将刊出系列文章，从以期帮助读者进一步深入相关话题。第一篇是对《维吾尔人：自己土地上的陌生人》的书介，梳理了2000年前后，在“民族团结”背后的维吾尔民族主义涌动。本文是第二篇，讨论“再教育营”的国际政治维度。之后的第三篇，则关于“维吾尔问题”和“穆斯林身份”之间复杂又一直被错误解读的关系。

12月20日，在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有社会组织发起了一场“支持东土耳其斯坦”的游行。数千人头戴画有星月标志的蓝色面具，面具的嘴巴处贴着中国国旗的贴纸，象征着中国镇压维吾尔人，不让他们发声。前排的人群举着“无声的尖叫”（sessiz çiğlık）的标语，后排挥动着蓝底星月旗——维吾尔民族主义者主张的“东土耳其斯坦”旗帜。

这场游行的新闻迅速被各大媒体转发。和之前土耳其裔德国球星奥斯尔（Özil）的推特一样，这场游行被看作是国际社会——尤其是穆斯林社会“声援新疆维吾尔穆斯林”，批评中国犯下人权问题的直接行动。

然而这种想法多少有些一厢情愿。就在人们看到大批中东国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支持中国的新疆政策时，土耳其社会对遥远的新疆的关注也颇为有限，许多人对维吾尔人的认识，只停留在伊斯坦布尔的中餐馆多是维吾尔人拥有。匆匆浏览近日的土耳其各家新闻，自由派立场的多家媒体、凯末尔主义的反政府立场的《共和国报》（Cümhuriyet），民间反对派爱看的《政治新闻》（Siyasi Haber），对新疆议题都关注寥寥。反而是宗教保守派的《决心报》（Karar）刊发了一篇抨击维吾尔女性被强行嫁给汉族男性的报导，土耳其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 Partisi）的“外宣”报纸《每日早报》（Daily Sabah）则跟进了周日香港示威者举办的关注维吾尔人处境的集会。

无论是发布“东土耳其斯坦的主麻日”推特诗的奥斯尔，还是伊斯坦布尔的游行组织方土耳其人道主义救济基金会（İHH），都和保守的伊斯兰主义的正义与发展党和威权强人总统埃尔多安（Erdoğan）亲近。耐人寻味的是，就在同一天，周五，在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中，反对派的“好党”（İYİ Partisi）发起，同属反对党的共和人民党（CHP）和亲库尔德人的人民民主党（HDP）附议，试图推动一项关注维吾尔问题的议案，而这个议案被执政党联盟中的正义与发展党和民族运动党（MHP）代表们驳回。更耐人寻味的是，“好党”和民族运动党虽然分处执政在野两端，但都算得上是极右翼、极端民族主义与泛突厥主义者。

可以说，就单单在土耳其，政治和社会力量也无法就维吾尔问题产生“合力”，更不用说土耳其各派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在面对这个可能带动“穆斯林”身份政治的议题时，所持有的复杂态度。

从维吾尔人在新疆面对的“再教育”与一系列的严酷政策，到维吾尔与新疆议题在土耳其的处境，都反映出欧亚大陆上错综复杂，愈发破朔迷离的政治事实。很多观察者们都忽略了这种政治现实为中国的诸多政策提供的迂回和躲避批评的空间。但另一边，对中国当局来说，这一显示也在未来留给他们一个难题——从“新疆模式”到“中国模式”，到底发生了什么，又会在历史上留下什么？

国际压力下，中国政府的收缩

从各方反应来看，可以认为，曾经大规模的“再教育”系统，如今已经很难再以原先的模式继续下去了。

如果从2018年开始观察中国政府是如何应对国际上针对新疆问题的批评的话，我们会看到一条清晰的线索——政府从一开始不承认，到承认但坚持辩解，再到一边辩解一边解套，随着国际关注的增加，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措辞是不断软化、收缩的。

针对“再教育营”的指控，开始时中国政府并不正面回应，2018年中旬，在一些国际场合被问到相关问题时，中国代表团的回答非常模糊。然而随着各种报导增多，官方开始承认再教育营存在，但强调其“自愿、非强制”，并否认外界流传的规模。再接下来，大量卫星图、调查报导相继出炉，自治区主席扎克尔在2018年10月领命解画，公开解释这些“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存在的目的和状况——尽管很难让人“收货”。

随着中国官方开始邀请外媒和外交官团体参观这些“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更多的报导也相继出台，比如BBC获邀请进入营区内部拍摄的视频。这些报导非但没有为中国政府解套，反而加剧了外界的质疑。2019年一月开始，西方国家开始在国际场合集中批评中国的新疆政策，虽然中国激烈反驳并出示了更多国家对政策的支持，但到了3月，先是官方发布《新疆的反恐、去极端化斗争与人权保障》白皮书，其后主管统战工作的政治局常委、政协主席汪洋又赶赴新疆调研，提出了颇为微妙的“尊重信教群众的习俗⋯⋯正确处理不同性质的矛盾和问题”和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办法“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的要求。到了2019年中旬，官方的发布《新疆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工作》白皮书中，措辞已经变成了大多数学员都“达到培训要求”，并已经“顺利结业”。

再接下来，媒体的关注点移动到了香港和新疆之间，在香港街头出现的提醒维吾尔人处境的标语，反映着新疆发生的事情对香港的街头运动的催化作用——很难想像如果没有各种各样关于“再教育营”的新闻，香港街头的抗议者是否还会想到用“赤纳粹”的标语和口号来攻击北京政府。

到了年底，各家西方媒体开始放出一波关于新疆“再教育营”的解密文件，随后是美国的《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这时候，北京的反应除了抨击，还加上了另一场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再次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学员”已经“全部结业”。转过头，外交部开始质问外媒为何不看关于新疆的反恐纪录片。

官方宣称的“全部结业”固然无法证实，但从2018年以来，可以看得清楚的是，中国官方在新疆问题上的态度明显在不断增加的国际压力面前软化、收缩。就在2018年，新疆民间还流传着这样的说法——以再教育系统为主的整个“严打”要持续五年。而如今，仅仅过去了一年，官方就宣布这些“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的学员都“结业”了。

甚至，在面对奥斯尔明显的“泛突厥主义”宣言时，排开开始的抨击，中国外交部的回应都出奇的“软化”——在12月1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已经被人做成“语录生成器”的发言人耿爽被问到奥斯尔的言论。人们本预期外交部再一次“战狼”，回应却是“他似乎被一些假新闻蒙蔽了双眼⋯⋯我们欢迎厄齐尔先生到新疆走一走、看一看”。

尽管没有新的消息可以佐证，但从各方反应来看，可以认为，曾经大规模的“再教育”系统，如今已经很难再以原先的模式继续下去了，留下的问题是如何“结业”，与“到底多少人结业了”。只不过，接下来的新疆会采取什么模式管制，现在看来并不明朗。也不知道，那些已经完成的巨大建筑群，今后会拿来做什么。

新疆模式，是什么？

无可奈何的情况则是——在这些“教培中心”的高峰时期，没有任何外界的媒体和机构能够进入其中，了解内部的实际情况。

“再教育营”，也好，“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也罢，其存在已无异议，政府亦不否认。外界指责和中国的辩解之间的争论，无非是这些营区规模有多大？内部到底是什么样子？这一项目在多大程度上，多广泛的范围上可以称为一场“人道危机”？

也许我们可以从一些公开的资料看到“新疆模式”的大概样貌，这些资料包括新疆各级单位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的文章（有些后来被删除），也包括了各种商业项目的计划，不同政治立场的国人在微信和微博上的发言，等等。

比如一则被删除的微信公众号文章，为我们大致提供了“再教育”系统在基层的一些切面。这篇自治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驻和田地区敦巴格村工作队在2017年5月8日发布的文章中写道：“工作队根据本村判刑、收押和教育转化人员涉及亲属人数多的实际，采取有效措施做好其亲属思想稳控工作。”这些人有多少呢？文章提及了“本村127名收押人员”。两年后，2019年的敦巴格村工作队的一篇书记自述中提到敦巴格村的人口一共是2148人。也就是说，2017年中旬的时候，村中有约6%的人口被收押。考虑到这个数字在当时相对其他村子“较多”，又考虑到这是南疆地区的一个村落，那么从“再教育”系统开始至今，先后有5%上下的人口被收押，在南疆的不少村落里应该不算出奇。城市和农村也许会有差别，南疆和北疆可能差别不小，但估算下来，在整个新疆，数十万人次的规模，对整个“教培”系统来说，恐怕不算夸张。

其次，再教育营内部究竟如何？如今媒体上充斥着各种口述。有不少人称遭遇了强奸、酷刑、虐待、喂药等等折磨。这些指控未必都属实，也很难证明任何酷刑或非人道的对待是有组织的行为，但是这些指控能够存在，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教培”系统中拥有权力的基层个体，很可能拥有自由发挥权力的空间，这和长期以来中国的看守所、监狱系统中的问题并无二致；第二，教培中心内部的情况和整体运作，没有透明度和可监督的余地，以至于只有最吓人的证词和官方的不断否认。除此之外，更容易产生人道危机的是这些“再教育”中心的居住条件、卫生条件和没有规章的“法外”情况下的任意处置。这类情形，在任何大规模“社会工程”中都屡见不鲜，人们很难说它是有意为之或蓄意，但造成的人道灾难又往往真实。更无可奈何的情况则是——在这些“教培中心”的高峰时期，没有任何外界的媒体和机构能够进入其中，了解内部的实际情况。

而在大规模的“教育培训”、全面监控、重新形塑宗教（“伊斯兰教中国化”）等外界广为传播的“新疆模式”之外，新疆还有许多管控路径较少为人所提及。这些内容倒是充斥着官方宣传的空间，也许正是因为其“官方”，才没有人关注。但这些内容，才是构成“新疆模式”管控的基础，也正这些近年来推行的这些政策细节，会在未来真正留下深远影响。

“再教育”之外的改造

与“再教育”并行的，是一套混合了扶贫、现代化、市场化和基层控制的“新生活”下乡运动。

中国政府对新疆农村的改造模式，值得一提。“新疆模式”在农村的存在，被不少媒体表述为“汉人进入维族人家”，变成了“汉人男子和维族女性睡觉”。就连奥斯尔也在他的土耳其语诗歌里写道“穆斯林姐妹被强迫嫁给了中国男人（Bacılar zorla Çinli erkekler ile evlandiliriyor.）”，算是这一类报导的变体。但“入户”，在维吾尔农村是驻村干部和村民之间的家常便饭，其功能既有监视，也有扶贫，还有和村民“打成一片”的要求，几种要求混在一起，驻村干部常常在不同村民家借住，了解情况，甚至在一些网络文章中，有人因为嫌村民家条件差而受到责罚。但要说这一模式是“维吾尔女性和官员同睡一床”，未免一方面像是道听途说，另一方面忽略了这一模式的“社会工程”意味，把习时代的中共，当成了1940年代的国民党。对这类干部，网络上倒是有很多从宗教生活层面出发的批评，比如他们替代了很多原先村中伊玛目的宗教仪式工作——以“党组织”取代了宗教，比如他们会出席村民孩子的起名仪式，做村民婚礼的证婚人，等等。

这些村干部的使命之一，就是彻底“改造”新疆农村和少数民族农民。这些驻村干部，有些来自自治区的直属单位，有些来自外省的“援疆”部门，有的来自中央直属单位，他们做的一大部分工作，和内地的驻村扶贫干部是一样的——寻找可以创业“致富”的门路，让维吾尔社群也和全国一起，在2020年“消灭贫穷”。另一方面，他们又是自治区的“访惠聚”干部，这是一项张春贤治疆时代就开始，在陈全国时代加强的计划，是“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的缩写，具体而言，就是干部要住在村里，负责稳定工作，改造农村的整个环境，成为党-国家改造新疆社会的最基层动员者。从一些可以看到的材料看来，他们的工作无所不包——夜间巡视村里、登记村民情况、带着村民给牲口上保险、重建村民住宅、检查计划生育情况、劝导接受扶贫项目（比如“异地搬迁”）、推行新的生活文化（比如勤洗手）、为村里的安保人员（多由村民担任）负担开支、通过自己的人脉拉到城里来的慰问团、甚至出席一些宗教活动场合（比如，在一些驻村干部的文章中，能看到他们出席清真寺的节庆典礼，但在日常宗教活动被大规模暂停的情况下，是什么人仍然能够在村中礼拜，是个疑问）。驻村干部还要负责安全事宜，不断向上面下来的各种视察组汇报工作，日常发现的可疑的，认为受到“极端思想”影响的人，要由驻村干部参与鉴定是否送他们去“再教育”。在城市中，这类干部的对照是“社区干部”，而“社区干部”做的事情，除了不用扶贫，也是大同小异。

相比被广泛抨击的“再教育”，这套控制模式的主旨并非“镇压”，而是“监视”和“生产”，最终目的，是想培养出一整代能够符合期待的维吾尔“新人”，而且不仅仅是政治身份上的“新”——他们要能会说汉语，可以外出打工，不再抱持着在乡下生活一辈子的想法，要能够节约钱、注重教育——批评维吾尔农民不重视教育，只知道生孩子，是许多南疆驻村报告文章中的常见要素。也就是说，北京通过这些下乡工作队展现出的思路中，“经济建设”并不是不能改变新疆的状况，但他们认为以当前对致富不够热衷，不够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维吾尔人，是不能建设经济的，因而在南疆，要先培养出能够从事“经济建设”的人。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再教育”系统要命名为“职业技能培训中心”的原因，政府的期待很可能是要能够把这些人全部变成市场上的劳动主体。

配合着这样的未来，对知识分子和旧维吾尔精英的拘禁、判刑和整顿，抓“两面人”，对旧的居民区进行旧城改造，让农民“上楼”，收缴旧教科书和旧出版物，也就都不是孤立的事件了——在打击旧的维吾尔精英的同时，中国政府也许希望从乡村中，从脱贫的人中，培养出一代新的维吾尔精英群体，他们能感受到中国经济和国家力量带来的“社会流动”，并且有可能对此表示感激，从而成为忠诚的伙伴，和新疆未来的官僚主体——这一逻辑，和“内地新疆班”创始时的思路，也许是类似的。

这套“新疆模式”的突出特征，一方面是是带有浓重的“社会主义”色彩——它是一套从上到下层层以职权、责任和指标“夯实”的管控体系，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管到，把人从生到死全面管控起来，人们好像活在老的社会主义时代——早上要开早会，晚上要学习，还要定期汇报，而组织包办一切，甚至在一些宣传中还能看到“送橱柜进农村”的活动。同时这套系统以非常激进的方式推行“现代化改造”，试图把维吾尔族从传统社会重置到无论是空间还是文化都“现代化”了的新位置中。与此同时，这套“现代化改造”是对标内地社会的，它不能容纳那些试图直接从土耳其或俄罗斯乃至英美引进另一套现代化模式的维吾尔人，这才能解释为什么那些从海外归来的中产阶级维吾尔人也常常成为“去极端化”的“再教育”对象。

但另一方面，这套系统又最终是计划要面对市场的，无论是于田县拆除大清真寺1990年代加建的阿拉伯化门楼，在作为文物保留的礼拜大殿周边发展新的住宅商业区，还是乌鲁木齐将二道桥大巴扎升级改造以吸引更多游客，让木卡姆乐团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广场上演奏，政府治理新疆的这些手段的最终目的，都是要将原先“不够安全”的这片土地，改造成游客能够安心消费，本地人能够外出打工赚钱、商业能够像内地一样发达，企业能够进入投资的地域。乃至于，维吾尔文化也最终也是要像西藏那样的“产业化”——把符合资本市场消费兴趣和具有商业运营前景的文化符号保留下来，和内地的市场对接起来。

“穆斯林世界”与欧亚中央的困境

人们幻想着存在一个“穆斯林世界”，这种想像，恰恰是维吾尔人诸多苦难的来源之一。

在推特上的土耳其文诗中，奥斯尔哀叹为什么西方媒体关注“东土耳其斯坦”而“穆斯林世界”却不作声。他对穆斯林世界的批评倒是和现实吻合——“穆斯林国家”们不仅没有对维吾尔人的遭遇向中国表示批评，还有不少加入了支持中国的行列。

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想想，似乎又有些不对，人们似乎并不认为今天有一个“基督教世界”或“佛教世界”的整体，却对作为整体的“伊斯兰世界”有一种莫名的想像。

回到现实，就像在开头所说那样，土耳其的国内政治围绕着世俗/保守/民族主义的问题争夺不休。保守主义的埃尔多安一直是大土耳其主义和政治伊斯兰的支持者，然而土耳其的经济状况和外交孤立使他选择和北京合作。另一边，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在支持外国的少数族群时都绕不开一个尴尬的话题——占土耳其人口近两成的库尔德人既没有自治权，也不被认为是一个少数民族。亲库尔德的反对党人民民主党提及新疆维吾尔问题，目的是和库尔德问题做比较，要求给库尔德人更多权利——这也是为何执政的正发党必须对维吾尔问题降温的原因之一。而土耳其的世俗主义者们，则唯恐呼唤“天下穆斯林是一家”会带来大批移民，推高保守主义政党的选票，对一切打着“伊斯兰”旗号的国际主义都极力反对。这样的整体状态，在未来多年大概都不会改变。

另一边，海湾地区对峙着的沙特和伊朗，都为了自身的内部政治无暇他顾。沙特忙于巩固内部权力并实现转型，生怕别人觉得自己伊斯兰味道太重，新开放的旅游签证力度之大，令人咋舌。伊朗则陷于经济苦海，教士们控制政权稳定尚有难度，何况什叶的伊斯兰政治和逊尼本就不同。伊朗人中认同穆斯林身份的，在年轻一代中因叛逆恐怕也日益见少。至于那些还在街头奋战抗议政府的伊拉克人和黎巴嫩人——国际期待的那个对新疆做出反应的“穆斯林社会”是什么呢？又哪里存在呢？

对“穆斯林世界”的许多国家来说，新疆问题的表述，分分钟牵扯到国内政治的局势。就连印度尼西亚的知识分子，也要考虑强化穆斯林身份是否会带来新一轮的保守政治，担忧出现新的排华浪潮，带回苏哈托时代的威权“新秩序”。所以，恰恰是当媒体和知识分子们把维吾尔问题理解为伊斯兰问题，希望各国对“中国镇压穆斯林”出手批评的时候，很多本可以说话的人也只好避之不及了。

更不用说，全球右翼正在从一种“中国疯狂镇压穆斯林”的叙事中汲取养分——新西兰基督城的枪手在血洗清真寺时表示自己羡慕“中国模式”；印度网民在各种新疆“再教育营”的报导下留言支持，呼吁印度也引进经验⋯⋯就在当下许多人纷纷批评印度涉及歧视和有意排斥穆斯林的新公民法案的时刻，着名的中国互联网激进“穆黑”、社科院学者习五一就在微博上高度赞扬印度政府的决定。所有这一切都似乎反映了某种全球趋势——“穆斯林世界”分崩离析，但“穆黑”们串连起来了。

大部分人们印象中的“穆斯林国家”，都围绕在欧亚旧大陆从太平洋到地中海的一条弧线上——而这个地带，从来都是各种族群混合、冲突的位置。这导致这里的每一个国家几乎都混合了多种跨国境族群并冲突着——印尼有巴布亚问题、缅甸有罗兴亚和数十个不同的少数族群问题、印度的泰米尔人、克什米尔人和印-穆冲突、巴基斯坦的俾路支斯坦武装、伊朗的神权政体和世俗社会之间的矛盾、哈萨克斯坦的哈族和俄罗斯族的潜在冲突⋯⋯这些国家既不像大部分欧洲国家那样通过两次世界大战成为了更“纯粹”的民族国家（移民和难民问题要到了二战之后才逐渐凸显出来），也不像美国那样作为超级大国和文化熔炉。这意味着进步主义多元文化的政治，很难根植在这些国家中的任何一个——不是因为它们不够多元，而是因为他们的“多元”太历史悠久了。很大程度上，作为旧帝国继承者的今日中国，也是这个链条上的一员。

现代身份政治下，穆斯林身份也像黑人、印巴裔、华人等族群一样成为一个动员标志，但从这个角度呼唤欧亚大陆上的穆斯林社会团结起来，又显得有些吊诡。呼吁关注中亚中东地区的人权议题无疑能加强西方世界中的“穆斯林”作为一整个群体身份的政治权力和影响力，但这说到头来，这对欧亚交汇处的未来，有什么帮助呢？

从欧美到中国，人们幻想着存在一个“伊斯兰世界”，这种想像，恰恰是维吾尔人诸多苦难的来源之一。另一方面，这个复杂的欧亚世界为中国政府的“新疆模式”提供了足够的保护——“自由世界”越是重视维吾尔人的“穆斯林”身份，就越会加强这一趋势。

中国“制度自信”的苦涩注脚

“再教育营”带有澳大利亚“白化”原住民和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学校的影子。

在《纽约时报》对新疆披露的文件的梳理中，提到了一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一些高层的会议讲话显示，最高领导人批判了要求“消灭伊斯兰”的错误思想。这意味着，在中国的统治精英内部，强烈的“仇穆”情节，混合大汉沙文主义，已经颇有些市场。大概在其中不少人看来，维吾尔人都是“绿绿”（对穆斯林的鄙视称呼），要么放弃信仰，要么不可救药。这样一来，也就能解释很多新疆人对“再教育”政策的一些疑惑——比如为什么整体更亲近汉族，排斥维吾尔族的哈萨克族也大量面对“再教育营”——毕竟在维语里，“哈萨克”有时是一个骂人的字眼。

这也意味着，“再教育”系统远远不是可能发生的最可怕的情况，对大汉沙文主义者来说，彻底同化少数民族，或者“最终解决”才是值得提倡的道路，而对许多“穆黑”来说，伊斯兰是他们需要消灭的敌人。

某种程度上，是对国际形势的担心，美国的压力，和一带一路与中亚中东国家的来往加深导致的忌惮，加在一起，正在避免新疆的事态升级到更不可逆转的程度，也正在遏止大汉沙文主义的蔓延。就目前的形势看来，虽然民族区域自治的传统被无数人诟病，但整个大框架仍然存留了下来，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不可能从公共场合消失，文化也不可能完全被“汉化”。

但是，新疆纪念什么样的历史人物，书写什么样的历史，仍在改变之中。

2014年8月27日，时任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召开了一场座谈会，纪念“阿合买提江等五烈士牺牲六十五周年”。这五人是受到苏联影响的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的社会主义者，在1944年北疆爆发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三区革命”，成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之后，他们和其他苏联支持的新疆干部一起夺得权力，组建了亲苏政府，并在1949年在北京和莫斯科的安排下促成了新疆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8月，在飞赴北京开会的路上，这五人遇到事故坠机身亡。在讲话中，张春贤把“三区革命”定义为“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尽管“在革命初期也发生了一些偏差”——这指的是，三区革命在初期带有更强的宗教和民族主义特点，发生了排汉的行为。

相比1950年代到1990年代把“三区革命”定义为一场“民族革命”，张的论述已经做了调整，试图淡化传统共产主义理论中弱小民族的革命权自决权所带来的政治麻烦。但是到了2019年，自治区已经不再有纪念三区革命烈士的官方活动，仅仅只有新华网在5月16日刊发了一篇文稿，题目叫做《阿合买提江·哈斯木：为新疆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斗》。在这篇稿件中，“三区革命”已经不再使用，仅仅剩下“三区”的说法。阿合买提江的功绩也被概括为纠正了“新疆三区在国家和民族问题上所犯的严重错误”。这意味着从官方对“三区革命”的定义，从张春贤的概括再往前走了一步，几近翻案打倒。

也就是说，虽然新疆少数民族的文化和宗教信仰在可见的未来还会以民族区域自治下的各种方式予以一定保障，但是“民族”的成分，尤其是作为政治体的“民族”，恐怕很可能会被继续削弱。无论这种削弱的出发点来源于什么思想，这套体系都开始接近北京大学教授、民族社会学者马戎的设想。在马戎的理论中，中国必须避免苏联那种把民族自治变成实体的情况，以避免苏联式的解体发生。而马戎推崇的模式是美国的“民族熔炉”模式，包括他在内的一些学者提倡把“民族”变成“族群”，取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通过优惠政策鼓励少数民族培养出更多精英，让少数民族个体在和汉族个体平起平坐的同时，不再在政治上具有分离主义隐忧。

“再教育营”尽管并不见得是这类理论的直接实践，但倒像是粗暴版的实验，它带有澳大利亚1990年代初“白化”原住民，或是同时代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学校的影子。

一方面是悄然调整历史叙事和政策方向，另一方面是无法完全转变历史留存的语言，并且在转型的实践中左右为难，这恰恰说明了中国道路的某种内在尴尬——在面对新疆这样的地区的复杂历史时，今天的中国极度希望摆脱旧帝国的阴影而变成像美国那样几乎不带族群历史包袱的国家，却在现实中无法卸下这些复杂的历史，新疆的问题也许会不断卡在这中间，就像旧欧亚世界的其他部分那样，继续作为一个解决不了的问题，传递给未来的人。

（田沙，自由撰稿人，现居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