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给我们种子的人：台湾植物园的植物学家们

今年123岁的台北植物园，除了拥有2000多种植物，还有许许多多待解的谜团。这些谜团有时是科学的，例如一群刚从坍方山壁抢救下来的团羽铁线蕨，如何在台北植物园的环境条件下稳定生长？例如为什么濒危的石碇佛甲草去年还毫无动静，今年就开花开得没完没了？

有时，谜团是属于时间的，像是双子叶植物区里的那尊“林火涂君碑”。林火涂到底是谁？有人说他是一位认真好学的台籍植物学生，有人说他曾捐地给植物园，历经漫长的众说纷纭后，植物园新立的说明牌揭开一部分谜底。

传记与问号

原来，林火涂是一位苗圃的台籍雇员，在植物园工作近三十年不曾缺席，还曾获得长期服勤奖。这位“发自内心喜爱植物”，“现今台北以至全岛各地的行道树与观赏植物中，可能仅有极少数未经手于他”的认真员工，仅49岁就因病离世。为了纪念这位台湾林业界不为人知的恩人，当时的植物园长官金平亮三特别立碑纪念他。

然而，林火涂到底是谁？他是台湾哪里人？为什么进入植物园工作？对植物的喜好是怎么养成的？他对台湾行道树的栽种培育理解到什么程度？身为台籍雇员，身后能获得一座碑或许已是极致尊崇，但他终究留下许多历史的问号。

相较之下，奠定台湾植物研究先河的外籍植物学家们留下的故事和线索无疑丰富许多。林火涂碑对面的法国传教士佛理纪念碑，不远处的日本植物学家早田文藏纪念碑，这两位在世时互为植物采集和鉴定的可敬对手，故后仍在园内遥遥相伴，关于他们的生平和发现台湾植物方面的成就，不只有传记专书纪录，事实上，许多台湾植物的学名都以这两位采集、鉴定者为名：佛氏通泉草（Mazus fauriei Bonati）、傅氏凤尾蕨（Pteris fauriei Hieron）、早田氏鼠尾草（Salvia hayatana Makino ex Hayata）、早田兰属⋯⋯

金平亮三：下南洋第一人

名字，标记了人类与植物在生活用途之外的另一种关系。发现、指认、命名，这些动态在时间里有了最初的形状，也构成我们后来称之为“故事”的经验。野外灭绝的乌来杜鹃（Rhododendron kanehirai Wilson）名字底下的故事是这样的：1918年，美国哈佛大学植物采集家威尔森（E.H. Wilson）来台，植物学家金平亮三（Ryoso Kanehira）和佐佐木舜一带他到乌来进行采集，在警察驻在所前面的花园采集到这当地特有的杜鹃花。1921年，威尔逊在著作中发表这新种杜鹃，学名中的“kanehirai”就是为了向金平亮三表达纪念并致谢。

日后金平也在自己出版的《台湾树木志》特别提及，乌来杜鹃“有滥采之虞”，可惜，植物学家多年前的珍视和警告，最后敌不过的并非滥采，而是翡翠水库兴建对乌来杜鹃栖地的全面破坏。（见钟诗文脸书粉丝页）

在前面几个故事现身的金平亮三，名声虽不如命名台湾两千三百多种植物的早田文藏大，但身为当年殖产局林业试验场第一任主任的他，与台北植物园里的众多植物渊源甚深。从和平西路进入植物园首先遇见的棕榈植物区，有许多常见的热带景观植物：罗比亲王海枣、孔雀椰子、红棕榈、黄金棕榈⋯⋯当年都是金平亮三从新加坡、印尼、香港等地购买种子引进园内（见李瑞宗《沉默的花树：台湾的外来景观植物》页129,137）。

“他可以说是台湾下南洋第一人”，林试所植物园组组长董景生这么形容金平亮三，也认为金平亮三还留下许多植物史的谜题待解，“金平当时还引进黄金垂榕、囊叶榕、优昙华等，有些是宗教植物，但他也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为什么要专程引进这些泛灵信仰的植物？”虽然为了帝国南进而屡赴南洋从事植物考察和引种，但，金平亮三也曾倡议台北苗圃不应以栽培外来观赏植物为主力，应以本土原生植物为特色。足足一世纪前，他已有在地保育的前瞻概念。

48万份标本资料：历史作为钥匙

时局嬗变，令这些曾活跃于大时代的植物学家们一度湮没而不为人知，不过，植物园详尽的植物引种纪录和研究资料，终为他们留下行迹。而另一个印证植物学家们工作成果的关键，是从前存放于腊叶标本馆，现移往林试所植物标本馆的超过48万份采集标本资料。

完整记载采集地点、时间的腊叶标本，是不同时代的植物学家彼此传续、共享的原始资料库。“方舟计划”最初就是将濒危植物标本采集地点的数位纪录套叠后来的保护留区，才标记出不在保护区的植物必须优先进行域外保种。这些数位化的标本资料能发挥的作用远不只如此，擅长数据分析的林奂宇说，“我们还曾把某个日本人从资料库里拉出来，看他昭和几年几月从台北到花莲进行七天的采集，然后把那七天的标本调出来，知道他从第一天到第七天采集了什么，在哪里采集，有了地名，再回到老地图比对，就可以重建当初的采集路线，把历史重建起来”。

历史是一把钥匙，这几年主导植物园腊叶馆、南门町三二三修复重启的董景生强调，这些自然史的建构有其重要性，近年谈保种、谈绿化，核心都是人类如何面对未来生活，但若缺乏对于过去的认识，关于未来往往沦为一时流行的议题或假设。而植物园里的每一种植物都有建档资料，可以追踪出它们的前世今生，以及其中蕴藏哪些通往未来的路径。

就像林奂宇正在进行的“栖位”研究，每种生物有其偏好的环境因子组合，将这些物种特性和需求对应台湾的气象和土地利用资料，就有可能为物种“开发”合适的栖地。

“比如我知道某个物种特别喜欢潮湿和冬天，那台湾盛行东北季风的地方是哪里？宜兰。又知道这个物种喜欢的温度是五度左右，就把宜兰冬天气温五度的地方找出来，在电脑上模拟物种在这些地点能不能顺利栽种”。不只如此，考量到气候变迁、全球暖化等未来必然的环境变化，电脑模拟还须分析：若该栖地的温度或降雨发生变化，物种会受到哪些影响？

“这跟方舟计划是有关系的，我们繁殖这么多濒危植物，除了资源利用推广外，当然希望它们回到野生环境，什么环境适合什么物种，这些研究就能派上用场”，林奂宇说。

重洋外的台湾阁

不过，再怎么经营擘画，难以逆料的境遇变迁，或许才是无论哪个物种的生命主旋律。在台湾自然史理应名声更著的川上泷弥，来台不久采集的大量植物标本，竟在1905年一场火灾中付之一炬；10年后，主持“台湾有用植物调查”已初具规模、也成为首任“殖产局博物馆”馆长的川上，在博物馆开幕当天因恶疾离世，时年44岁。堪称台湾植物调查先驱，满怀雄心壮志要在台湾经营全世界热带有用植物的田代安定，1902年在恒春辟建台湾第一座热带植物培育场（即现在的恒春热带植物园），却终壮志未酬，73岁老人最后死在故乡鹿儿岛，却选择了台北三板桥墓园作为埋骨所在。

又或是访谈时董景生忽然忆起的一个故事。“有一年，日本新宿御苑，也就是皇宫后花园的主任来台度假，因为新宿御苑和台北植物园有直接交流，所以那主任就来植物园打了招呼。我带著他在园里走走，到了林试所旁边，一走进去看到一棵大树，他就问我那是什么？那是一棵台湾油杉，很稀有，只有坪林附近有一些族群。后来他把所有行程都取消了，在台北植物园里好好待了三天，想知道还有哪些植物。

原来，他在新宿御苑管理的地方叫‘台湾阁’，有很多大树他一直认不出来，其中包括一些120年前跟台湾交换的树种。他一直没花功夫去鉴定，直到来植物园看见这棵油杉，原来台湾阁种的就是台湾油杉，大小就跟这棵差不多。”

“我们也很惊讶，从没想过新宿御苑里头有个台湾阁，还有那么多年前过去的台湾油杉”，并且，长成一棵昂然的，好好活下来的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