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伊斯兰革命40年（一）：巴扎人与乌里玛，一场革命的社会起源

距离震惊世界的伊斯兰革命爆发已经过去40年，激进与世故、开放与保守、公平与掠夺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在伊朗实现了共存。相比外部世界一日千里的变化，催生革命的那两股社会力量似乎从未被改变。

假1979年已经有了社交网络、视频直播和机上Wi-Fi，则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从法国流亡回归，完全有希望竞争那一年中东地区的流量冠军。伊朗看守政府总理沙普尔·巴赫蒂亚尔（Shapour Bakhtiar）已经宣布：一旦这位教长乘坐的飞机进入伊朗领空，将立即发射导弹将其击落。在德黑兰、马什哈德和库姆，500万翘首期盼的市民涌上街头，与维持秩序的警察爆发了冲突。120位欧美记者花费几倍高价购买了黄牛票，以便与这位大阿亚图拉（Ayatollah Uzma，什叶派最高级律法学家）结伴同行。甚至连天文学界也遭到了霍梅尼追随者的入侵：有上万名信众言之凿凿地宣称，在此前的一个月圆之夜，他们从月光中看到了大阿亚图拉的脸。

然而在2019年已是稀松平常的那些条件，在40年前的伊朗并不具备。因此，只有随行记者留下的只言片语，可以为今天的人们还原出那段历史性航程的雪泥鸿爪。英国BBC新闻国际事务编辑约翰·辛普森（John Simpson）依然记得，在波音747型客机的头等舱里，大阿亚图拉坐在靠窗的位置，面无表情地俯瞰着15年前他被迫离开的土地，一言不发。美国ABC新闻首席驻外记者彼得·詹宁斯（Peter Jennings）主动提问：“流亡生活即将结束，此刻您作何感想？”霍梅尼只回答了一个词：“Hichi（什么也没有）。”这正符合他所倡导的什叶派教义的信条——作为教法的诠释者和彼岸真理在此世的代理人，伊玛目（Imam，礼拜时的领祷者，被什叶派视为人与真主的中介）的决断并不受一般人类情感的左右。他的正确性来自神授，而非选票。

当地时间1979年2月1日上午9点27分，波音747安然降落在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在搀扶下，76岁的霍梅尼缓缓步下舷梯，走进欢迎的人群中。追随大阿亚图拉多年的卫队长拉法杜斯特（Mohsen Rafighdoost）保护着他钻进一辆美国制造的雪佛莱“开拓者”越野车，在人群簇拥下朝着德黑兰大学校园驶去。随后，在一场被称为“黎明十日”的革命狂飙中，矗立在“12月24日广场”（今革命广场）中央的巴列维王朝开国国王礼萨汗的铜像被推倒，试图维持现状的巴赫蒂亚尔步国王夫妇的后尘出逃海外，军队指挥官也宣布倒向革命者。当年12月3日，由73名制宪大会成员参考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起草的新宪法草案在全民公决中以99.5%的压倒性多数获得通过，伊朗的历史自此进入了伊斯兰共和国时代。

40年过去了。在2019年的今天，霍梅尼及其昔日战友蒙塔泽里、拉夫桑贾尼已经先后作古，成为历史人物。拉法杜斯特在任职革命卫队（IRGC）多年后，于1999年退居二线。革命初期的禁欲主义氛围在1990年代开始土崩瓦解，音乐、电影和化妆品重新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今天的德黑兰，一个年轻人可以毫不费力地接触到美国电视剧和美国小说。他甚至可以买到酒：只要不被警察撞见。

但也有一些事情不曾改变。2016年1月2日，德黑兰的沙特大使馆被愤怒的抗议民众点燃，熊熊火光使人回想起同一座城市的美国大使馆在1979年11月的遭遇。与此同时，在叙利亚、黎巴嫩和也门，数以万计的革命卫队武装人员及其什叶派代理人正以空前惊人的频率四处活动，踪迹从波斯湾主航道一路延伸至戈兰高地。今年春天我在叙利亚北部重镇阿勒颇采访时，一度被当地民众误认为革命卫队训练的阿富汗民兵。倘若考虑到伊朗在2018年刚刚经历了一波本币贬值超过70%的经济“跳水”，并且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其实施军事打击的警报尚未彻底解除，则革命赋予伊朗政权的那种激进特征，似乎远未耗尽其内在的生命力。

不同于我曾经多次造访的叙利亚和伊拉克，伊朗政权依然具备对国家实施有效治理的能力。这种“治理”远不止是一种政治行为，它还包含有文化与历史要素。简言之，问题不在于伊朗政权的特殊性，而是要如何定义“伊朗国家”：一个被高山、沙漠和海岸线拆解到支离破碎，波斯裔人口仅占六成左右的非典型民族国家。在这样一个国家，不是现代化进程的挫败造成了伊斯兰革命，而是现代化本身就受到两个本土社会阶层——巴扎人和乌里玛（Ulama，教法学者）的直接影响和参与。他们是伊斯兰共和国体制的缔造者和支柱。

巴扎人的共和国

“那些是波斯人？”“不，巴扎人，一群不种地的家伙。从几百年前起他们就在这儿大摇大摆地活动了。”

2018年夏天，当我在阿富汗西部城市赫拉特（Herat）旅行时，一群身着夹克衫、脚蹬皮质拖鞋的不速之客引起了我的注意。和衣着色彩单调、目光游移羞怯的本地人不同，他们的眼神里带着一股挑衅式的好奇，熟门熟路地穿行在赫拉特不大的商业区里。向导阿迦迪的回答提醒了我，那些正是诱发伊朗革命的决定性社会阶层——巴扎人（Bazaari）的成员，也是普通游客在德黑兰和伊斯法罕的纪念品商店里最容易碰到的角色。

现代政治经济学和收入分层框架是无法解释巴扎人的社会属性乃至思想倾向的。如同阿迦迪带有贬义的评论所暗示的那样，这些人“不种地”，因之不占有生产资料，却坐拥可观的财富以及跨越国境的社会关系网。然而并不是每一个商人都可以被称为“巴扎人”，只有那些根植于巴扎（Bazaar）——一种起源于公元前3000年，在中近东、中亚和南亚的古代历史上具有决定性影响力的集贸市场——并围绕它开展经济活动的群体才能分享这一头衔。从喀布尔到大马士革，从深居内陆的塔什干到红海之滨的吉达，中近东世界的每座古城都存在至少一处露天或者依城墙而建的巴扎。在丝绸之路时代，巴扎里出售的是马匹和骆驼商旅从东方带回的金银器、镜子、玉石，如今则被廉价日用品、手工艺品乃至旅游纪念品所充斥。但定义巴扎人身份的并不是他们出售的商品的原产地，而是巴扎的本地化属性、围绕它建构的一系列社会关系，乃至它的文化象征。

现代大都市中的连锁超级市场与传统巴扎似乎已没有太大区别，但建立在纯粹商业原则和成本考量基础上的超市永远无法僭夺巴扎的本土化特征：前者是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模式的标准化，后者却更贴近本地民情和习俗。在一个尚未被现代化消解和重构的传统社会里，巴扎借助在地化的商业活动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被纳入“巴扎人”这个群体的不仅有小店主和手工工场的经营者，还包括为他们提供上下游服务的搬运工、司机、记账员乃至小型钱庄老板。在经营规模和成本控制上，巴扎人永远不可能达到和沃尔玛（Walmart）相提并论的水平。但在内部关系的密切程度上，最强大的工会也须对巴扎人表示钦敬。

这塑造了巴扎人在中近东传统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角色。尽管他们从几千年前起就仰赖进口货物以开展经营活动，却成为大规模、标准化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反对者。在埃及，巴扎人阶层成为了穆斯林兄弟会的长期支持者。而在伊朗，巴扎人选择与乌里玛——伊斯兰教法学家结盟：前者献纳的“天课”（Zakat，宗教课税）在许多时候是后者唯一的收入来源，后者则通过教法诠释和社会影响为前者提供庇佑。在君主制伊朗的最后一百多年历史中，这个巴扎人-乌里玛同盟致力于抵制一切有可能强化中央政权控制力的改革措施：从恺加王朝授予俄国银行和英国烟草公司以专卖权的企图，到巴列维国王治下波折不断的土地制度改革和强制工业化。总之，巴扎人强烈反对一切消解传统社会关系以及本土化色彩的“西方化”。

如果没有巴扎人阶层向乌里玛集团和城市抗议人群提供的资金支持，伊朗革命将永无胜利的可能。而他们也从革命后的伊斯兰共和国体制中获得了系统性回报：迄今为止，经营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的伊朗中小企业主依然被批准按照与官方牌价相同的汇率定期从银行申购外汇，涉及基础性原材料的进出口业务同样能获得税收减免和购汇便利。这使得巴扎人在观念倾向上与新兴的城市中产阶级区隔开来：尽管两者在收入水平上或许处于同一位置，但巴扎人对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全球化乃至外国资本流入所抱的抵触态度与1979年之前并无太大分别。更加意味深长的是，巴扎人和乌里玛两个群体内部的身份流动和同质化现象也变得更加突出：出身巴扎人家庭的城市中下层青年在接受过高等教育、甚至出国留学之后，成为大国企、革命卫队乃至乌里玛群体的中坚成员；而乌里玛阶层隐秘的经济活动，同样沾染上了巴扎人的色彩。

这种关联的最佳样本，是建立于1980年的“受压迫者和残疾人基金会”（MFJ）。它的前身是巴列维国王在1958年建立的慈善基金会，曾经拥有伊朗最豪华的4家五星级酒店和纽约第五大道的多处商业地产。革命胜利之后，新政权将没收的全国50位富豪的个人资产注入该基金会，由革命卫队负责管理，并授予其在食品加工、纺织品生产、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旅游业方面的优先经营权，要求将经营利润的50%用于赈济贫困人口以及两伊战争的伤残者。在今天，MFJ在伊朗运营着350多家子公司，拥有超过20万名正式员工，控制着全国20%的纺织产业、40%的饮料生产和灌装业以及大部分城市建筑公司。在21世纪初，它的总收入一度占据伊朗政府年度预算的10%，直接影响和惠及500万人。尽管该基金会的运作效率和廉洁状况始终存在疑问，但它无疑成为了巴扎人的利益代表方和回馈者，使后者获得的保护，远比城市中产阶级来得充分。

至于MFJ的创始人，正是那位驾驶美制越野车载着霍梅尼返回德黑兰的拉法杜斯特。他的父亲曾在德黑兰的巴扎里贩卖蔬果，属于不折不扣的巴扎人。到了儿子这一带，“巴扎”变大了：它就是整个伊斯兰共和国。

“法基赫监护”的转变

今天的伊朗是一个宗教国家吗？任何来访者基于最直观的感觉，都会给出肯定的答复。但在2016年选出的新一届伊斯兰议会中，乌里玛阶层仅仅占据了6%的席位，甚至少于女性代表（8%）。在受教育权和参政自由度上，伊朗妇女的状况要显著优于大部分中近东国家，甚至连属于少数族裔的犹太人和亚美尼亚基督徒也在议会拥有民选代表。今天沙特正在进行的“愿景2030”改革的许多内容，在伊朗早已成为既成事实。

将1979年革命仅仅视为乌里玛阶层的反叛是远远不够的。它是伊朗本土政治精英中的一个群体对内生的国家现代化模式的一种探索，只是承当者恰恰属于教法学家群体而已。而乌里玛的特殊地位，依然是由伊朗的国情所决定——对混杂有库尔德、突厥和格鲁吉亚三大血统来源的萨法维（Safavid）王朝历代君主来说，唯有宗教一致能创造足够的合法性，使其可以勉强管制地理上四分五裂的波斯王国。这一点在边疆省份体现得尤为突出：若无乌里玛的顺从，国王（沙阿）不过是传说。而这种源自16世纪的经验，依然适用于今天：对一个总人口中有16%的阿塞拜疆人和10%的库尔德人、波斯语的普及率不过将将过半（53%）的国家来说，强制性的宗教一致才是国家认同真正的基础。信仰首先是现实统治的工具。

什叶派穆斯林特殊的行事规则，更放大了乌里玛阶层在伊朗的社会影响。16世纪以来的500多年间，只有他们拥有足够大的自由度和灵活性去对教法进行诠释。不同于逊尼派，什叶派乌里玛可以有唯一尊奉的领袖，甚至有权诉诸“伊智提哈德”（Ijtihad，教法创制），基于现实需要对教法加以推演、继而做出裁断。现实政治地位与行事方针的灵活相结合，造就了什叶派在20世纪中东现实政治中的活跃。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1967年六月战争后席卷整个中近东的“伊斯兰世界将往何处去”大讨论中，在伊拉克南部的什叶派圣城纳杰夫（Najaf），形成了一个影响力巨大、具有参政热情的乌里玛派别。参与其中的穆萨·萨德尔（Musa al-Sadr，黎巴嫩人）、穆罕默德·巴基尔·萨德尔（Muhammad Baqir al-Sadr，伊拉克人）等教法学者，随后在中东多个国家的政治现代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形成了一条与逊尼派的穆兄会—库特布主义路线遥相呼应的非世俗化行动路线。在纳杰夫度过了大部分流亡时光的霍梅尼同样属于其中之一，并分享了该派别的特征。

基于这一双重考虑起草的1979年伊斯兰宪法，最终在伊朗造就了一套宗教领袖与行政首脑并存，既遵循教法、又有现代民主和分权特征的双轨政体。

作为“什叶派世界的列宁”，霍梅尼开创了一种具有新的正当性来源的政体——“法基赫的监护”（Wilayat al-Faqih）。根据这位大阿亚图拉的“伊智提哈德”，在什叶派12位伊玛目中的最后一位走出隐匿状态之前，由法基赫（高级教法学家）组成的政府将代替伊玛目行使对世间的统治，其正当性高于世俗君王和单纯的民意。但在教法原则之外，民意同样可以反映治理的实际效果，因此行政机构需要在民众授权的基础上产生。基于这一双重考虑起草的1979年伊斯兰宪法，最终在伊朗造就了一套宗教领袖与行政首脑并存，既遵循教法、又有现代民主和分权特征的双轨政体。最高领袖作为乌里玛阶层的代表，虽然是伊玛目在人间的化身和教法的终极阐释者，可以终身任职，并且指挥着独立的武装力量——革命卫队，但并不参与行政机关的日常运作。他本人尚须接受由88名资深律法家组成的专家会议的监督，可以被罢免。日常行政事务由总统领导的内阁负责，总统任期为4年，仅可连任一次。参选总统者须首先由12位资深教士组成的宪法监督委员会审核通过，再经全民投票决出胜利者。而日常法律的起草和预算表决则由290名成员组成的伊斯兰咨询会议（国家议会）负责，其成员自31个省民选产生，有权罢免部长和弹劾总统。

1989年霍梅尼去世之后，伊朗宪法曾经进行过一次修改，但大体能以运转顺畅的状态延续至今。宗教领袖一职由80年代担任过总统的阿里·哈梅内伊（Ali Khamenei）接掌，他也被视为“保守派”的代言人；行政首长（总统）的位置上则先后出现过拉夫桑贾尼、哈塔米、鲁哈尼等“开明派”人物以及“强硬派”代表内贾德。严格说来，无论是“开明派”还是“强硬派”，在根本宗旨上都没有超越“法基赫的监护”模式，区别仅仅在于具体的策略。由于霍梅尼赋予了乌里玛阶层以不受选票约束的特殊权力，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行政系统为了自我保全，将经济自由化和扶植城市中产阶级当作了一种政治手腕加以运用。但这种策略收获的并不总是民意认可：在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由“开明派”执掌的政府厉行以油气开采为中心的“经济优先”政策，对除能源、重工业以外的大量国企实施私有化，同时削减了多达数十亿美元的福利补贴开支。这一路线在增加了政府账面收入的同时，始终未能化解从王政时代延续至今的高通胀率、住房紧张和高失业率状况，只是创造了一个以私营企业主和技术专家为中心的新贵阶层。而这个阶层恰恰是最容易遭受冲击的。

另一方面，无需经过民意授权、却拥有特殊地位的乌里玛阶层为避免重蹈王政时代的覆辙，同样与行政部门展开了争夺社会资源的竞争。

在巴扎人群体的支持下，哈梅内伊自上世纪90年代起，逐步改变了霍梅尼时代使立法、行政、咨询各机构大体维持平衡，相互做出制约的状态，目的明确地培植自己的势力。通过扩大革命卫队的势力，最高领袖将与国防安全紧密相关的弹道导弹和核计划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通过资助神学院和革命元勋子弟，他在专家会议和宪法监督委员会中安插了自己的人马，并在2009年扶植草根出身的内贾德作为平衡“开明派”的力量。最重要的是，经济上的双轨制使得乌里玛阶层可以控制独立的财源：除去MFJ以外，尚有100个其他形式的Bonyad（基金会）直接向最高领袖本人负责。它们享有免税待遇，控制着伊朗GDP的接近20%，同时还消耗全年财政支出的30%，与市场化的经济部门形成了事实上的竞争。法基赫不仅是宗教裁判官和治国者，同时还成为了经济活动中最强势的主体：即使是霍梅尼本人也不曾预见到这一点。

反全球化的全球化

2016年春天造访圣地麦加（Mecca）时，一个奇特的现象曾经令我颇为感慨：在距离神圣的禁寺（Al-Haram Mosque）不到300米的凯悦酒店内，本地妇女正排着队从男女隔离的星巴克咖啡（Starbucks）门店购买饮料。玻璃门外的走廊上张贴着漫威（Marvel）超级英雄电影《黑豹》的宣传海报。全球化进程的消费主义部分已经不受阻碍地进入了这里，并且非但没有威胁到教权政体的稳固性，反而可以以一种相安无事的姿态共存。

奇迹的基石是石油。这种大自然的馈赠可以持续不断地创造现金流，同时完全无须变更国民的思想形态和组织方式，因此容许沙特王室凭借一种粗放简陋的政治体制持续统治下去。选择瓦哈比主义并非出于单纯的宗教狂热，它更是一种现实主义统治术——在20世纪初还处于部落游牧状态的沙特国民，经过瓦哈比主义的规训，迅速被塞进了一个现代专制国家的外壳。石油财富使他们可以长期远离物质生活的匮乏，同时在精神和思想上不必经历任何痛苦的现代化转型。这是一种成本极高的治理方式，但石油使它的运行成为了可能。

伊朗的情况同样如此。正如1979年的霍梅尼不曾抗拒雪佛兰汽车，“反西方”在伊朗主要是一种政治上的意识形态，而不是现实中能够不折不扣贯彻下去的道德戒律。法基赫政体同样需要依靠向外部世界出口石油来承担它的高昂运行成本，尤其是它那特殊的内部双轨体制：自身不从事生产活动的乌里玛阶层，只有从能源出口收入中才能最轻而易举地获得对外输出势力所需的金钱。而巴扎人群体在潜意识里是钟爱对抗西方带来的制裁状态的——只有当全球化的触角以一种发育不良的状态进入伊朗，他们的地位才能获得保证。

诚然，中下层巴扎人在2018年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中同样损失惨重，但他们对此自有一种解释：有问题的不是伊斯兰共和国体制，而是“开明派”在最近20多年里始终倡导的、与全球资本初步接轨的市场经济，是和美国联系在一起的“西方化”。如同《纽约时报》资深驻中东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在他的名作《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中发现的那样，全球化时代极度复杂的劳动分工意味着“必须信任陌生人”——商品制造的上下游可能分布在相隔千里之外的国家，无形的货币资本流动于由专业银行体系构成的国际网络中；除去蜻蜓点水式的见面，客户与生产者仅仅通过一根网线相连，其关系完全由利润连结。而巴扎人根植的那种小型化、本土化、非专业化的商业模式，以及基于熟人社会形成的覆盖范围极其有限的互信，与这一目标恰恰是背离的。但他们在伊朗恰恰有着强大的认同基础：不仅是经济的，更是政治的。

于是，全球化在伊朗最终呈现出了一种与它自身的逻辑完全相悖的面貌。这里有消费主义，也有高科技产业，但允许所有这一切存在的前提却是将新产生财富的大多数投入非生产性的输出革命。巴扎人和乌里玛从未退出舞台中央：从这层意义上说，40年前的那场革命到今天仍然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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