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在新闻现场，如何应对风险，保护自己？

“如果你尚没有过报导暴动或冲突情形的经历，我的猜测是，你迟早会遇到的。”讲台上，史蒂夫（Steve Cook）一边打开题为“失序公共空间”（Public Disorder）的演示文稿，一边半开玩笑地说道。

7月，在巴西亚马逊州玛瑙斯（Manaus），普立兹新闻基金给一批报导雨林议题的记者安排了为期四天的“恶劣环境和急救培训”（Hostile Environment and First Aid Training，简称HEFAT）。台上的史蒂夫，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一直在各种冲突地区从事安全工作，负责介绍危机评估和应对。在座的几十名记者，除了我以外，都来自拉美国家，对涉及公共环境下的暴力场景不陌生。

我在培训开始前请他务必讲到暴力冲突情境——为了能够转达给在香港的编辑部同事。大型新闻机构可以临时加强报导升级事态时的应对。而独立媒体或独立记者常常不会有这样的资源，在场的这些拉美记者，也多是“自学成才”。

并非是做记者的，就会陷入危险境地。但几十年来，世界各地的冲突状况不断，战地、黑帮、暴乱、爆炸……而新媒体时代又让媒体变得更贴近第一现场，以前是大机构支持的专业记者的工作，现在也常常要由更小的媒体机构和媒体人负责。尽管我是一个跟踪长线议题的文字记者，通常不会第一时间出现在有切实危险的新闻现场，也常常独来独往。但其实，身在国际组，我的题目常常出现在陌生国家的偏远地带。目睹周遭环境的变化，无论是理性衡量还是亲身证明，安全意识都应当在一名记者的职业素养中，占更重要的地位。

我写下这篇手记，复述了几位专业人士在应对挑战重重环境时的一些思路，分享给记者编辑同僚，也希望可以分享给主动挑战陌生环境的读者。这些年，我越多地抵达以前觉得遥远的角落，也越多地觉察寰球同此凉热。科技好像改变了一切，却不会主动帮助我们去冲破人与人之间阻隔。如果糟糕的事情不期发生在身边，多一分技能，多一分安全意识，都多一分属于自己的力量。

记者遇险数据2018

风险评估计划

采访目的、计划（主要时间点、去哪里多久、主要会面对象、可能的风险）、目的地（地图、冲突、冲突后、恐怖主义、犯罪、绑架/拘留、交通、恶劣自然环境、健康、旅途信息）、采访风险（受访对象是否会有风险、采访队伍的性别/年龄/种族/宗教/国别/残疾是否会给其他人造成风险）、旅行计划、装备、住宿……

翻开培训准备的一个满满9页A4纸的“风险评估”样本，还未看完，我们几个记者对视一眼：“这也太复杂了”、“我们不是战地记者来着的”、“其实我们的精力更多是放在跟踪采访线索上头”、“很多都没办法事前知道的”、“但其实自己国家的情况，差不多都已经知道了”、“这是要给每个采访计划写一本《Lonely Planet》吗？”……

“有个人被称作‘伦敦桥雄狮’（Lion of London Bridge），”史蒂夫给各种媒体工作了这些年，知道记者都不愿被人说教、派活，改用说故事的方法讲课，“2017年6月伦敦桥恐袭，当三个持刀恐怖分子闯进一家餐厅的时候，绝大多数在场的人都僵住了，不知如何反应，只有这个人最早反应过来，开始向袭击者大吼，他这一吼让其他人脱离了僵住的状态，这才开始逃走。”

“这个人为什么能迅速反应过来呢？因为他是资深球迷，对足球暴力十分熟悉，因而在面对恐怖分子的时候，也能迅速回神。”

紧急气氛下，我们是会逃、会反击还是会僵住？军人常用一个名为“OODA loop”的决策方法，循环进行观察（Observe），调整（Orient），决定（Decide），行动（Act）。就连过马路也不例外，只是这一决策过程我们训练已久，过马路可能遇到的情况也很熟悉，观察调整决定和行动的速度极快。

而要想在一个陌生环境、在陌生危机发生的当下做出敏捷、有效的反应，能做的有两件事：第一，降低风险，第二，预判风险。只有知道在遇到特定风险的时，我们准备对此做出什么反应，才能够在事件发生时，最迅速地提取出这些信息。

面对危险，有两项“风险评估”是可以预先做的。

一是通讯计划。“实地小组打算如何报告其行动和情况的细节。他们会与谁通话以提供最新消息，他们会多久打来一次电话？他们备有定位设备吗？如果错过了安排好的报备计划，后方将采取什么行动？”

二是医疗计划。“即时反应：你将如何立即对医疗紧急情况、受伤或伤亡作出反应？稳定：你会到哪里去？在国内有什么地方可以稳定伤者/病人？撤离：你如何将稳定的伤者转移到一个确定的护理中心?”

坚持定时报备，即便失联，后方也能知道前线记者最后一次报备的地点；知晓应急计划，若失联，后方也知道最先联络哪些医疗或援助机构，排除失联原因（譬如错过两次报备，后方就会开始应急程序）。采访环境复杂时，更详尽的准备也会有益。譬如准备详细的地图，并给关键地点标码，报备的同时附上GPS或预先准备的标码（例：“X月X日，一切安全，在A2-A3之间”）。作为后方，也应当建立完善的“失踪机制”（负责到人）。

危险的可能性让屋子里的气氛凝重。尽管绑架这样的事情一定不会发生，我一边自我安慰，但既然必须防患于未然，就算是出现手机被盗的情况也能用上，一边匆匆在笔记本上写下一串待做事项：

1. 背下一个信得过的朋友/同事的电话号码（一定不能是父母的号码）；
2. 在家里留一个信封，里头写一条个人信息（确保这一信息无法用任何公开渠道查出，若被绑架，则以这条信息证明还活着）；
3. 写遗书；
4. 背一首诗、牢牢记住一个美景良辰（若绝望、用来回忆）。

做好这些准备不仅仅是以策生命安全，也是尽可能让人和亲友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前车之鉴无数。以极端的绑架为例。培训提及绑架时，列出了两个例子：某记者被绑后，只记得自己母亲的电话，因而成为接下来耗时一年多的谈判中，与绑匪对接人，因此，这位老母亲不得不被迫听到自己女儿连续几个月被性侵和被折磨的整个过程；某记者在被绑后只是一味极力反抗，被锁在了一个坑里而另一个记者则在被绑期间做到了与看守的家庭交好，虽然两人都安全回家，但精神状况不可同日而语。

险境中如何应变

“Prepared Does Not Mean Fearful”（“有准备，并不意味着害怕”），培训中的这一结论，对于我——一个体格较弱的女性以及一个长时间在陌生环境采访的记者，这是最有意义的一句话。我想，对于很多常常独自出行的女生，在面对家人朋友常常会做出的“女孩子出门太不安全了”这类提醒时，也是有益。

这句话，来自经历了二战的一位陆军上校库珀（Jeff Cooper）。库珀发明了一套“库珀颜色代码”（Cooper’ Color），适用范围则远超过狙击手应有的技能。这是一套简单的代码，用来标注我们的注意力状态：

1. 白色：对周围无意识，对任何状况都毫无准备。
2. 黄色：有警觉周围环境、身边人的肢体语言，但也冷静和放松，而不是偏执。在这一层级时，很难被惊吓到。
3. 橙色：警觉度提升，感到不对劲，评估和制定应对计划，以避免进入下一层级。
4. 红色：回应开始，采取果断和立即的行动。

简单地说，除非身在最为安全的环境中，否则有意识地培养自己处在“黄色”状态下，才是最佳的心态。现实中，我们身处“白色”状态的无意识和无准备其实很常见。敏捷度，来自当下对周围环境的观察，也来自事前对突发事件的应对计划——越有准备，越能应对。

在“阿拉伯之春”的抗议现场，很多在场的记者都遭到了亲政府一方的暴力袭击，有腿部被刀刺、被殴打、被性骚扰等。如果把面对袭击时视作一个人最脆弱的状态——把这个人想像成中世纪的国王，坐在城堡深处抵御外敌，地窖、卫兵、高墙、护城河都是国王变得脆弱的情形发生之前的防御措施：没有哪一项防御机制，可以取代另一项。

无论是记者个人还是媒体作为一个团队，维护记者的安全，一定不是在事情发生时才做出的紧急反应，而是事前的一系列准备。

以报导群体暴力事件为例，越多地知道抗争双方的来历，便越知道他们在动用武力时候的策略和升级路径（譬如警方的武力从防护盾牌、警棍、胡椒喷雾到水枪、橡胶子弹；而来自抗议者的武器则常常包括砖头、石块、高尔夫球、汽油弹、烟花、汽车或各种自制简易炸弹）。

在研究和获知抗议路线的时候，就可以一并研究逃避路线、设置安全地（比如租赁抗议区域的公寓）。将抗议范围标注在地图上是很基础的一步，这样也能清晰地看到争执的中心（无论是单个还是数个），应当确保记者不会长期呆在最中心地带（适时离开也可以有机会审视局面）、在抗议的边缘安排人手接应（可以派人驾车或者驾摩托车在边缘地带巡回）。

有准备，并不意味着害怕；保持警戒，不意味着便可以逞英雄。

此外，不做单独行动、随身携带基本的急救工具（譬如止血带，以防大出血的情形）、用 WhatsApp 等工具提供实时地点、保护头部（譬如棒球头盔既保护头部也不显眼，同组记者可以戴一样的颜色容易辨别组员）、戴防护口罩、穿厚裤子防划伤大腿、女性记者可以穿一层连体泳衣以防性骚扰等等，这些也都是在冲入人群前，应当考虑到的事情。

事前能够准备的，还包括一些在人群中被围困时自卫的方法：要想冲出人群，最好的方法是用自己的手肘，用一只手环住自己的脖子，手肘向前，低头、弯腰直直往前冲，两人联手更有效；若被人制住，立即想到可以用笔、用手机等物品来反击。此外，还有基本的急救：如果被催泪瓦斯袭击，备着柠檬块、醋或洋葱，迅速嚼一下，可以缓解，用凉水清洗眼周但不要浑身浇下去；如果被胡椒喷雾袭击，不要用水，不要用手去碰眼睛，使劲眨眼睛引发泪水，或用肥皂（最好是婴儿用的）冲洗眼周。

催泪弹

而最后一层防御，大概便是我们对身边环境的敏捷度，库珀颜色提醒我们注意周边环境、OODA loop 提醒我们在做出决定之前要有判断。

具体到人与人的紧张情绪，史蒂夫举例道，如果两个人在激烈的斗嘴中，最先挥拳的很可能是更为害怕的那一个。

地震、海啸、火宅、化学爆炸、车祸……“现场”指引着媒体，但在那个记者都备着的“突发新闻行李箱”里，安全评估和预防措施，占多重要的位置？进入化学爆炸区，随身携有污染检测仪吗？进入地震灾区，做好各方准备了吗？有准备，并不意味着害怕；保持警戒，不意味着便可以逞英雄。

没有任何一条新闻，值得用生命去获得。

压力无处不在

四天的培训下来，绑架这样极端的例子让学员们安静下来，而另一堂也让人屏息的课程，则是抑郁。

惯常在战区或武装冲突地区工作的史蒂夫给出的建议是，离开冲突地带或事件的4到6周之后，记者的精神状态需要得到再一次的评估——第一次评估应当在48小时内，而当时的情绪，在4到6周后是否得到缓解？持续的压力，可能被“回归正常”的生活状态掩盖，却也可能是抑郁症的前兆。他/她没有什么动力去做喜欢的事情吗？有些离群吗？有沉浸在酒精、性或毒品上吗？

不一定要激烈的暴力冲突，才会给记者心中“压力的杯子”注入不可承受的重量。

“新闻行业在对待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这件事情上，至少晚了其他行业十年，”史蒂夫说。记者接受的安全培训极少，却常被一下丢在冲突的最前线，心理影响常被低估。

不一定要激烈的暴力冲突，才会给记者心中“压力的杯子”注入不可承受的重量。在讲抑郁症的短短一个小时课程间，一位来自委内瑞拉的记者听到一半情绪失控，慌张离开。若换个场合，她神采飞扬、谈吐自信，很难察觉她持续报导委内瑞拉新闻时，必然面临的巨大心理压力。“怎样面对社会的撕裂？”知道我在培训，同事丢来无人能回答的难题。我隐约觉得，眼前这些来自截然不同社会环境的记者们，也有相似的挣扎。

记者是一个孤单的职业，谁也不知道下一个采访、下一个故事，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影响。很可能出现的情况，还有无法消化自身压力，直接转移到家人、孩子、伴侣身上。懂得自检、愿意寻求帮助；细心观察身边同僚、给出援助。两者相加，大概就是最好的防御了。

如果愿意的话，还有一些专门为记者建立的心理咨询平台，譬如“The Mental Field”。创始人之一是前泰晤士报驻莫斯科的记者安娜（Anna Mortimer）。她的父亲是一名战地记者，1989年在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El Salvador）遇害。“那时我19岁，觉得父亲强壮、迷人、不屈服，总得来说很酷，”安娜写道，“但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他长期以来一直焦虑不安，酗酒成瘾，可能还受到了工作中经历的恐怖事件的创伤。正如一位讣告作者所言，父亲“悔恨、孤独”，身后跟着一连串灾难性的人际关系。”

“在我自己的分析中，我也经历并承受到父亲心理层面的干扰给我带来的伤害。通过对精神分析的思考和阅读，以及对患者的培训，我明白了这些生活在人类体验边缘的人，心理健康是如何被严重影响的。独自熬过难关，没有得到帮助，是没有回报的。”安娜的话，说给每一位记者听。

最后，笔记本里还剩下这些贴士：

一、若在已知有被绑/袭击/拘留的地方工作，则尽量不要有规律地出门，不要有可被追踪的生活习惯。“Routine kills”（规律习惯带来危险）。

二、木头挡不住子弹。人跑不过手雷。小小的手枪，30米开外很难射中。受重伤的被绑者，不值钱。

三、找到并熟悉在不同环境下，在最短时间发出自己定位的方法。有用的手机APP：
1: What3words（只要双方都使用该系统，这是比GPS还要简单的定位方法）
2: Pocket Earth和Maps.Me（两者都适合在没有网络时使用）
3: 视风险，使用卫星电话和追踪器。

四、持续积累急救知识，救人救己。

五、更新对疫苗的认识。

六、找时间熟悉下面这几个致力于记者安全的机构：
1: Rory Peck Trust：致力保障独立记者的安全和福利的机构
2: The Frontline Freelance Register（FFR）：向所有在外国工作的独立记者开放注册会员
3: ACOS Alliance (A Culture Of Safety Alliance)：致力在世界各地的编辑室、自由撰稿人和记者身上植入安全文化
4: The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CPJ）：致力捍卫记者安全报导新闻而不担心遭到报复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