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写作使我快乐──专访胡晴舫

也许最后的时刻到了

我没有留下遗嘱

只留下笔，给我的母亲

我并不是英雄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

我只想做一个人。



宁静的地平线

分开了生者和死者的行列

我只能选择天空

决不跪在地上

以显出刽子手们的高大

好阻挡自由的风



从星星的弹孔中

将流出血红的黎明

北岛〈宣告──献给遇罗克〉

相较于《第三人》，同样浓笔细究她出生的此岛此城，胡晴舫在《群岛》中展现了异常诗意的一面，除了引用北岛的诗，小说中的人物更个个带有某种不尽务实的烂漫──这份天真兴许来自生存本身的孤独，以及对于同类连结的向往，然而，从社会之岛至个体之岛，当相隔彼此的海域成为编码后的网路信息浪波，当人与人既紧密相系同时孤深隔绝，在全球化的时代，身为一座岛或活在一座岛，我们该如何面对生命中无可避免的空茫浪荡？

没有英雄的年代里

在脸书时代，人人都可以是英雄，这也意味著──这时代里已然无英雄。从脸书崛起后，我们读到许多作家将自己脸书上的发文集结付梓，然而胡晴舫的《群岛》却如一把匕首，从外围的动态发文好友按赞，直接戳入网路时代的心脏──网路汪洋何其广阔，而一名写作者欲处理此主体的企图与力气，该从何处萌生？

厚厚一本小说，胡晴舫仅花了两年即完成初稿，“我一开始就知道，写这本书可能会引发某些质疑，例如有人会指谪我其实不懂网路，或这本书出手太早了，因为网路现象还在随时随地发生变化，说脸书已经过时了，现在流行的是推特跟IG，所以写完之后，我并不打算出版。”胡晴舫说，如果执著细节，就无法达致她想完成的目标，“我真正想做的是探讨人类生命的本质。”

“最初提笔的动机，只是因为大家都在谈世代断裂，但我觉得代沟始终存在著，不是今天才发生，为何如今世代之间变得更加剧烈对立？我觉得这是网路造成的。”胡晴舫认为，世代二字不过是简化她人的便利法门，“我从小就讨厌人家说某人是几年级生、甚么星座，所以这个人一定如何如何。这种标签化、简化他人内在宇宙的论述极不可取。我想，每个人皆是复杂的存在体，所以世代的问题不能只化约为年级标签。”

《群岛》描绘了大量网路时代（尤其是脸书）中所搬演的各种社会现象与众生哀乐，笔触切肤仿若小说中人便近在你脸畔，轻凑著你诉说其生活里的悲忧与平庸，但胡晴舫认为，《群岛》的重点并非著眼于脸书本身，而是当代社会中公领域及私领域间的关系消长、群众力量的快速聚散，以及情感沟通的巨幅改变，“作为文学人，我最大的好奇跟关注依然集中于人类沟通情感的方式，这是我们想像世界的方式──对未来的想像、对生命的想像，都来自于情感。我在小说中处理这类题材时，当然必须注意当今人们沟通情感的方式已然改变了，最大的变化是网路跟手机社交软体的发明；我甚至觉得，当代所有政治、社会运动，都是因为我们伸手去触摸、奔向对方的路径已彻底不同，我们对彼此的期待也完全不一样。”

“我是一九六九年出生的，那一年网路发明、人类登月，而几个与我同龄的作家例如邱妙津、李维菁如今都走了，这使我怀著某种幸存者的自觉。我们这一代当年被标签成‘X世代’，因为大家不知道我们这代人会长成甚么样子？我们甫出生世界便开始超快速地变化旋转，我小时候经历过戒严时期，长大后台湾发生野百合运动，还有世界冷战结束、手机兴起、千禧年来临──我三十多岁时就被人家看作长辈，但我一直觉得自己不够老也不够年轻，我生活过太多地方，觉得自己很像一条狗，走过异国或家乡的街道时，这世界仿佛与我共存但又无视我的存在──如果真的有‘世代’这件事，我们这代人便像身处夹层中，最终甚么都不是。”

对生存意义的反复挖掘，使胡晴舫回归原点开始思索：我为何在此？我为何活著？“因为我是台湾人，所以我很早就必须思考我为甚么在这里？我跟其他人是否有同样的生存权利？”胡晴舫认为，每个写作者都有核心主题，而她一辈子反抗於单一身分认同、标签化、偏见与歧视，为此，她几乎用尽全力投身于‘跨界’的实践，从国族的边境到创作的边界，以及身体与精神的极界，“我一直思考著何谓‘常人’？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大概是我最关切的事之一，这是网路之所以让我著迷的原因：上网便能轻易看见，群众的力量是如何被召集、运用，群众带来美好的的希望、创造的自由，但是否也像暴风雨扫过真实的生活，使你成为荒芜中的一小枚碎片。我觉得这值得观察，而且必须被观察。而文学尤其不可于此缺席，因为文学最终必须回到人性，去直观并思索每个时代的问题。”

在众声喧哗中寻找纯净音

《群岛》中的莉莲身上带有许多台湾年轻族群的特征：既愤世又犬儒，既贫穷又怀才不遇，而她的情人李宪宏正是台北市资产阶级的典型化身。他俩的差异与代沟，仿佛也带有某种阶级对比？对此，胡晴舫答得举重若轻，“我要处理的并不是整个台湾，我想要写的题材类似某种‘台北三部曲’，而莉莲住的顶楼加盖本来就是台北这座城市的特有产物。小说家的责任是让每个角色自行说话，并希望读者透过听取并观察角色人物之间的互动，去思考某些问题。”胡晴舫说，阶级是太大的问题，她不能一两句话简而论之，仅能回到小说本身去探索，“例如阿荣这个角色告诉我们：万事万物都有生存的条件，而生而为人，有没有权利与权力去活成自己想活的样子？”最后，胡晴舫还是禁不住稍事评论了台湾的阶级问题，“现在台湾社会中的许多焦虑，集中于阶级流动的停滞──以前拿到学位，就可以找到好工作，但学位无用论由来已久，若底层阶级想往上流动，应该要凭借甚么？阶级或许是难免存在的社会现象，我们必须讨论的是：阶级如何能流动？譬如说教育，以前教育是由下往上爬的阶级途径，若教育全面商品化，便只剩下富人才购买得起，因此教育与信息的普及化依然十分关键。”

小说中众多角色同时出场：莉莲、李宪宏、阿杰、王艾菲、琼琼、战斧、阿荣、西西……这些人物同时平等地获得作者的爱意，与某一部分的血肉人性，“我是台北中产阶级的小孩，我清楚台北是一座中产性格极重的城市，小说没出版多久，几乎每个人都问我我最喜欢哪个角色，作者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我只能说，当然，每个角色都有一点我的影子，我把我的性格一点一点拆给这些角色；比如说王艾菲──她活得如此干净爽脆，她的体内也有一点点我的存在；然而，关于生命态度，我恐怕更像阿杰，非常随波逐流，命运将我带往何处，我就跟著走。多年前我读到柯慈《麦可．K的生命与时代》，我马上非常认同书中那个非洲人的生命态度，活得像一头非洲的动物，土地给我甚么我就吃甚么，脑中没有疆界与地图，这也是为何写作对我来说这么重要──因为在文学中我是自由的，我就是一名非洲人。”

回视现实，近年的香港街头运动风起云涌，从雨伞革命到反送中抗争，社群网路发挥了惊人的群众集结力量，数十万人连续数次集结上街；而台湾三一八学运亦有相似处。网路信息传播的即时性似乎确实发挥了某种实质作用，仿佛也意味著现今“想像的共同体”已从传统的纸媒转移至网路，即时动态与发文塑造了新的社群认同与群体想像。虽先前已稍微谈论过网路群众力量的美好的残忍，但再深入社群的内容与精神，胡晴舫转而锐利起来，“我不相信偶像崇拜，也不相信造神运动，社会运动里有太多的造神与偶像，以及世代话语权的明争暗夺──作为一名写作者，我会提防任何形式的权力。我明白社群让人不致陷入孤独，甚至能找到需要的对象，但回到文学，写作者终究需要探索人类生命的终极本质──所有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我相信过去都曾经发生过了──比如说恋爱，比如说代沟，比如说革命──不管《群岛》写甚么题材，而这正是文学必须要做的──在所有杂音中找到最纯净的追求，去探问人类希望得到甚么？我们如何定义幸福？毕竟年龄不能保证智慧，年轻也不能代表纯真，每个人终究需要为各自的灵魂负责。每个灵魂都需要自行去走一次路，也许最后绕了一圈不得不回到原点，但毕竟得去走，而文学就是在记录这些生命的轨迹。”

世上只有写作使我快乐

也许已有部分读者知晓：《群岛》原本名唤《断崖》。“断崖与断崖之间是没有连结的，但若网路是海，则所有岛屿的根都是扎在地球上的。”后记中，胡晴舫提及十七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John Donne的名句“No man is an island”，而《群岛》中的每个角色似乎是各自独立的岛屿，但其水面之下却是根缠丝连、无法切割──“岛”在小说中可指家国形喻，更似当代社会中每个个体的生存处境，将这一众“群岛”间联系不孤的拉力究竟是甚么？

“我活到这个年纪，生命已经为我开了很多扇窗，让我见识不同种族、见识高山、草原、城市、街道，也听见各式各样的众音纷沓、尝试过理解各种相反或相似的念头，倾听若干不相关、甚或对立、分裂的声音──这一切让我明了：众生万物都有生存的权益，所以我开始思考，我们如何必得一同生活下去的问题，我当然鼓励每个人一起找到彼此共存的方法。”

从《旅人》、《悬浮》、《无名者》……胡晴舫以字为舟，流游于一座座城市及岛屿；而《群岛》则切切实实地描述著台湾这座海岛上发生的人事哀乐，在城市与家岛之间，胡晴舫自言，小说写起来倒是没甚么不一样，“从以前到现在，我的写作本质并没有改变──这也是我很排拒台湾当下流行的文学标签的原因之一，粗糙的分类法容易忽略了一个人生命的复杂性；许多书写自然的作者，难道不是住在市区、敲著笔电吗？真实生活的面向是多元的，且时时在寻找一个平衡，我们需要洗衣机，也需要眺望一棵绿树。”

谈及欲望与快乐之间的距离，胡晴舫爽脆地说：欲望简单，快乐却复杂而痛苦。“为何我们一直谈论快乐的定义？因为快乐很困难──快乐包括了痛苦、失落、挫败与灰心丧志，但又是那么甜美诱人──所以写小说让我非常快乐，我觉得创作者就像舞者，当她登台，她就是全世界──我猜每个创作者都是这样想的吧？我在生活里做任何事情，包括付帐单、买菜、工作、看书，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换取写作的空间，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唯有写作使我觉得快乐、无畏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