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北京同志的80年，“是那种人，我就要过那种人的生活”

1

“上小学起，我就感到，我是男儿身，女儿心。”

宁国风已经记不清，那一幕发生在九十年代末的哪一天，但肯定是在北京牡丹园公园。“撞上警察巡逻，他问我是不是‘兔子’？我说我是1939年出生的，怎么会是‘兔子’？”说到这里，鼻子上插着管的他露出了一丝促狭的笑容，“我跟他装孙子，他骂了句‘老油子’。”（编注：兔子是对同性恋的歧称，宁国风假装不懂，当作生肖谈论。）

今年三月，80岁的他躺在距离西单不远的老式综合医院里，病房不大，周围忙碌的护工和哼哼唧唧的病人都没注意他在说什么。即便听到了，也未必能听懂：

“现在公园还是能碰上警察。有的说，没事逮逮兔子解闷。有的会指着我们骂：好人不当，偏要当鬼。”

虽患脑梗，那些挥之不去的记忆仍在脑海中穿梭无阻。除了“兔子”，作为同性恋，他们还曾被耻笑为“人妖”、“尤物”、“二尾子”，“还有流氓——我最恨这个词。”提起它，宁国风一脸忿忿，夹杂剧烈的咳嗽。

他是北京同志圈的知名人物，绰号“巴黎小姐”。

“头一回听说巴黎小姐，我还以为是哪个帅小伙呢。”“70后”喵喵记得，1997年与朋友一起走进南礼士路公园，朋友指着公园凉亭中间、一群人围着的一个老人说，他就是“巴黎小姐”。

出于自保，同志间会互守一份默契：不主动探听彼此的真实姓名，多以绰号相称。1961年，宁国风在西单体育场文化广场遇到一个法国人，他是法国大使馆里的司机。宁国风强调，他与那人只是短暂交往，不存在爱情。但自此，“巴黎小姐”在圈中闻名。

90年代，“巴黎小姐”曾是南礼士路公园里的特殊标志物。别看公园现在人气寥寥，当年也是北京知名“渔场”之一，是同志“钓鱼——寻伴”之所。因为老同志居多，它也被调侃是“老人乐园”。

“当年信息不像今天这样发达，公园也不太安全，联防（编注：联防队，是协助公安维护治安的组织）会来查。但只要看到他在那里，你就知道，这天比较太平。如果他不在，那里冷冷清清，你最好赶紧走。”喵喵补充道，每个“点”不管大小，都会有一个风向标式的人物。“老巴黎”资格老，信息灵通，又不乱跑，大伙也尊称他——“肖老师”。

“肖爽是我的本名。”2015年，宁国风曾经接受独立作家老藕的采访。一开始，他便告诉这位出版过《我的那些同志孩儿》的女作家，他的生父是一名烈士。在保定，领导一家面粉公司工人闹罢工被捕，“在我出生三个月后，被日本人枪毙了。”

母亲只比宁国风大17岁，怀着他时来北京打工。他四岁那年，母亲改嫁一个姓宁的游商，“他请人给我取名——宁国风。”这个名字也取自《诗经》的“风雅颂”。其后，他们母子跟随继父搬进了这座毗邻西单大悦城的大杂院。直到1977年，“我出事后，继父才搬走。我就一直住在这里。”宁国风说。

“20平米的东房隔成两间。里间一张双人床，一个大衣柜。外间因为连接里屋和院子两门，地方更显局促。没有冰箱没有空调，除了一张桌子、一个五斗橱、一架单人床和洗脸盆架外，别无长物。”据老藕描述，采访是在冬天进行。宁国风在屋里生起一火炉。每次开门，热气便会跑光。她想过送给他一个电暖器，“他说电费很贵，就作罢了。”

在那间小屋，宁国风声音嘶颤地追述，“上小学起，我就感到，我是男儿身，女儿心。”十岁时，他喜欢上了班长。因两家是邻居，班长上家来玩，他很自然地与对方亲暱。

有一天，这两个小男孩“不同寻常的举动”被母亲撞破。“她怒火万丈，抄起笤帚往死里打，这一下可把我给打闷了过去。”之后，班长转学搬走，而他一闷——“五年不敢跟男生接触。”

为防止宁国风“重蹈覆辙”，性情刚烈的母亲对他管教愈发严厉。“我读男八中时，走路回家是15分钟。如果用了20分钟，到家就罚跪。”可他还是按捺不住地喜欢男生——尤其是长相白净，又有“男孩子样”的男生——这个审美标准，他贯彻了一辈子。

此外，他还特别喜欢穿一身白，“不是‘女要俏，一身孝’？同学们都管叫我‘水上漂’。”他翻出了老相册递给老藕，里面珍藏着一帧照片。上面，头发乌亮微卷的宁国风，别着校徽的黑色校服上，配戴着一条白围巾——那是1956年，他考上了北京第一师范学校，“我喜欢当老师，管吃管住还有助学金。重要的是能逃脱家庭的桎梏。”

2.

“是那种人，我就要过那种人的生活。”

16岁，宁国风意识到自己是“那种人”。尽管当时，社会上还没“同志”一说。

“是那种人，我就要过那种人的生活。”在学校食堂，他相中了文科班的一名男生。“他是山东人，比我大四岁，走道特阳刚。吃饭时，我老是偷偷看他。”宁国风柔声说起。当日两人的一张合影中能够看出，那名男生长得很像旧片里的“小生”。

为了能和他在一起，宁国风向校方强烈申请，要从原先所在的历史系转到对方的学系。得逞后，他又搬进了对方所住的校舍。“里面睡着20多个男生。他睡下铺，我睡上铺。”宁国风微笑着，天遂人愿，势必想法与之亲密接触，“一个月后，他成为了我的初恋。”

五十年代末，举国大炼钢铁。学校派他们到南礼士路公园捡废铁。“公园厕所里，我与男友看到有男男在一起，还不止一对。”回想起来，他与初恋男友从未讨论过，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而在对方眼里，自己就是“这样的人”。

大学时期，宁国风遇过女生追求，一个女同学还大胆追上门。母亲问他，你为什么对人家无动于衷？你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她与继父曾经半夜到床前，强令他脱掉裤子，对他突袭检查。

他依然不为所动。每逢周末，他会带着初恋犹如“小夫妻回门”。母亲看在眼里，恨在心头——“你真是生就的骨头，造就的肉。”

直到毕业前昔，宁国风作为班干部参与整理学校档案，惊骇地看到男友档案，原来他在家乡早已结婚生子。

宁国风说自己“头都炸了”。尽管对方一再解释，自己的婚姻纯属家庭包办，与妻子没有真情，他依旧认定对方是“骗子”。“赶上毕业分配，他总想探知我的志愿，我就不让他知道，一心想离他远点。”他叹息道，年轻的时候，人真是幼稚。

1960年，宁国风分到北京西城区一所重点中学教书，与初恋分道扬镳。时隔30多年，他们才在西单不意相逢。“他身边站着自己的儿子，都40多岁了。他告诉我，他和原配离婚以后，娶了那个被我拒绝的女同学。后来，他们也离了。”宁国风喟叹着，两个步入花甲的男人在药房门口老泪纵横。

3.

“可我只是拿她当妹妹，她一挨近我，我就浑身哆嗦。”

据《1957—2010年中国同性恋大事记》记载，1957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以法研字第7929号文的形式，做出了1949年以来第一个明确关于同性恋问题的司法解释——“关于成年人自愿鸡奸是否犯罪”，尚有待立法解决。

直到1984年11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当前办理流氓案件中具体应用若干问题的解答》，指出构成流氓罪的其中一项是：鸡奸幼童、强行鸡奸少年的，或以暴力、胁迫等手段，多次鸡奸，情节严重的。但是，此条律针对的是“未成年人的性和强制的性”，而非“成人同性间私下里非聚众的性行为”。

有个公安干部说：“流氓罪是个大口袋，别的口袋装不下的，流氓罪这个口袋都可以装。”

“同性恋的法律地位是模糊不清的。”2005年，性学家刘达临与精神卫生及心理学家鲁龙光在合编的《中国同性恋研究》中指出：1949年以后，在党内一度“左倾”的思想影响下，否定了人追求幸福、快乐的权利，在性的方面已处于禁锢状态，对同性恋则更为否定了。那么，对同性恋者判什么罪呢？无法可依，所以往往是“流氓罪”的罪名拘留、罚款，甚至于劳教。有个公安干部说：“流氓罪是个大口袋，别的口袋装不下的，流氓罪这个口袋都可以装。”

“是，当年司法是没有明文将同性恋刑事化。”宁国风躺在病床上，深深吸了口气，“但你千万别犯在他们手上，否则还是会被打成流氓罪。”

那是1963年，他分到百万庄的一所普通中学，任初中班主任。“我想出来但不敢出来。”他感到头顶上“乌云密布”：宣武门，一个老同志被判流氓教唆罪，入狱15年；他的一个同学因为曝露同志身份，长期找不到工作；还有一对恋人同志被家人发现后，一个被抓，另一个逼疯。

宁国风告诫自己要“夹起尾巴做人”，可是身心的欲望越是强抑，就越是难以自抑。一次，他与“闺蜜”去逛东四人民市场。在公共厕所里，有人冲他使眼色。他出来后，好几个人跟出——“他们跟我说，聊会吧，玩会吧。里面有岁数大的，也有长得好看的。”从这个“点”起，宁国风渐而发现了一条“隐秘河流”：崇文门与东四的某条胡同，前门河沿与西河沿的公厕，朝阳门外，还有河边……

“大家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约会地点常常是又脏又臭。”时间久了，宁国风渴望认真谈一场恋爱。

第二年，在回家的夜班公交车上，他邂逅了他的第二个男友。他为对方取名——“阔海”。

“阔海才20岁，刚从北京工业学校毕业，正等待分配。他脸色红扑扑的，身体特壮，白衫扣子绷开，露出犍子肉。我故意在车上蹭到他跟前，他笑眯眯的，真是太可爱了。”宁国风形容对方在黑夜里“闪闪发光”。两周后，他们约在景山见面。随着认识加深，他向这个小伙子袒露——他喜欢男人。

“阔海给我写过一封信。那信上还沾着泪水，他写道，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字特漂亮，让人久久不能忘怀。”宁国风说他们交往了两年，直到1966年4月，男友发高烧住院，他提着一兜桔子看望。阔海见他来了，高兴地连着吃了七八个桔子，说病快好了。结果一周后，他再打电话过去，护士告诉他，阔海发烧，导致大脑血管畸形崩裂，4月30日“走”了。

从此，宁国风每年五一都会上卢沟桥——男友埋葬的地方烧纸。

“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想着为他上一次坟。”宁国风说，当年想痛哭时，就跑到离学校较近的紫竹院待着，“与阔海在一块，我们没想过未来，也不敢去想未来。”

那时文革正酣，最让他心底惶恐不安的，是张贴的大字报及宣判公告上的字眼——某某是“流氓鸡奸犯”、“吸精犯”。“我没那么坏，我怎么就成了这种人？”他盯着它们，问自己。

男友走后8年，宁国风又结识了一个漂亮的小男生，“他叫佐罗，身上带有几分野气。我们好过一段，他结婚时，我还祝福过他。毕竟，他不可能跟我一辈子。”

1976年，扛不过社会异样的眼光、家人的步步紧逼，宁国风也和亲戚介绍的一个保定女工结婚。她比他小七八岁，迫切地想将户口迁到北京，对这门亲事充满了憧憬。

“可我只是拿她当妹妹，她一挨近我，我就浑身哆嗦。”婚后半年，妻子怀孕了，宁国风却以“性生活不和谐”为由，坚决要求离婚。孩子出生后，两人分道扬镳。

离婚时，妻子向他提出什么都可以不要，唯独要他盖过的被子。说到这里，宁国风泛起了苦笑，“她的意思是我就要你的厚被（谐音“后辈”），我要你断后。”

4.

“我有什么罪呢？为什么要受这样的对待？”

万延海与宁国风的第一次相遇是在1991年的那次行动中。

当年1月，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组织了一项名为“同性恋男子和艾滋病有关的知识、信念、态度和行为调查及艾滋病教育研究”的课题。该研究所是中国卫生部下设机构，时任所长陈秉中担任课题组长，另一名重要参与者是其下属——当时28岁的万延海。

1998年，万延海撰文《一次特别的行动》，回顾与反思了当年课题研究的经过。1993年8月，陈秉中发表在当期《中国健康教育》上的《艾滋病.同性恋.健康教育》遭到封杀，被卫生部“要求退休”。万延海也被停职，最终离开研究所，成为“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下称“爱知行”）的创办人，致力在“社会边缘人群和艾滋病脆弱人群“中开展防艾工作。

在《一次特别的行动》中，万延海记录道，当时北京市公安局治安处查禁科表示原意支持和参与我们的研究。1991年4月的一次会议上，负责警官提出：让警察先把同性恋者抓起来，再对他们做问卷调查和血液化验。“他说，北京东郊民巷派出所的警察抓‘兔子’特别有经验，一个晚上准能抓十几个。”对于警方的建议，在座的一个学者表了态，“他说，这一方法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因为是警察执行公务，我们利用警察执法的机会开展我们的研究，不是因为我们要搞研究而让警察去抓人。那位警官马上说，我们也要搞研究。今年公安部给了我们北京市公安局三个调查课题，其中之一就是关于同性恋的研究。你们健康教育所不搞，我们也要搞。”

万延海在文中表示，当时他顾忌提出反对会有损双方刚建立起的合作关系，没有表示异议，只提出调查过程中，对所有涉及人士当场释放，不通知其家庭或单位。但这场行动的隐患已经埋下。

据万延海记录——1991年5月至7月，共有51名同性恋者被东郊民巷派出所捉拿。“有一人因为是所谓态度不好，被拘留。据说，后来有一人试图自杀，没有成功。有一位老人，当场跪在派出所，说自己不是人，请求饶恕。”

5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宁国风被警察从东单公园带到了东郊民巷派出所。两个多小时的审问、采血、问卷调查后，万延海感觉对方十分谦和，便留了一张名片给宁国风。

“那次行动后，有不少人怨恨我们。老巴黎也有不服，但他不服的是，他因为是一名同性恋者，三次坐牢，还失去了工作。”万延海说，几天以后，宁国风与他联系，想与他聊聊自己的遭遇。

1977年夏末，圈里一个同志在珠市口公共浴池被捕，他向警方检举了宁国风。“揭发有功，而且那人与我有过节。”宁国风说。他是在上课时、当着学生的面被带走的。当时他已是学校高中部的班主任，肩挑两个班的语文教学。在派出所，尽管他死不承认那份检举材料，但校方还是马上停了他的课，给他办学习班，勒令他端正态度，如实交待自己的流氓组织等问题。

那年9月，宁国风的母亲上天安门广场，参加“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活动，回家途中摔了一跌，就此一病不起，很快离世。“9月21日，母亲的骨灰抱回来才三天，学校政工组通知我去学校。”这时他已预感不妙。果然，西城分局警察已在校长办公室里恭候。

他们说他“思想意识差”、“有鸡奸嫌疑”，“你还不承认吗？到分局反省去。”他戴的黑孝被一把扒了下来，扔进垃圾桶。在两名警察的押解下，戴着手铐坐警车到了二龙路上的拘留所。第二天押回学校开批斗会，他成了人人唾弃的“狗屎堆”；第三天，又被押送到北京大兴天堂河农场第五分场——在那里，他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强制劳动三年。

“三年就是满冠啊。”宁国风当即瘫住。在劳改农场，“难友”们告诉他，打架斗殴进来的叫“氓爷”，倒卖东西的叫“倒爷”，小偷叫“佛爷”，像他们这号的就叫“兔爷”——“是最受歧视的。”

“100来斤的洋灰，从这儿扛到那儿——来回扛地折腾你。”宁国风写给万延海的口述中痛述，当时的管教队长“特别恨同性恋”——“他认为我是畜牲，猪狗不如，不耻于人类。因此，整我特别狠。经常开我的批斗会，一开就是两小时，让我撅着，还得九十度。他亲口说，像你们这种人，就不应该活着，死了算了，别给国家浪费粮食了。”

“我有什么罪呢？为什么要受这样的对待？没有人证物证旁证说明我犯罪，鸡奸嫌疑没有事实依据，就处理我，我不服，我永远不服！！”——末尾处，他打了两个“！”。

那年过年，远在保定的舅舅赶来农场接宁国风回家祭奠亡母。深夜，他在院子里为母亲一边烧纸，一边落泪。母亲临终前，他为她穿衣，想握住她的手。可母亲使劲甩开他——“我争多大脸，你给我现多大眼。”在劳改农场，累得迷迷瞪瞪时，他也梦见过母亲冲他瞪眼说这句话。

“妈，您在天之灵都看见了，我命就这样，也没有办法。我承认我是这种人，但我也没什么道可走。”他对于母亲的死不瞑目愧疚了一生。在他出事时，学校曾到他家所在的居委会调查他的底细，母亲是街道治安主任，一听他人透风，自然心知肚明。更早之前，有街坊议论他像“二尾子”，母亲与之大吵，非要对方赔礼道歉。“还有我离婚的事。她不明白，人家一个黄花大闺女给你，你怎么说不要就不要了？她心里的火窝一块了，不然不至于才50多岁就走。”

5.

“我还是想找一个伴。”

1980年，宁国风强制劳动结束，回到学校等待重新分配工作。起先，他分至八达岭林场，为没有考上高中的待业青年教课。一年后，又被分到北京西城区某联防做内勤。

三年的强制劳动让他形成了低头走道的习惯，“这样都害怕不知什么时候倒霉。”可圈里有认识宁国风的同志，说他性格中有“招摇”的一面，这也为他接二连三地“出事情”布下了隐患。

1982年10月的一天，宁国风在菜市口一间公共浴池洗澡。“浴池是一条长池子，我在里面哼唱起了洪湖水，浪打浪。”他说，这时，对过的小伙子用脚踹了踹他的脚心。“长得挺有男子气，我以为他也是同志。”于是在对方示意下，他挪到了其身旁。“那里不是同志浴池，可真是对方主动。”接后，那人突然噌地站了起来，指着他，“你表演得够充分了”。

对方把他带到了派出所。“在所里，他说今天搂草打兔子，真的逮住了一只老兔子。”宁国风这才意识到他撞上了警察。“警察也不能诱发我犯错误啊”，第二天，他向办案警察申诉，这次不是他主动。干警则反问他，谁又能证明是对方主动？

1982年正值“严打”期间，“抓同性恋有指标，跟我一块进去的还有好几个。”这一下，宁国风被判在大兴团河农场劳教两年（编注：“1983年严打”前后持续三年，针对文革结束后混乱的社会治安，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但也造成很多冤案，主要争议包括滥用“流氓罪”、量刑过重、办案审理草率。）。

1984年，劳教期满的宁国风回到原来的中学，做后勤看自行车。

“我还是想找一个伴”，放出一个多月后，他又来到东单公园，“那里毕竟是老点。”

而这一次，因为他从农场带出了一个来京置办结婚用品，对同志一无所知的保定农村小伙，被人盯梢，抓进东单联防三队。据宁国风说，执行人员审讯小伙子时，“对那孩子拳打脚踢。他看着我，像是在说救救我。我说别打了，是我勾搭他的。”宁国风有点哽咽道，那孩子放走时还对自己说，肖叔叔，赶明儿（编注：北京话，指等到明天，泛指以后）我结婚，你去啊。

一周后在东城分局，他被宣判开除公职，注销北京户口，送往东北齐齐哈尔双河农场，劳教两年。“当着面就把工作证撕了。”他清楚记得。

“我不死。我就是死，也要死在北京。”1986年，宁国风释放，从东北回到北京的住处。发现户口并没有被注销，但他没了工作，兜里只剩下五块钱。中学校长来看他时说，“一个伟大的诗人说过，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是可耻的。你怎么就绊倒了三次？你们的问题，改是改不了了。”

“我改不了，我就是这种人。”

“我有生存的权利，我有生活的权利，我没有抢也没有压迫谁。”为了生存与生活，那时起，宁国风上街卖起了地图。

6.

“身体并不仅仅是生理意义的身体，而是被社会体制所塑造。”

“亲爱的夫人：

从来信猜想，您的儿子是同性恋者……的确，搞同性恋毫无好处，但并非恶习和堕落，也算不得是一种疾病，用不着为此害羞……将同性恋视为犯罪而加以迫害是极不公正和残酷的。”

1985年1月出版、由性学家阮芳赋主编的《性知识手册》中，关于“同性恋”章节的末尾，耐人寻味地引用了弗洛伊德于1935年写给一位同性恋者母亲的回信。

“《性知识手册》里，虽然把同性恋视为一种变态，但对它还是持正面态度。”万延海认为，198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整个社会科学及精神科心理学是不活跃的，“在毛时代可谓废掉”。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社会各行各业全面复苏，这些不活跃的学科随之崛起，心理学专家在社会上取得了一定的话语空间，其观点也流行开来。

同在1985年，阮芳赋在《同性恋——一个未解之迷》中提出，同性恋不是疾病；1994年，时青岛医学院教授张北川在出版的《同性爱》中呼吁：同性恋不是道德问题，不应受到歧视、谴责和打击；生命伦理学专家邱仁宗在1999年出版的《艾滋病性和伦理学》中也指出，应尊重同性恋者性取向，“只有在这样的政策中，对同性恋者进行的预防艾滋病的健康教育才能有效”。

除了一批学者专家的大力论述，万延海还特别提到，1996年12月香港同性恋组织召开了全球华人同志大会、互联网在1997年的兴起，种种综合因素，促使国内对待同性恋“作出更进一步的改变”。

1997年，中国新刑法颁布，取消“流氓罪”。这在同志圈及以李银河为代表的一批专家学人看来，标志着中国对同性恋行为的非罪化。

“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郭晓军表示，取消的根本原因还是1997年，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原刑法第160条规定：“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的构成流氓罪”。其中，“其他流氓活动”没有明晰的行为界定，在罪刑法定方面失衡。新刑法将“流氓罪”细化为六项罪名：强制猥亵妇女罪、侮辱妇女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聚众淫乱罪、猥亵儿童罪。

既然“成人同性间私下里非聚众的性行为”由始以来就没有明确定罪，又何来的“非罪”？——至今，郭晓飞依然持有他在2007年的论文《中国有过同性恋的非罪化吗》中的核心观点：1997年，中国的刑法变动在动机上跟同性恋没有关系。只是客观后果上，同性恋去掉了流氓罪的污名。

“涉性的刑法总是混乱的。”微信上，他冒出了一句话。这与司法实践中可能乱定罪有关，也与中国人曾长期生活在国家权力对社会生活无所不在渗透的状态下、形成的性观念有关。文中，他曾写道：身体并不仅仅是生理意义的身体，而是被社会体制所塑造。

2001年4月，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编撰与颁布《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取消了前一版的性变态条目（此前同性恋被归类于此），只在新设立的“性指向障碍”条目中，保留了“自我不和谐的同性恋”——即为自己的性取向感到不安并希望寻求治疗的“同性恋者”与“双性恋者”。

这被视为同性恋在中国的非病化，引得国内外媒体竞相报导。

性学家方刚曾组织人手采访当年CCMD—3工作组的成员之一——北京回龙观医院的副主任医师刘华清，后将其口述写进《多元的性/别》一书中。

据刘华清回忆，当年组内分两派意见。反对将同性恋彻底从CCMD—3删除的一方中，有部分专家认为，“应该与咱们国家的状况相一致，不能那么彻底的一下子步子迈得那么大，一部分人还是不适应的。”另一部分专家的意见在他看来，则是出于好心，想将同性恋病理化作为保护这一人群的工具。他们考虑到，“在农村，在边缘地区，如果发现同性恋行为，肯定还是受到法律的处理。但是如果认为性心理障碍是一个可以治疗的病，那么他就会送到医院来处理，起码可以避免刑罚，或是法律的处分。”对此，万延海从旁佐证过，曾有同志被警方直接带到精神病院问，这是不是精神疾病？是就留下，不是就带走。

最终，“未彻底剔除同性恋”也就成为了CCMD—3工作组，双方争论与妥协的结果。

7

“那个时候，他说给谁下跪，他就给谁下跪。说撒泼打滚，就撒泼打滚。”

“我认识老巴黎都快40多年了。”东单公园以工农兵雕像为中界，西侧背对公厕，树荫遮蔽下的一条长椅上，几个老人在嬉闹，老白则等着给人发放安全套。他在某公益组织做志愿者已有十年。除周一休息，每天上午九点，他都会准时出现在这棵树下，树起科普防艾（滋病）的牌子。

圈内同志说，论资历，老白与老巴黎同一级别。老白还有一绰号——“白牡丹”。“当年我还在公交公司当司机，老巴黎经常坐我的车在西单下，有时我们会聊几句。”

八十年代中期，在西单文化广场的同志聚点，老白又见到了宁国风。打那时起，他们成为了好友。“我知道他常去的点，他能在那里泡上一天。”说这话时，老白的一脸憨厚中溜出了一种媚态。

“当一个人的尊严像烟头似的被摁在地上，还要狠狠地用脚去碾时，他就只剩下生存了。”她说，这就是人性，只不过他们爱的是同性。

彼时宁国风刚做起小贩，老白对他那时的印象只用了两字：衰败。

“最开始不会叫卖——臊得慌。”宁国风与人说起。起初，他在前门地铁附近卖地图，后又换去故宫、北海公园一带卖明信片，再慢慢跟在旅游车后面，兜售旅游小物件。最困难时，他曾有一个月没填饱过肚子，一天只赚五六块（人民币，下同），靠捡别人吃剩的东西过活。因无照经营，他遇到过警察驱赶，被抡过耳光，没收过商品。“那个时候，他说给谁下跪，他就给谁下跪。说撒泼打滚，就撒泼打滚。”老藕叹息，怎么也算是“小知识分子”出身的宁国风，生生练就成了“泼妇”、“变色龙”。“当一个人的尊严像烟头似的被摁在地上，还要狠狠地用脚去碾时，他就只剩下生存了。”她说，这就是人性，只不过他们爱的是同性。

“毕竟那会空气比文革时候宽松多了。”老白回忆起，在南礼士路公园，每天傍晚七八点，老巴黎与“干儿子干闺女”们，其乐融融，互相照顾的情形。

1992年，万延海发表了《同性恋在北京》，东单公园就此一炮而红。此后经济飞速发展，大批民工涌入北上广，南礼士路公园里招工找工的流动大军增多，加上联防时时巡查，使得那里“家”的氛围一点点地打破。后来，城市改造运动又使一些圈中同志不得不搬离原来住所，寻找新的公园聚点。

“2000年以后，来东单公园的人多了。”凉风渐起，老白望着雕像背后的一座山头——也是世界闻名的“渔场”，数起他的那些活着或已离世的“姐妹”——老巴黎，小兰英，老三姐，老狐狸……“山上发生过打砸抢、勒索，还有卖身的mb（money boy）。”

说到这里，他话音一转：“老巴黎虽说人走了下坡路，可是为人没有走下坡路。他不坏，不卖，这点我佩服。”

1990年代，宁国风申请到每月170多元的生活低保费。60岁以后，他就不再想做小贩生意了，更加自我地出入于公园。至今，圈内都有声音在为当年的他“画像”：只要听到有人清嗓哼着戏进公园前门，后门的人都会知道，这是“巴黎小姐”来了。

“圈子里，年轻的一对谁闹矛盾了，谁因为失恋闹自杀，或者谁有其他精神压力，都愿跟我说。他们拿我当长辈，什么都敢跟我聊。”对此，宁国风多少带点欣慰。

1997年至2001年，发生在中国同志群体的那两件大事（取消流氓罪、同性恋非病化），在宁国风看来，身边的小世界反响一般。“五六个人也会吃顿饭，玩笑似地庆祝一下——我们又解放了，我们又过节了，更多的人只顾自己开心快活。”宁国风笑了笑，补充了一句，“商女不知亡国恨”。

“老巴黎有一定的社区正义感。”凌雨说。2008年至2010年间，他在万延海成立的爱知行担任健康教育项目的项目官。他加入之前，宁国风已开始参与爱知行的活动：投稿、在同志聚点散发《爱知简报》等。“公园里要是出现了通过接近老同志，对其做敲榨勒索的社会闲杂人等，他就愿意站出来，想办法以某种形式保护受害者，让那种人没有立足之地。”凌雨说。

2013年，“爱知行”关闭，宁国风就转去了西城区疾控中心做志愿者，喵喵也在那里。在他看来，宁国风做防艾宣传，起初有为每月那点经济补贴的意思，但时间久了，目睹身边的“姐妹”朋友因为染上艾滋病而“走”，多少会引起他内心的触动。

“我害怕——他们没被关进去过，不知道里面受的罪。”

一段时间，宁国风每逢周四晚上都会坐车到呼家楼附近某个隐蔽的公厕，发放安全用品。对方是不是同志，他一看一个准。再后来，他又改到南礼士路公园发放。直到两三年前，喵喵发现他走道越来越不利索，害怕他中途倒了，就帮他承揽起工作。

“大约四年前，一家电视台在这里（东单公园）采访老巴黎。他的一个朋友跟他搭讪，也给拍进去了。事后那人不干，找他要钱。”老白透露说，打那以后，宁国风就不怎么上东单公园来。

现在也不常去公园的喵喵认为，圈子里的人也有“不可爱”的地方：对内会为资源相争，对外关键时候却“犯怂”，包括宁国风骨子里也怯懦的成分。“有一年，他住的地方进行危房改造，他去找房管局，对方不管，却让他一个吃低保的老头上外面租房。他只好上郊区租房。我问他为什么不直接找社区街道办？你该争取的合法权益为什么不争取？你有什么害怕的？”

“我害怕——他们没被关进去过，不知道里面受的罪。”年迈的宁国风躺在病床头，仰望半空喃喃自语。那是1992年，还在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的陈秉中、万延海为同性恋举办了”男人的世界”文艺沙龙，圈内外沸沸扬扬。可沙龙地点离家那么近，他就是不敢参加——“我怕会有警察来抓。”

就在宁国风絮叨时，他的养子默然端来饭菜放在床尾柜上。养子是他在东北齐齐哈尔劳教期间，从一个狱友那儿认下的。那名狱友因判贪污罪关进来后，妻子自杀了，外面留下一儿一女要养活。他们探监时，宁国风觉得对方8岁的儿子与他很投缘。一想到以后自己可能孤老终生，他索性提出认这个小男孩作养子。

“他那会还小，问我，你能带我上北京玩吗？我说能。”宁国风答应狱友，出去后，每月给孩子寄钱，供他读书成人。所以回京后，就算捉襟见肘，朝不保夕，他也要每个月从牙缝里省出100元寄给孩子。这样持续了8年，直到那孩子为生计投奔他。

“我教他学文化，出钱让他学理发，让他跟着我上公园为人剃头。他结婚时，我把母亲留下的首饰当了，凑给了他一万块钱。”宁国风说，这些年里，他把养子视若己出，养子也把他当亲父亲一样地侍候。可就一样，养子信奉基督教，尤为反对他的同志生活，特别是他晚年的爱情——“他说我是犯罪！”

那是2006年，宁国风在南礼士路公园认识了比自己小30多岁的第三任男友。喵喵曾见过那个男子，说那是一个外表沉稳朴实的人。“他是一个恋老癖，对我很真诚，我们在一起都13年了。”宁国风抚弄了一下无名指上的白金戒指，那是男友送他的定情信物。

“八十年代，人稍微可以挺直腰板走道了。后来又是‘同志’非罪化了，又说我们不再是变态了，以为从寒冬走到了暖春。可至今还是感觉没有彻底的放宽，国家对这件事，还不是不反对不提倡也不许宣传？有的地方还是会认为同性恋是病，还在用电击疗法？”望着桌上渐凉的饭菜，他表情平和，“现在，台湾通过了同志婚姻法——我们怎么说呢？盼吧！”

周围病人正在时高时低地哀叫，北京初春的阳光从帘后映射在身后的白墙上，凭添了一抹苍凉。那一刻，宁国风仿佛又回到了南礼士路公园里守候的“老巴黎”。

独立作家老藕对本文亦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