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北京同志的80年，「是那種人，我就要過那種人的生活」

1

「上小學起，我就感到，我是男兒身，女兒心。」

寧國風已經記不清，那一幕發生在九十年代末的哪一天，但肯定是在北京牡丹園公園。「撞上警察巡邏，他問我是不是『兔子』？我說我是1939年出生的，怎麼會是『兔子』？」說到這裏，鼻子上插着管的他露出了一絲促狹的笑容，「我跟他裝孫子，他罵了句『老油子』。」（編註：兔子是對同性戀的歧稱，寧國風假裝不懂，當作生肖談論。）

今年三月，80歲的他躺在距離西單不遠的老式綜合醫院裏，病房不大，周圍忙碌的護工和哼哼唧唧的病人都沒注意他在說什麼。即便聽到了，也未必能聽懂：

「現在公園還是能碰上警察。有的說，沒事逮逮兔子解悶。有的會指着我們罵：好人不當，偏要當鬼。」

雖患腦梗，那些揮之不去的記憶仍在腦海中穿梭無阻。除了「兔子」，作為同性戀，他們還曾被恥笑為「人妖」、「尤物」、「二尾子」，「還有流氓——我最恨這個詞。」提起它，寧國風一臉忿忿，夾雜劇烈的咳嗽。

他是北京同志圈的知名人物，綽號「巴黎小姐」。

「頭一回聽說巴黎小姐，我還以為是哪個帥小夥呢。」「70後」喵喵記得，1997年與朋友一起走進南禮士路公園，朋友指着公園涼亭中間、一群人圍着的一個老人說，他就是「巴黎小姐」。

出於自保，同志間會互守一份默契：不主動探聽彼此的真實姓名，多以綽號相稱。1961年，寧國風在西單體育場文化廣場遇到一個法國人，他是法國大使館裏的司機。寧國風強調，他與那人只是短暫交往，不存在愛情。但自此，「巴黎小姐」在圈中聞名。

90年代，「巴黎小姐」曾是南禮士路公園裏的特殊標誌物。別看公園現在人氣寥寥，當年也是北京知名「漁場」之一，是同志「釣魚——尋伴」之所。因為老同志居多，它也被調侃是「老人樂園」。

「當年信息不像今天這樣發達，公園也不太安全，聯防（編注：聯防隊，是協助公安維護治安的組織）會來查。但只要看到他在那裏，你就知道，這天比較太平。如果他不在，那裏冷冷清清，你最好趕緊走。」喵喵補充道，每個「點」不管大小，都會有一個風向標式的人物。「老巴黎」資格老，信息靈通，又不亂跑，大夥也尊稱他——「肖老師」。

「肖爽是我的本名。」2015年，寧國風曾經接受獨立作家老藕的採訪。一開始，他便告訴這位出版過《我的那些同志孩兒》的女作家，他的生父是一名烈士。在保定，領導一家麪粉公司工人鬧罷工被捕，「在我出生三個月後，被日本人槍斃了。」

母親只比寧國風大17歲，懷着他時來北京打工。他四歲那年，母親改嫁一個姓寧的遊商，「他請人給我取名——寧國風。」這個名字也取自《詩經》的「風雅頌」。其後，他們母子跟隨繼父搬進了這座毗鄰西單大悅城的大雜院。直到1977年，「我出事後，繼父才搬走。我就一直住在這裏。」寧國風說。

「20平米的東房隔成兩間。裏間一張雙人床，一個大衣櫃。外間因為連接裏屋和院子兩門，地方更顯侷促。沒有冰箱沒有空調，除了一張桌子、一個五斗櫥、一架單人床和洗臉盆架外，別無長物。」據老藕描述，採訪是在冬天進行。寧國風在屋裏生起一火爐。每次開門，熱氣便會跑光。她想過送給他一個電暖器，「他說電費很貴，就作罷了。」

在那間小屋，寧國風聲音嘶顫地追述，「上小學起，我就感到，我是男兒身，女兒心。」十歲時，他喜歡上了班長。因兩家是鄰居，班長上家來玩，他很自然地與對方親暱。

有一天，這兩個小男孩「不同尋常的舉動」被母親撞破。「她怒火萬丈，抄起笤帚往死裏打，這一下可把我給打悶了過去。」之後，班長轉學搬走，而他一悶——「五年不敢跟男生接觸。」

為防止寧國風「重蹈覆轍」，性情剛烈的母親對他管教愈發嚴厲。「我讀男八中時，走路回家是15分鐘。如果用了20分鐘，到家就罰跪。」可他還是按捺不住地喜歡男生——尤其是長相白淨，又有「男孩子樣」的男生——這個審美標準，他貫徹了一輩子。

此外，他還特別喜歡穿一身白，「不是『女要俏，一身孝』？同學們都管叫我『水上漂』。」他翻出了老相冊遞給老藕，裏面珍藏着一幀照片。上面，頭髮烏亮微卷的寧國風，彆着校徽的黑色校服上，配戴着一條白圍巾——那是1956年，他考上了北京第一師範學校，「我喜歡當老師，管吃管住還有助學金。重要的是能逃脱家庭的桎梏。」

2.

「是那種人，我就要過那種人的生活。」

16歲，寧國風意識到自己是「那種人」。儘管當時，社會上還沒「同志」一說。

「是那種人，我就要過那種人的生活。」在學校食堂，他相中了文科班的一名男生。「他是山東人，比我大四歲，走道特陽剛。吃飯時，我老是偷偷看他。」寧國風柔聲說起。當日兩人的一張合影中能夠看出，那名男生長得很像舊片裏的「小生」。

為了能和他在一起，寧國風向校方強烈申請，要從原先所在的歷史系轉到對方的學系。得逞後，他又搬進了對方所住的校舍。「裏面睡着20多個男生。他睡下鋪，我睡上鋪。」寧國風微笑着，天遂人願，勢必想法與之親密接觸，「一個月後，他成為了我的初戀。」

五十年代末，舉國大煉鋼鐵。學校派他們到南禮士路公園撿廢鐵。「公園廁所裏，我與男友看到有男男在一起，還不止一對。」回想起來，他與初戀男友從未討論過，自己是什麼樣的人。而在對方眼裏，自己就是「這樣的人」。

大學時期，寧國風遇過女生追求，一個女同學還大膽追上門。母親問他，你為什麼對人家無動於衷？你是不是有什麼毛病？她與繼父曾經半夜到床前，強令他脱掉褲子，對他突襲檢查。

他依然不為所動。每逢週末，他會帶着初戀猶如「小夫妻回門」。母親看在眼裏，恨在心頭——「你真是生就的骨頭，造就的肉。」

直到畢業前昔，寧國風作為班幹部參與整理學校檔案，驚駭地看到男友檔案，原來他在家鄉早已結婚生子。

寧國風說自己「頭都炸了」。儘管對方一再解釋，自己的婚姻純屬家庭包辦，與妻子沒有真情，他依舊認定對方是「騙子」。「趕上畢業分配，他總想探知我的志願，我就不讓他知道，一心想離他遠點。」他歎息道，年輕的時候，人真是幼稚。

1960年，寧國風分到北京西城區一所重點中學教書，與初戀分道揚鑣。時隔30多年，他們才在西單不意相逢。「他身邊站着自己的兒子，都40多歲了。他告訴我，他和原配離婚以後，娶了那個被我拒絕的女同學。後來，他們也離了。」寧國風喟歎着，兩個步入花甲的男人在藥房門口老淚縱橫。

3.

「可我只是拿她當妹妹，她一挨近我，我就渾身哆嗦。」

據《1957—2010年中國同性戀大事記》記載，1957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以法研字第7929號文的形式，做出了1949年以來第一個明確關於同性戀問題的司法解釋——「關於成年人自願雞姦是否犯罪」，尚有待立法解決。

直到1984年11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關於當前辦理流氓案件中具體應用若干問題的解答》，指出構成流氓罪的其中一項是：雞姦幼童、強行雞姦少年的，或以暴力、脅迫等手段，多次雞姦，情節嚴重的。但是，此條律針對的是「未成年人的性和強制的性」，而非「成人同性間私下裏非聚眾的性行為」。

有個公安幹部說：「流氓罪是個大口袋，別的口袋裝不下的，流氓罪這個口袋都可以裝。」

「同性戀的法律地位是模糊不清的。」2005年，性學家劉達臨與精神衞生及心理學家魯龍光在合編的《中國同性戀研究》中指出：1949年以後，在黨內一度「左傾」的思想影響下，否定了人追求幸福、快樂的權利，在性的方面已處於禁錮狀態，對同性戀則更為否定了。那麼，對同性戀者判什麼罪呢？無法可依，所以往往是「流氓罪」的罪名拘留、罰款，甚至於勞教。有個公安幹部說：「流氓罪是個大口袋，別的口袋裝不下的，流氓罪這個口袋都可以裝。」

「是，當年司法是沒有明文將同性戀刑事化。」寧國風躺在病床上，深深吸了口氣，「但你千萬別犯在他們手上，否則還是會被打成流氓罪。」

那是1963年，他分到百萬莊的一所普通中學，任初中班主任。「我想出來但不敢出來。」他感到頭頂上「烏雲密布」：宣武門，一個老同志被判流氓教唆罪，入獄15年；他的一個同學因為曝露同志身份，長期找不到工作；還有一對戀人同志被家人發現後，一個被抓，另一個逼瘋。

寧國風告誡自己要「夾起尾巴做人」，可是身心的慾望越是強抑，就越是難以自抑。一次，他與「閨蜜」去逛東四人民市場。在公共廁所裏，有人衝他使眼色。他出來後，好幾個人跟出——「他們跟我說，聊會吧，玩會吧。裏面有歲數大的，也有長得好看的。」從這個「點」起，寧國風漸而發現了一條「隱秘河流」：崇文門與東四的某條胡同，前門河沿與西河沿的公廁，朝陽門外，還有河邊……

「大家不得不轉入地下活動，約會地點常常是又髒又臭。」時間久了，寧國風渴望認真談一場戀愛。

第二年，在回家的夜班公交車上，他邂逅了他的第二個男友。他為對方取名——「闊海」。

「闊海才20歲，剛從北京工業學校畢業，正等待分配。他臉色紅撲撲的，身體特壯，白衫釦子繃開，露出犍子肉。我故意在車上蹭到他跟前，他笑眯眯的，真是太可愛了。」寧國風形容對方在黑夜裏「閃閃發光」。兩週後，他們約在景山見面。隨着認識加深，他向這個小夥子袒露——他喜歡男人。

「闊海給我寫過一封信。那信上還沾着淚水，他寫道，一日不見如隔三秋。字特漂亮，讓人久久不能忘懷。」寧國風說他們交往了兩年，直到1966年4月，男友發高燒住院，他提着一兜桔子看望。闊海見他來了，高興地連着吃了七八個桔子，說病快好了。結果一週後，他再打電話過去，護士告訴他，闊海發燒，導致大腦血管畸形崩裂，4月30日「走」了。

從此，寧國風每年五一都會上盧溝橋——男友埋葬的地方燒紙。

「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想着為他上一次墳。」寧國風說，當年想痛哭時，就跑到離學校較近的紫竹院待着，「與闊海在一塊，我們沒想過未來，也不敢去想未來。」

那時文革正酣，最讓他心底惶恐不安的，是張貼的大字報及宣判公告上的字眼——某某是「流氓雞姦犯」、「吸精犯」。「我沒那麼壞，我怎麼就成了這種人？」他盯着它們，問自己。

男友走後8年，寧國風又結識了一個漂亮的小男生，「他叫佐羅，身上帶有幾分野氣。我們好過一段，他結婚時，我還祝福過他。畢竟，他不可能跟我一輩子。」

1976年，扛不過社會異樣的眼光、家人的步步緊逼，寧國風也和親戚介紹的一個保定女工結婚。她比他小七八歲，迫切地想將戶口遷到北京，對這門親事充滿了憧憬。

「可我只是拿她當妹妹，她一挨近我，我就渾身哆嗦。」婚後半年，妻子懷孕了，寧國風卻以「性生活不和諧」為由，堅決要求離婚。孩子出生後，兩人分道揚鑣。

離婚時，妻子向他提出什麼都可以不要，唯獨要他蓋過的被子。說到這裏，寧國風泛起了苦笑，「她的意思是我就要你的厚被（諧音「後輩」），我要你斷後。」

4.

「我有什麼罪呢？為什麼要受這樣的對待？」

萬延海與寧國風的第一次相遇是在1991年的那次行動中。

當年1月，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組織了一項名為「同性戀男子和艾滋病有關的知識、信念、態度和行為調查及艾滋病教育研究」的課題。該研究所是中國衞生部下設機構，時任所長陳秉中擔任課題組長，另一名重要參與者是其下屬——當時28歲的萬延海。

1998年，萬延海撰文《一次特別的行動》，回顧與反思了當年課題研究的經過。1993年8月，陳秉中發表在當期《中國健康教育》上的《艾滋病.同性戀.健康教育》遭到封殺，被衞生部「要求退休」。萬延海也被停職，最終離開研究所，成為「北京愛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下稱「愛知行」）的創辦人，致力在「社會邊緣人群和艾滋病脆弱人群」中開展防艾工作。

在《一次特別的行動》中，萬延海記錄道，當時北京市公安局治安處查禁科表示原意支持和參與我們的研究。1991年4月的一次會議上，負責警官提出：讓警察先把同性戀者抓起來，再對他們做問卷調查和血液化驗。「他說，北京東郊民巷派出所的警察抓『兔子』特別有經驗，一個晚上準能抓十幾個。」對於警方的建議，在座的一個學者表了態，「他說，這一方法沒有什麼不可以的。因為是警察執行公務，我們利用警察執法的機會開展我們的研究，不是因為我們要搞研究而讓警察去抓人。那位警官馬上說，我們也要搞研究。今年公安部給了我們北京市公安局三個調查課題，其中之一就是關於同性戀的研究。你們健康教育所不搞，我們也要搞。」

萬延海在文中表示，當時他顧忌提出反對會有損雙方剛建立起的合作關係，沒有表示異議，只提出調查過程中，對所有涉及人士當場釋放，不通知其家庭或單位。但這場行動的隱患已經埋下。

據萬延海記錄——1991年5月至7月，共有51名同性戀者被東郊民巷派出所捉拿。「有一人因為是所謂態度不好，被拘留。據說，後來有一人試圖自殺，沒有成功。有一位老人，當場跪在派出所，說自己不是人，請求饒恕。」

5月中旬的一個晚上，寧國風被警察從東單公園帶到了東郊民巷派出所。兩個多小時的審問、採血、問卷調查後，萬延海感覺對方十分謙和，便留了一張名片給寧國風。

「那次行動後，有不少人怨恨我們。老巴黎也有不服，但他不服的是，他因為是一名同性戀者，三次坐牢，還失去了工作。」萬延海說，幾天以後，寧國風與他聯繫，想與他聊聊自己的遭遇。

1977年夏末，圈裏一個同志在珠市口公共浴池被捕，他向警方檢舉了寧國風。「揭發有功，而且那人與我有過節。」寧國風說。他是在上課時、當着學生的面被帶走的。當時他已是學校高中部的班主任，肩挑兩個班的語文教學。在派出所，儘管他死不承認那份檢舉材料，但校方還是馬上停了他的課，給他辦學習班，勒令他端正態度，如實交待自己的流氓組織等問題。

那年9月，寧國風的母親上天安門廣場，參加「紀念毛主席逝世一週年」活動，回家途中摔了一跌，就此一病不起，很快離世。「9月21日，母親的骨灰抱回來才三天，學校政工組通知我去學校。」這時他已預感不妙。果然，西城分局警察已在校長辦公室裏恭候。

他們說他「思想意識差」、「有雞姦嫌疑」，「你還不承認嗎？到分局反省去。」他戴的黑孝被一把扒了下來，扔進垃圾桶。在兩名警察的押解下，戴着手銬坐警車到了二龍路上的拘留所。第二天押回學校開批鬥會，他成了人人唾棄的「狗屎堆」；第三天，又被押送到北京大興天堂河農場第五分場——在那裏，他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強制勞動三年。

「三年就是滿冠啊。」寧國風當即癱住。在勞改農場，「難友」們告訴他，打架鬥毆進來的叫「氓爺」，倒賣東西的叫「倒爺」，小偷叫「佛爺」，像他們這號的就叫「兔爺」——「是最受歧視的。」

「100來斤的洋灰，從這兒扛到那兒——來回扛地折騰你。」寧國風寫給萬延海的口述中痛述，當時的管教隊長「特別恨同性戀」——「他認為我是畜牲，豬狗不如，不恥於人類。因此，整我特別狠。經常開我的批鬥會，一開就是兩小時，讓我撅着，還得九十度。他親口說，像你們這種人，就不應該活着，死了算了，別給國家浪費糧食了。」

「我有什麼罪呢？為什麼要受這樣的對待？沒有人證物證旁證說明我犯罪，雞姦嫌疑沒有事實依據，就處理我，我不服，我永遠不服！！」——末尾處，他打了兩個「！」。

那年過年，遠在保定的舅舅趕來農場接寧國風回家祭奠亡母。深夜，他在院子裏為母親一邊燒紙，一邊落淚。母親臨終前，他為她穿衣，想握住她的手。可母親使勁甩開他——「我爭多大臉，你給我現多大眼。」在勞改農場，累得迷迷瞪瞪時，他也夢見過母親衝他瞪眼說這句話。

「媽，您在天之靈都看見了，我命就這樣，也沒有辦法。我承認我是這種人，但我也沒什麼道可走。」他對於母親的死不瞑目愧疚了一生。在他出事時，學校曾到他家所在的居委會調查他的底細，母親是街道治安主任，一聽他人透風，自然心知肚明。更早之前，有街坊議論他像「二尾子」，母親與之大吵，非要對方賠禮道歉。「還有我離婚的事。她不明白，人家一個黃花大閨女給你，你怎麼說不要就不要了？她心裏的火窩一塊了，不然不至於才50多歲就走。」

5.

「我還是想找一個伴。」

1980年，寧國風強制勞動結束，回到學校等待重新分配工作。起先，他分至八達嶺林場，為沒有考上高中的待業青年教課。一年後，又被分到北京西城區某聯防做內勤。

三年的強制勞動讓他形成了低頭走道的習慣，「這樣都害怕不知什麼時候倒霉。」可圈裏有認識寧國風的同志，說他性格中有「招搖」的一面，這也為他接二連三地「出事情」布下了隱患。

1982年10月的一天，寧國風在菜市口一間公共浴池洗澡。「浴池是一條長池子，我在裏面哼唱起了洪湖水，浪打浪。」他說，這時，對過的小夥子用腳踹了踹他的腳心。「長得挺有男子氣，我以為他也是同志。」於是在對方示意下，他挪到了其身旁。「那裏不是同志浴池，可真是對方主動。」接後，那人突然噌地站了起來，指着他，「你表演得夠充分了」。

對方把他帶到了派出所。「在所裏，他說今天摟草打兔子，真的逮住了一隻老兔子。」寧國風這才意識到他撞上了警察。「警察也不能誘發我犯錯誤啊」，第二天，他向辦案警察申訴，這次不是他主動。幹警則反問他，誰又能證明是對方主動？

1982年正值「嚴打」期間，「抓同性戀有指標，跟我一塊進去的還有好幾個。」這一下，寧國風被判在大興團河農場勞教兩年（編註：「1983年嚴打」前後持續三年，針對文革結束後混亂的社會治安，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但也造成很多冤案，主要爭議包括濫用「流氓罪」、量刑過重、辦案審理草率。）。

1984年，勞教期滿的寧國風回到原來的中學，做後勤看自行車。

「我還是想找一個伴」，放出一個多月後，他又來到東單公園，「那裏畢竟是老點。」

而這一次，因為他從農場帶出了一個來京置辦結婚用品，對同志一無所知的保定農村小夥，被人盯梢，抓進東單聯防三隊。據寧國風說，執行人員審訊小夥子時，「對那孩子拳打腳踢。他看着我，像是在說救救我。我說別打了，是我勾搭他的。」寧國風有點哽咽道，那孩子放走時還對自己說，肖叔叔，趕明兒（編註：北京話，指等到明天，泛指以後）我結婚，你去啊。

一週後在東城分局，他被宣判開除公職，註銷北京戶口，送往東北齊齊哈爾雙河農場，勞教兩年。「當着面就把工作證撕了。」他清楚記得。

「我不死。我就是死，也要死在北京。」1986年，寧國風釋放，從東北迴到北京的住處。發現戶口並沒有被註銷，但他沒了工作，兜裏只剩下五塊錢。中學校長來看他時說，「一個偉大的詩人說過，被同一塊石頭絆倒兩次是可恥的。你怎麼就絆倒了三次？你們的問題，改是改不了了。」

「我改不了，我就是這種人。」

「我有生存的權利，我有生活的權利，我沒有搶也沒有壓迫誰。」為了生存與生活，那時起，寧國風上街賣起了地圖。

6.

「身體並不僅僅是生理意義的身體，而是被社會體制所塑造。」

「親愛的夫人：

從來信猜想，您的兒子是同性戀者……的確，搞同性戀毫無好處，但並非惡習和墮落，也算不得是一種疾病，用不着為此害羞……將同性戀視為犯罪而加以迫害是極不公正和殘酷的。」

1985年1月出版、由性學家阮芳賦主編的《性知識手冊》中，關於「同性戀」章節的末尾，耐人尋味地引用了弗洛伊德於1935年寫給一位同性戀者母親的回信。

「《性知識手冊》裏，雖然把同性戀視為一種變態，但對它還是持正面態度。」萬延海認為，1980年代中期之前，中國整個社會科學及精神科心理學是不活躍的，「在毛時代可謂廢掉」。改革開放的第一個十年，社會各行各業全面復甦，這些不活躍的學科隨之崛起，心理學專家在社會上取得了一定的話語空間，其觀點也流行開來。

同在1985年，阮芳賦在《同性戀——一個未解之迷》中提出，同性戀不是疾病；1994年，時青島醫學院教授張北川在出版的《同性愛》中呼籲：同性戀不是道德問題，不應受到歧視、譴責和打擊；生命倫理學專家邱仁宗在1999年出版的《艾滋病性和倫理學》中也指出，應尊重同性戀者性取向，「只有在這樣的政策中，對同性戀者進行的預防艾滋病的健康教育才能有效」。

除了一批學者專家的大力論述，萬延海還特別提到，1996年12月香港同性戀組織召開了全球華人同志大會、互聯網在1997年的興起，種種綜合因素，促使國內對待同性戀「作出更進一步的改變」。

1997年，中國新刑法頒布，取消「流氓罪」。這在同志圈及以李銀河為代表的一批專家學人看來，標誌着中國對同性戀行為的非罪化。

「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郭曉軍表示，取消的根本原因還是1997年，確立了罪刑法定原則。原刑法第160條規定：「聚眾鬥毆、尋釁滋事、侮辱婦女或者進行其他流氓活動的構成流氓罪」。其中，「其他流氓活動」沒有明晰的行為界定，在罪刑法定方面失衡。新刑法將「流氓罪」細化為六項罪名：強制猥褻婦女罪、侮辱婦女罪、聚眾鬥毆罪、尋釁滋事罪、聚眾淫亂罪、猥褻兒童罪。

既然「成人同性間私下裏非聚眾的性行為」由始以來就沒有明確定罪，又何來的「非罪」？——至今，郭曉飛依然持有他在2007年的論文《中國有過同性戀的非罪化嗎》中的核心觀點：1997年，中國的刑法變動在動機上跟同性戀沒有關係。只是客觀後果上，同性戀去掉了流氓罪的污名。

「涉性的刑法總是混亂的。」微信上，他冒出了一句話。這與司法實踐中可能亂定罪有關，也與中國人曾長期生活在國家權力對社會生活無所不在滲透的狀態下、形成的性觀念有關。文中，他曾寫道：身體並不僅僅是生理意義的身體，而是被社會體制所塑造。

2001年4月，中華醫學會精神科分會編撰與頒布《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第三版)》(CCMD—3)，取消了前一版的性變態條目（此前同性戀被歸類於此），只在新設立的「性指向障礙」條目中，保留了「自我不和諧的同性戀」——即為自己的性取向感到不安並希望尋求治療的「同性戀者」與「雙性戀者」。

這被視為同性戀在中國的非病化，引得國內外媒體競相報導。

性學家方剛曾組織人手採訪當年CCMD—3工作組的成員之一——北京回龍觀醫院的副主任醫師劉華清，後將其口述寫進《多元的性/別》一書中。

據劉華清回憶，當年組內分兩派意見。反對將同性戀徹底從CCMD—3刪除的一方中，有部分專家認為，「應該與咱們國家的狀況相一致，不能那麼徹底的一下子步子邁得那麼大，一部分人還是不適應的。」另一部分專家的意見在他看來，則是出於好心，想將同性戀病理化作為保護這一人群的工具。他們考慮到，「在農村，在邊緣地區，如果發現同性戀行為，肯定還是受到法律的處理。但是如果認為性心理障礙是一個可以治療的病，那麼他就會送到醫院來處理，起碼可以避免刑罰，或是法律的處分。」對此，萬延海從旁佐證過，曾有同志被警方直接帶到精神病院問，這是不是精神疾病？是就留下，不是就帶走。

最終，「未徹底剔除同性戀」也就成為了CCMD—3工作組，雙方爭論與妥協的結果。

7

「那個時候，他說給誰下跪，他就給誰下跪。說撒潑打滾，就撒潑打滾。」

「我認識老巴黎都快40多年了。」東單公園以工農兵雕像為中界，西側背對公廁，樹蔭遮蔽下的一條長椅上，幾個老人在嬉鬧，老白則等着給人發放安全套。他在某公益組織做志願者已有十年。除週一休息，每天上午九點，他都會準時出現在這棵樹下，豎起科普防艾（滋病）的牌子。

圈內同志說，論資歷，老白與老巴黎同一級別。老白還有一綽號——「白牡丹」。「當年我還在公交公司當司機，老巴黎經常坐我的車在西單下，有時我們會聊幾句。」

八十年代中期，在西單文化廣場的同志聚點，老白又見到了寧國風。打那時起，他們成為了好友。「我知道他常去的點，他能在那裏泡上一天。」說這話時，老白的一臉憨厚中溜出了一種媚態。

「當一個人的尊嚴像煙頭似的被摁在地上，還要狠狠地用腳去碾時，他就只剩下生存了。」她說，這就是人性，只不過他們愛的是同性。

彼時寧國風剛做起小販，老白對他那時的印象只用了兩字：衰敗。

「最開始不會叫賣——臊得慌。」寧國風與人說起。起初，他在前門地鐵附近賣地圖，後又換去故宮、北海公園一帶賣明信片，再慢慢跟在旅遊車後面，兜售旅遊小物件。最困難時，他曾有一個月沒填飽過肚子，一天只賺五六塊（人民幣，下同），靠撿別人吃剩的東西過活。因無照經營，他遇到過警察驅趕，被掄過耳光，沒收過商品。

「那個時候，他說給誰下跪，他就給誰下跪。說撒潑打滾，就撒潑打滾。」老藕歎息，怎麼也算是「小知識分子」出身的寧國風，生生練就成了「潑婦」、「變色龍」。「當一個人的尊嚴像煙頭似的被摁在地上，還要狠狠地用腳去碾時，他就只剩下生存了。」她說，這就是人性，只不過他們愛的是同性。

「畢竟那會空氣比文革時候寬鬆多了。」老白回憶起，在南禮士路公園，每天傍晚七八點，老巴黎與「乾兒子乾閨女」們，其樂融融，互相照顧的情形。

1992年，萬延海發表了《同性戀在北京》，東單公園就此一炮而紅。此後經濟飛速發展，大批民工湧入北上廣，南禮士路公園裏招工找工的流動大軍增多，加上聯防時時巡查，使得那裏「家」的氛圍一點點地打破。後來，城市改造運動又使一些圈中同志不得不搬離原來住所，尋找新的公園聚點。

「2000年以後，來東單公園的人多了。」涼風漸起，老白望着雕像背後的一座山頭——也是世界聞名的「漁場」，數起他的那些活着或已離世的「姐妹」——老巴黎，小蘭英，老三姐，老狐狸……「山上發生過打砸搶、勒索，還有賣身的mb（money boy）。」

說到這裏，他話音一轉：「老巴黎雖說人走了下坡路，可是為人沒有走下坡路。他不壞，不賣，這點我佩服。」

1990年代，寧國風申請到每月170多元的生活低保費。60歲以後，他就不再想做小販生意了，更加自我地出入於公園。至今，圈內都有聲音在為當年的他「畫像」：只要聽到有人清嗓哼着戲進公園前門，後門的人都會知道，這是「巴黎小姐」來了。

「圈子裏，年輕的一對誰鬧矛盾了，誰因為失戀鬧自殺，或者誰有其他精神壓力，都願跟我說。他們拿我當長輩，什麼都敢跟我聊。」對此，寧國風多少帶點欣慰。

1997年至2001年，發生在中國同志群體的那兩件大事（取消流氓罪、同性戀非病化），在寧國風看來，身邊的小世界反響一般。「五六個人也會吃頓飯，玩笑似地慶祝一下——我們又解放了，我們又過節了，更多的人只顧自己開心快活。」寧國風笑了笑，補充了一句，「商女不知亡國恨」。

「老巴黎有一定的社區正義感。」凌雨說。2008年至2010年間，他在萬延海成立的愛知行擔任健康教育項目的項目官。他加入之前，寧國風已開始參與愛知行的活動：投稿、在同志聚點散發《愛知簡報》等。「公園裏要是出現了通過接近老同志，對其做敲榨勒索的社會閒雜人等，他就願意站出來，想辦法以某種形式保護受害者，讓那種人沒有立足之地。」凌雨說。

2013年，「愛知行」關閉，寧國風就轉去了西城區疾控中心做志願者，喵喵也在那裏。在他看來，寧國風做防艾宣傳，起初有為每月那點經濟補貼的意思，但時間久了，目睹身邊的「姐妹」朋友因為染上艾滋病而「走」，多少會引起他內心的觸動。

「我害怕——他們沒被關進去過，不知道裏面受的罪。」

一段時間，寧國風每逢週四晚上都會坐車到呼家樓附近某個隱蔽的公廁，發放安全用品。對方是不是同志，他一看一個準。再後來，他又改到南禮士路公園發放。直到兩三年前，喵喵發現他走道越來越不利索，害怕他中途倒了，就幫他承攬起工作。

「大約四年前，一家電視台在這裏（東單公園）採訪老巴黎。他的一個朋友跟他搭訕，也給拍進去了。事後那人不幹，找他要錢。」老白透露說，打那以後，寧國風就不怎麼上東單公園來。

現在也不常去公園的喵喵認為，圈子裏的人也有「不可愛」的地方：對內會為資源相爭，對外關鍵時候卻「犯慫」，包括寧國風骨子裏也怯懦的成分。「有一年，他住的地方進行危房改造，他去找房管局，對方不管，卻讓他一個吃低保的老頭上外面租房。他只好上郊區租房。我問他為什麼不直接找社區街道辦？你該爭取的合法權益為什麼不爭取？你有什麼害怕的？」

「我害怕——他們沒被關進去過，不知道裏面受的罪。」年邁的寧國風躺在病床頭，仰望半空喃喃自語。那是1992年，還在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的陳秉中、萬延海為同性戀舉辦了「男人的世界」文藝沙龍，圈內外沸沸揚揚。可沙龍地點離家那麼近，他就是不敢參加——「我怕會有警察來抓。」

就在寧國風絮叨時，他的養子默然端來飯菜放在床尾櫃上。養子是他在東北齊齊哈爾勞教期間，從一個獄友那兒認下的。那名獄友因判貪污罪關進來後，妻子自殺了，外面留下一兒一女要養活。他們探監時，寧國風覺得對方8歲的兒子與他很投緣。一想到以後自己可能孤老終生，他索性提出認這個小男孩作養子。

「他那會還小，問我，你能帶我上北京玩嗎？我說能。」寧國風答應獄友，出去後，每月給孩子寄錢，供他讀書成人。所以回京後，就算捉襟見肘，朝不保夕，他也要每個月從牙縫裏省出100元寄給孩子。這樣持續了8年，直到那孩子為生計投奔他。

「我教他學文化，出錢讓他學理髮，讓他跟着我上公園為人剃頭。他結婚時，我把母親留下的首飾當了，湊給了他一萬塊錢。」寧國風說，這些年裏，他把養子視若己出，養子也把他當親父親一樣地侍候。可就一樣，養子信奉基督教，尤為反對他的同志生活，特別是他晚年的愛情——「他說我是犯罪！」

那是2006年，寧國風在南禮士路公園認識了比自己小30多歲的第三任男友。喵喵曾見過那個男子，說那是一個外表沉穩樸實的人。「他是一個戀老癖，對我很真誠，我們在一起都13年了。」寧國風撫弄了一下無名指上的白金戒指，那是男友送他的定情信物。

「八十年代，人稍微可以挺直腰板走道了。後來又是『同志』非罪化了，又說我們不再是變態了，以為從寒冬走到了暖春。可至今還是感覺沒有徹底的放寬，國家對這件事，還不是不反對不提倡也不許宣傳？有的地方還是會認為同性戀是病，還在用電擊療法？」望着桌上漸涼的飯菜，他表情平和，「現在，台灣通過了同志婚姻法——我們怎麼說呢？盼吧！」

周圍病人正在時高時低地哀叫，北京初春的陽光從簾後映射在身後的白牆上，憑添了一抹蒼涼。那一刻，寧國風彷彿又回到了南禮士路公園裏守候的「老巴黎」。

獨立作家老藕對本文亦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