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墟、失业、贫困——叙利亚回流难民的下一场战斗

战乱八年后的叙利亚，关于“战后”的话语渐渐频繁。
谁的战后？哪里的战后？谁被审判？谁被饶恕？谁会归来？谁又会离开？在由极权控制的战后叙利亚，苦难和创伤是否真的会结束？
端传媒跟随战士、医生、平民、人权斗士等人的脚步，带你走进这片伤痕累累的土地……
这是“战后：叙利亚”系列的第一篇，探访逃难离开叙利亚又回到这片土地的普通人。

“下决心回国时，就怕会回到战争之中。”

乌姆（Umm Mohammed）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她来自叙利亚北部城市拉卡（Raqqah）。2014年，恐怖组织伊斯兰国（IS）占据拉卡，战乱中，乌姆一家逃离叙利亚，偷渡至黎巴嫩。四年后，她们决定回国。

抵达首都大马士革那天是2018年6月14日——这个日子，乌姆记得清楚，因为恰好是开斋节。这之前，一家人从未来过大马士革，也不认识这的人。她们在路边找个公园坐下来，递给孩子一些吃食。“那天路上没什么人，”2019年1月，在接受端传媒采访时，乌姆回忆当时的情形，有些出神，“好像所有人都在盯着我们看。”

“在想像里，如今叙利亚可能人人都穿黑色长衫，女的都穿全身罩袍，路上还有黑色的旗子。”乌姆对叙利亚的记忆，停留在伊斯兰国占据老家拉卡残暴杀戮的画面，“在拉卡，我每晚都不敢入睡，伊斯兰国在我们心里种下了前所未有的恐惧，让我一直胆战心惊。”不过，坐在大马士革的公园里，乌姆一家很快意识到，这里的人们仍有正常的生活，“路上有人流，也有交通。”乌姆的脸上浮出一丝笑容。

乌姆离开叙利亚的这四年，不仅伊斯兰国被击败，政府军与反对军“叙利亚自由军”的内战也分出胜负。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决定性地赢得这场历时八年的战乱。2018年5月，阿萨德领导的政府军占领大马士革附近最后一个反对军据点；同年7月，在反政府起义的“摇篮”、西南城市德拉（Deree），政府军一场炮轰，将16万人赶出家园，也从反对军手中赢得德拉。

“回归”和“重建”，成为了围绕叙利亚战争的新话语。2018年7月，阿萨德告诉俄罗斯记者：“我们鼓励所有叙利亚人返回叙利亚。”根据俄罗斯叙利亚和解中心的数据，2018年约有13万叙利亚人返回叙利亚；而自战争开始至今，离开又回到叙利亚的难民数量已有31.5万人。同期，联合国报告称，自2015年以来，核实返回叙利亚的难民约有10.3万人。联合国预测，2019年返回叙利亚的难民，将达25万人。

又一次的孤注一掷

抵达大马士革三天后，乌姆的丈夫在城南一个叫做阿伊莎区（Nahr Eshe）的郊区租下一个房间。阿伊莎区离大马士革市中心步行不过半小时。内战爆发前，这并非一个人口密集的街区；但再往南，便是饱受暴力和战乱的德拉雅（Darayya）和卡达姆（Al-Kadam）。相较而言，阿伊莎区未被毁坏太多，所以这些年，有许多从其他街区逃亡的人来到这，更多从外省逃亡到首都的人也聚在这儿。

如今，阿伊莎区人口密集。相比还算有秩序的大马士革市中心，阿伊莎区满是流离失所的家庭，拥挤，简陋，贫穷。乌姆一家租下的房间便是这个街区的写照：屋里极其潮湿、破旧，地上沿着墙铺了三张单人床垫，家徒四壁，没有电，煤气稀缺，也无法取暖。

房租原是每月150美金，几番哀求后，房东有些同情他们，降到每两个月150美金；而后，房东亲眼看到乌姆一家六口的生活，又只要90美金。乌姆的邻居，也都是类似的流离失所家庭：三户来自拉卡，一户来自西南的戈兰高地（Golan），一户来自东部的代尔祖尔省（Deir al-Zour）。

乌姆丈夫是生计来源。他什么都做：邻居有人有辆出租车，乌姆的丈夫偶尔能有机会跑活；附近杂货店缺人手时，他也会去做工。再加上时不时倒卖一些商品，这些收入加在一起，将将能付上房租。让乌姆安心的是，她已到学龄的三个孩子，能在大马士革入学，不用学费。

尽管仍要担心一日三餐，仍要担心无法融入大马士革人的生活，尽管自知再回拉卡无望，但如今的生活已经比乌姆想像中的好很多了。她环顾房间，指了指头顶，“至少，我们头上已有屋顶。”

在决定回叙利亚之前，乌姆一家已经在黎巴嫩一个难民营的帐篷里生活了四年。她与还在老家的亲友联系，他们反复地告诉她：“恭喜你啊，你离开噩梦了。”

自从2011年的战乱开始后，叙利亚人口一半逃离家乡——600多万人在境内流离失所，600多万人逃至其他国家。这其中，逃离至黎巴嫩的难民近100万人。可乌姆心知肚明，继续留在黎巴嫩，只是生存，绝无生活的可能。

直到2017年底，七成以上生活在黎巴嫩的叙利亚难民尚未获得合法居留，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其中，九成以上缺乏足够的食物。2018年，随着叙利亚难民回国话语升级，黎巴嫩政府加紧对难民的管制，此前一些未被强力执行的政策（譬如难民不准在农业、清洗业和建筑业以外的部门工作），开始收紧——叙利亚难民开设的商店或工厂被关，雇佣难民的公司或机构被罚。与此同时，来自联合国难民署这样国际机构的援助也在减少。

乌姆试过把孩子送去上学，但昂贵的学费（加起来高达2000美金）让她止步学校门前；她也无法让孩子们继续在帐篷里度过另一个寒冬，可丈夫在建筑工地上打零工的收入，无论如何也无法在黎巴嫩租到房子。乌姆最小的儿子阿卜杜勒（Abdul）两年前在帐篷里出生，叙利亚战争爆发八年，像阿卜杜勒这样的流亡儿童，已有100万人。

乌姆和丈夫也考虑过偷渡去欧洲。她听说过那些去欧洲的，孩子可以上学、家庭有住所、男人有工作。但是，对这户人家而言，去欧洲只是奢想，人贩子的价格极高，跨越地中海听起来非常危险。

“四年了，我们离开老家，身边没有父母和朋友；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一无所有。”不能继续这样下去，往前无路，要是往回走呢？叙利亚怎么样了？乌姆与丈夫都不识字，除了口口相传和偶尔看到的电视画面，他们没有其他渠道去了解叙利亚的情形。尽管心有所惧，回大马士革是这个被战争推着走的再普通不过的家庭，又一次的孤注一掷。

据黎巴嫩官方统计，2018年，像乌姆这样，从黎巴嫩返回叙利亚的难民，约11万人；而联合国难民署统计的只有1万7千人。难民们“自愿”回国的程度，成了一张政治牌，攥在在不同立场的人手里，没有客观的“事实”。

“战争中的叙利亚都比欧洲好”

2018年5月，叙利亚北部城市伊德利卜（Idlib），35岁的穆罕穆德两年来第一次走在回家的路上。四年前，当他离开祖祖辈辈一直生活的家乡时，这座城市正被战争侵袭，炮轰、炸弹、枪战不断。如今，那些让人恐慌的声音已经没有了。但他不知道应该期待什么，一路上，战争留下的断壁残垣比比皆是，可他也看到很多邻里，他们看似依然好好地过着日子。

万幸，家还好端端地在那儿。开门进去，恰是晚饭时刻，穆罕穆德脑子里都是离开前在这里度过的无数个普通夜晚，家人团聚的晚饭，饭后的讨论与玩笑。房子没有像同城很多其他屋子一样被空袭损坏，屋里的一切都与离开时一模一样。穆罕穆德转过身把门关上，躺下，入睡，整整两天都没有出门。

“就算是战争中的叙利亚，都比欧洲要好。”2019年2月初，接受端传媒采访时，穆罕穆德确定不会留下任何录音和照片记录后，狠狠地按住自己的手指，又疲惫又笃定地盯着记者说，“要是可以回到当初，我一定不会离开叙利亚。”

穆罕穆德逃难之旅十分曲折——2014年，他与家人偷渡至土耳其，随后将妻儿留下，为了进入欧洲，只身去往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偷渡至西班牙，又经法国、比利时进入德国。不到两年，穆罕穆德又踏上一条更为漫长的归家之旅：2016年，他主动从德国离开，先到了非洲苏丹，再飞至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的首都埃尔比勒（Erbil），再从那里进入由叙利亚自由军控制的领地，最终抵达伊德利卜，已是2018年。

叙利亚的动乱在2011年开始，但要到2015年夏天，“叙利亚难民危机”才进入欧洲公众的视野。2015年9月，年仅3岁的叙利亚男孩库尔迪（Alan Kurdi），在地中海溺亡，横尸土耳其海滩的画面，登上全球的新闻头条。

比起逃到黎巴嫩、约旦、土耳其、伊拉克这样的邻国，叙利亚难民进入欧洲更为艰险，但也看似更有可能得到重新安置，过去几年里，约有50万叙利亚难民进入欧洲。欧洲应当怎样应对难民潮？迎接着这些难民的，又是怎样的生活？几年下来，这些问题慢慢得到回答，穆罕穆德的经历，便是其中一个答案。

到了德国，穆罕穆德才把自己交给警察。这是他心中的目的地，他计划在德国寻求难民庇护，安顿下来，将妻儿接来团圆。然而，德国在给出庇护的同时，也给出了大写的“不确定”。

在德国，绝大多数叙利亚难民拿到的是必须每年更新的临时保护文件，而非完整的难民身份，只有后者才可能获得永久居留。回想起来，穆罕穆德觉得自己在移民局面试时说错话：“他们问我是否能接受更改信仰？我斩钉截铁地说了个‘不’。”

拿着临时保护文件的穆罕穆德，两年下来也未能获得难民身份，他觉得被困在德国。没有长期居留证件和银行账号，他也无法飞去土耳其去与家人团聚。

“不管做任何工作，都要交一半的税，税太高了。”穆罕穆德点了根烟，继续说，“而且，这些国家的女人们拥有的权利也太多了，过头了。”

穆罕穆德的经历并不罕见。难民想要融入欧洲社会极为困难，就业机会有限，迟迟不能与家人团聚，再加上强烈的文化冲击，越来越多的叙利亚难民又偷渡回了叙利亚。

据《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19年2月的报导，德国联邦移民和难民办公室称，截止2018年8月份，已有325叙利亚难民自愿、自费回到叙利亚。在希腊与土耳其的边境线上，突破边境警察的防守，偷偷返回土耳其的例子与日俱增。一位接受BBC采访的叙利亚难民说：“我们是怎样逃过来的，如今就得怎样逃走。”

随着叙利亚战事的停歇，德国也在想办法启动遣返叙利亚难民的项目。一项名为“Starthilfe”（德语意为“帮助起步”）的政府项目已获得了4300万美元的预算，资助自愿回国的难民。

穆罕穆德和乌姆一家相似，都是被连根拔起、没有资本又没有求生技能的难民，无论逃至哪里——不论是就在隔壁的黎巴嫩，还是远方听起来充满希望的富裕欧洲——都难以长期生活下去，重新拥有一个普通生活的希望，似乎只能是往回走。

“我愿有一个人民选出的政府。”

回叙利亚真的是最好的选择吗？穆罕穆德当时的决心，并不像他如今说起时那样的坚定。当他从德国侥幸飞到非洲国家苏丹后，甚至想过在苏丹申请身份并留下来。只是，穆罕穆德很快意识到，与叙利亚一样，苏丹也充满暴力和不稳定。

在回家的路途中，穆罕穆德很小心地没有进入叙利亚政府控制的领地。他来自伊德利卜，这座城市至今依然在反对军控制下。任何来反对军控制的领地的人，尤其是年轻人，若是想要进入政府控制的地区，必要接受严苛的盘查，而若是显露出任何政治意见或意愿，便会被逮捕。

“我愿有一个人民选出的政府。”穆罕穆德的这个心愿明晰，若踏入阿萨德的领地，必然会面临巨大的危险。

阿萨德独裁政权的胜出，也是让绝大多数叙利亚难民难以做出回国决定的主要原因。

总部在英国的人权机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Syrian Observatory for Human Rights）2018年11月表示，叙利亚政府一个月内就逮捕了了700多名返回叙利亚的难民，大多数人在短暂拘留后被放行，但在报告发布时，仍有200多人被拘留。

战争对家园的侵害，不似地震或龙卷风等自然灾害：若是后者，人们在废墟里寻找幸存者，寻找资源、设定计划，决心重建；而战后重建，实则是和平建设的一部分，若重建未开启，则和平无望。只是，胜利者手里的重建计划，并不一定会把安置颠沛流离的平民们放在首要的位置。

早从2012年开始，阿萨德政权就开始设置各种法律和管制政策，将“重建”作为稳定政权的一部分。但要到2018年4月2日，一道“第10号法律”（Law No.10）才获得大量注意力：根据第10号法律，政府可以指定重建区域，控制这些区域内的财产，并监督重建工作。在指定的开发区，业主有一个月的时间提供证明其所有权的文件，以获得补偿。

在半数以上人口背井离乡的叙利亚，没多少人能在一个月内证明他们的所有权。而且，若从当初反对派控制的领地逃走，如今去叙利亚政府面前认领房产，很可能会面临更严重的后果。叙利亚对18到45岁间男子的强制兵役也让很多叙利亚难民却步。

阿萨德早已为战后的叙利亚划定了“自己人”。2015年7月的一次演讲中，阿萨德说：“叙利亚不是为那些拿着护照或是居住此的人准备的，叙利亚是为那些保卫它的人准备的。”

阿萨德政权透过“重建”来重塑叙利亚的人口结构，进而达成他眼里“更为健康、更为和谐的社会”。阿萨德的用心，昭然若揭。在“第10号法律”颁布后，欧盟政界发出强烈的质疑声音。

同时，俄罗斯称将帮助170万难民，其中包括20万身处欧洲的叙利亚难民，返回叙利亚——如果欧洲同意帮助叙利亚进行战后重建的话。欧洲如今把持住重建的承诺不松口，希望能够借重建资金的筹码，使得阿萨德做出让步，做出一些政治改革。

这样的筹码效果有限，阿萨德仍可以向俄罗斯、伊朗，或是中国等盟友求援。独裁者的胜利并不罕见，事实上，如同专注研究中东威权政治的学者海德曼（Steven Heydemann）在一份关于叙利亚重建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当今世界在位时间最长的25位统治者中，就有13位在内战中幸存，或在内战中获胜后掌权，并领导着独裁或非自由民主的政权。

尾声

从乌姆一家居住的阿伊莎区往大马士革的东北方向走，不出十公里，便是卡邦区（Qaboun）。

45岁的库尔德人萨达尔（Sardar）曾在卡邦区住了八年。战争开始后，他先逃去了伊拉克，后来又回到老家：叙利亚东北与伊拉克交界的城市卡米什利（Qamishli）。

叙利亚目前的版图有三块：乌姆一家回到的大马士革，代表着阿萨德政权，掌握叙利亚绝大部分领土；穆罕穆德回到的伊德利卜，代表着反对军、叙利亚自由军，割据叙利亚西北角落的一小部分；还有便是萨达尔的老家卡米什利代表的，名为“罗贾瓦-北叙利亚民主联邦”的库尔德自治政权。

八年内战，三方割据。普通人已被他们的出生、宗教和政治倾向划分开，不再能像以前那样自由移动。

卡米什利的冬天多雨，萨达尔住的是城里最破的一区，坑坑洼洼的街道上积满了水。他因想念家人而从伊拉克回到叙利亚，但他更想念大马士革。

“那时候的大马士革，没有柴油的味道，也没有发动机的声音。那是我最平静、美丽的八年”。在大马士革，他2005年结了婚，2006年生了女儿，取名Helen，2009年又添了一个儿子，叫做Ahmed。当他像身边大多年轻的库尔德人一样，服了兵役后去大马士革打工时，那里很多街区里住的都是库尔德人。

他甚至还记得大马士革街道上的绿荫和茉莉花香。说到这里，萨达尔顿了一会儿，拿出手机，调出了 Yotube 上的一段视频：他在大马士革的住处，已经完全被毁。这是萨达尔2012年7月16日在电视上看到的一个画面：一架直升机被击落，变成火球，从空中急速下落。当时正躲在表亲家里的萨达尔，立刻意识到：“直升机坠毁在我家附近。”

“我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叙利亚人，”萨达尔说，“虽说没有上过什么学，但我学会了开出租车，还会开大巴。我不关心政治，不喜欢谈论政治，从来没有参加过什么游行……但是……”

普通、平静、美丽，这些字眼，随着变成一团火焰坠落的直升机，不再出现在他的口中。

感谢“负责任的叙利亚调查报导”（SIRAJ）组织对本次采访的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