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令的二十五年：（二）专家与铊，“什么坏事都赶上她了”

【编者按】2019年2月12日起，端传媒开始连载朱令案报导。这桩投毒悬案距今有二十五年，举世瞩目，真凶仍未落网。本文记者曾花数年追踪和记录朱令案情及后续发展，端传媒节选其中部分章节刊发。这些章节聚焦在：朱令案作为中国第一例互联网求助、全球会诊的案例，曾在体制、权力围拢的层层疑雾中，由互联网撕开了一丝希望的口子。本文为连载的第二篇，首篇在此。

那是1995年3月6号，星期一。从家返校的朱令晚上打电话回家，说“非常累，脚痛而且有点麻”。坚持了一天之后疼痛加剧，朱令回了家。当天晚上，病情迅速恶化，来势凶猛。半夜，脚部疼痛到已经不能碰触，连手臂也开始觉得麻。家人叫了救护车，先送到北医三院急诊——当时那是清华大学校医院的对口单位，师生就诊能够报销公费医疗。闻讯赶来的舅舅舅妈都记得当时揪心的情景，朱令抓着病床床杠喊疼：“她嚎，她疼地叫，那就是疼得不行了”。

当班的是一位骨科大夫，怀疑是骨有问题，只简单问了几句便说：“没什么问题，可能是癔症”，开了止疼药便了事。家人们觉得这个诊断不准确，但已是深夜，只能又叫了救护车把朱令拉回清华校医院，但校医院不肯接收，说只能等到白天，打发他们去北医三院等候门诊。此时已到了8号凌晨，耐受不住两个医院踢皮球，家人只好又叫了救护车回家。

3月8号白天，疼痛依旧，家人决定去协和医院神经内科急诊。此时的朱令，用舅妈陈东的话形容是“太可怕了”。先是脚疼，然后腿疼，以至于人躺在床上还需要穿着棉鞋缓冲接触、降低剧痛。接着“身子疼，哪都疼”。舅舅朱明光记得外甥女趴在自己身上，“突然呕吐，跟喷射式的，喷出来”。急诊大夫向朱明新推荐，应该找神经内科主任李舜伟。

1936年出生的李舜伟这一年已经59岁，即将退休。作为文革前的医科大学生，他曾在80年代赴美国进修，擅长脑血管病、意识障碍、睡眠障碍、头痛、头晕的诊断与治疗，是神经心理学和神经药理学领域的权威专家。

3月9号一大早，心急如焚的朱明新立即到协和医院神经内科挂专家门诊号，李舜伟接诊，看了朱令的脚之后，李舜伟在门诊记录写下这样的症状，“神清语利，明显脱发，四肢不能被人碰触，无明显诱因出现双下肢远端疼痛，双手指发麻”。他的判断是“高度怀疑轻金属类中毒，如铊、铍等”。

这是“铊”这个生僻的字，以及其所代表的金属元素，第一次出现在朱令的诊断文本之中。

“病程不像”

李舜伟告诉朱明新，朱令的症状“太像60 年代清华大学的一例铊盐中毒病例了”——那是清华化学系的一名实验室清洁工，在清洗风道的之后没有洗干净手，用手捧着喝水时中毒身亡。李舜伟随即建议，请劳卫所，也即中国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与职业病研究所的张寿林所长、丁茂柏教授等会诊。其中，张寿林是专门从事急性中毒研究的专家。

朱明新记得，这时的朱令由于剧痛已经不能动弹，她决定自己去找张寿林。张寿林在听了朱明新的描述之后判断：急性铊或砷中毒须考虑，但一方面朱令自己否认有重金属有毒药品接触史，另一方面病症太奇怪，病程不像中毒。

所谓“病程不像”，舅妈陈东回忆，源于三个理由：第一是中毒通常在短时间内爆发加剧，不会从94年11月直至95年3月缓慢延续三个月的长度。“他说，中毒，你要么死了，要么好了，不可能反复。”

当时谁也没想到有二次投毒的问题。医生的观点“是炎症才可能有反复，有细菌潜伏在你身体内部，当时药压下去了，药劲儿过了又兴风作浪了。但是中毒不会。”

第二个理由是没有毒源。由于当时家住在清华校内的教授楼，陈东的任务就是负责“跑腿”，在医院和学校之间沟通，传送材料。这已经是清华第二次开具朱令不可能接触有毒化学药品的清单，这一次开单子的是化学系副主任薛芳渝。陈东记得，当时是在协和要求之下，薛芳渝才开了证明，还专门强调化学系没有铊，朱令不可能接触。朱令父亲吴承之记得，清华的老师还从另一个层面笃定朱令不会接触铊：有毒药品严格的管理。药品到了实验室、多少剂量，要两个人签字，保险柜的钥匙也由两个人掌握，两个人都在方能打开，使用多少还都要详细登记。

没有毒源，就没有接触可能，加上病程不符合中毒通常状况，第三个理由是——协和没有检测条件。中毒在当时的中国非常少见，医院并非专业机构，并不具备相关设备，即使是鼎鼎大名的协和。

于是，张寿林最后判断是两个可能性：急性中毒或者胶原病，告知李舜伟“可请朝阳医院查尿铊含量，请免疫科会诊”。

为什么首屈一指的协和医院不能检验，朝阳医院却可以？还要理顺这些机构复杂的牌子和行政关系。张寿林所属的是北京市劳动卫生和职业病研究所，是北京市卫生局下辖单位，而非他自己担任所长的中央劳卫所。北京劳卫所一样属于科研机构，并不面向普通公众接诊。地点上，劳卫所很小，和朝阳医院相邻，就在朝阳医院大门挂了个牌子，行政上则是独立的。但人们习惯上会认为朝阳医院具有相关检验科研部门。事实上，90年代的中国，对于职业病的了解还很有限，偌大的首都只有北医三院和朝阳医院有相关研究点，即使张寿林所在的全国劳卫所，也没有相关设备。

跟张寿林沟通完，朱明新马上赶回协和，看到李舜伟正在与张寿林通电话，讨论朱令的病情。因为判断依然不清晰，李舜伟说，朱令的病症太奇怪，建议住院。

然而，20多年前的协和已经和如今一样，最优质的医疗资源汇聚于此，全国的疑难杂症病患蜂拥而至，永远一床难求。朱明新记得，值班的医护人员“就把病历往外一扔，你等着吧，什么时候有床位通知你。因为朱令是自己去看的病，还不是昏迷抬进去的。要不到那种程度，协和就不给你住病床。”

离开协和的时候，朱明新拿到了医生开的一些止疼药。此时的朱令神志还清晰，心心念念回学校上课。她还问：“吃止疼药会不会伤大脑？”

回家等待的过程，朱令疼痛难忍，实在受不了就又回到协和的急诊室，人只能坐在椅子上，打止疼点滴。几天里，她的情况迅速恶化，说话颠三倒四，神志不清。病历显示，“出现心慌、憋气、头晕、视物模糊、视物旋转，双眼球外展不全，双眼球发作性上视。”

和正确的中毒检测擦肩而过

一直拖到3月15号，朱令才住进了协和。朱明新感慨，“还是有一个外地的大夫告诉我，今天有一个人出院，你赶快去找，否则的话又被别人占了”。而此时，女儿“人都已经不清醒了”。

当天的病程记录显示，李舜伟在傍晚5点查房，认为病情复杂，给出了三种主要的诊断可能性：免疫性疾病，中毒性疾病以及代谢性疾病，此外神经系统应考虑格林—巴利综合征的可能。另一位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杨荫昌查房后又再次提及中毒，除了强调患者作为化学系学生不慎接触有毒物质的可能，还提到了此前朱令大量服用的中药，可能含有铅和汞的成分。但是考虑到服中药之前已经有症状，最后还是那句话“临床特点和病程不像”。

3月16号，协和为朱令做了脑电图、头颅核磁共振检查，未见异常。随即神经内科全科大查房，多位医生参与病情讨论：提出可能性，再根据朱令的实际情况进行比对。血卟啉病，排除，因为不会脱发；结缔组织病，排除，似乎不会只以疼痛为表现；中毒再次被提出，但又被否定，原因除了没有接触史，还显得恶化太快，因为脱离毒源接触后应缓解，但朱令的病情却在急剧加重。一轮排除法之后，仍然没有结论，医生们只能建议用激素、抗感染、大剂量多种维生素营养支持治疗。病程记录显示，患者症状持续加重，“出现双上肢强制性发作，由躁动渐转入嗜睡、昏迷，出现中枢性呼吸障碍，口唇不自主咀嚼样动作”。

接下来的一周，朱令病情越来越重，精神状况很差，时不时心慌气闷，难以用语言交流，父母只好准备了纸笔代替。接着，情况进一步恶化到神志模糊，语言混乱，答非所问。3月22日，进食开始出现呛出。到了3月23日，陷入深度昏迷，呼吸困难。医院病历记录显示“呼吸运动渐少，予气管切开，呼吸机辅助呼吸”。气管切开的副作用接踵而至，手术后朱令出现左侧气胸、肺不张，情况危急。医生进行胸腔闭式引流后，肺才终于张开。看到女儿在昏迷中被切开气管，“胸口打了个窟窿”引流，朱明新觉得很心疼：“什么坏事都赶上她了。”

对于心急如焚的家属，中毒的可能性不化验就排除始终是一块心病。舅妈陈东记得，她曾跟自己的父亲、清华退休教授描述朱令的怪异症状——“头发都掉光了，指甲上有一个宽宽的白印儿，凹下去的”。当时父亲就说了一句，会不会是中毒啊？“没想到是铊中毒，就以为是砷中毒。因为砷中毒很普遍的，就是砒霜嘛”，陈东回忆。

25号，朱明新拿到协和开具的单子和朱令的尿样，赶去朝阳医院化验检查。两天之后结果出来，尿砷含量正常，砷中毒排除。于是，治疗方向再一次和正确的中毒检测擦肩而过。

多年后朱令同学童宇峰提供的对朱令当时头发的质谱分析注释中，可以看到实验结论：受害人头发内有两种重金属含量异常：铊和铅，呈现清晰的两个峰值，1994年11-12月，以及95年2-3月。

互联网求助

扈斌在1995年4月初得知朱令又一次住院了。贝志城在这时接到扈斌的电话，那天是4月8号，电话里扈斌“语气沉重”，说“你最后去看看朱令，可能这回是最后一面了”。

此时分别就读北大和清华的贝志城跟朱令已经近三年没有见过面，对她的印象依然停留在高中时的风华正茂。后来接受采访时，贝志城回忆起自己被病房里看到的情景惊呆了：“在脑海里，朱令是一个很活泼、很开朗、很健康又聪明的女孩。在ICU看到她的时候，几乎全身赤裸，插着很多管子”——2007年央视《东方时空》在播出专题片《朱令的十二年》使用贝志城的这段采访同期声时，贴上了朱令在病床上圆睁双眼、惊恐痛苦的面部特写。

贝志城希望能想出一些话安慰已经日夜守护一个月的朱令父母。他记得他们“很坚强，但也无奈，好像接受命运的这种样子”。

互联网求助就是在这个时候蹦入他脑海的。要知道，1995年，全国可以连接互联网的计算机终端只有400多台，大多数人闻所未闻。2013年，当复旦黄洋投毒案使得朱令案重新获得全国关注的时候，我在北京采访过贝志城。他已经成为了一名成功的软件行业企业家，并由于对朱令事件长达十余年的深度介入，和互联网时代对公共事件的率性直言而成为了一名颇具影响力的“网络大V”。

回忆起这个“灵光一现“的念头，贝志城归之为“巧合”：“当时中国只有3个机构在做实验，清华、化工大学，还有中科院集团所。说出来带宽听了都可笑，每个就256K，全中国加起来还不如现在我们家平常的宽带。凑巧，我们力学系在北大校外，跟清华一墙之隔，一个单独的院子。当时有个教授，自己爬梯子，从清华拉了一根网线，在系里做这个实验。”

和当时的大多数高校理工科实验室一样，教授麾下大多数是研究生负责具体动手实验。贝志城的室友蔡全清虽然是本科生，却刚好有机会参与打下手，便向贝志城普及了这个新事物。“脑子里就听到这么一个神奇的东西，说可以跟全世界联系。当时用的还都是一种类似于邮电组的BBS，叫做bitnet，这样做科研的东西，”贝志城记得。

朱明新后来接受采访时回忆，当时几乎穷尽各种方法的她已经有些绝望，“能多一个提供治疗的机会，我当然不反对了。我说你能做就帮我做做吧”。

就这样，贝志城拿到了一份朱令的病例复印件，立即回宿舍找能用Unix上网的蔡全清帮忙。4月10号，他们在北大机房向Usenet和Bitnet中所有和医学有关的邮件组发出了求助信，用不算地道的英文描述了朱令的病情：

“1994年12月5号感到腹痛，继而发展为全身剧痛。持续三天后开始脱发，面神经麻痺，中枢眼肌麻痺，呼吸障碍，目前已失去自主呼吸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