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令的二十五年：（二）專家與鉈，「什麼壞事都趕上她了」

【編者按】2019年2月12日起，端傳媒開始連載朱令案報導。這樁投毒懸案距今有二十五年，舉世矚目，真兇仍未落網。本文記者曾花數年追蹤和記錄朱令案情及後續發展，端傳媒節選其中部分章節刊發。這些章節聚焦在：朱令案作為中國第一例互聯網求助、全球會診的案例，曾在體制、權力圍攏的層層疑霧中，由互聯網撕開了一絲希望的口子。本文為連載的第二篇，首篇在此。

那是1995年3月6號，星期一。從家返校的朱令晚上打電話回家，說「非常累，腳痛而且有點麻」。堅持了一天之後疼痛加劇，朱令回了家。當天晚上，病情迅速惡化，來勢兇猛。半夜，腳部疼痛到已經不能碰觸，連手臂也開始覺得麻。家人叫了救護車，先送到北醫三院急診——當時那是清華大學校醫院的對口單位，師生就診能夠報銷公費醫療。聞訊趕來的舅舅舅媽都記得當時揪心的情景，朱令抓着病床床槓喊疼：「她嚎，她疼地叫，那就是疼得不行了」。

當班的是一位骨科大夫，懷疑是骨有問題，只簡單問了幾句便說：「沒什麼問題，可能是癔症」，開了止疼藥便了事。家人們覺得這個診斷不準確，但已是深夜，只能又叫了救護車把朱令拉回清華校醫院，但校醫院不肯接收，說只能等到白天，打發他們去北醫三院等候門診。此時已到了8號凌晨，耐受不住兩個醫院踢皮球，家人只好又叫了救護車回家。

3月8號白天，疼痛依舊，家人決定去協和醫院神經內科急診。此時的朱令，用舅媽陳東的話形容是「太可怕了」。先是腳疼，然後腿疼，以至於人躺在床上還需要穿着棉鞋緩衝接觸、降低劇痛。接着「身子疼，哪都疼」。舅舅朱明光記得外甥女趴在自己身上，「突然嘔吐，跟噴射式的，噴出來」。急診大夫向朱明新推薦，應該找神經內科主任李舜偉。

1936年出生的李舜偉這一年已經59歲，即將退休。作為文革前的醫科大學生，他曾在80年代赴美國進修，擅長腦血管病、意識障礙、睡眠障礙、頭痛、頭暈的診斷與治療，是神經心理學和神經藥理學領域的權威專家。

3月9號一大早，心急如焚的朱明新立即到協和醫院神經內科掛專家門診號，李舜偉接診，看了朱令的腳之後，李舜偉在門診記錄寫下這樣的症狀，「神清語利，明顯脱髮，四肢不能被人碰觸，無明顯誘因出現雙下肢遠端疼痛，雙手指發麻」。他的判斷是「高度懷疑輕金屬類中毒，如鉈、鈹等」。

這是「鉈」這個生僻的字，以及其所代表的金屬元素，第一次出現在朱令的診斷文本之中。

「病程不像」

李舜偉告訴朱明新，朱令的症狀「太像60 年代清華大學的一例鉈鹽中毒病例了」——那是清華化學系的一名實驗室清潔工，在清洗風道的之後沒有洗乾淨手，用手捧着喝水時中毒身亡。李舜偉隨即建議，請勞衞所，也即中國醫學科學院勞動衞生與職業病研究所的張壽林所長、丁茂柏教授等會診。其中，張壽林是專門從事急性中毒研究的專家。

朱明新記得，這時的朱令由於劇痛已經不能動彈，她決定自己去找張壽林。張壽林在聽了朱明新的描述之後判斷：急性鉈或砷中毒須考慮，但一方面朱令自己否認有重金屬有毒藥品接觸史，另一方面病症太奇怪，病程不像中毒。

所謂「病程不像」，舅媽陳東回憶，源於三個理由：第一是中毒通常在短時間內爆發加劇，不會從94年11月直至95年3月緩慢延續三個月的長度。「他說，中毒，你要麼死了，要麼好了，不可能反覆。」

當時誰也沒想到有二次投毒的問題。醫生的觀點「是炎症才可能有反覆，有細菌潛伏在你身體內部，當時藥壓下去了，藥勁兒過了又興風作浪了。但是中毒不會。」

第二個理由是沒有毒源。由於當時家住在清華校內的教授樓，陳東的任務就是負責「跑腿」，在醫院和學校之間溝通，傳送材料。這已經是清華第二次開具朱令不可能接觸有毒化學藥品的清單，這一次開單子的是化學系副主任薛芳渝。陳東記得，當時是在協和要求之下，薛芳渝才開了證明，還專門強調化學系沒有鉈，朱令不可能接觸。朱令父親吳承之記得，清華的老師還從另一個層面篤定朱令不會接觸鉈：有毒藥品嚴格的管理。藥品到了實驗室、多少劑量，要兩個人簽字，保險櫃的鑰匙也由兩個人掌握，兩個人都在方能打開，使用多少還都要詳細登記。

沒有毒源，就沒有接觸可能，加上病程不符合中毒通常狀況，第三個理由是——協和沒有檢測條件。中毒在當時的中國非常少見，醫院並非專業機構，並不具備相關設備，即使是鼎鼎大名的協和。

於是，張壽林最後判斷是兩個可能性：急性中毒或者膠原病，告知李舜偉「可請朝陽醫院查尿鉈含量，請免疫科會診」。

為什麼首屈一指的協和醫院不能檢驗，朝陽醫院卻可以？還要理順這些機構複雜的牌子和行政關係。張壽林所屬的是北京市勞動衞生和職業病研究所，是北京市衞生局下轄單位，而非他自己擔任所長的中央勞衞所。北京勞衞所一樣屬於科研機構，並不面向普通公眾接診。地點上，勞衞所很小，和朝陽醫院相鄰，就在朝陽醫院大門掛了個牌子，行政上則是獨立的。但人們習慣上會認為朝陽醫院具有相關檢驗科研部門。事實上，90年代的中國，對於職業病的了解還很有限，偌大的首都只有北醫三院和朝陽醫院有相關研究點，即使張壽林所在的全國勞衞所，也沒有相關設備。

跟張壽林溝通完，朱明新馬上趕回協和，看到李舜偉正在與張壽林通電話，討論朱令的病情。因為判斷依然不清晰，李舜偉說，朱令的病症太奇怪，建議住院。

然而，20多年前的協和已經和如今一樣，最優質的醫療資源匯聚於此，全國的疑難雜症病患蜂擁而至，永遠一床難求。朱明新記得，值班的醫護人員「就把病歷往外一扔，你等着吧，什麼時候有床位通知你。因為朱令是自己去看的病，還不是昏迷抬進去的。要不到那種程度，協和就不給你住病床。」

離開協和的時候，朱明新拿到了醫生開的一些止疼藥。此時的朱令神志還清晰，心心念念回學校上課。她還問：「吃止疼藥會不會傷大腦？」

回家等待的過程，朱令疼痛難忍，實在受不了就又回到協和的急診室，人只能坐在椅子上，打止疼點滴。幾天裏，她的情況迅速惡化，說話顛三倒四，神志不清。病歷顯示，「出現心慌、憋氣、頭暈、視物模糊、視物旋轉，雙眼球外展不全，雙眼球發作性上視。」

和正確的中毒檢測擦肩而過

一直拖到3月15號，朱令才住進了協和。朱明新感慨，「還是有一個外地的大夫告訴我，今天有一個人出院，你趕快去找，否則的話又被別人佔了」。而此時，女兒「人都已經不清醒了」。

當天的病程記錄顯示，李舜偉在傍晚5點查房，認為病情複雜，給出了三種主要的診斷可能性：免疫性疾病，中毒性疾病以及代謝性疾病，此外神經系統應考慮格林—巴利綜合徵的可能。另一位神經內科的主任醫師楊蔭昌查房後又再次提及中毒，除了強調患者作為化學系學生不慎接觸有毒物質的可能，還提到了此前朱令大量服用的中藥，可能含有鉛和汞的成分。但是考慮到服中藥之前已經有症狀，最後還是那句話「臨床特點和病程不像」。

3月16號，協和為朱令做了腦電圖、頭顱核磁共振檢查，未見異常。隨即神經內科全科大查房，多位醫生參與病情討論：提出可能性，再根據朱令的實際情況進行比對。血卟啉病，排除，因為不會脱髮；結締組織病，排除，似乎不會只以疼痛為表現；中毒再次被提出，但又被否定，原因除了沒有接觸史，還顯得惡化太快，因為脱離毒源接觸後應緩解，但朱令的病情卻在急劇加重。一輪排除法之後，仍然沒有結論，醫生們只能建議用激素、抗感染、大劑量多種維生素營養支持治療。病程記錄顯示，患者症狀持續加重，「出現雙上肢強制性發作，由躁動漸轉入嗜睡、昏迷，出現中樞性呼吸障礙，口脣不自主咀嚼樣動作」。

接下來的一週，朱令病情越來越重，精神狀況很差，時不時心慌氣悶，難以用語言交流，父母只好準備了紙筆代替。接着，情況進一步惡化到神志模糊，語言混亂，答非所問。3月22日，進食開始出現嗆出。到了3月23日，陷入深度昏迷，呼吸困難。醫院病歷記錄顯示「呼吸運動漸少，予氣管切開，呼吸機輔助呼吸」。氣管切開的副作用接踵而至，手術後朱令出現左側氣胸、肺不張，情況危急。醫生進行胸腔閉式引流後，肺才終於張開。看到女兒在昏迷中被切開氣管，「胸口打了個窟窿」引流，朱明新覺得很心疼：「什麼壞事都趕上她了。」

對於心急如焚的家屬，中毒的可能性不化驗就排除始終是一塊心病。舅媽陳東記得，她曾跟自己的父親、清華退休教授描述朱令的怪異症狀——「頭髮都掉光了，指甲上有一個寬寬的白印兒，凹下去的」。當時父親就說了一句，會不會是中毒啊？「沒想到是鉈中毒，就以為是砷中毒。因為砷中毒很普遍的，就是砒霜嘛」，陳東回憶。

25號，朱明新拿到協和開具的單子和朱令的尿樣，趕去朝陽醫院化驗檢查。兩天之後結果出來，尿砷含量正常，砷中毒排除。於是，治療方向再一次和正確的中毒檢測擦肩而過。

多年後朱令同學童宇峰提供的對朱令當時頭髮的質譜分析註釋中，可以看到實驗結論：受害人頭髮內有兩種重金屬含量異常：鉈和鉛，呈現清晰的兩個峰值，1994年11-12月，以及95年2-3月。

互聯網求助

扈斌在1995年4月初得知朱令又一次住院了。貝志城在這時接到扈斌的電話，那天是4月8號，電話裏扈斌「語氣沉重」，說「你最後去看看朱令，可能這回是最後一面了」。

此時分別就讀北大和清華的貝志城跟朱令已經近三年沒有見過面，對她的印象依然停留在高中時的風華正茂。後來接受採訪時，貝志城回憶起自己被病房裏看到的情景驚呆了：「在腦海裏，朱令是一個很活潑、很開朗、很健康又聰明的女孩。在ICU看到她的時候，幾乎全身赤裸，插着很多管子」——2007年央視《東方時空》在播出專題片《朱令的十二年》使用貝志城的這段採訪同期聲時，貼上了朱令在病床上圓睜雙眼、驚恐痛苦的面部特寫。

貝志城希望能想出一些話安慰已經日夜守護一個月的朱令父母。他記得他們「很堅強，但也無奈，好像接受命運的這種樣子」。

互聯網求助就是在這個時候蹦入他腦海的。要知道，1995年，全國可以連接互聯網的計算機終端只有400多台，大多數人聞所未聞。2013年，當復旦黃洋投毒案使得朱令案重新獲得全國關注的時候，我在北京採訪過貝志城。他已經成為了一名成功的軟件行業企業家，並由於對朱令事件長達十餘年的深度介入，和互聯網時代對公共事件的率性直言而成為了一名頗具影響力的「網絡大V」。

回憶起這個「靈光一現「的念頭，貝志城歸之為「巧合」：「當時中國只有3個機構在做實驗，清華、化工大學，還有中科院集團所。說出來帶寬聽了都可笑，每個就256K，全中國加起來還不如現在我們家平常的寬帶。湊巧，我們力學系在北大校外，跟清華一牆之隔，一個單獨的院子。當時有個教授，自己爬梯子，從清華拉了一根網線，在系裏做這個實驗。」

和當時的大多數高校理工科實驗室一樣，教授麾下大多數是研究生負責具體動手實驗。貝志城的室友蔡全清雖然是本科生，卻剛好有機會參與打下手，便向貝志城普及了這個新事物。「腦子裏就聽到這麼一個神奇的東西，說可以跟全世界聯繫。當時用的還都是一種類似於郵電組的BBS，叫做bitnet，這樣做科研的東西，」貝志城記得。

朱明新後來接受採訪時回憶，當時幾乎窮盡各種方法的她已經有些絕望，「能多一個提供治療的機會，我當然不反對了。我說你能做就幫我做做吧」。

就這樣，貝志城拿到了一份朱令的病例複印件，立即回宿舍找能用Unix上網的蔡全清幫忙。4月10號，他們在北大機房向Usenet和Bitnet中所有和醫學有關的郵件組發出了求助信，用不算地道的英文描述了朱令的病情：

「1994年12月5號感到腹痛，繼而發展為全身劇痛。持續三天後開始脱髮，面神經麻痺，中樞眼肌麻痺，呼吸障礙，目前已失去自主呼吸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