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又回来了！” 环保和GDP之间，到底该如何选择？

梁建（化名）是看着自己工作过六年的京都油漆厂被强制关闭的。那是2016年，“上面”突然下通知，厂址离居民区太近，要限期搬迁。环保局的执法人员也来了——他们拿着五公分厚的环评材料，指工厂的排风设施“过时陈旧”，“必须马上更新换代”。而就在一年前，应消防局要求配好的100多个灭火器，突然也不达标了。

后来的事情令梁建惊讶——这家在当地立足了30多年、“手续最多、最全”、曾被评为“河北科技型企业”的油漆厂，在短短三年内被连续褫夺了环评、安全生产、消防等多个证件，成为一家“无证经营”的企业，最终在2016年春天被取缔。“让你（变成）非法的速度真的太快了。”他今年40岁，河北省保定人，顶着一头茂密黑发，每聊几句，都发出低沉的干咳。

那时梁建才发现，笼罩在城市上空的雾霾，决定着一间工厂的命运。

京都油漆厂位于河北省徐水县，和附近许多中小工厂一样，兴起于市场浪潮席来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过去二、三十年里，它们供养着首都北京和直辖市天津两个巨型都市，亦在河北当地形成产业聚集，构成了华北经济的一环。

变化发生在2013年前后。那年一月，北京一共遭遇了26天重污染天气，“雾霾”迅速成为全国乃至国际关注的公共议题，民众怨声载道。同年九月，国务院出台“大气十条”政策，以“铁腕治理”的决心向雾霾宣战。此后的五年间，数以十万计的工厂或被关停整治，或被彻底腾退。

媒体将之称作“史上最严停工令”。铁腕政策带来了空气质量的显著提升，到了2017年，北京的PM2.5指数连续数月历史最低，大半个冬天都实现了质量等级优良的天气。

空气渐好，经济却在下行。截止2018年第三季度，河北省的GDP名义增速已成负数。当年9月铁腕政策开始松动，官方发布《河北省严格禁止生态环境保护领域“一刀切”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一些在冬季被勒令关停的工厂得以复工。谁料，不到两个月后，京津冀便重新经历了秋冬以来最严重的大气污染，北京、石家庄、保定等13个城市空气质量一度重回重污染水平，PM2.5日均浓度最高达200微克/立方米，北京的雾霾浓度同比上升60.9%。

“雾霾又回来了！”2018年甫一入冬，中国大陆社交媒体上一片哀嚎。

雾霾与生产，成了一场拉锯战。

暴风式整治究竟带来了什么？大型工厂在环保上的投入远超于经济回报；大批中小企业倒闭、腾退，大量工人失业；地方官场亦因“治霾不力”怕被问责而人人自危。

在中国国家城市环境污染控制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彭应登看来，相比雾霾的重返，更重要的是官员如何摆脱五年运动式治理造成的思维，并建构一套科学合理的治霾决策，“这是相当考验着地方官员的执政能力的。”

由政府主导的“产业升级”依然在京津冀一带推进，但究竟如何走出一条可持续的大气治理之路，仍是未解难题。

“看京吃饭”

何光宝的工厂已经停摆两年了。

他是河北省保定市一家石材厂的老板。工厂300平米，雇了四、五个工人。生意好时，他一年做十几个工程，净赚二十余万。

2016年，因无法通过“环评”考察，政府派人一月两次地下通知，“一直劝你别干了”。从那以后，生意开始一落千丈。因无力承受租金，2016年夏天，他亲手结束了十几年的工厂。“挣不到钱，没了工厂，有大生意也没办法接。”

何光宝一对招风耳，方正脸，开辆白色Honda，说话有浓浓的闽南腔。1993年，25岁的何光宝还在福建莆田老家，初中文凭，“在老家转了好多圈”，都不知道做什么。堂哥何强（化名）早两年北上闯荡，听说保定的建材生意好做，便拉上何光宝。“在那个年代，要出来，都是兄弟带兄弟，然后朋友带朋友。只要你有钱，肯拼，就一定出得来。”

初到保定是个大冬天。零下三四度的大街上，何家两兄弟骑自行车，从城里到乡下，四处溜达拉业务。但没有积累也意味着没有选择。从木材到竹制品，再到如今的石材，“只要赚钱，什么都愿意做。”

九十年代的河北已是一座有工业积淀的省份。清末洋务运动，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在此选址开办开平煤矿；1958年大跃进，毛泽东喊出“邯郸是要复兴的”、“很有希望搞个大钢铁城”，重工业再次复兴；又过了半个世纪，钢铁是河北一张坚固的名片。据河北省统计局数据，河北共有700多家涉钢企业，截至2015年，钢铁工业主营收入完成9793.4亿元，钢铁产量连续14年全国第一。

“县域特色产业”更加深入人心。九十年代的市场化浪潮令河北出现了以县为单位的“特色产业集群”。河北工业大学管理学教授徐刚在2004年调研时总结道，它们是在乡镇企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批从事传统制造业生产、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民营企业群。”

很快，清河的羊绒、香河的箱包、安新的鞋厂、保定的胶片、雄县的塑料…..纷繁的产业链在九十年代的河北蜿蜒盘旋。它们不仅服务着京津两个市场，亦依托着两座城市的交通枢纽，延伸至更加广袤的三北地区（华北、东北、西北）。为了推动县域产业发展，在2004年10月全省县域经济发展座谈会及12月的全省工作会议上，河北政府提出要“注意培育、 壮大特色产业和产业集群”的工作任务，而在雄安新区尚未成立的90年代，雄县正凭借这样的扶持，聚集了4000多家塑料企业，成为了全国三大塑料生产地之一。

然而，“这些产业的链条都很短”，在河海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奇洪看来，“短产业链”是形成不了规模化、工业化经济的，其结果是，“这些产品的附加值其实很低。”

但偌大的河北没有选择。刘奇洪说，作为环京政府，河北的“第一要务就是确保北京安全”。由于承德、张家口等北京上风上水位置，工业发展一直被钳制，而河北其它地区的工厂也不时因北京的重要会议、活动等各种因素被不定期要求停产、停工，“长期以往，发展经济从来就不可能放在首位。”而河北也扮演着民生用品供应腹地，一些城市自觉定位成了京津3500万人的“菜篮子”，换言之，“工业本身不是发展的重点”。

“看京吃饭”成为了河北人的习惯。数十年来，他们踩在各自搭建的产业链上，密切观察首都的风向，与之捆绑，随之沉浮。但是，作为一个包围北京的行政省，河北究竟有多大权利可以决定自己怎样发展？就这样，低调沉默的河北人蛰伏了数十载。终于，在奥运圣火燃起的2008年，一下饱尝了中央派发的几个“甜头”。

各个产业链都奔跑起来了

在保定，凡是在工厂待过的人，都会反复提到一个年份——2008。

“2008年以前，石材生意特别好做。”那时，何光宝单枪匹马前往山东矿山谈生意，一次能谈下近十家矿石供货基地，需求很大，“因为全国各地都在搞房地产。”

2007年底加入京都油漆厂的梁建主力跑销售。2008年春节一过，老板就派他去山东、河南开辟了两个市场。梁建头脑里迄今无法磨灭的画面是，他手里的订货单“接都接不完”，偶尔还要“割爱”给同行。而在山东泰安、河南新乡新开辟的两个工业园，“60%的市场都被我们垄断了，简直不敢想像。”

2008年是中国城市化建设的重要一年。奥运盛会在北京召开，从申办到举行的前奥运阶段，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在中国大陆兴起。据《中国证券报》报导，从2003年至2008年，5年间，砸向北京的基建投入多达2800亿元（人民币，下同），交通、通讯、环保、建材等相关行业均迎来了一轮爆发式增长。

下半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的出口历经一轮意想不到的惨淡回落。据官方报导，出口增长率从年初的两位数迅速跌至年末的负增长，外需市场冰封。11月，政府出台“四万亿计划”刺激经济。“这一剂猛药确确实实立马就把问题解决了，”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在回看金融危机十年时曾对媒体说。经济普撒的举措令大部分的资金都流向了基础设施建设、电网和灾后重建，全国各地，大兴土木。

河北的各个产业链都奔跑起来了。

黎昌（化名）于当年8月加入河北徐水县兴华铸造厂，负责生铁采购。那一年，这家全国销量第三的铸造厂每天都需要35吨的生铁。它们配上难计其量的硅藻土、膨润土，被一同抛入大型抛钢设备打磨、铸型。铁末混着灰土在厂房四溅。“整个空间就是烟雾缭绕、尘土飞扬的感觉”，但一台除尘设备却也没有，原因是“老板完全没有意识”。厂房外，一座高耸的冲天炉正不知疲倦地排出黑烟。

铸造厂共有四辆7.2米长、承重10吨的大货车。黎昌看着它们每天载满铸铁排水管，不眠不休地运往北京、天津和河南。“北京办奥运那年，好多管材都是我们供的货。”黎昌说。

钢铁的畅销及京津两地房地产行业长达15年的飞速发展，也带旺了上下游及相关产业。由于钢铁需要在表面上漆以抵抗腐蚀，2008年前后，油漆供不应求。“你抢都抢不到。”梁建记得，一种用来稀释油漆并增强油漆附着度的稀释剂——溶剂油，2008年“整个市场都买不到”。为应对彼时膨胀的需求，京都油漆厂很快调整工时，60个工人开始24小时轮轴转。那一年，他们总共支撑起1000吨的年产量。油漆价格低廉，最贵的也才十几块一桶，但那年分红，梁建拿了五万，“太令人振奋了！”

2008年，闹腾的场面在河北的不同产业上演，并最终量化地呈现出来——据河北统计局数据，河北的GDP在2008年突破1.6万亿元，当时已实现连续六年10%以上的速度增长。那年前后，市场需求的全面喷张加之地缘优势，建材、水泥、钢铁等河北的各个产业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盛景。

经济猛增的背后，却是日益恶化的环境和普遍缺席的监管。“河北很早就有雾了。”梁建的同事林强（化名）告诉端传媒，他记忆中，小时候的保定就经常在冬天出现大雾，最早感觉空气“有点呛”是在2009年。2016年，河北省肿瘤研究所曾发布了该省肺癌死亡率数据，河北四十年间上涨了306%，河北环保厅监测处一位工作人员向上海澎湃新闻透露，“从2008年前，河北的大气质量就严重恶化了”。

摸索环境部门对污染容忍的边界

梁建所在的油漆行业被认为是大气污染的“元凶”。为了能增强油漆黏稠度，以助其更好地附着在物体表面，生产油漆时需掺入一种名为“辅助成膜物质”的溶剂。而溶剂挥发时所释放的VOC（编注：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约占雾霾主要成分PM2.5的两成。而如苯、甲苯等有毒物质，其挥发期长达十数年，易致再生障碍性贫血、白血病、结核等疾病。2008年前后，京都油漆厂生产油漆的勾兑标准是——2公斤原料兑1公斤溶剂油。但油漆属挥发性物质，“真正留在金属表面的固体物质是极少的。其余的，全部都要挥发到大气中，那个量，是很可怕的。”

环境正在恶化，但那时监管还没跟上，有关部门的态度亦令人感到琢磨不透。“我们老板说，以前做什么、怎样做，完全没有人管。”2008年以前，在油漆厂3年的梁建甚至都不知道环保局的存在。

2012年后，负责生铁采购的黎昌经过一次职位调动，被调去负责工厂与地方环保局的接待，“因为他们来的次数变多了”。屡次接触中，黎昌大致摸清了地方环境部门对污染容忍的边界——兴华铸造厂因废气排放不当，曾遭周边一位村民举报。两个环保局工作人员来厂检查，口头警告并勒令工厂“限期整改”，黎昌胆颤，但对方只说，“下次不要再被人举报了”。

这句话被黎昌反复咀嚼，并理解为工厂排污的底线。依据“惯例”，黎昌会给每次前来检查的人，捎上两条烟。

更多心照不宣的互动发生在人后。为了与地方政府打好交道，黎昌逢年过节就跑到保定各大超市批购面值五百、一千的购物卡，因为在2012年后“不能送现金了“。县城是个熟人社会，白天无法当面送礼，黎昌深夜再到领导家登门。而作为回报，在每一次突击检查前，环保局亦会有专人给油漆厂放风。

在梁建看来，真正令地方政府感到棘手的，是关在每一扇门背后的作坊经济。这种“一家人，几台机”的小作坊模式于上世纪90年代冒起，解决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但绝大多数都属“无证经营”，隐匿的运作亦掣肘了政府的监管。

因为无法精准统计和控制，不计其数的作坊“怎么排（污）、排到哪儿。没证，你连查都查不到。”梁建说，它们也由此得名“土小企业”，即“污染重、规模小，使用土方法作业”的企业。2014年，河北省社科院发布的《2013-2014年河北发展蓝皮书（总报告）》（下称“蓝皮书”）称，土小企业的“加工版图”恰与“雾霾版图”重合，蓝皮书建议，要用市场化手段排挤掉这些“遍布华北”的小工业污染源。

关于地方政府的态度，曾在安新县开设鞋厂的老板赵东林（化名）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回忆。安新县距离保定直线距离45公里，据他介绍，当地大多数工厂都处于无证经营状态，但只要保证每年向政府缴税，“很多证件，我们不补，政府也不来（查）。”此般“默契”维持了二十年，直至雄安新区在2017年成立才被打破。最终，不计其数的工厂亦因同一个理由——“无证经营”，被集体取缔、腾退。

事实上，除了流淌在“短产业链”上的污染，近年来，以钢铁、电力、化工等“高耗能、高污染”为支柱的河北产业结构亦不断被专家论证致霾的相关性。在学者刘奇洪看来，“傻大黑粗”的工业对煤炭依赖程度大——2015年，时任河北省常务副省长杨崇勇曾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煤炭消费在全省占比高达80%，并指出治霾症结就是“产业结构重型化，能源结构不合理”。

“这正是中央治霾的根本策略。”刘奇洪对端传媒说，2013年后，针对产业和能源的双重变革升级为中央顶层设计的高度，成为河北当局眼前最大的难题。

谁也没想到，一场顶层设计的变革轰然而至，它不仅令曾经这些盘踞在河北数十年的产业链松动，其后五年的运动化治理，亦使它们从制造商到市场的全链条崩溃，而每一个与之相关的人亦感受到彻骨的严寒。

“这厂停工多不多？”

在2012年前的保定，几乎没有人会因为“雾霾”害怕，也不知道“产业升级”和自己有什么关系。

他们只是发现，企业在经营中偶尔遇到意外：梁建记得，2012年后，插手企业管理的部门越来越多了。环保局的人来查排污，消防局的人查生产安全，就连除尘设备也要消防局和安监局联合验收才能过关。

也是在2012年，但凡出现大雾，两台“环境监测车”在黎昌工作的铸造厂周围巡逻游荡。一旦排污，监测车就“嘟嘟嘟”地报警。停工的时段也拉长了，过去三天至一周的时间被延长到半个月，接到命令，350个工人就歇业在家。

蛛丝马迹的变化走到2014年，形成一次大爆发：当年11月，北京APEC会议期间，河北全境停产、限产企业8430家、停工工地5825处。时任杨崇勇曾在《人民日报》举办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论坛”表示，这场“史上最严停工令”使PM2.5浓度下降了12.7%，但亦令河北GDP明显下跌——2014年前三季度，该省GDP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全国排在倒数第三位，“河北进入了20多年来最困难的时期。”杨崇勇说。

2013年，国务院出台《大气污染防止十条措施》（下称“大气十条”），提出“严控高耗能、高污染行业新增产能，提前一年完成钢铁、水泥、电解铝、玻璃等重点行业落后产能淘汰任务”的要求。不仅如此，“大气十条”亦强调“用法律和标准倒逼企业转型升级”，同时“建立环渤海包括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联防联控机制，构建对省（区、市）大气目标责任考核体系”。一个令地方政府提心吊胆的是，“地方政府对当地空气质量负总责”，落实企业治理污染的主体责任。

而在习近平亲自指导的《十三五规划纲要》中，“绿色发展观”被置于与创新、协调、开放、共享并列的“五大发展理念”框架中，同时强调，“这是关系我国全局发展的一场深刻变革。”

“以前是‘科学发展观’，发展是第一要务。现在是‘绿色发展’，绿色生态优先。”研究者彭应登向端传媒解释环境政策的变化。

曾经引以为豪的地缘优势异化成企业家们的噩梦。梁建发现，自从2014年APEC召开后，河北通过命令控制企业停工的现象就变多了，“一年至少有个两三次”，每次停工长达半个月。2017年，北京召开两会，河北再一次全境停工，京都油漆厂收到了半个月的停工通知，15天内，厂里50个人没法开工。

由于施工不稳定，加之中小企业普遍未与劳工签订合同，近几年，河北劳动力市场流动剧烈。黎昌说，往往停工令一过，工厂复工就出现用工荒，因为“大部分工人都去找其它工作了”；而积压的订单无法完成，许多企业就这么停滞了。失业时间拉长令工人们恐慌。大家在找工作，“一上来就问，‘这厂停工多不多？’”

“三年一换”的手续和逐级攀升的环保标准挤压着企业的生存空间。梁建记得，2015年左右，来自不同部门对油漆厂的干预陡然增多。环保局才强制企业配备指定的排污设施，消防局的人又指责工厂的消防设施配备不够，强令油漆厂配备了100个灭火器。但安监局提出的标准更加令人无奈——京都油漆厂属于化工企业，依据国家现行标准， 出于安全考虑，它必须距离居民区1000米外，但建于30年前的油漆厂与村民住地仅仅只隔200米，“它不是说让你加强管理，是一个政策先让你不合格。”

地方经济增长遭遇滑铁卢

严苛标准下，支撑起地方经济的企业只能勉强维持，而政府一方，也有在环保风暴中维持财政收入的尴尬。

以河北邢台的德龙钢铁集团为例，这家企业成立于2000年，年产铁、钢、材约350万吨，是地方纳税大户。截止2016年，缴税达50亿元。

但钢铁企业被普遍视为污染企业，据一位接近德龙钢铁、有多年从事企业经营管理研究的知情人士透露，德龙附近的钢厂因环保问题接二连三关闭，因此，2016年后德龙大力投入环保设施，累计投入金额高达2亿。“从企业经营的角度来说，这种投入完全是不可持续的。因为收益和投入不成正比。”这位人士指出，类似的巨额投入更像为企业换得一次生存下来的机会。

为了减轻环保给这家纳税大户带来的压力，政府为德龙钢铁争取到远低于正常市价的电价——每度电0.24元。2016年后，它不仅是当地的环保标杆企业，更成为了3A级风景区，时常被邢台市政府推荐、宣传。

这位知情人士总结：在历经若干次运动化整治后，政府治理大概呈现出三个特点：高于排污常规标准及不分行业特征的“一刀切”；环保标准一年紧似一年；为保障奥运、APEC、两会顺利召开等政治目的。运动之外，地方政府亦会根据产业政策、与地方环保机构的友好程度、税收贡献等因素有轻重缓急的处理。

但这还不足以勾勒全貌。

2015年，在习近平的主导下，《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出台，要求天津、河北向北京看齐，积极发展新能源智能汽车、云计算与大数据、新一代移动互联网等新产业，疏解一般制造企业、批发市场、物流中心，一场产业升级运动由此上演。

梁建发现，2016年后，政府开始从制造商到市场对企业发起了一轮全方位的围追堵截。当时，梁建再次前往一位合作了六年、位于河南新乡产业园的客户洽谈新一年的订单。一进门，发现对方的库房里四处摆放着水漆。

“怎么用这个呢？”梁建问。

“前几天，政府的几个官员带来了一个水漆厂家，要求我们必须用这个，你们的（油漆）污染太大了。”对方一脸嫌弃。

“你连卖都卖不出去了。”梁建惊愕于这个迅疾发生的变化，那也是他最后几次为油漆厂跑销售。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在市场瓦解和政府管制的双重压力下，油漆厂迅速走向衰落——短短三年内，环评、安全生产和消防等三个证件被连续褫夺，成为一家“无证经营”的工厂。2016年春节一过，老板遣散了余留的十几个工人，工厂很快被取缔。根据官方通报，2017年，河北共有6.9万家“散乱污”企业被取缔，截至2017年9月，共有17.6万家企业从京津冀腾退。

激越的手段真的换回京津冀的蓝天吗？

“是可以的。”在刘奇洪看来，只是代价太高昂了，它必须“壮士断腕”，用粗暴的手段牺牲掉一部分人的利益，换取产业升级。

而一个始终没有解决的问题是，运动式、一刀切的整治不及基于市场的淘汰机制具有长效性，由于执行者主观因素大且随意，令企业承担了本可不必的代价，市场亦依然笨拙。

新问题不断涌现。彭应登说，近年来，随着产业升级，重污染企业被陆续腾退到了河北周边或东北的小城市，但当地的基础设施配备不足，环境容量亦超负荷，腾退的企业也没有经历升级换代，但地方只能“盲目地接受”这些“被转嫁的污染”。

在京津冀大换血的同时，随着旧有产业的剥离，地方经济增长亦遭遇滑铁卢，“但政府的支出是刚性的，许多税负就转嫁到企业身上了。”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整体经济下行，除了南方几个省份为中央提供财政外，北方多个省份均倚赖于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你听懂我的意思吗？相当于就纳入中央重点工程了，现在这个缺口很大，也很难填补。”刘奇洪说。

这场拉锯战，还是任重而道远。

（应受访者要求，梁建、黎昌、赵东林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