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霧霾又回來了！」 環保和GDP之間，到底該如何選擇？

梁建（化名）是看着自己工作過六年的京都油漆廠被強制關閉的。那是2016年，「上面」突然下通知，廠址離居民區太近，要限期搬遷。環保局的執法人員也來了——他們拿着五公分厚的環評材料，指工廠的排風設施「過時陳舊」，「必須馬上更新換代」。而就在一年前，應消防局要求配好的100多個滅火器，突然也不達標了。

後來的事情令梁建驚訝——這家在當地立足了30多年、「手續最多、最全」、曾被評為「河北科技型企業」的油漆廠，在短短三年內被連續褫奪了環評、安全生產、消防等多個證件，成為一家「無證經營」的企業，最終在2016年春天被取締。「讓你（變成）非法的速度真的太快了。」他今年40歲，河北省保定人，頂着一頭茂密黑髮，每聊幾句，都發出低沉的乾咳。

那時梁建才發現，籠罩在城市上空的霧霾，決定着一間工廠的命運。

京都油漆廠位於河北省徐水縣，和附近許多中小工廠一樣，興起於市場浪潮席來的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過去二、三十年裏，它們供養着首都北京和直轄市天津兩個巨型都市，亦在河北當地形成產業聚集，構成了華北經濟的一環。

變化發生在2013年前後。那年一月，北京一共遭遇了26天重污染天氣，「霧霾」迅速成為全國乃至國際關注的公共議題，民眾怨聲載道。同年九月，國務院出台「大氣十條」政策，以「鐵腕治理」的決心向霧霾宣戰。此後的五年間，數以十萬計的工廠或被關停整治，或被徹底騰退。

媒體將之稱作「史上最嚴停工令」。鐵腕政策帶來了空氣質量的顯著提升，到了2017年，北京的PM2.5指數連續數月歷史最低，大半個冬天都實現了質量等級優良的天氣。

空氣漸好，經濟卻在下行。截止2018年第三季度，河北省的GDP名義增速已成負數。當年9月鐵腕政策開始鬆動，官方發布《河北省嚴格禁止生態環境保護領域「一刀切」的指導意見》（下稱：《意見》），一些在冬季被勒令關停的工廠得以復工。誰料，不到兩個月後，京津冀便重新經歷了秋冬以來最嚴重的大氣污染，北京、石家莊、保定等13個城市空氣質量一度重回重污染水平，PM2.5日均濃度最高達200微克/立方米，北京的霧霾濃度同比上升60.9%。

「霧霾又回來了！」2018年甫一入冬，中國大陸社交媒體上一片哀嚎。

霧霾與生產，成了一場拉鋸戰。

暴風式整治究竟帶來了什麼？大型工廠在環保上的投入遠超於經濟回報；大批中小企業倒閉、騰退，大量工人失業；地方官場亦因「治霾不力」怕被問責而人人自危。

在中國國家城市環境污染控制技術研究中心研究員彭應登看來，相比霧霾的重返，更重要的是官員如何擺脱五年運動式治理造成的思維，並建構一套科學合理的治霾決策，「這是相當考驗着地方官員的執政能力的。」

由政府主導的「產業升級」依然在京津冀一帶推進，但究竟如何走出一條可持續的大氣治理之路，仍是未解難題。

「看京吃飯」

何光寶的工廠已經停擺兩年了。

他是河北省保定市一家石材廠的老闆。工廠300平米，僱了四、五個工人。生意好時，他一年做十幾個工程，淨賺二十餘萬。

2016年，因無法通過「環評」考察，政府派人一月兩次地下通知，「一直勸你別幹了」。從那以後，生意開始一落千丈。因無力承受租金，2016年夏天，他親手結束了十幾年的工廠。「掙不到錢，沒了工廠，有大生意也沒辦法接。」

何光寶一對招風耳，方正臉，開輛白色Honda，說話有濃濃的閩南腔。1993年，25歲的何光寶還在福建莆田老家，初中文憑，「在老家轉了好多圈」，都不知道做什麼。堂哥何強（化名）早兩年北上闖蕩，聽說保定的建材生意好做，便拉上何光寶。「在那個年代，要出來，都是兄弟帶兄弟，然後朋友帶朋友。只要你有錢，肯拼，就一定出得來。」

初到保定是個大冬天。零下三四度的大街上，何家兩兄弟騎自行車，從城裏到鄉下，四處溜達拉業務。但沒有積累也意味着沒有選擇。從木材到竹製品，再到如今的石材，「只要賺錢，什麼都願意做。」

九十年代的河北已是一座有工業積澱的省份。清末洋務運動，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在此選址開辦開平煤礦；1958年大躍進，毛澤東喊出「邯鄲是要復興的」、「很有希望搞個大鋼鐵城」，重工業再次復興；又過了半個世紀，鋼鐵是河北一張堅固的名片。據河北省統計局數據，河北共有700多家涉鋼企業，截至2015年，鋼鐵工業主營收入完成9793.4億元，鋼鐵產量連續14年全國第一。

「縣域特色產業」更加深入人心。九十年代的市場化浪潮令河北出現了以縣為單位的「特色產業集群」。河北工業大學管理學教授徐剛在2004年調研時總結道，它們是在鄉鎮企業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批從事傳統制造業生產、以中小企業為主體的民營企業群。」

很快，清河的羊絨、香河的箱包、安新的鞋廠、保定的膠片、雄縣的塑料…..紛繁的產業鏈在九十年代的河北蜿蜒盤旋。它們不僅服務着京津兩個市場，亦依託着兩座城市的交通樞紐，延伸至更加廣袤的三北地區（華北、東北、西北）。為了推動縣域產業發展，在2004年10月全省縣域經濟發展座談會及12月的全省工作會議上，河北政府提出要「注意培育、 壯大特色產業和產業集群」 的工作任務 ，而在雄安新區尚未成立的90年代，雄縣正憑藉這樣的扶持，聚集了4000多家塑料企業，成為了全國三大塑料生產地之一。

然而，「這些產業的鏈條都很短」，在河海大學區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劉奇洪看來，「短產業鏈」是形成不了規模化、工業化經濟的，其結果是，「這些產品的附加值其實很低。」

但偌大的河北沒有選擇。劉奇洪說，作為環京政府，河北的「第一要務就是確保北京安全」。由於承德、張家口等北京上風上水位置，工業發展一直被鉗制，而河北其它地區的工廠也不時因北京的重要會議、活動等各種因素被不定期要求停產、停工，「長期以往，發展經濟從來就不可能放在首位。」而河北也扮演着民生用品供應腹地，一些城市自覺定位成了京津3500萬人的「菜籃子」，換言之，「工業本身不是發展的重點」。

「看京吃飯」成為了河北人的習慣。數十年來，他們踩在各自搭建的產業鏈上，密切觀察首都的風向，與之捆綁，隨之沉浮。但是，作為一個包圍北京的行政省，河北究竟有多大權利可以決定自己怎樣發展？就這樣，低調沉默的河北人蟄伏了數十載。終於，在奧運聖火燃起的2008年，一下飽嘗了中央派發的幾個「甜頭」。

各個產業鏈都奔跑起來了

在保定，凡是在工廠待過的人，都會反覆提到一個年份——2008。

「2008年以前，石材生意特別好做。」那時，何光寶單槍匹馬前往山東礦山談生意，一次能談下近十家礦石供貨基地，需求很大，「因為全國各地都在搞房地產。」

2007年底加入京都油漆廠的梁建主力跑銷售。2008年春節一過，老闆就派他去山東、河南開闢了兩個市場。梁建頭腦裏迄今無法磨滅的畫面是，他手裏的訂貨單「接都接不完」，偶爾還要「割愛」給同行。而在山東泰安、河南新鄉新開闢的兩個工業園，「60%的市場都被我們壟斷了，簡直不敢想像。」

2008年是中國城市化建設的重要一年。奧運盛會在北京召開，從申辦到舉行的前奧運階段，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投資在中國大陸興起。據《中國證券報》報導，從2003年至2008年，5年間，砸向北京的基建投入多達2800億元（人民幣，下同），交通、通訊、環保、建材等相關行業均迎來了一輪爆發式增長。

下半年，金融危機的爆發，中國的出口歷經一輪意想不到的慘淡回落。據官方報導，出口增長率從年初的兩位數迅速跌至年末的負增長，外需市場冰封。11月，政府出台「四萬億計劃」刺激經濟。「這一劑猛藥確確實實立馬就把問題解決了，」北京大學國民經濟研究中心主任蘇劍在回看金融危機十年時曾對媒體說。經濟普撒的舉措令大部分的資金都流向了基礎設施建設、電網和災後重建，全國各地，大興土木。

河北的各個產業鏈都奔跑起來了。

黎昌（化名）於當年8月加入河北徐水縣興華鑄造廠，負責生鐵採購。那一年，這家全國銷量第三的鑄造廠每天都需要35噸的生鐵。它們配上難計其量的硅藻土、膨潤土，被一同拋入大型拋鋼設備打磨、鑄型。鐵末混着灰土在廠房四濺。「整個空間就是煙霧繚繞、塵土飛揚的感覺」，但一台除塵設備卻也沒有，原因是「老闆完全沒有意識」。廠房外，一座高聳的沖天爐正不知疲倦地排出黑煙。

鑄造廠共有四輛7.2米長、承重10噸的大貨車。黎昌看着它們每天載滿鑄鐵排水管，不眠不休地運往北京、天津和河南。「北京辦奧運那年，好多管材都是我們供的貨。」黎昌說。

鋼鐵的暢銷及京津兩地房地產行業長達15年的飛速發展，也帶旺了上下游及相關產業。由於鋼鐵需要在表面上漆以抵抗腐蝕，2008年前後，油漆供不應求。「你搶都搶不到。」梁建記得，一種用來稀釋油漆並增強油漆附着度的稀釋劑——溶劑油，2008年「整個市場都買不到」。為應對彼時膨脹的需求，京都油漆廠很快調整工時，60個工人開始24小時輪軸轉。那一年，他們總共支撐起1000噸的年產量。油漆價格低廉，最貴的也才十幾塊一桶，但那年分紅，梁建拿了五萬，「太令人振奮了！」

2008年，鬧騰的場面在河北的不同產業上演，並最終量化地呈現出來——據河北統計局數據，河北的GDP在2008年突破1.6萬億元，當時已實現連續六年10%以上的速度增長。那年前後，市場需求的全面噴張加之地緣優勢，建材、水泥、鋼鐵等河北的各個產業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盛景。

經濟猛增的背後，卻是日益惡化的環境和普遍缺席的監管。「河北很早就有霧了。」梁建的同事林強（化名）告訴端傳媒，他記憶中，小時候的保定就經常在冬天出現大霧，最早感覺空氣「有點嗆」是在2009年。2016年，河北省腫瘤研究所曾發布了該省肺癌死亡率數據，河北四十年間上漲了306%，河北環保廳監測處一位工作人員向上海澎湃新聞透露，「從2008年前，河北的大氣質量就嚴重惡化了」。

摸索環境部門對污染容忍的邊界

梁建所在的油漆行業被認為是大氣污染的「元兇」。為了能增強油漆黏稠度，以助其更好地附着在物體表面，生產油漆時需摻入一種名為「輔助成膜物質」的溶劑。而溶劑揮發時所釋放的VOC（編注：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約佔霧霾主要成分PM2.5的兩成。而如苯、甲苯等有毒物質，其揮發期長達十數年，易致再生障礙性貧血、白血病、結核等疾病。2008年前後，京都油漆廠生產油漆的勾兑標準是——2公斤原料兑1公斤溶劑油。但油漆屬揮發性物質，「真正留在金屬表面的固體物質是極少的。其餘的，全部都要揮發到大氣中，那個量，是很可怕的。」

環境正在惡化，但那時監管還沒跟上，有關部門的態度亦令人感到琢磨不透。「我們老闆說，以前做什麼、怎樣做，完全沒有人管。」2008年以前，在油漆廠3年的梁建甚至都不知道環保局的存在。

2012年後，負責生鐵採購的黎昌經過一次職位調動，被調去負責工廠與地方環保局的接待，「因為他們來的次數變多了」。屢次接觸中，黎昌大致摸清了地方環境部門對污染容忍的邊界——興華鑄造廠因廢氣排放不當，曾遭周邊一位村民舉報。兩個環保局工作人員來廠檢查，口頭警告並勒令工廠「限期整改」，黎昌膽顫，但對方只說，「下次不要再被人舉報了」。

這句話被黎昌反覆咀嚼，並理解為工廠排污的底線。依據「慣例」，黎昌會給每次前來檢查的人，捎上兩條煙。

更多心照不宣的互動發生在人後。為了與地方政府打好交道，黎昌逢年過節就跑到保定各大超市批購面值五百、一千的購物卡，因為在2012年後「不能送現金了」。縣城是個熟人社會，白天無法當面送禮，黎昌深夜再到領導家登門。而作為回報，在每一次突擊檢查前，環保局亦會有專人給油漆廠放風。

在梁建看來，真正令地方政府感到棘手的，是關在每一扇門背後的作坊經濟。這種「一家人，幾台機」的小作坊模式於上世紀90年代冒起，解決了大量的農村剩餘勞動力。但絕大多數都屬「無證經營」，隱匿的運作亦掣肘了政府的監管。

因為無法精準統計和控制，不計其數的作坊「怎麼排（污）、排到哪兒。沒證，你連查都查不到。」梁建說，它們也由此得名「土小企業」，即「污染重、規模小，使用土方法作業」的企業。2014年，河北省社科院發布的《2013-2014年河北發展藍皮書（總報告）》（下稱「藍皮書」）稱，土小企業的「加工版圖」恰與「霧霾版圖」重合，藍皮書建議，要用市場化手段排擠掉這些「遍布華北」的小工業污染源。

關於地方政府的態度，曾在安新縣開設鞋廠的老闆趙東林（化名）提供了一個有趣的回憶。安新縣距離保定直線距離45公里，據他介紹，當地大多數工廠都處於無證經營狀態，但只要保證每年向政府繳税，「很多證件，我們不補，政府也不來（查）。」此般「默契」維持了二十年，直至雄安新區在2017年成立才被打破。最終，不計其數的工廠亦因同一個理由——「無證經營」，被集體取締、騰退。

事實上，除了流淌在「短產業鏈」上的污染，近年來，以鋼鐵、電力、化工等「高耗能、高污染」為支柱的河北產業結構亦不斷被專家論證致霾的相關性。在學者劉奇洪看來，「傻大黑粗」的工業對煤炭依賴程度大——2015年，時任河北省常務副省長楊崇勇曾在國新辦發布會上透露，煤炭消費在全省佔比高達80%，並指出治霾癥結就是「產業結構重型化，能源結構不合理」。

「這正是中央治霾的根本策略。」劉奇洪對端傳媒說，2013年後，針對產業和能源的雙重變革升級為中央頂層設計的高度，成為河北當局眼前最大的難題。

誰也沒想到，一場頂層設計的變革轟然而至，它不僅令曾經這些盤踞在河北數十年的產業鏈鬆動，其後五年的運動化治理，亦使它們從製造商到市場的全鏈條崩潰，而每一個與之相關的人亦感受到徹骨的嚴寒。

「這廠停工多不多？」

在2012年前的保定，幾乎沒有人會因為「霧霾」害怕，也不知道「產業升級」和自己有什麼關係。

他們只是發現，企業在經營中偶爾遇到意外：梁建記得，2012年後，插手企業管理的部門越來越多了。環保局的人來查排污，消防局的人查生產安全，就連除塵設備也要消防局和安監局聯合驗收才能過關。

也是在2012年，但凡出現大霧，兩台「環境監測車」在黎昌工作的鑄造廠周圍巡邏遊蕩。一旦排污，監測車就「嘟嘟嘟」地報警。停工的時段也拉長了，過去三天至一週的時間被延長到半個月，接到命令，350個工人就歇業在家。

蛛絲馬跡的變化走到2014年，形成一次大爆發：當年11月，北京APEC會議期間，河北全境停產、限產企業8430家、停工工地5825處。時任楊崇勇曾在《人民日報》舉辦的「京津冀協同發展論壇」表示，這場「史上最嚴停工令」使PM2.5濃度下降了12.7%，但亦令河北GDP明顯下跌——2014年前三季度，該省GDP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全國排在倒數第三位，「河北進入了20多年來最困難的時期。」楊崇勇說。

2013年，國務院出台《大氣污染防止十條措施》（下稱「大氣十條」），提出「嚴控高耗能、高污染行業新增產能，提前一年完成鋼鐵、水泥、電解鋁、玻璃等重點行業落後產能淘汰任務」的要求。不僅如此，「大氣十條」亦強調「用法律和標準倒逼企業轉型升級」，同時「建立環渤海包括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區域聯防聯控機制，構建對省（區、市）大氣目標責任考核體系」。一個令地方政府提心吊膽的是，「地方政府對當地空氣質量負總責」，落實企業治理污染的主體責任。

而在習近平親自指導的《十三五規劃綱要》中，「綠色發展觀」被置於與創新、協調、開放、共享並列的「五大發展理念」框架中，同時強調，「這是關係我國全局發展的一場深刻變革。」

「以前是『科學發展觀』，發展是第一要務。現在是『綠色發展』，綠色生態優先。」研究者彭應登向端傳媒解釋環境政策的變化。

曾經引以為豪的地緣優勢異化成企業家們的噩夢。梁建發現，自從2014年APEC召開後，河北通過命令控制企業停工的現象就變多了，「一年至少有個兩三次」，每次停工長達半個月。2017年，北京召開兩會，河北再一次全境停工，京都油漆廠收到了半個月的停工通知，15天內，廠裏50個人沒法開工。

由於施工不穩定，加之中小企業普遍未與勞工簽訂合同，近幾年，河北勞動力市場流動劇烈。黎昌說，往往停工令一過，工廠復工就出現用工荒，因為「大部分工人都去找其它工作了」；而積壓的訂單無法完成，許多企業就這麼停滯了。失業時間拉長令工人們恐慌。大家在找工作，「一上來就問，『這廠停工多不多？』」

「三年一換」的手續和逐級攀升的環保標準擠壓着企業的生存空間。梁建記得，2015年左右，來自不同部門對油漆廠的干預陡然增多。環保局才強制企業配備指定的排污設施，消防局的人又指責工廠的消防設施配備不夠，強令油漆廠配備了100個滅火器。但安監局提出的標準更加令人無奈——京都油漆廠屬於化工企業，依據國家現行標準， 出於安全考慮，它必須距離居民區1000米外，但建於30年前的油漆廠與村民住地僅僅只隔200米，「它不是說讓你加強管理，是一個政策先讓你不合格。」

地方經濟增長遭遇滑鐵盧

嚴苛標準下，支撐起地方經濟的企業只能勉強維持，而政府一方，也有在環保風暴中維持財政收入的尷尬。

以河北邢台的德龍鋼鐵集團為例，這家企業成立於2000年，年產鐵、鋼、材約350萬噸，是地方納税大戶。截止2016年，繳税達50億元。

但鋼鐵企業被普遍視為污染企業，據一位接近德龍鋼鐵、有多年從事企業經營管理研究的知情人士透露，德龍附近的鋼廠因環保問題接二連三關閉，因此，2016年後德龍大力投入環保設施，累計投入金額高達2億。「從企業經營的角度來說，這種投入完全是不可持續的。因為收益和投入不成正比。」這位人士指出，類似的鉅額投入更像為企業換得一次生存下來的機會。

為了減輕環保給這家納税大戶帶來的壓力，政府為德龍鋼鐵爭取到遠低於正常市價的電價——每度電0.24元。2016年後，它不僅是當地的環保標杆企業，更成為了3A級風景區，時常被邢台市政府推薦、宣傳。

這位知情人士總結：在歷經若干次運動化整治後，政府治理大概呈現出三個特點：高於排污常規標準及不分行業特徵的「一刀切」；環保標準一年緊似一年；為保障奧運、APEC、兩會順利召開等政治目的。運動之外，地方政府亦會根據產業政策、與地方環保機構的友好程度、税收貢獻等因素有輕重緩急的處理。

但這還不足以勾勒全貌。

2015年，在習近平的主導下，《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出台，要求天津、河北向北京看齊，積極發展新能源智能汽車、雲計算與大數據、新一代移動互聯網等新產業，疏解一般製造企業、批發市場、物流中心，一場產業升級運動由此上演。

梁建發現，2016年後，政府開始從製造商到市場對企業發起了一輪全方位的圍追堵截。當時，梁建再次前往一位合作了六年、位於河南新鄉產業園的客戶洽談新一年的訂單。一進門，發現對方的庫房裏四處擺放着水漆。

「怎麼用這個呢？」梁建問。

「前幾天，政府的幾個官員帶來了一個水漆廠家，要求我們必須用這個，你們的（油漆）污染太大了。」對方一臉嫌棄。

「你連賣都賣不出去了。」梁建驚愕於這個迅疾發生的變化，那也是他最後幾次為油漆廠跑銷售。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在市場瓦解和政府管制的雙重壓力下，油漆廠迅速走向衰落——短短三年內，環評、安全生產和消防等三個證件被連續褫奪，成為一家「無證經營」的工廠。2016年春節一過，老闆遣散了餘留的十幾個工人，工廠很快被取締。根據官方通報，2017年，河北共有6.9萬家「散亂污」企業被取締，截至2017年9月，共有17.6萬家企業從京津冀騰退。

激越的手段真的換回京津冀的藍天嗎？

「是可以的。」在劉奇洪看來，只是代價太高昂了，它必須「壯士斷腕」，用粗暴的手段犧牲掉一部分人的利益，換取產業升級。

而一個始終沒有解決的問題是，運動式、一刀切的整治不及基於市場的淘汰機制具有長效性，由於執行者主觀因素大且隨意，令企業承擔了本可不必的代價，市場亦依然笨拙。

新問題不斷湧現。彭應登說，近年來，隨着產業升級，重污染企業被陸續騰退到了河北周邊或東北的小城市，但當地的基礎設施配備不足，環境容量亦超負荷，騰退的企業也沒有經歷升級換代，但地方只能「盲目地接受」這些「被轉嫁的污染」。

在京津冀大換血的同時，隨着舊有產業的剝離，地方經濟增長亦遭遇滑鐵盧，「但政府的支出是剛性的，許多税負就轉嫁到企業身上了。」與此同時，隨着中國整體經濟下行，除了南方幾個省份為中央提供財政外，北方多個省份均倚賴於中央的財政轉移支付，「你聽懂我的意思嗎？相當於就納入中央重點工程了，現在這個缺口很大，也很難填補。」劉奇洪說。

這場拉鋸戰，還是任重而道遠。

（應受訪者要求，梁建、黎昌、趙東林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