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莲媒体之殇：冰山一角露出后，新闻的公信力沉进海底

“这两个礼拜以来，我看到不论是‘东厂’或者是所有的附随组织，不断地还在操弄抹黑……”去年12月25日上午，在花莲县长交接典礼上，新任县长，也是前县长傅崐萁的妻子徐榛蔚致词时，意有所指地回击外界质疑。

到了下午的感恩就职活动上，根据县府提供的讲稿，徐榛蔚更是直白：“‘东厂’进驻花莲导致生灵涂炭，造成重大的损失⋯⋯在强调弊案的情形之下，东厂甚至恼羞成怒，利用《镜周刊》、《自由时报》和《苹果日报》等媒体做不实的报导，企图以媒体迫害花莲。”

徐榛蔚疾言厉色指控的“东厂”、“迫害”，为的都是一桩在台湾新闻及地方政治史上罕见的重大丑闻：“县政宣导平面素材资料库搜集建立”采购案曝光。

十二月十九日，台湾地方选举结果揭晓后一个月，《镜传媒》率先曝光了这两笔采购案。它们分别在2017、2018年发包，以“限制性招标”方式办理，这意味著承办人有权力直接和锁定的对象议价、采购。

根据已经披露的事实，这两起采购案是在前县长傅崐萁任内发动，县政府前任副秘书长谢公秉被指为实际执行本案的人士。在《端传媒》的采访中，至少有两位驻地记者指称他们曾被谢公秉约见，提议他们按月交出一些采访中所得，主题为县民对县政府施政的意见反映。县政府则按月付给记者酬劳。

根据政府公开信息，2017年，共有三家平面、十一家电视台记者参与这项标案；2018年度则有一家平面媒体和十家电视台延续标案，大部分电视台记者皆为连续两年度得标。2017年参与标案的电视台记者每人大约获得台币17万元，平面媒体14万元。2018年每人约28万元。

得标的平面、网路媒体包括：联合报、更生日报、花莲电子报。

商业电视台包括：中视、台视、三立、民视、东森、年代、TVBS、壹电视和中天电视台。

公共媒体则有原民电视台和客家电视台。

只要是生活在台湾的人，大概都可以看出上头这张名单里，主要商业电视台无一幸免，即使身为公共媒体的原民台和客家台，都有记者参与了这起“采购案”。

尽管新任县长徐榛蔚连番指控“东厂抹黑”、“媒体迫害”，但案件爆发之后，包括《联合报》、东森、客家电视台、原民台、台视、壹电视在内，陆续在一到两天内表示记者都已自请离职。三立和TVBS在调查过后，直接表明记者违反新闻伦理与工作规则，予以免职。中天、民视驻地记者则被暂时停职，静候公司进一步调查。

公共电视总经理曹文杰接受《端传媒》访问时说明了公广集团处理本案的过程。她说，自己在去年十二月十一日先接到同仁举发，提到网路流传花莲地方记者参与“标案”的信息。她上网看名单时，“很庆幸没有公视和华视驻地记者”，但同属公广集团的客家电视台驻花莲记者赫然在列。

曹文杰说，隔天她召集客台台长、新闻部经理及公视新闻部经理开会讨论，同时宣示立场：如果报导情节属实，涉案记者违反公视明订的利益回避原则，必须开除。在初步调查中，记者表示是休假期间、使用自己的器材拍摄。但在调查还没完成时，涉案记者就已经自请辞职。曹文杰强调，未来如果不幸再发生同类事件，一样适用这起案件的处理原则。

但曹文杰也说，公视曾经在县长交接前发函花莲县政府，询问客台记者参与标案的确实情况，也要求提供一份客台记者缴给县府的“工作成品”。结果花莲县政府表示成品的“著作权”属于县政府，不愿提供。

这起案件会爆发，可说出于某种因缘际会。前县长傅崐萁早年涉入一桩股票内线交易遭起诉，案件缠讼14年后，终于在去年八月定谳，傅崐萁被判入狱八个月。九月十四日，行政院指派当时的法务部政务次长蔡碧仲代理花莲县长，做完傅崐萁所余下的三个月任期。

蔡碧仲上任后，十月初，民进党花莲县议员庄枝财去函县府，要求提供民国106、107年度(2017、2018年)“县政宣导平面素材资料库搜集建立”和“县政宣导影片素材资料库搜集建立”劳务采购案的相关资料。当时的行政暨研考处处长谢明宏检视后发现，这些标案并没有依政府采购法规定上网登录，便要求承办同仁立即将决标结果登上“政府电子采购网”。

“政府电子采购网”上的资料成千上万笔，登录之初，并没有任何人发现这批非比寻常的“采购案”。一直到选举过后，十二月十日，一个署名“事情不能只看表面”的脸书帐号发出贴文，一步一步教人如何在政府电子采购网上搜寻出这批材料。引起媒体和立法委员跟进，全案因此爆发。

“花莲这件，只是冰山一角。”不只一位现任地方记者受访时，用“冰山一角”形容这场风波。这起事件，既反映了花莲极为特殊的地方政治生态；也展现了台湾地方政府与媒体关系的某种“共同面貌”。

以刚刚上任就职的徐榛蔚来讲，她是傅崐萁的夫人，即使先生犯法身陷囹圄，但“五星县长”声名依旧。凭著十多年在地经营所累积而成的雄厚政治实力，国民党依旧提名力挺，徐榛蔚一路主打低调悲情牌，最终获得超过七成的选民支持力挺，勇夺胜选。花莲政坛出现了“夫传妻” —— 或者干脆被形容为“家天下”的奇异格局。

可以想见，如果傅崐萁案件没有定谳，人没有入狱，顺利完成县长任期交棒妻子，就不会有代理县长蔡碧仲“依法行政”，公开25笔应上网而未上网的“标案”的机会。傅崐萁任内县府与记者之间千丝万缕的“特殊关系”，也根本不可能曝光。

标案曝光后，花莲记者圈顿时陷入一片诡谲的低气压。有人为丢了工作的记者加油打气；诉诸党派斗争的政治阴谋论传闻更是甚嚣尘上；甚或还有人发起“猎巫行动”，直接点名一位前记者在背后操弄一切。

县府承办单位的反应也引人侧目。标案曝光当天，花莲县政府新闻科发出了一篇新闻稿，宣称与媒体记者签订劳务采购契约，取得舆情上呈给决策者作为施政参考，“就像请师傅来修剪花木、进行环境整洁是一样简单的道理”，并无不法。

但“修剪花木说”一发出就遭质疑，这篇声明并没有经过代理县长蔡碧仲同意，而是相关承办人员擅自发出。蔡碧仲要求追求责任，相关人员索性请假不上班，直到徐榛蔚上任为止。

蔡碧仲接受《端》访问时直言，这篇声明是“他们一厢情愿的解释”。他说县府可以跟任何人建立类似的劳务关系，但涉及媒体，“可以跟公司签，不能跟记者个别签，这会有差别。”

记者问，政府采购法中确实允许公务员有一定的裁量空间，在这起案件中，这空间被用在指定特定记者承包本案，这难道不是法律赋予的职权？

蔡碧仲不否认这些标案的确是“依法”操作，承办人确实有裁量权限。但他强调裁量不能违反比例原则，不能违反目的性原则。他质疑，如果记者标案是合目的性的，为什么一披露以后，所有大的新闻台、报社全部不由分说地直接逼退记者？“如果这个是属于见仁见智的（事情），会这样子吗？一定是不符合目的才会曝光死，不然哪一样劳务性的给付会曝光就死？”

“花莲县政府可以跟检察官签个契约，请检察官了解一下地方有没有贪渎的现象，逐月或是半年一次，给我们针砭一下，一年给你30万，可以这样吗？！这也是劳务啊。”蔡碧仲强调，还是要看对象、要看妥适性。

蔡碧仲如今已经卸任，开始有检察官分案侦办，监察院也有监委发动调查。但真正值得深入了解的，其实并不是“潘朵拉的盒子”被掀开后随之而来的混乱，而是盒子本身。当所有外界的矛头都指向个别记者的道德操守时，若细细探究整份标案名单，却透出了更多的疑问：究竟什么样的生态，会使得一整个县大半驻地记者的操守沦陷，媒体公信力大面积坍塌？

曾到花莲支援采访的记者阿立(化名)接受《端》访问时回忆，有次要去县府采访傅崐萁，一开始他探问其他电视台记者有没有要问问题，大家都摇头。但傅崐萁来了以后，大家还是一起凑上去递出麦克风，阿立问了两个问题，准备再追问时，傅崐萁却直接回答：“够了够了，你不要再问了。”其他电视台记者一听到傅崐萁说不要问了，很有默契地一同离开，只留下阿立一人拚命继续追问，但傅却完全拒答。

“回想起来，那样的感觉是傅崐萁在地方上对媒体的影响力很大，而且很霸气，我不回答你就是不回答你。”

地方记者的工作环境与台北截然不同，特别是电视台。普遍情况是除了台中、高雄都会区外，一家电视台在一个县市只有一位驻地记者，甚至公共电视在某些县市连一个都没有。在一本以“驻地记者劳动”为主题的论文里，一位记者向研究者自白：

“整个县市都是我的辖区，一个人根本不可能 cover 的了。如果临时有突发，第一个动作就是回报长官，看能不能不要那条新闻。如果非要不可，当然还是得靠同业分工。

“每天工作时间至少在八小时到十小时之间，其余时间也不是真的在休息，有突发，再晚也得出门。最高纪录曾经一天发过八则新闻。之前还有驻地记者积假积到一百多天的。还好我们这里各台驻地记者很合作，没有分挂(派系)，大家比较不会彼此陷害，否则就真的累死人了。”

花莲县南北长130公里；嘉义县西到朴子海岸，东到阿里山；从平地的南投市到标高超过一千公尺的仁爱乡都是南投县……这些幅员广大的县市，各台都只有一个人负责，同业间需要“分工合作”，交换采访成果以确保大家都能交差，这是地方新闻产制的“明规则”。

而驻地记者另一个需要确保“合作多于对抗”的，就是地方政府，因为多数消息仍然来自地方政府部门，这使得驻地记者和县市首长的关系，完全不是传统新闻学里的“监督者与被监督者”这么单纯；更有甚者，记者可能是弱势的一方，一如面对傅崐萁时的阿立。

阿立在代班时见识到傅崐萁的霸气的一面。2014年从报社离职的阿伟(化名)，见识到了另一位“霸气”的C县县长。阿伟接受《端》访问时提到，自己工作的报纸向来标榜监督立场，记者不发官式新闻稿，报导角度必须带有批判。

阿伟说，自己2013年到民进党执政的C县开始采写地方新闻，曾经三次因为新闻报导内容受到县政府要求更正。前两次分别是县长财产申报漏报，以及地方交通安全疏失被揭发。第三次，也是导火线，则是报导县长就职周年纪念会参加人数稀少，引发县长办公室透过台北编辑部要求他更正，阿伟没有答应。C县公关人员开始切断他的新闻信息服务，首长公开行程不再通知他，对阿伟的查询冷淡以对。

隔年五月，报社以“人力调整”为名资遣了阿伟。资遣和C县对他的抗议有没有关系？阿伟说，自己没有白纸黑字的证据，“但时间实在太接近了。”再者，当初报社以“人力调整”为理由资遣他，但不久之后，他的岗位又补进了新人。

小曦(化名)同样在C县服务。他受访时透露，县府每年都会编列60万经费给当地记者公会“运用”，除了每年发行两期《新闻学刊》之外，经费实际运用方式都是由公会理事长自行决定，最后只要想办法拿到收据核销即可，“平常拿了钱，有需要媒体服务的时候，大家配合意愿就提高。县长如果很重视这场记者会，公关科就会开始打电话拜托记者来。”

虽是以支持公会运作的形式来维系关系，但等同变相的利益输送。小曦更直言，近来理事长一职都是由相当资深的某电视台记者或是他的同党所把持，“去年其他媒体看不下去检举，最后也是不了了之，因为不实核销也是会烧到县府承办人的。”

“记者和县府局处的关系很重要！毕竟10万以内不需要招标”，小曦透露，之前县府办一场大活动时，地方盛传把持记者公会的某台记者私下先收了一笔钱进个人口袋，同样是拿发票核销即可，然后再把拍好的带子给服务的电视台做新闻，县府又再花一笔钱业配(有偿新闻)给电视台。但相对的，其他台都是县府直接跟媒体往来采购业配，公司再指派记者作业。相较于花莲案例中的“雨露均霑”，小曦坦言，C县这种“台面下的钱”并不是每个记者都拿得到。

对照C县的“不著痕迹”，花莲的手法“粗糙”得让小曦不敢置信。“不知道花莲（县府）是不是傻了，这种事还招标。”

另一位地方记者小迪(化名)也有同样的疑惑，“我是不知道为什么那边电视台会这么“敢”啦，因为如果跟公务体系熟悉的话，决标人、招标者所有的资料都在一个招标网站上可以查出来，这个都是记名的，所以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敢去做这种事情啦，这是我比较觉得奇怪的。”

“有时候也是会有上面来的压力，但至少不要对不起自己”，在不违背新闻伦理的情况下，小迪认为，可以的话当然是广结善缘，不违法又在能力范围内的，就尽量去帮助人家。此外，他也建议，如果是一般的地方记者遇到这种状况，就应该要回报他的主管，然后由主管去做裁量，表明县市政府有私下找我，直接把这个球做给公司，由公司统一公开下业配，这样写的也心安理得，也不用怕出事。

“公司可以接(政府有偿新闻)，但记者个人不能接。”这是小迪的行事标准。花莲县代县长蔡碧仲也是这个标准。但传播学者，中正大学教授管中祥受访时强调，讨论这起事件必须要一并考虑记者面对的社会压力。他同时撰文批评，花莲这起丑闻之所以发生，除了因为记者个人操守、地方记者的处境及其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更重要的因素恐怕是政府操控媒体及媒体机构上行下效的养成结果。

管中祥说，尽管台湾的采购法明定政府不能作置入性行销(有偿新闻)，但“魔鬼的交易仍然随处可见”。许多媒体纷纷成立整合行销公司专接企业宣传及政府标案，以避免道德指责。但标案的实际执行者还是媒体机构旗下的记者，甚至也有媒体要求地方记者除了采访，还要跟地方政府“拉赞助”，慢慢地，承揽政府业务也成了不少地方记者的日常。

管中祥批评花莲之所以会爆发丑闻，“并不单是个别记者的问题，政府及媒体老板是共犯，甚至就是祸源。”

此外，小迪直言，“花莲会发生这个事情，其中一个原因是驻地记者薪水太少了。”他说，现在的媒体根本就是夕阳产业，大家还努力地在岗位上工作，有时候就是凭著一股热诚而已，可是当你生活愈来愈难过，工作愈来愈忙碌的时候，你的努力得不到你要的，眼前刚好有利字当头的时候，就很难不受诱惑。

阿立也认为参与标案的花莲记者一种可能是缺钱，真的有经济上的需求，于是把标案当作是赚外快的机会。他坦言，确实很多地方记者会兼差，有些是跟熟识的工厂批货去卖，有些则是自己另外经营一些小本生意；有些甚至是把记者当作一个方便跟政府、企业往来的头衔。

除了金钱待遇以外，阿立认为，公司长期派驻记者在地方工作，却没有让他接受继续提升效率和纪律的训练，也没有提升他的福利、提升他的心灵，也不关心他们，“只是要他像提款机一样，一直跟他提款，‘你赶快去生新闻、你赶快去生新闻’。这样子的状况下，他就会产生一种心态：‘好吧，我就应付你，当我有需求的时候，我自己去找我自己要的那种利益，公司不照顾我，那我只好去另谋生路。’”

但阿立说，如果有了外在的支撑，加上自己的意志，就还是能抵抗这种不当诱惑，“像公视跟华视也是被找去，他们是当面拒绝，县政府也是卢(勉强、磨)了很久，但他们就是拒绝，不要就是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