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雅万高铁：水土不服的“中国速度”

中国工人王磊叼著他的乡愁，在山岚中悠悠吐著云雾——那是被称为“国烟”的中华香烟。2018年6月，他所属的公司和中国中铁公司合作，让他来印尼盖高铁，王磊没有携带任何家乡食物，却买了八条烟。他珍惜地把整根烟抽到剩下烟屁股为止，“我一天要抽半包。印尼的抽不习惯，他们的烟草和我们不一样。”

活了半百，这是王磊生平首度出国工作，在国内，他盖了20多年的高铁。1990年起，中国进入“高铁时代”，年少的王磊顺势入行，之后，不缺工作机会。“盖过的铁路？多啊，我说不清了，”那可真是人称“高铁一响，黄金万两”的超级盛世，无论技术难度多高的建设项目，他几乎无役不与：全长1318公里的京沪高铁，全球海拔最高还得穿越冻土的西藏铁路，以及全球首条盖在大面积湿陷性黄土地区的郑西高铁。

人挡杀人，佛挡杀佛。在一场又一场科技与自然的抗衡里，中国高铁建设大军无往不利。冻土、黄土和高原上的稀薄空气都没困住王磊和工人们，这次，接到公司“出国”的通知，他们也雄心勃勃，想著中国引以为傲的高铁经验就要输出了。“肯定感到光荣。”说罢，王磊又从赤红色烟盒里取出一根中华香烟。

雅万高铁是中国“一带一路”在印尼的标志性工程，被视为“中国高铁走出去的第一单”。但王磊和工人们没想过，在南方的国度，他们会遇上一个此前闻所未闻的问题：土地征收。由于征收进度缓慢，工程至今延宕，光是眼前这座“隧道”，完工日快到，隧道还是连个影都没有。王磊指指眼前的土堆，“你要整地，现在整不了。你要搞隧道……现在只能搞零件，还没开挖，还在做排水。”

2015年，中国政府与印尼维卡公司（WIKA）为首的国营企业财团合资，开始建设雅万高铁。当时宣布，这条高铁将于3年内通车：2015年11月动工、2018年底前完工。如今，因征地进度缓慢，印尼政府早早宣布无法如期通车。印尼国营企业部长莉妮（Rini Soemarno）在2018年中表示，征地目标至截止2018年2月只完成了54%，最快要到2020年10月才可能完工。

雅万高铁

“社会主义肯定好”

为了让印尼落后的基础建设升级，2014年上任的印尼总统佐科威（Joko Widodo）将雅万高铁视为自己任内强化基建的旗舰项目。如果工程顺利，雅万高铁的通车能赶上2018年夏天印尼主办的亚运盛典，但这并未实现。媒体报导，2017年夏天，佐科威因不见雅万高铁建设进度，对交通部长等官员动怒。

2019年，印尼即将举行总统大选，这个可能被视为佐科威任内“政绩”的建设项目如今处于尴尬状态。新加坡智库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ISEAS）2018年指出，雅万高铁也许无法替佐科威在2019年的选情加分。

中国大陆官媒新华社于2018年5月发布“雅万高铁助力印尼发展更上一层楼”一文，白描了这样的现场与远景：“……中国技术人员与印尼工人正并肩工作，全速推进施工，在烈日下、群山间，展现了一幅炽热的劳动画卷。”“27岁的当地员工高伏尔说，中国同事工作时效率高，要求严格，而且‘教我们时态度总是很谦虚’。”“……该项目建成后，将有效缓解雅加达至万隆的交通压力，优化当地投资环境，带动沿线商业开发和旅游产业发展，加快形成高铁经济走廊，造福印尼人民。”

印尼人民“被造福”了吗？2018年10月，端传媒记者从雅加达出发，目标万隆，在高速公路旁找到了几幅“劳动画卷”——堵成一团的公路上，车辆与基桩互不相让地占据路面。灰扑扑的尘霾包裹了公路，盖到一半的基桩周边通常有几名到数十名不等的印尼籍工人，奋力扛著物料、绑著一束又一束裸露的钢筋。

在众多工程里穿梭，多数挂有中文字样的区域便是雅万高铁的工地，它们外有铁皮围著，内有保全戒备。在雅加达近郊，我们靠近工地外围，和居民、工人攀谈，工地警卫和员警便一同现身关切。不久前，7名外国人疑似误入雅万高铁起端的哈利姆空军基地（Halim Air Force Base ），遭印尼军方逮捕。

离开雅加达郊区，驶过数十公里，沿路阡陌纵横，有水稻，有鸡鸭牛羊，有人，就是没有高铁的痕迹。直到驶进万隆郊区，我们终于来到王磊的工地。他在印尼待了几个月，如今在万隆近郊的一处高铁工地监工。工地外立著几块铁皮，赫赫印著中文字“文明施工牌”，一旁写了印尼语版。

“这项目2016年就开始启动，项目部他们早就过来了，结果到2017年下半年才动起来。”王磊和同事们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相同规模的项目要是在2016年在中国开工，2018年肯定能完工。“印尼土地不是国有的，都是私有的，收地的时候很麻烦。”“中国的土地都属于国有，个人只有使用权，国家要征收，那是必须的。现在中国的法令比较健全嘛。”他笃定地重复了数次：“社会主义肯定好的。”

王磊负责管理部分工班，援引经验打了个比方：“比如这条铁路，假设我雇用40人，两年就能建好，现在要五年才能建得好。这中间三年，成本肯定增加啦。”

除了在土地取得上遇到问题，王磊也抱怨，到了印尼，连原物料取得都不方便。“在国外搞项目不像在国内，”经验老到的他开始细数，当地没有适合的原物料，又指指远方的建材，“钢模板是从国内运过来的，印尼生产的东西不能用，毛躁得很、不细致。”倒是工人素质方面，他觉得还可以。“印尼工人不像我们中国人，这里的人还没人经历这些东西，你不带他不行。他不知道咋搞。我们每天带他做，他就知道了。”

王磊不理解，印尼人何以对中国的善意不领情。“高铁对这地方的人流，肯定是好的。建好了，印尼人肯定要感谢的。”“他们这边老是不相信中国人头脑，我们中国人跟他们说，说这是好事啊。我们说这一小时能跑300多公里，他们不相信。他们说怎么可能跑那么快？哈哈。”

中国人爱说好事多磨，只是这一磨，就磨上了一两年。王磊说起这段时间和中国同事联手，与当地人协调、说服居民同意土地征收的经历，不住地哈哈笑，又嘀咕：“印尼人要是不信，那就慢慢说给他们听吧，我让项目部的翻译来说给他们听。”刚说完，又补说：“翻译很辛苦。”

刚满50岁的中国工人陈添翼和王磊有著相似的抱怨。陈添翼工作地点在接近万隆站的第六隧道（Tunnel 6），这个路段被中国中铁公司列为“重难点工程”、“全线控制工程”，是雅万高铁最长的隧道，全长4.44公里。岩质差、施工条件差，安全风险特别高。

与第一次出国的王磊不同，陈添翼半辈子都在基建工地进出，其中又有一半的时间在国外工作。“欧洲、美洲都去过，”他说自己待过快十个国家，“在马来西亚盖中国中铁的项目，在阿塞拜疆（亚赛拜然）、沙特（沙乌地阿拉伯）、坦尚尼亚、阿尔巴尼亚做钢筋、盖水泥厂。我都是走过去就干的，哪有等这么久？”

“老板问我要不要过来？我买个机票就过来了。”陈添翼到印尼满3个月了，算算在印尼的工资，和国内差不多，月薪人民币一万元，包吃包住。他说以往在非洲盖水泥厂的月薪只有人民币七八千元，来印尼做项目还是比较赚。

请他谈谈在非洲、印尼做项目的经验，陈添翼却说，在非洲工作的那些年，过得比现在轻松多了，“印尼人太聪明，他不理睬你。”“太聪明”是什么呢？陈添翼没有正面回答。

但他重复地告诉我们，至今仍有印尼人不愿配合征收，中国工班只能等政府协调，估计他所属的这整个项目部，工期拖到2019年也无法完工。“印尼人就拿钱吧，不然怎么办？他们肯定拿了很多钱，有钱就开心。”

有钱，印尼人就开心了吗？

54岁的万隆人斯莱（Dodo Slay）是陈添翼的“同事”——他们在同一个工地进出，却几乎不曾交谈。斯莱从1984年起在印尼当地担任工人经理，盖过西爪哇省的基拉塔水库（Cirata Dam），也出国打工多年，在杜拜、马来西亚盖过基础建设。2015年结束了国外合约，回到老家。目前，他在雅万高铁第六隧道任印尼工人的监工，负责员工出勤、材料进出，连厨师出勤也属于他的管辖范围。

工地的入口处是小方空地，竹木搭起的临时建筑尚能遮风挡雨，容得下一所简陋的厨房和几张桌子的餐厅。午后下起了雨，数十名印尼籍工人轮流在此吃过午餐，其中有几人抢得绝佳的小盹位置，在木板凉台上睡著了。 斯莱接受我们的访问，谈到参与雅万高铁工程：“我很开心，因为这样我就有工作机会，就会有钱。同时我也不开心，因为很累。”

怎么个累法？以斯莱管理的印尼籍工人为例，一天工作超过8小时，中午有1小时午休，全年无休。斯莱说，雅万高铁共有十处隧道，开挖隧道需出动重型机具，工人们在地下工作得格外小心，身心压力都比其他工程艰巨。

“我们没有休假。因为要在2022年之前完成这个案子……好吧，官方给的工程期限其实是2021年。”他说完又补充，原本上头交代2019年要完工，至于2021年这个期限，他们称为“新死线”。

斯莱每个月有700万印尼盾的收入（约新台币17360元；港币4340元；人民币3850元）——由于他是经理，这已是印尼劳工里接近封顶的高薪。他透露，参与这项建设的万隆工人之中，最低月薪是260万印尼盾（约新台币6449元；港币1612元；人民币1430元）。

斯莱年少的儿子刚入行，同样参与雅万高铁建设，日薪只有10万印尼盾，换算成月薪，仅略高于当地的最低工资。一名负责管理印尼劳工的台商对我们分析了当地的劳动行情，不同省份各自订定最低法定薪资，但幅度约为每月250万至300万印尼盾不等。“吃一餐麦当劳就等于他们一日所得，每次吃麦当劳，我都觉得很罪恶。”

斯莱在此有两个身份：他是受雇于一带一路工程的当地劳工，同时也以万隆居民的身份，参与这块土地征收的协调工作。“整个隧道工程目前进度大约是10%。”他以工地经理身份说，参与工程早超过一年，初期能做的，仅仅只是无止境的等待。

换一个身份。身为万隆当地人，他参与了土地征收、协调。生长于万隆的斯莱说，第六隧道周边受征地影响、搬迁的家户众多，粗估人数超过80人。原先在此的稻田和房屋，已被夷为平地。经协调，地主拿到的征收赔偿金额介于200万印尼盾（约新台币4960元；港币1240元；人民币1100元）至2亿印尼盾（约新台币49万6000元；港币12万4000元；人民币11万元）不等。

好不容易讲定了赔偿金额，但这并不意味著赔偿金能立即能“入袋为安”——这又影响到了工程进度。“要等地主拿到钱才能动工，问题是用来支付的钱不是印尼盾，而是用中国放给印尼政府的贷款，更复杂的是征收问题牵涉到复杂的文件……”他解释，等到被征户拿到补偿金，几个月又过去了。他和整个工班整整等了9个月，直到2018年8月中旬，上头才指示他们开工动土。

根据《雅加达邮报》（The Jakarta Post）报导，受到雅万高铁影响的土地共有约6800块，范围横跨西爪哇共8个摄政统治区和城市、29个区和95个村庄。这些土地分属5580个实体——包含个人、印尼国企和私人企业。

雅万高铁工程所需的55亿美元资金，主要是来自中国的贷款。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签署贷款协议的前提是：前述高铁沿线的土地全部完成合法收购。结果，土地征收困难，成为中国开发银行发放贷款的阻碍。

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2018年发布报告指出，他们在访问印尼投资统筹机构（BKPM）时发现，除了雅万高铁，印尼根据“一带一路”倡议，也陆续向中国推荐其他工程计划。鉴于雅万高铁面对诸多问题，中国未来评估印尼项目提案时，可能会更谨慎。

谈起与中国工人的相处，斯莱说，和日本、韩国籍工程师合作的感觉差不多，“他们是好人，很尊重我们。”他介绍，在第六隧道工地，共有60名印尼籍工人、15名中国籍工程师和工人，双方生活区不同，日常鲜少需要沟通。不过，若非得说话则不需劳驾翻译、用不著英语，他掏出手机，作势一按，便跳出了印尼语和简体中文的视窗，“Google Translate！”不远处就是他们的宿舍，印尼、中国工人有著区隔开的生活区。

我们驱车向南、朝山里开，果真路边看见印尼文和中文并列的告示牌：“中国中铁雅万高铁项目一分部”。临时搭建的平房上写了红色大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一旁平面图上清楚展示了（水泥）拌和站、试验室、钢铁结构加工厂、中方办公生活区、印尼方生活区的配置图。再往里面走，就是生活区里泾渭分明的“板房”（组合屋宿舍）——中方和印尼方的居住空间完全隔开，各自有自己的厨房、浴厕、会议室，中方宿舍群里，还有一个篮球场。

“我们项目组有食堂，中国人比较人性化，”一名刚下岗的中国工人介绍，老板让他们吃得到祖国食物。又问记者：“你敢吃印尼的食物吗？你说这些东西我们中国人敢吃吗？根本就不敢吃啊，苍蝇跑来跑去的。这苍蝇要是发生在我们中国（餐厅）的话，人家早就举报了。”

他又领我们去看食堂。厨房外贴上醒目的“消防责任人”和“卫生责任人”名条，晚饭时间未到，食堂门是锁死的，我们从窗户望进去，能看到当日晚餐菜单：口水鸡、卤拼、糖醋里肌、土豆丝、肉末茄子、肉皮冻。另一名工人插嘴：“印尼人爱吃炸的，我们食堂做面条啊，洗菜的是印尼人，掌厨的是中国人。我们早餐有炒米饭、面条、稀饭、蒸馒头、包子。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拿到三分之一的拆迁补偿，买到三倍价格的房子

受雅万高铁工程影响的家户，有的早早领了补偿离开，有的还在做最后协商。幸也不幸，住在靠近雅加达Pangkalan Jati区域、第一隧道（Tunnel 1）附近的妇人Jrsmin，举家被迫搬迁，已领到补偿金、正在盖新房——可是，她得到的补偿金，仅仅是原有房屋与土地现值的三分之一。

2017年7月，她和丈夫接到政府通知，房屋即将在当年12月被征收。同样受影响的邻居有120人、约30栋房子，在明白别无选择、必须放弃住了33年的房屋后，她的丈夫与其他受害者组成5人谈判小组，希望代表居民和政府谈判，以争取最有利的赔偿条件。“我的丈夫非常坚持，但其他人不够有耐心，所以比想像中更早就接受了政府的条件。”

从没想过会被迫搬家的这家人，早早弄丢了地契，所以无法拿到补偿。为此，Jrsmin跑了好几个办公室，到处补办文件。冗长的补办文件手续后，她在2018年1月终于拿到补偿金：2.6亿印尼盾（约新台币64万4900元；港币16万1200元；人民币14万3000元）。他们原先拥有约100平方米的土地，地上盖有两层房子；以当地市价估算，至少该拿到这笔金额的三倍。

一家人租屋住了8个月，凭借著丈夫在小学担任教职的薪资以及所有存款，凑合著微薄的拆迁补偿，他们四处询问之后，得以在邻近的地方购买土地、盖房子——吊诡的是，新购入的土地已因为雅万高铁即将行经，价格又涨了3倍。记者在那个宛如工地的“新家”中访问她时，砂石从天花板沙沙而降，背景音是乒乒乓乓的敲打声。没钱继续租屋了，这间房子只完成了一半，他们举家就搬进来了。

“临别的时候，我们都在哭。”她至今记得，那些比她更穷、再也买不起附近的土地和房屋的邻居，抹著眼泪收拾家当，举家搬到更偏远的地段。印尼人生性乐天，也不完全沮丧；有些邻居生气又兴奋，生气的是家没了，兴奋的是政府允诺高铁建成后，会给每个人提供一趟免费来回万隆和雅加达的高铁车票。“如果要我付钱搭高铁，我们是绝对不会去搭的，”她说。

在那工地一般的新家里，有著一尘不染的一方空间。采访结束后，Jrsmin一改受访时的急促和焦虑语气，终于沈静下来，坐在地上指导邻居女孩朗读可兰经。

“阿拉给我安慰和平静，让我不要那么沮丧。”她说，最小的孩子2018年要上大学，先生因为经济压力太大，得了严重的头疾。邻近村庄里有人因为征地事件与政府激烈冲突，因过度沮丧而过世，她听闻了此事，但不清楚细节。

那方空间的白墙上，挂著一幅麦加清真寺的照片。Jrsmin 喃喃地说，2013年前就登记要前往麦加朝圣，但为了去麦加而攒旅费，全都因为雅万高铁的拆迁案，花费在新房子上了。“阿拉给我力量，阿拉给我力量，”她重复著，钱可以再存，房子可以拆，麦加则是一定要去。

后记

访谈过程中，记者一度“误闯”雅加达近郊的Cipinang Melayu村。清晨六点，几乎全村的人都已经清醒，在门外或走动、或蹲坐著聊天——那是被工地的轰隆声吵得无法入睡之故。

67岁的村民 Danimarta在村口散步。7年前，Danimarta 一砖一瓦盖起自己的水泥砖房，如今因工程施作频繁，墙上已满布裂纹。“我知道他们在盖高铁，但我不知道他们为何要盖？”记者持续和村民们寒暄，直到发现不太对劲。沿途几处大型工地，皆是建造中的LRT系统（编者按：Jakarta Light Rail Transit，雅加达轻轨），仅有零星几座工地外挂著红色的布条，以简体中文写著“质量是基础、安全是底线”，印著显眼的“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PT KERETA CEPAT INDONISIA CHINA”（KCIC，印尼国营企业与中国财团合资的中印尼高铁公司）标志。

比对工地和基桩上的印尼文字，我们发现这不是高铁沿线，而是邻近雅万高铁选址、正在施作的LRT工地——惊讶中，我们回头问居民们，究竟知不知道这里正在进行著什么工程？他们的认知陷入了分歧，“不确定，”Danimarta说。他身边的邻居陷入沈思：“好像是高铁，又好像不是。”但有件事他们的意见一致：未来想试乘高铁。

报导上线前夕，中国官媒人民网刊登了这样一则报导：“高铁首榀箱梁在中国中铁印尼雅万高铁项目经理部四号制梁场成功完成浇筑”，兴高采烈欢庆著最新进度：中国中铁、更是中国高铁“海外第一梁”诞生了。

与此同时，记者联系了两名中国籍工人王磊和陈添翼。王磊说：“进度还好，有推进了。”又说距离完工还早，起码得再等上两年，他留在当地努力，最近又来了一批新的中国工人。一个多月前，邻近万隆的工地完成了第一片桥墩柱，一个月之内，又完成了好几片。“逐渐大干起来了，”王磊给记者发来了桥墩柱和前述“海外第一梁”照片，分享自己就在那个庆祝现场。

陈添翼则是不干了，回到老家。“我们工地的（中国人），三个月就回来了，他们都不愿意干，生活条件不好，还是家里好。”

“家里有老婆，外边没有老婆，”说罢，陈添翼又补充了一句：“中国有猪肉，印尼没有猪肉可以吃。”

（应受访者要求，王磊、陈添翼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