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雅萬高鐵：水土不服的「中國速度」

中國工人王磊叼著他的鄉愁，在山嵐中悠悠吐著雲霧——那是被稱為「國煙」的中華香煙。2018年6月，他所屬的公司和中國中鐵公司合作，讓他來印尼蓋高鐵，王磊沒有攜帶任何家鄉食物，卻買了八條煙。他珍惜地把整根煙抽到剩下煙屁股為止，「我一天要抽半包。印尼的抽不習慣，他們的煙草和我們不一樣。」

活了半百，這是王磊生平首度出國工作，在國內，他蓋了20多年的高鐵。1990年起，中國進入「高鐵時代」，年少的王磊順勢入行，之後，不缺工作機會。「蓋過的鐵路？多啊，我說不清了，」那可真是人稱「高鐵一響，黃金萬兩」的超級盛世，無論技術難度多高的建設項目，他幾乎無役不與：全長1318公里的京滬高鐵，全球海拔最高還得穿越凍土的西藏鐵路，以及全球首條蓋在大面積濕陷性黃土地區的鄭西高鐵。

人擋殺人，佛擋殺佛。在一場又一場科技與自然的抗衡裏，中國高鐵建設大軍無往不利。凍土、黃土和高原上的稀薄空氣都沒困住王磊和工人們，這次，接到公司「出國」的通知，他們也雄心勃勃，想著中國引以為傲的高鐵經驗就要輸出了。「肯定感到光榮。」說罷，王磊又從赤紅色煙盒裏取出一根中華香煙。

雅萬高鐵是中國「一帶一路」在印尼的標誌性工程，被視為「中國高鐵走出去的第一單」。但王磊和工人們沒想過，在南方的國度，他們會遇上一個此前聞所未聞的問題：土地徵收。由於徵收進度緩慢，工程至今延宕，光是眼前這座「隧道」，完工日快到，隧道還是連個影都沒有。王磊指指眼前的土堆，「你要整地，現在整不了。你要搞隧道……現在只能搞零件，還沒開挖，還在做排水。」

2015年，中國政府與印尼維卡公司（WIKA）為首的國營企業財團合資，開始建設雅萬高鐵。當時宣布，這條高鐵將於3年內通車：2015年11月動工、2018年底前完工。如今，因徵地進度緩慢，印尼政府早早宣布無法如期通車。印尼國營企業部長莉妮（Rini Soemarno）在2018年中表示，徵地目標至截止2018年2月只完成了54%，最快要到2020年10月才可能完工。

雅萬高鐵

「社會主義肯定好」

為了讓印尼落後的基礎建設升級，2014年上任的印尼總統佐科威（Joko Widodo）將雅萬高鐵視為自己任內強化基建的旗艦項目。如果工程順利，雅萬高鐵的通車能趕上2018年夏天印尼主辦的亞運盛典，但這並未實現。媒體報導，2017年夏天，佐科威因不見雅萬高鐵建設進度，對交通部長等官員動怒。

2019年，印尼即將舉行總統大選，這個可能被視為佐科威任內「政績」的建設項目如今處於尷尬狀態。新加坡智庫尤索夫伊薩東南亞研究院（ISEAS）2018年指出，雅萬高鐵也許無法替佐科威在2019年的選情加分。

中國大陸官媒新華社於2018年5月發布「雅萬高鐵助力印尼發展更上一層樓」一文，白描了這樣的現場與遠景：「……中國技術人員與印尼工人正並肩工作，全速推進施工，在烈日下、群山間，展現了一幅熾熱的勞動畫卷。」「27歲的當地員工高伏爾說，中國同事工作時效率高，要求嚴格，而且『教我們時態度總是很謙虛』。」「……該項目建成後，將有效緩解雅加達至萬隆的交通壓力，優化當地投資環境，帶動沿線商業開發和旅遊產業發展，加快形成高鐵經濟走廊，造福印尼人民。」

印尼人民「被造福」了嗎？2018年10月，端傳媒記者從雅加達出發，目標萬隆，在高速公路旁找到了幾幅「勞動畫卷」——堵成一團的公路上，車輛與基樁互不相讓地佔據路面。灰撲撲的塵霾包裹了公路，蓋到一半的基樁周邊通常有幾名到數十名不等的印尼籍工人，奮力扛著物料、綁著一束又一束裸露的鋼筋。

在眾多工程裡穿梭，多數掛有中文字樣的區域便是雅萬高鐵的工地，它們外有鐵皮圍著，內有保全戒備。在雅加達近郊，我們靠近工地外圍，和居民、工人攀談，工地警衞和員警便一同現身關切。不久前，7名外國人疑似誤入雅萬高鐵起端的哈利姆空軍基地（Halim Air Force Base ），遭印尼軍方逮捕。

離開雅加達郊區，駛過數十公里，沿路阡陌縱橫，有水稻，有雞鴨牛羊，有人，就是沒有高鐵的痕跡。直到駛進萬隆郊區，我們終於來到王磊的工地。他在印尼待了幾個月，如今在萬隆近郊的一處高鐵工地監工。工地外立著幾塊鐵皮，赫赫印著中文字「文明施工牌」，一旁寫了印尼語版。

「這項目2016年就開始啟動，項目部他們早就過來了，結果到2017年下半年才動起來。」王磊和同事們覺得這簡直不可思議，相同規模的項目要是在2016年在中國開工，2018年肯定能完工。「印尼土地不是國有的，都是私有的，收地的時候很麻煩。」「中國的土地都屬於國有，個人只有使用權，國家要徵收，那是必須的。現在中國的法令比較健全嘛。」他篤定地重複了數次：「社會主義肯定好的。」

王磊負責管理部分工班，援引經驗打了個比方：「比如這條鐵路，假設我僱用40人，兩年就能建好，現在要五年才能建得好。這中間三年，成本肯定增加啦。」

除了在土地取得上遇到問題，王磊也抱怨，到了印尼，連原物料取得都不方便。「在國外搞項目不像在國內，」經驗老到的他開始細數，當地沒有適合的原物料，又指指遠方的建材，「鋼模板是從國內運過來的，印尼生產的東西不能用，毛躁得很、不細緻。」倒是工人素質方面，他覺得還可以。「印尼工人不像我們中國人，這裏的人還沒人經歷這些東西，你不帶他不行。他不知道咋搞。我們每天帶他做，他就知道了。」

王磊不理解，印尼人何以對中國的善意不領情。「高鐵對這地方的人流，肯定是好的。建好了，印尼人肯定要感謝的。」「他們這邊老是不相信中國人頭腦，我們中國人跟他們說，說這是好事啊。我們說這一小時能跑300多公里，他們不相信。他們說怎麼可能跑那麼快？哈哈。」

中國人愛說好事多磨，只是這一磨，就磨上了一兩年。王磊說起這段時間和中國同事聯手，與當地人協調、說服居民同意土地徵收的經歷，不住地哈哈笑，又嘀咕：「印尼人要是不信，那就慢慢說給他們聽吧，我讓項目部的翻譯來說給他們聽。」剛說完，又補說：「翻譯很辛苦。」

剛滿50歲的中國工人陳添翼和王磊有著相似的抱怨。陳添翼工作地點在接近萬隆站的第六隧道（Tunnel 6），這個路段被中國中鐵公司列為「重難點工程」、「全線控制工程」，是雅萬高鐵最長的隧道，全長4.44公里。岩質差、施工條件差，安全風險特別高。

與第一次出國的王磊不同，陳添翼半輩子都在基建工地進出，其中又有一半的時間在國外工作。「歐洲、美洲都去過，」他說自己待過快十個國家，「在馬來西亞蓋中國中鐵的項目，在阿塞拜疆（亞賽拜然）、沙特（沙烏地阿拉伯）、坦尚尼亞、阿爾巴尼亞做鋼筋、蓋水泥廠。我都是走過去就幹的，哪有等這麼久？」

「老闆問我要不要過來？我買個機票就過來了。」陳添翼到印尼滿3個月了，算算在印尼的工資，和國內差不多，月薪人民幣一萬元，包吃包住。他說以往在非洲蓋水泥廠的月薪只有人民幣七八千元，來印尼做項目還是比較賺。

請他談談在非洲、印尼做項目的經驗，陳添翼卻說，在非洲工作的那些年，過得比現在輕鬆多了，「印尼人太聰明，他不理睬你。」「太聰明」是什麼呢？陳添翼沒有正面回答。

但他重複地告訴我們，至今仍有印尼人不願配合徵收，中國工班只能等政府協調，估計他所屬的這整個項目部，工期拖到2019年也無法完工。「印尼人就拿錢吧，不然怎麼辦？他們肯定拿了很多錢，有錢就開心。」

有錢，印尼人就開心了嗎？

54歲的萬隆人斯萊（Dodo Slay）是陳添翼的「同事」——他們在同一個工地進出，卻幾乎不曾交談。斯萊從1984年起在印尼當地擔任工人經理，蓋過西爪哇省的基拉塔水庫（Cirata Dam），也出國打工多年，在杜拜、馬來西亞蓋過基礎建設。2015年結束了國外合約，回到老家。目前，他在雅萬高鐵第六隧道任印尼工人的監工，負責員工出勤、材料進出，連廚師出勤也屬於他的管轄範圍。

工地的入口處是小方空地，竹木搭起的臨時建築尚能遮風擋雨，容得下一所簡陋的廚房和幾張桌子的餐廳。午後下起了雨，數十名印尼籍工人輪流在此吃過午餐，其中有幾人搶得絕佳的小盹位置，在木板涼台上睡著了。 斯萊接受我們的訪問，談到參與雅萬高鐵工程：「我很開心，因為這樣我就有工作機會，就會有錢。同時我也不開心，因為很累。」

怎麼個累法？以斯萊管理的印尼籍工人為例，一天工作超過8小時，中午有1小時午休，全年無休。斯萊說，雅萬高鐵共有十處隧道，開挖隧道需出動重型機具，工人們在地下工作得格外小心，身心壓力都比其他工程艱鉅。

「我們沒有休假。因為要在2022年之前完成這個案子……好吧，官方給的工程期限其實是2021年。」他說完又補充，原本上頭交代2019年要完工，至於2021年這個期限，他們稱為「新死線」。

斯萊每個月有700萬印尼盾的收入（約新台幣17360元；港幣4340元；人民幣3850元）——由於他是經理，這已是印尼勞工裡接近封頂的高薪。他透露，參與這項建設的萬隆工人之中，最低月薪是260萬印尼盾（約新台幣6449元；港幣1612元；人民幣1430元）。

斯萊年少的兒子剛入行，同樣參與雅萬高鐵建設，日薪只有10萬印尼盾，換算成月薪，僅略高於當地的最低工資。一名負責管理印尼勞工的台商對我們分析了當地的勞動行情，不同省份各自訂定最低法定薪資，但幅度約為每月250萬至300萬印尼盾不等。「吃一餐麥當勞就等於他們一日所得，每次吃麥當勞，我都覺得很罪惡。」

斯萊在此有兩個身份：他是受僱於一帶一路工程的當地勞工，同時也以萬隆居民的身份，參與這塊土地徵收的協調工作。「整個隧道工程目前進度大約是10%。」他以工地經理身份說，參與工程早超過一年，初期能做的，僅僅只是無止境的等待。

換一個身份。身為萬隆當地人，他參與了土地徵收、協調。生長於萬隆的斯萊說，第六隧道周邊受徵地影響、搬遷的家戶眾多，粗估人數超過80人。原先在此的稻田和房屋，已被夷為平地。經協調，地主拿到的徵收賠償金額介於200萬印尼盾（約新台幣4960元；港幣1240元；人民幣1100元）至2億印尼盾（約新台幣49萬6000元；港幣12萬4000元；人民幣11萬元）不等。

好不容易講定了賠償金額，但這並不意味著賠償金能立即能「入袋為安」——這又影響到了工程進度。「要等地主拿到錢才能動工，問題是用來支付的錢不是印尼盾，而是用中國放給印尼政府的貸款，更複雜的是徵收問題牽涉到複雜的文件……」他解釋，等到被徵戶拿到補償金，幾個月又過去了。他和整個工班整整等了9個月，直到2018年8月中旬，上頭才指示他們開工動土。

根據《雅加達郵報》（The Jakarta Post）報導，受到雅萬高鐵影響的土地共有約6800塊，範圍橫跨西爪哇共8個攝政統治區和城市、29個區和95個村莊。這些土地分屬5580個實體——包含個人、印尼國企和私人企業。

雅萬高鐵工程所需的55億美元資金，主要是來自中國的貸款。中國國家開發銀行簽署貸款協議的前提是：前述高鐵沿線的土地全部完成合法收購。結果，土地徵收困難，成為中國開發銀行發放貸款的阻礙。

尤索夫伊薩東南亞研究院2018年發布報告指出，他們在訪問印尼投資統籌機構（BKPM）時發現，除了雅萬高鐵，印尼根據「一帶一路」倡議，也陸續向中國推薦其他工程計劃。鑒於雅萬高鐵面對諸多問題，中國未來評估印尼項目提案時，可能會更謹慎。

談起與中國工人的相處，斯萊說，和日本、韓國籍工程師合作的感覺差不多，「他們是好人，很尊重我們。」他介紹，在第六隧道工地，共有60名印尼籍工人、15名中國籍工程師和工人，雙方生活區不同，日常鮮少需要溝通。不過，若非得說話則不需勞駕翻譯、用不著英語，他掏出手機，作勢一按，便跳出了印尼語和簡體中文的視窗，「Google Translate！」不遠處就是他們的宿舍，印尼、中國工人有著區隔開的生活區。

我們驅車向南、朝山裏開，果真路邊看見印尼文和中文並列的告示牌：「中國中鐵雅萬高鐵項目一分部」。臨時搭建的平房上寫了紅色大字：「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一旁平面圖上清楚展示了（水泥）拌和站、試驗室、鋼鐵結構加工廠、中方辦公生活區、印尼方生活區的配置圖。再往裡面走，就是生活區裏涇渭分明的「板房」（組合屋宿舍）——中方和印尼方的居住空間完全隔開，各自有自己的廚房、浴廁、會議室，中方宿舍群裏，還有一個籃球場。

「我們項目組有食堂，中國人比較人性化，」一名剛下崗的中國工人介紹，老闆讓他們吃得到祖國食物。又問記者：「你敢吃印尼的食物嗎？你說這些東西我們中國人敢吃嗎？根本就不敢吃啊，蒼蠅跑來跑去的。這蒼蠅要是發生在我們中國（餐廳）的話，人家早就舉報了。」

他又領我們去看食堂。廚房外貼上醒目的「消防責任人」和「衞生責任人」名條，晚飯時間未到，食堂門是鎖死的，我們從窗戶望進去，能看到當日晚餐菜單：口水雞、滷拼、糖醋里肌、土豆絲、肉末茄子、肉皮凍。另一名工人插嘴：「印尼人愛吃炸的，我們食堂做麵條啊，洗菜的是印尼人，掌廚的是中國人。我們早餐有炒米飯、麵條、稀飯、蒸饅頭、包子。想吃什麼就吃什麼。」

拿到三分之一的拆遷補償，買到三倍價格的房子

受雅萬高鐵工程影響的家戶，有的早早領了補償離開，有的還在做最後協商。幸也不幸，住在靠近雅加達Pangkalan Jati區域、第一隧道（Tunnel 1）附近的婦人Jrsmin，舉家被迫搬遷，已領到補償金、正在蓋新房——可是，她得到的補償金，僅僅是原有房屋與土地現值的三分之一。

2017年7月，她和丈夫接到政府通知，房屋即將在當年12月被徵收。同樣受影響的鄰居有120人、約30棟房子，在明白別無選擇、必須放棄住了33年的房屋後，她的丈夫與其他受害者組成5人談判小組，希望代表居民和政府談判，以爭取最有利的賠償條件。「我的丈夫非常堅持，但其他人不夠有耐心，所以比想像中更早就接受了政府的條件。」

從沒想過會被迫搬家的這家人，早早弄丟了地契，所以無法拿到補償。為此，Jrsmin跑了好幾個辦公室，到處補辦文件。宂長的補辦文件手續後，她在2018年1月終於拿到補償金：2.6億印尼盾（約新台幣64萬4900元；港幣16萬1200元；人民幣14萬3000元）。他們原先擁有約100平方米的土地，地上蓋有兩層房子；以當地市價估算，至少該拿到這筆金額的三倍。

一家人租屋住了8個月，憑藉著丈夫在小學擔任教職的薪資以及所有存款，湊合著微薄的拆遷補償，他們四處詢問之後，得以在鄰近的地方購買土地、蓋房子——弔詭的是，新購入的土地已因為雅萬高鐵即將行經，價格又漲了3倍。記者在那個宛如工地的「新家」中訪問她時，砂石從天花板沙沙而降，背景音是乒乒乓乓的敲打聲。沒錢繼續租屋了，這間房子只完成了一半，他們舉家就搬進來了。

「臨別的時候，我們都在哭。」她至今記得，那些比她更窮、再也買不起附近的土地和房屋的鄰居，抹著眼淚收拾家當，舉家搬到更偏遠的地段。印尼人生性樂天，也不完全沮喪；有些鄰居生氣又興奮，生氣的是家沒了，興奮的是政府允諾高鐵建成後，會給每個人提供一趟免費來回萬隆和雅加達的高鐵車票。「如果要我付錢搭高鐵，我們是絕對不會去搭的，」她說。

在那工地一般的新家裏，有著一塵不染的一方空間。採訪結束後，Jrsmin一改受訪時的急促和焦慮語氣，終於沈靜下來，坐在地上指導鄰居女孩朗讀可蘭經。

「阿拉給我安慰和平靜，讓我不要那麼沮喪。」她說，最小的孩子2018年要上大學，先生因為經濟壓力太大，得了嚴重的頭疾。鄰近村莊裡有人因為徵地事件與政府激烈衝突，因過度沮喪而過世，她聽聞了此事，但不清楚細節。

那方空間的白牆上，掛著一幅麥加清真寺的照片。Jrsmin 喃喃地說，2013年前就登記要前往麥加朝聖，但為了去麥加而攢旅費，全都因為雅萬高鐵的拆遷案，花費在新房子上了。「阿拉給我力量，阿拉給我力量，」她重複著，錢可以再存，房子可以拆，麥加則是一定要去。

後記

訪談過程中，記者一度「誤闖」雅加達近郊的Cipinang Melayu村。清晨六點，幾乎全村的人都已經清醒，在門外或走動、或蹲坐著聊天——那是被工地的轟隆聲吵得無法入睡之故。

67歲的村民 Danimarta在村口散步。7年前，Danimarta 一磚一瓦蓋起自己的水泥磚房，如今因工程施作頻繁，牆上已滿布裂紋。「我知道他們在蓋高鐵，但我不知道他們為何要蓋？」記者持續和村民們寒暄，直到發現不太對勁。沿途幾處大型工地，皆是建造中的LRT系統（編者按：Jakarta Light Rail Transit，雅加達輕軌），僅有零星幾座工地外掛著紅色的布條，以簡體中文寫著「質量是基礎、安全是底線」，印著顯眼的「中國中鐵股份有限公司」、「PT KERETA CEPAT INDONISIA CHINA」（KCIC，印尼國營企業與中國財團合資的中印尼高鐵公司）標誌。

比對工地和基樁上的印尼文字，我們發現這不是高鐵沿線，而是鄰近雅萬高鐵選址、正在施作的LRT工地——驚訝中，我們回頭問居民們，究竟知不知道這裏正在進行著什麼工程？他們的認知陷入了分歧，「不確定，」Danimarta說。他身邊的鄰居陷入沈思：「好像是高鐵，又好像不是。」但有件事他們的意見一致：未來想試乘高鐵。

報導上線前夕，中國官媒人民網刊登了這樣一則報導：「高鐵首榀箱梁在中國中鐵印尼雅萬高鐵項目經理部四號製梁場成功完成澆築」，興高采烈歡慶著最新進度：中國中鐵、更是中國高鐵「海外第一梁」誕生了。

與此同時，記者聯繫了兩名中國籍工人王磊和陳添翼。王磊說：「進度還好，有推進了。」又說距離完工還早，起碼得再等上兩年，他留在當地努力，最近又來了一批新的中國工人。一個多月前，鄰近萬隆的工地完成了第一片橋墩柱，一個月之內，又完成了好幾片。「逐漸大幹起來了，」王磊給記者發來了橋墩柱和前述「海外第一梁」照片，分享自己就在那個慶祝現場。

陳添翼則是不幹了，回到老家。「我們工地的（中國人），三個月就回來了，他們都不願意幹，生活條件不好，還是家裏好。」

「家裏有老婆，外邊沒有老婆，」說罷，陳添翼又補充了一句：「中國有豬肉，印尼沒有豬肉可以吃。」

（應受訪者要求，王磊、陳添翼皆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