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坊也能改变社会？他们的深水埗街头巷尾实验

2018年酷夏一个周五的下课时间，深水埗东沙岛街一间小学外的行人道变身游乐实验场。

进行实验的年轻人没有穿白袍，也没有戴眼罩，只有汗流浃背地蹲在地上拼拼贴贴：把整条70米长的街道舖成大富翁桌游式跳飞机，在栏杆安装上电流急急棒、过三关等装置游戏，地面摆放著层层叠；原有的小型休憩处，则挂上从旁边“棚仔布市场”带来的彩布制成乘凉帐篷，沿路排了数张流动休息椅，整个氛围顿时变得缤纷佻皮起来。

放学的孩子看到街道“升格”变成乐园，不再嚷著要赶回家看电视，迳自沿著这些游戏蹦蹦跳跳，边玩耍边笑哈哈，大人们则安心坐在“棚仔布”遮荫亭下观看，校长和老师都一块儿走出来凑热闹。

除了上下课时段，这条巷尾平日大多杳无人烟，反而是遛狗人士常常遗下狗粪，令人头痛不已。校长惊叹说，自从街道变得有趣后，使用者的眼光不一样了，可能是懂得爱惜美化街道的心思，变得自律、有责任感，狗粪亦随之不见踪影。

改变始于想像。校园外的一条本来没甚吸引力的通道（Passage），在众人发挥创意后，摇身一变成为充满玩味和凝聚力的地方（Place），深水埗的学童和家长、甚至校长和老师，因为眼前感受到的不同，打破了对街道的刻板定义，也打开了对连结儿童玩乐与街道空间的想像。

不止东沙岛街，深水埗数个街区也在这个夏天上演著改造街道的戏码，包括在过路处设立随交通灯号转变的地面LED灯装置，引起路人对马路虎口的警觉；在路上划出优先通道，让区内的拾荒者和运送工人不必与路人你推我挤，顺利安全到达目的地。

这些街道实验都是一群只认识了数个月的市民在彼此碰撞下诞生，虽然结果未有大鸣大放的震撼，但他们付诸的一小步，象征著由下而上的公民希望与动力：具有专业背景的市民愿意投身公共事务，将专业下放到社区群体；不同身位的人能够互补不足，构成完整全面的社区营造队伍；社区有容许创意、尝试和失败的土壤和气候，让居民初尝改变的滋味，感受不一样的可能。

公共空间成为深水埗基层喘息之地

近年，活化街道开始成为社区营造的主流概念之一。确保车流顺畅和交通安全为上的传统道路运作逻辑，在全球各地开始不合时宜，交通设计不应只是服务汽车，也要引入社区营造的元素：小街区里的道路转化成由群众自行设计及管理的公共空间，调整道路的空间布局以容许更多汽车以外的使用者，让社区能享有更多元、富趣味和凝聚力的公共空间，同时减低空气污染与交通伤亡的损害。

深水埗作为实验的基地，相比凡事井井有条的新市镇，其旧区肌理造就有利社区实验的土壤：居民懂得充分利用家居以外的公共空间，例如街道、后巷和店舖，自成一套人性化的社区网络和运作机制，由北河街到桂林街，拥有不少让行人、社群生活能与汽车看齐的街道环境。

这里也是香港基层仅有能较自主寻生的城市空间——穷人前来寻找便宜的栖身之所，也在这个密集旧区里钻探求生与邻里支援的机会。每晚凌晨，不少人在行人路和车路上摆摊售卖旧衣旧物。据2016年香港政府统计，深水埗拥有全港最高贫穷率（24.6%），同时这里的人口老年化严重，每六位居民之中，便有一位是60岁以上。

深水埗㓥房众多，生活环境狭窄，公共空间成为基层居民社交与喘息之地，却又显得特别匮乏。居民多会驻足行人道，街店繁嚣生意挤拥人流，加上为赚钱推著车拾纸皮铝罐的年迈长者，以及满街跑搬送货物的工人，狭窄的行人道空间更加不敷应用；但是，不少街道空间却秏用在行车线与泊位之上。

深水埗空气质素更是全港数一数二的差，以路边污染物二氧化氮（Nitrogen Dioxide，简称NO2）为例，在全港一般监测站之中位列第二。深水埗的街道环境，似乎还有不少问题有待解决。

一行22位背景各异的年轻人走进深水埗，希望改善这些情况。从驻守深水埗的社工、在区内经营文创空间的设计师、土木工程师、城市设计师、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学生到大学研究员，出于对基层的关心，也源自对偏重汽车的城市设计和社区营造的挑战与想像，参加了由香港非牟利机构创不同（Make a Difference，简称MaD）举办的“行多步实验室”（Healthy Street Social Lab）。

类似的社会创新实验室在香港可算是新鲜事－行动以实验形式，每次与一个政府部门合作，鼓励市民主动走入相关议题之中，在民、官、商三方协作下参与制定政策，从用家角度察现问题的症结，并提出实验形式的解决方案，实践由下而上的政策建议。

实验平台亦包括曾于2016年将德辅道中转化成电车步行街的民间团体健康空气行动。运输署亦受邀成为官方伙伴，也请了数位前线交通工程师加入，同时为政府目前进行的《提升香港易行度顾问研究》收集公众意见。

从今年三月开始，参加者将近每个周末，都会走到MaD的长沙湾会址、以至深水埗的街道和社区中心，开展改造街道的社区实验旅程。

死巷翻身变成游乐场

居民与社区是实验的基础。成员阿徐与阿霖同是在深水埗驻守的社工，多年结伴投入社区发展，既是手足也是兄弟。因为工作的缘故，他们非常熟络区内的居民网络，早在实验项目开始之前已埋首致电街坊，邀请他们出席居民意见会。这班街坊都是他们日常协助的基层对象，要费尽唇舌讲解实验室的背景与用意，邀他们抽空当社区向导。虽然花了他们不少心力，但他们却非常雀跃和投入，庆幸有这个难得的机会。

在阿霖看来，街坊参与正正是社区营造的重要成分。单有社工的组织街坊并不够，拥有专业知识的市民提供想法和协助实践、互补不足，才能成为居民充权的催化剂。

“做社区发展的社工会从街坊的生活需要切入，鼓励他们参与社区事务。像这些项目，有专业背景的市民‘落地’是好事，与街坊同声同气，也带领著街坊，让他们的声音和想法转化成实质改变，觉得自己有权有能力改变社会，其实也是居民充权。”阿霖解释。

在两位社工的推动下，不同年纪与背景的深水埗居民抽空出席了居民会。妈妈和小孩、退休人士、投身社会不久的年轻人，都倾力带领实验室成员穿梭社区，从讲解自身生活处境开始，沿著日常路线分享他们路上的即时反应和感受。

实验团队沿著居民给予的线索，走进社区做田野考察，基于各人的专长和兴趣，逐渐兵分三路，定立了实验方案的雏型，包括在东沙岛街上一所小学外头营造富有趣味性的玩乐街道；尝试为医局街进行“道路瘦身”（Road Diet），透过收窄及重整原本笔直广阔的四条行车线，就像外国在市区划设的单车专道，为拾荒者与清洁工建立优先使用的通道；最后一个方案拟于钦州街与长沙湾道交界设立对角过路处（Diagonal Crossing），拨出供四面行人的专用过路时间，减低被车辆撞伤的风险。

依据商议好的方向，三个实验小队马不停蹄各展所长：擅于沟通的成员落区拜访店舖及学校等社区持分者，也跟著拾荒者一起推著沉甸甸的垃圾车穿梭街巷；擅于分析的成员专注研究政策，有制图技巧的规划师及设计师准备概念蓝图及排版，擅长执笔的成员则负责撰写不同版本的文案。

东沙岛玩乐街道是由城市设计师Hermion提议发起，她从居民会上的女孩理解到，每天她赶上学、补习和回家，路途都是匆匆忙忙，从来没驻足细看、与社区交集的机会。通晓绘图与城市环境设计的她，认为街道其实就是最好的连结点：让它变得好玩的地方，对学业繁重的学童身心以至深水埗的社区营造都有很大裨益。

“在香港，不少学校都是位处这些崛头巷（死巷），车辆较少也较安全，适合改造成学童的游乐场所。”Hermion说道。她与伙伴听取小孩和家长对游戏设计的意见，并将之变成真实的空间分布和设置，例如把整条街道舖成大富翁式跳飞机、让栏杆成为过三关装置游戏等。

在第一次实验进行期间，恰巧经过的校长觉得方案非常有趣，开始向校内宣传，并在第二次实验中找来老师义务帮忙，在表示支持的同时，也希望从中取经，探看校方未来自行举办类似活动的可能性。

难以摆脱车辆为本的思维

至于道路瘦身和对角路口方案，更是实验团队藉著与运输署合作的契机，挑战香港通路设计的固有逻辑，尝试加重马路设计对行人的考虑。他们所要改动的不止是路面上的设置，更是隐藏其中的交通工程准则。 原本这些工程术语和规例都倾向封闭，普通市民和实验团队难以理解，运输署前线交通工程师的参与和专业协助，就起了关键作用。

每年大至渣打马拉松，小至封路修渠，不论大街或小巷，任何道路改动都必须通过临时交通管理建议方案（Temporary Traffic Management Plan/Arrangement），经由运输署和警方审批。

专业工程文件以道路安全与车流畅通为原则，但碍于现有制度下，同时成为隔绝民间创意的紧箍咒——这些申请文件必须要由交通工程顾问撰写，动辄十数万港元顾问费不等，民间要自资筹备可谓非常艰巨。除了区议会惯常支持的庙会巡游、嘉年华和投资额庞大的全城盛事外，一般由民间发起的街道改造方案，亦没有清晰的官方申请渠道可循。

尤其在转化马路、活化街道的进路上，没有迎合发展趋势的政策与制度，与民众创新倡议可谓是“牛头不搭马咀”。但这次社区实验有运输署前线工程师参与，就能与市民直接对话，明白他们的意见以及出发点，同时也能向对方解释前线的考虑及制肘。工程师根据团队的意念与方案细节，结合《运输规划及设计手册》（运输业界内的最高指导原则手册）上的专业知识协助推展民间方案，在申请图则上协助画成一个个路牌、一条条行车线的改动位置，尝试翻译成制度可执行和理解的技术措施。

这两个马路小手术早有不少外国成熟案例，例如纽约市2014年起就推出Vision For Zero（零交通事故愿景项目），为市内多个路段进行瘦身，以道路工程技术改善道路安全环境；对角路口亦在多个国际城市的繁嚣市区诞生，例子包括东京涉谷和伦敦牛津街。

然而，目前香港的城市设计、以至交通工程仍然难以摆脱车辆为本的思维，从多年来“只闻楼梯响”的电子道路收费计划，到旺角西洋菜街行人专用区推行十多年后终被杀街的事件可见一斑。目前官方对“创新”的道路设计实验还是抱有保留，未敢真正“行多步”。由警方以至运输署其他技术部门等前线，在缺乏政策局层面的指引、无本地先例可循之下，对创新实验持保守态度。对政府部门而言，他们不是不清楚路面车辆越来越多、影响街道质素的事实，只是小小的道路改动也怕会触发接二连三的投诉与反弹。

距离实验只有约一个月倒数，构思对角路口与道路瘦身实验的团队无法克服政府部门的忧虑，唯有不停协商、重新进行考察和研究，最后把实验后退到行人道范围，在荔枝角道划出供清洁工人和拾荒者的优先通道，并在汝州街设立地面红绿灯。团队东奔西走、汲汲忙忙地准备下，实验终于在六、七月期间面世。蜷缩到行人道里头的街道实验固然并非团队首选，但他们仍努力设计和筹备当中细节和运作，务求争取机会与居民展开对话。

荔枝道上的一家回收店看到实验团队盛意拳拳的邀请，便慷慨借出了一架载满纸皮的手推车，在优先通道上作试验用途：年幼及壮年的市民都上前凑热闹探问究竟，推著车仔体验基层邻居的辛劳。实验成员也不忙扬起悉心预备的单张，与居民讨论方案理念及对街道的想像。从不少居民脸上惊讶的表情看来，他们也许早已察现这些社区问题的存在，只是想不到有人愿意无偿地构思并实践解决办法。

当初提供社区洞见的居民，也有挺身支持实验现场，而在实验后的成果分享会，听著实验团队讲解自己的想法如何慢慢变成现实，看到萤幕上出现自己的身影，都欣喜得笑不拢嘴，指著相片与其他居民一起哈哈笑。

“No one can do everything, but everyone can do something。这是我投入社区工作一个很重要的信念。”阿徐道。“称得上实验，当然会挑战既有规范，甚至条例、法律。创新者更触及现时标准未有涵盖的范畴。没有现成标准，部门不懂得如何评估；如有标准，又要依循这个框架行事。理解我们的所作所为，未必有权力做最终决定；有权限下批准，则未必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

“但过程中社工也被empowered（充权）了，这道美丽风景，有著街坊、组织者、工程师、设计师、规划师、其他社工、公仆等等身影。”

实验完成了，三个方案无法一下子由下而上改变政府处理街道的思维，也无法一次戳破香港街道背后的以车为重的上层逻辑，但社区层面却因此掀起微妙改变，合作网络亦随之慢慢扩展——区内的学校、关注拾荒基层的团体看到现实的实验方案，都希望好好取经，能让实验能以新姿态继续在社区出现。

在区内工作的社工、对社区营造充满兴趣的设计师和规划师，也能藉著累积的人脉网络和对运输署前线的理解，在为活化街道、扩展社区内的公共空间、关注基层等社区议题上彼此协作，拥有专业背景的市民继续放下专业，协助不同岗位的人营造社区，为居民充权的同时，也一起在社区层面构思更多具创意和突破的意念和行动。

由下而上的社会改变可不是一朝一夕能达成。实验室散席后，也许才是社区持久战的新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