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年后愤怒的左翼走过广场，变成了嘉年华的装饰品

一年一度的“五一革命游行”（Revolutionärer 1. Mai）依然照传统在十字山区 Oranienplatz 广场集合。

Kreuzberg 十字山区在柏林市区的东南边，居民约有28万人。战后居民有三分之一是土耳其移民，东西德分割时期此区的前半部划给了美国，如今许多艺术家与设计工作室选择在此区驻点，住商混合的景致与亚洲城市较为相近。

“五一革命游行”（Revolutionärer 1. Mai）源起于1987年。这场左派大游行在历史新闻画面中给人看到的往往是身着黑衣成群结队的自治分子放火烧车，汽油弹砸向关店休息的超市，警察与暴徒捉对厮杀，两方流血受伤，最后强力逮捕；近年来媒体捕捉到的画面常常却都阳光普照，街边小吃占据街头巷尾，观光客在酒精摊车前开怀畅饮。

当年柏林左派反对政府进行人口普查，5月1日当天十字山区的人口普查办公室遭到破坏，警察介入维安，引发连串冲突。这次冲突登上国际新闻版面，此后年年晚间六点准时进行五一左翼革命游行，高喊打倒资本主义、左翼大团结、反对全球化、劳工权利等等口号，入夜后身穿黑衣的极左派 Autonome 激进自治分子便开始暴力行动：烧车，拿出乱石攻击警察和街道建筑。

社区居民发出倡议，要将这次游行改头换面，市政府随即支援，要将游行变成标榜家庭友善的嘉年华活动：MyFest。在实行之前，这倡议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活动执行与保安有不少风险，要怎样想像家长带着小孩在暴力游行的现场游玩呢？

2003年首次举办的时候，官方数据统计超过一万名市民前来同欢，改造堪称相当成功。柏林市的观光局长当时认为这将会是柏林改写形象的关键时刻。或许是因为过去较少以土耳其社群为主题的在地节庆，MyFest 公示之后，家族连结性很强的土耳其社群迅速参与进来，到今年（2018），MyFest 已经是一个有15年历史的庆典组织。

柏林市的入口网站上有清楚的摊位申请规章、营业时间与垃圾清运规定。每一个街口小区都有接受补助的小舞台，素人表演者与自治团体轮番上场，对于各种议题各自表述。围观者众，但与其说是在严肃探讨议题，不如说大家都沉浸在派对的气氛当中。

观光客穿梭其间，每走五步就有各种景观值得驻足。后殖民的非洲人权团体，表演者在舞台上伴着蓝调以德文吟诵有关后殖民主题的诗文；Die Linke 左派党在今年选举中在议会获得10%席次，也在距离核心不远的广场设摊、架舞台，挂上印有切格瓦拉旗帜，在舞台上高声争取男女薪资平等、基本工资与劳权；离左派党的主舞台不到一公里处，则让人感受到人称柏林是小伊斯坦堡的那一面，土耳其社群的舞台，台上团体演唱土耳其嘻哈流行乐，台下布满了举起手机纪录的土裔男女老少，跳舞、合唱土式流行歌，好像置身在伊斯坦堡的庆典般的和谐与鼓舞。

除了这些有社区组织的小舞台，在 MyFest 更多的是机动性的现场，自备声响设备就在铁桥下开始b-box的表演，变装皇后骑着天鹅般的性器官与 b-box 说唱者 battle；一个附近的居民从家里搬了一个近两百公分高的长梯，供游客爬上去与人群自拍，而贴心的服务自然是有价的，一次一欧元。

过去抗争的戾气抹除得近乎无踪，这一天如今是在地商家极为看重的商机，毕竟这可是一年之中买气最强的一天。许多土耳其家庭更是全家动员，升起炭火沿街烧烤。土式烧烤与香肠，沿街提供的酒精与来自世界的表演者，这些景象似乎让反资本主义的劳工抗争更加丧气。

诉求强烈而广泛的五一革命游行，原抗争地点被 MyFest 抢先登记，受到排挤。原本组织的四个主要团体：Autonomen（暂译自治分子团体）、Radikale Linke Berlin暂译激进左派柏林团体）、Interventionistische Linke Berlin（暂译干预左派柏林）、Internationalistischer Block（暂译国际主义组织）虽仍然在同样的地点继续发起游行，但过往的13年都绕离原本最主要的 Oranienstraße。那是该区最主要的商业街，前后连结闹市，原本是文化多元的地区，如今仕绅化得厉害。离开这条街之后，游行诉求的效果不彰，也或是焦点分散，近两年又在未与市政府登记的情况下，游行人群重新穿越被 MyFest 占据的 Oranienstraße 主街道。

但是当穿着黑衣、脸上画上图腾的队伍，带着信念摇旗呐喊着口号经过时，沿街享乐的游客拿起手机拍照记录参与，五一革命游行反而被 MyFest 的商业与观光软力量涵括进入成 MyFest 节庆的观光现场中的一环。

这引起许多反对暴力非激进左派的焦虑，认为这样的抗争与运动突破不了被节庆化的结界，最终成为柏林观光庆典中的一个被消费的景观，仿佛左派的色彩成为这个城市的装饰品。在 MyFest 这些如繁花众多的小舞台与政治宣讲乍看百花齐放，在这场合的讨论却仿如而社群网站上的争论：议题碎片化、娱乐化、同温层化。在今年MyFest左派党设摊的广场侧面，有着一区聚集了许多左派小团体的摊区，其中一景则是在墙上贴上讨论：如何拯救五一革命游行的海报，他们认为过去五一革命游行如今已仅剩形式，逐渐的丧失实质影响力，希望经过的人驻足讨论。海报上虽然有不少留言，现场却零零落落，未见辩论或有组织的讨论，不是太有活力。

主办 MyFest 组织其实是由市民组成，每年固定向政府申请补助，我们可以从开放资料的网站中，看到 MyFest 的行政区 Friedrichshain-Kreuzberg 往年几份财务报告，自2010-2013年以来投入的经费都在150,000欧元不等（有两年是149,000），其中60%花费在多元文化的舞台组职架设，20%在现场维安的设置，剩下的则是街道清洁及公共空间的整合工作等等，而放大到整个柏林在2010年光是警力维安工作就花费了五百万欧元。

去年德国举办G20高峰会时，汉堡的街头充满动乱与暴力，当地人仍然能感受到当时的恐荒气氛，原本颇有声望的 Olaf Scholz 汉堡市长，在G20高峰会期间因为大规模暴力抗争的应对方式颇受争议。今年柏林市警局向德国各地调派人力，最终有5300名警察投入维安，以及十位检察官在当日待命。这当中不包含置身于群众之间身穿荧光背心的维护秩序员(Ordnungsamt)，Ordnungsamt 也发挥其维护秩序的效力，近距离的观察与回报，让警方能更准确地了解现场，但又不那么具有威胁性。而对于民众而言，这些散落于群众间的秩序管理员则在人潮与狂欢中仍有社会秩序的具象讯号。除了人力的部属，警方更将整个游行区域与节庆区域的出入控管与安检层层控管。柏林地铁局也为了人潮控管，终日关闭与游行路线接近的三个地铁站，而民众对于如此大规模的警力与维安控制近乎全盘接受。

柏林警方近年尽量保持软姿态，用海量的人力与事前掌控取代以往激化恐怖与暴力的水车与烟雾弹。譬如在十字山区与左翼游行及 MyFest 不远处有一个面积颇大的公园 Görlitzer Park，往年常常成为无管理的酒精与嗑药者的聚集地，引发无法预料的人潮聚集，在2018年警方以维安及保护居民为由对于 Görlitzer Park 进行出入管制、人数控管，严格执行安检禁止夹带自备的巨量酒精与药品更甚者是武器等具有引发冲突的物品。

MyFest 与 MyGoli 两个由官方举办的节庆以及周边管制，缩减了可以自由活动的区域，再由加上全副武装的镇暴小队多点分隔游行队伍，也削弱了抗议团体的群众力量。这些缜密的部属再加上新的有直接证据才能逮捕的守则，与待命的检察官们，将暴力与警民张力有效控制，让冲突在引爆与串连以前就被压制。

另辟战场

也或许是因为 MyFest 的干扰策略，激进分子的论述又流于广泛，近年在柏林其他地区衍生出区域性较强，诉求更明确的劳工节示威。处在西北较为边缘地带的 Wedding 也有在地社区组织从4/30的傍晚开始举办游行。当地房价偏低，居民种族多元，近年来也是仕绅化较剧烈的地区，他们的诉求是“对抗仕绅化、监视、压迫和歧视”，社区意识强烈而有活动力；在柏林西南地区的 Grunewald，是柏林近郊一向标榜宁静的豪宅社区，在5/1下午左翼另类游击团体带领两百名的群众，在西柏林的别墅小境内组织“Spaß-Demo”（乐趣游击示威），它有个流传更广的名称——“国际享乐主义”。它似乎站在左派光谱中激进派的对立面，看似嘲讽却也不失论述利基，提出的疑问有如：在豪宅区将有暴动？或者是为何永远在十字区，为何不到真正有问题的地方呢？这个别墅社区，比起象征化的十字区更像资本倾斜社会中的平行世界。这个两百人的乐趣游行在六点结束，规模虽小却也因挑衅意味浓厚引来关注，大多数的参加者都在这场游行结束后又回到十字山的主战场表达支持。

相对中规中矩的传统左派则由德国总工会联盟带领在“团结、多元、正义”的老派标语下，从上午九点开始于柏林中心开始游行至布兰登堡门，属于 SPD 传统的德国左派政党柏林市长与今年稍早刚罢工成功的 IG-Metall 工会领袖都有参与，这更像是左派大佬的集会，其形式似乎比实质意义更来得重要。这些分散的战场，虽各有所斩获，但是主流媒体的眼睛，始终还是在十字区的暴力与狂欢之间寻找刺激点。

曾经的暴力和激进游行如今灰飞烟灭。当如此具有爆发力的反资本主义运动，转化成城市行销与观光商品化的一部份，这是因体制使然，还是商品化的驱力？城市运作的动能，是否仍有不带有资本化的纯洁可能性？城市如何防止过大的资本力量侵蚀？2017年，柏林的房地产成长率达到20%，是全世界成长最急速的一座城市。它或许可能有一天终究变成在资本世界金光闪闪的都市，比如伦敦，比如纽约，比如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