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年後憤怒的左翼走過廣場，變成了嘉年華的裝飾品

一年一度的「五一革命遊行」（Revolutionärer 1. Mai）依然照傳統在十字山區 Oranienplatz 廣場集合。

Kreuzberg 十字山區在柏林市區的東南邊，居民約有28萬人。戰後居民有三分之一是土耳其移民，東西德分割時期此區的前半部劃給了美國，如今許多藝術家與設計工作室選擇在此區駐點，住商混合的景致與亞洲城市較為相近。

「五一革命遊行」（Revolutionärer 1. Mai）源起於1987年。這場左派大遊行在歷史新聞畫面中給人看到的往往是身著黑衣成群結隊的自治份子放火燒車，汽油彈砸向關店休息的超市，警察與暴徒捉對廝殺，兩方流血受傷，最後強力逮捕；近年來媒體捕捉到的畫面常常卻都陽光普照，街邊小吃佔據街頭巷尾，觀光客在酒精攤車前開懷暢飲。

當年柏林左派反對政府進行人口普查，5月1日當天十字山區的人口普查辦公室遭到破壞，警察介入維安，引發連串衝突。這次衝突登上國際新聞版面，此後年年晚間六點準時進行五一左翼革命遊行，高喊打倒資本主義、左翼大團結、反對全球化、勞工權利等等口號，入夜後身穿黑衣的極左派 Autonome 激進自治份子便開始暴力行動：燒車，拿出亂石攻擊警察和街道建築。

社區居民發出倡議，要將這次遊行改頭換面，市政府隨即支援，要將遊行變成標榜家庭友善的嘉年華活動：MyFest。在實行之前，這倡議讓人覺得不可思議，活動執行與保安有不少風險，要怎樣想像家長帶著小孩在暴力遊行的現場遊玩呢？

2003年首次舉辦的時候，官方數據統計超過一萬名市民前來同歡，改造堪稱相當成功。柏林市的觀光局長當時認為這將會是柏林改寫形象的關鍵時刻。或許是因為過去較少以土耳其社群為主題的在地節慶，MyFest 公示之後，家族連結性很強的土耳其社群迅速參與進來，到今年（2018），MyFest 已經是一個有15年歷史的慶典組織。

柏林市的入口網站上有清楚的攤位申請規章、營業時間與垃圾清運規定。每一個街口小區都有接受補助的小舞台，素人表演者與自治團體輪番上場，對於各種議題各自表述。圍觀者眾，但與其說是在嚴肅探討議題，不如說大家都沉浸在派對的氣氛當中。

觀光客穿梭其間，每走五步就有各種景觀值得駐足。後殖民的非洲人權團體，表演者在舞台上伴著藍調以德文吟誦有關後殖民主題的詩文；Die Linke 左派黨在今年選舉中在議會獲得10%席次，也在距離核心不遠的廣場設攤、架舞台，掛上印有切格瓦拉旗幟，在舞台上高聲爭取男女薪資平等、基本工資與勞權；離左派黨的主舞台不到一公里處，則讓人感受到人稱柏林是小伊斯坦堡的那一面，土耳其社群的舞台，台上團體演唱土耳其嘻哈流行樂，台下佈滿了舉起手機紀錄的土裔男女老少，跳舞、合唱土式流行歌，好像置身在伊斯坦堡的慶典般的和諧與鼓舞。

除了這些有社區組織的小舞台，在 MyFest 更多的是機動性的現場，自備聲響設備就在鐵橋下開始b-box的表演，變裝皇后騎著天鵝般的性器官與 b-box 說唱者 battle；一個附近的居民從家裏搬了一個近兩百公分高的長梯，供遊客爬上去與人群自拍，而貼心的服務自然是有價的，一次一歐元。

過去抗爭的戾氣抹除得近乎無蹤，這一天如今是在地商家極為看重的商機，畢竟這可是一年之中買氣最強的一天。許多土耳其家庭更是全家動員，升起炭火沿街燒烤。土式燒烤與香腸，沿街提供的酒精與來自世界的表演者，這些景象似乎讓反資本主義的勞工抗爭更加喪氣。

訴求強烈而廣泛的五一革命遊行，原抗爭地點被 MyFest 搶先登記，受到排擠。原本組織的四個主要團體：Autonomen（暫譯自治份子團體）、Radikale Linke Berlin暫譯激進左派柏林團體）、Interventionistische Linke Berlin（暫譯干預左派柏林）、Internationalistischer Block（暫譯國際主義組織）雖仍然在同樣的地點繼續發起遊行，但過往的13年都繞離原本最主要的 Oranienstraße。那是該區最主要的商業街，前後連結鬧市，原本是文化多元的地區，如今仕紳化得厲害。離開這條街之後，遊行訴求的效果不彰，也或是焦點分散，近兩年又在未與市政府登記的情況下，遊行人群重新穿越被 MyFest 佔據的 Oranienstraße 主街道。

但是當穿著黑衣、臉上畫上圖騰的隊伍，帶著信念搖旗吶喊著口號經過時，沿街享樂的遊客拿起手機拍照記錄參與，五一革命遊行反而被 MyFest 的商業與觀光軟力量涵括進入成 MyFest 節慶的觀光現場中的一環。

這引起許多反對暴力非激進左派的焦慮，認為這樣的抗爭與運動突破不了被節慶化的結界，最終成為柏林觀光慶典中的一個被消費的景觀，彷彿左派的色彩成為這個城市的裝飾品。在 MyFest 這些如繁花眾多的小舞台與政治宣講乍看百花齊放，在這場合的討論卻彷如而社群網站上的爭論：議題碎片化、娛樂化、同溫層化。在今年MyFest左派黨設攤的廣場側面，有著一區聚集了許多左派小團體的攤區，其中一景則是在牆上貼上討論：如何拯救五一革命遊行的海報，他們認為過去五一革命遊行如今已僅剩形式，逐漸的喪失實質影響力，希望經過的人駐足討論。海報上雖然有不少留言，現場卻零零落落，未見辯論或有組織的討論，不是太有活力。

主辦 MyFest 組織其實是由市民組成，每年固定向政府申請補助，我們可以從開放資料的網站中，看到 MyFest 的行政區 Friedrichshain-Kreuzberg 往年幾份財務報告，自2010-2013年以來投入的經費都在150,000歐元不等（有兩年是149,000），其中60%花費在多元文化的舞台組職架設，20%在現場維安的設置，剩下的則是街道清潔及公共空間的整合工作等等，而放大到整個柏林在2010年光是警力維安工作就花費了五百萬歐元。

去年德國舉辦G20高峰會時，漢堡的街頭充滿動亂與暴力，當地人仍然能感受到當時的恐荒氣氛，原本頗有聲望的 Olaf Scholz 漢堡市長，在G20高峰會期間因為大規模暴力抗爭的應對方式頗受爭議。今年柏林市警局向德國各地調派人力，最終有5300名警察投入維安，以及十位檢察官在當日待命。這當中不包含置身於群眾之間身穿螢光背心的維護秩序員(Ordnungsamt)，Ordnungsamt 也發揮其維護秩序的效力，近距離的觀察與回報，讓警方能更準確地瞭解現場，但又不那麼具有威脅性。而對於民眾而言，這些散落於群眾間的秩序管理員則在人潮與狂歡中仍有社會秩序的具象訊號。除了人力的部屬，警方更將整個遊行區域與節慶區域的出入控管與安檢層層控管。柏林地鐵局也為了人潮控管，終日關閉與遊行路線接近的三個地鐵站，而民眾對於如此大規模的警力與維安控制近乎全盤接受。

柏林警方近年儘量保持軟姿態，用海量的人力與事前掌控取代以往激化恐怖與暴力的水車與煙霧彈。譬如在十字山區與左翼遊行及 MyFest 不遠處有一個面積頗大的公園 Görlitzer Park，往年常常成為無管理的酒精與嗑藥者的聚集地，引發無法預料的人潮聚集，在2018年警方以維安及保護居民為由對於 Görlitzer Park 進行出入管制、人數控管，嚴格執行安檢禁止夾帶自備的巨量酒精與藥品更甚者是武器等具有引發衝突的物品。

MyFest 與 MyGoli 兩個由官方舉辦的節慶以及周邊管制，縮減了可以自由活動的區域，再由加上全副武裝的鎮暴小隊多點分隔遊行隊伍，也削弱了抗議團體的群眾力量。這些縝密的部屬再加上新的有直接證據才能逮捕的守則，與待命的檢察官們，將暴力與警民張力有效控制，讓衝突在引爆與串連以前就被壓制。

另闢戰場

也或許是因為 MyFest 的干擾策略，激進份子的論述又流於廣泛，近年在柏林其他地區衍生出區域性較強，訴求更明確的勞工節示威。處在西北較為邊緣地帶的 Wedding 也有在地社區組織從4/30的傍晚開始舉辦遊行。當地房價偏低，居民種族多元，近年來也是仕紳化較劇烈的地區，他們的訴求是「對抗仕紳化、監視、壓迫和歧視」，社區意識強烈而有活動力；在柏林西南地區的 Grunewald，是柏林近郊一向標榜寧靜的豪宅社區，在5/1下午左翼另類游擊團體帶領兩百名的群眾，在西柏林的別墅小境內組織「Spaß-Demo」（樂趣游擊示威），它有個流傳更廣的名稱——「國際享樂主義」。它似乎站在左派光譜中激進派的對立面，看似嘲諷卻也不失論述利基，提出的疑問有如：在豪宅區將有暴動？或者是為何永遠在十字區，為何不到真正有問題的地方呢？這個別墅社區，比起象徵化的十字區更像資本傾斜社會中的平行世界。這個兩百人的樂趣遊行在六點結束，規模雖小卻也因挑釁意味濃厚引來關注，大多數的參加者都在這場遊行結束後又回到十字山的主戰場表達支持。

相對中規中矩的傳統左派則由德國總工會聯盟帶領在「團結、多元、正義」的老派標語下，從上午九點開始於柏林中心開始遊行至布蘭登堡門，屬於 SPD 傳統的德國左派政黨柏林市長與今年稍早剛罷工成功的 IG-Metall 工會領袖都有參與，這更像是左派大佬的集會，其形式似乎比實質意義更來得重要。這些分散的戰場，雖各有所斬獲，但是主流媒體的眼睛，始終還是在十字區的暴力與狂歡之間尋找刺激點。

曾經的暴力和激進遊行如今灰飛煙滅。當如此具有爆發力的反資本主義運動，轉化成城市行銷與觀光商品化的一部份，這是因體制使然，還是商品化的驅力？城市運作的動能，是否仍有不帶有資本化的純潔可能性？城市如何防止過大的資本力量侵蝕？2017年，柏林的房地產成長率達到20%，是全世界成長最急速的一座城市。它或許可能有一天終究變成在資本世界金光閃閃的都市，比如倫敦，比如紐約，比如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