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北上广，落户新一线”——中国城市间为什么打起了人才争夺战？

据中国教育部的估计，2018年将有820万高校毕业生走入社会。这个初夏，对于他们来说，是十分微妙的时刻——如果不想在北京、上海、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里为了生计挤破脑袋，他们大可以投身次一级的二线城市，在由政策勾勒的美丽图景里，搭建一种更具优越感的事业和生活。换句话说，这是他们第一次有机会如此顺利地在一个新的城市获得身份，从未谙世事的学生变成名正言顺的“新西安人”、“新成都人”、“新天津人”、“新重庆人”……地方政府的姿态不言而喻：门户大开，多多益善。

用实惠招揽他们的城市有很多：比如成都，政府为前来找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提供七天的免费住宿；比如西安，出了火车站便有民警专车接送；比如南京，只要去参加招聘面试，无论录取与否，都有1000元（人民币，下同）补贴；再比如武汉，大学毕业生租房或买房都可以打八折。

从2017年开始，中国大陆有超过25个城市出台“人才新政”，只要大学本科学历，便可以落户，即拥有这个城市的户籍。还有更多的城市将落户门槛降低至专科学历。过去那些繁冗的申请文件和惯于刁难的公务人员都不见了，只要你愿意，一天之内就可以办好所有手续。有些“心急”的城市甚至不要求你亲临现场，只需扫一扫二维码，在微信上提交申请即可办理。

不仅要把大学生“抢”过来，还有海归，拥有专利技术、国际奖项、资格证书的专业人士，以及特聘教授、长江学者、学科领头人、有杰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他们被视作“高端人才”或“高层次人才”，不仅可以轻松落户，还能挑选如下优惠：在重庆享受不少于100平米（约1000平方呎，30坪）的免费住房；在苏州获得20万到100万的安家资助费；在杭州申请最高100万元的奖励资助；在天津享受最高1,000万的科研经费资助和200万现金支持；还有成都，“最高1亿元的综合资助”。

理解这一切要从“户籍”二字开始。这是在中国大陆延续近七十年的人口管理制度，拥有一个地方的户籍，才有资格享受这个地方的教育、医疗等公共福利以及退休之后的社会保障。一般而言，城市户籍享有的福利优于农村户籍，大城市户籍的福利优于小城市。户籍通常是由出生地决定，若一个人出生在农村，只有通过激烈的竞争和过硬的背景（譬如高学历、高收入），才有可能赢得一纸大城市户籍。也因此，户籍制度一直被诟病为遏制社会流动、造成城乡差距的根源问题。

过去，户籍是控制人口的手段，譬如那些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他们没有城市户籍，孩子就不能在城市里上学读书，只好回到家乡做“留守儿童”。而在当下，户籍变成吸纳人口的诱饵，地方政府罕见地用财政直接补贴人口——只不过，“上钩”也是需要资格的，只有那些拥有学历、技术和资源的年轻劳动力才可以。

目前，遍及全国的“抢人”大战正酣，几乎每天都会有夺人眼球的新政策出台，危机与变革的蛛丝马迹在其中暗藏涌动着。为什么“人才”突然变得如此可贵？为了吸引人才，这些城市祭出了哪些“大招”？被抢来的人才又会否真的留下？我们试图透过这场人才争夺战中的几个片段，为您一一解答。

天津：惊心动魄120小时

天津是最晚一个加入“抢人”大战的城市，也是最戏剧性的一个。

5月16日，在天津举办的第二届世界智能大会上，副市长孙文魁宣布推出“海河英才”计划，最低门槛是40岁以下和本科学历。申请人不需要在天津有工作、有房子或缴纳社会保险，只要拿着身份证、学历学位证书就可以直接落户。

上一年，天津是全国人口净流出最多的城市之一，有5.25万人离开了天津。同时，天津也是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城市之一，65岁以上的居民有157万余，占常住人口的十分之一。更严峻的是，天津在2017年的 GDP 增速是全国倒数，其重要的产业支柱，譬如渤海钢铁、天房集团，爆出欠千亿巨债。因此，引进人才、促进经济发展，成为天津一件毋庸置疑的政治任务。

大量“北漂”闻风而动，政策刚一出台，从北京开往天津的高铁车票便几乎售罄。在北京辛苦打拼多年，却因没有北京户籍而在买房、买车、孩子上学等事情上处处受到限制的一批人纷纷来到天津落户。

天津，是中国的四大直辖市之一，也是基础设施完善的港口都会，距离北京仅130多公里，城际高铁列车每十分钟一班，只要35分钟就可以完成两个城市的穿梭。更具吸引力的是，由于参加高考人数少、录取率高，它一直有“高考天堂”之称。2017年，天津的重点本科院校录取率高达25%，位列全国第一，相当于每四名天津考生里就有一名可以去全国一流的大学读书。并且，相比于北京，天津还有房价相对低廉，环境宜居的优势。

人们落户天津的热情超出了政府的想像，除了“北漂”，还有大量来自河北、山东、山西等附近省份的申请者。消息甫一公布，天津各个行政服务中心门口很快就排起长龙。为了简化流程，天津政府还开设了微信公众号和移动应用两种线上申请方式。第一天就有超过 30 万人下载并登录了 App，一时间因为流量过大导致 App 无法正常响应。

端传媒记者在天津滨海新区的行政服务中心见到了落户的盛况。这栋办公楼距离2015年塘沽大爆炸的事故点不足5公里，当年曾被巨大的爆破力波及。爆炸严重影响了人们在滨海新区的投资信心，企业迁出、大量写字楼空置，经济停滞不前。

落户政策改变了这里的萧条景象。不到上午十点，行政服务中心里已经排到了200多号，甚至有人前一夜支帐篷睡在门外。工作人员为记者递上一张《天津市引进人才落户审批表》，一部分内容（譬如在津落户地址，落户地公安分局派出所）已经由政府部门事先填写好，申请者只需填写自己的姓名、性别、身份证号、年龄和原户籍地址，再加上一张一寸照片和所需的证明文件，然后分别在“公安部门意见”、“人社部门意见”、“教育部门意见”三个空档上敲上三个印章，便能拿到一张“入津准迁证”。而关于是否会在天津工作或创业，计划在天津待多久，则没有人过问。

大量的地产中介徘徊在门外，每见到办好手续的申请者，便上前热情攀谈。在过去一年，天津的房价持续走低，从 2017 年 6 月的每平米（约10.7平方呎，0.3坪） 24941 元一路下滑至现在的 21457 元。房价下跌，是因为上有“房住不炒”的紧箍咒——2016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天津随之出台房地产限购令：每个家庭最多只能购买两套房产，每个成年人最多只能购买一套。

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海河英才”计划刚好可以绕开限购令，吸引更多“新人”来到天津买房。

于是，人们为了现实可得的利益蜂拥而至。在记者的随机访问中，这些申请者中，有的为了孩子高考，有的为了炒房，有的因为天津平均退休金远高于自己家乡，还有人坦言，既然一纸户籍“唾手可得”，那就“先落户，再观望”。

天津本地人对自己的“稀缺资源”遭到哄抢感到不满。常年以来，本地人都将天津发展滞后归因于北京攫取了所有资源，而现在，天津显然又一次要充当“冤大头”。在天津的主流网络论坛“百丽吧”、“北方网”上，有许多抵制声音，声称将落户门槛降至本科“有损大城市的形象”。还有人指责政策有漏洞，“招了一大拨外地人来，却对天津没贡献”，“天津人更买不起房了”，还有本地家长担心高考红利不在，呼吁政府“救救天津的孩子”。

转折发生在新政颁布的两天之后。天津市公安局在新浪微博的官方账号更新了落户手续，天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也发布新的管理方法，要求在天津没工作、没房子、没社保的申请人，必须要将人事档案存放在天津，才能继续办理落户手续。过了一天，又有新政策出台，如果申请人在外地有工作不能隐瞒实情，否则要纳入“黑名单”。紧接着，天津市政府发布公告，强调严格实行先落档后落户的规定，严禁为了拿到高考资格、买房炒房而挂靠户籍的申请者。

仅仅五天时间，120个小时，填张表格就能成为“新天津人”的落户政策被急剧扭转，先到者和后来者站在了泾渭分明的两边。在第一天里抢先占得户籍的人洋洋自喜，而正在奔波的申请者，可能只是错过了几个小时，就只能不明所以地留在原地，或者悻悻而去。而这一切，和究竟是不是“人才”并没有太大关系。

成都：落户了，然后呢？

成都的故事比天津乐观许多。这几年，成都跃跃欲试地想要成为继北京、上海、深圳和杭州后的“中国 IT 第五城”。

这座城市的努力卓有成效。腾讯、京东、蚂蚁金服、聚美优品、新浪、携程、科大讯飞等中国知名的互联网企业均在成都成立了研发或运营中心，风靡全国、拥有2亿用户的手机游戏《王者荣耀》就是由腾讯在成都的技术团队研发推出。还有 Camera360、百词斩、Tap4fun、迅游等新兴创业公司也是近年在成都起家。

早在2017年7月，成都便抢先一步出台人才新政，誓要“大力引进创新创业团队和人才”。毕业5年之内创业的大学生，成都政府给出最高50万元、最长3年贷款期限和全额贴息支持。对于新落户的高技能人才，会连续三年给出每月最高3000元的安家补贴。

政策的效果立竿见影。一个月之后，明星创业家罗永浩的公司锤子科技在成都完成10亿融资，其中有6亿都是成都市政府投资。又过了三个月，锤子科技原在北京、深圳的共计200人团队一起搬到了成都，45岁的罗永浩还在成都买了人生中第一套房子。

“今天的成都有点像10年前的北京，并且在人口总量、消费潜力和人文环境上追赶北京。”一位在全国排名第四的地产集团供职的营销总监对端传媒记者说。他在2017年将户籍迁至成都，并从专业上判断“胡焕庸线以东最后一个可以成为核心城市群、可以发展成超一线城市的应该就是成都。”

成都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地处中国大陆西南的成都平原，是四川省的省会。在国家层面上，成都是九个国家中心城市之一，也就是在综合实力最强的九大中国城市之一。同时，这座城市的人们以“慢节奏、爱享受”闻名，街边随处可见茶席和麻将桌，火锅店通宵营业，生活惬意又火热。

一位自称“小白”的80后姑娘也是在“抢人”大战中来到成都的。她原先在北京从事艺术领域的新媒体工作，因北京房价太高，落户无望，于是相中了成都。成都气候温和，冬天不似北京严寒，夏天又不及她的家乡广东炎热。并且，“成都的产假很长”，对女性很友好。

落户手续一天就办好了，“行政效率超高，所有公职人员的服务都很好”。她也很快在成都买了房子，1.7万元一平米，算是开始了新生活。

但是在成都生活半年有余，她开始怀念北京的生活。哪怕北京雾霾多，但“北京的核心资源多，人才素质高，朋友圈子好。”她明显感到成都的新媒体行业还落后北京许多，薪水差距大，新媒体管理岗位也不多。她为找工作花了很多功夫，淘汰了多家没有完善五险一金的公司，现在一家大型公司做新媒体运营，但从薪酬和职场环境等方面来说，依然未达到她的预期。

上面提到的地产营销总监，虽落户成都，但依然留在北京工作，“收入差”是主要原因。他目前年薪50-60万元左右，成都鲜有公司能给出这样的高薪。

根据求职平台猎聘网统计，从2016年第四季度到2018年第一季度，成都是全国人才净流入率排名最高的城市。但是，把人“抢”来之后，如何留下他们，或许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毕竟，落户，只是认识这座城市的开始。

西安：户籍改革的机遇？

西安一直有一个千万人口的梦。

从2008年到2017年，“打造千万人口国际化大都市”的口号在西安连续喊了10年。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更高的城市定位，更多的建设用地指标，以及更优惠的方针政策。

今年2月，与西部城市发展密切相关的文件《关中平原城市群发展规划》获得国务院批准，西安一跃“升格“为第九个国家中心城市，这意味着未来将有更多利好政策在向它倾斜。过去一直传言的西安合并咸阳，以及更多的高铁、公路、民航等基础设施建设或将提上日程。而按照《西安城市总体规划（2008-2020年）》（2016年修订稿），到2020年，西安要实现主城区人口1000万、全域人口1500万的目标。

但根据陕西省统计局的官方数字，2017年西安的常住人口是807万人，不仅和1000万的目标还有一段距离，也和其他八个国家中心城市有很大差距：天津在2017年的常住人口是1300万人，成都是1600万人。

不出意外的话，西安这场“抢人之战”，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2018年3月，西安宣布全国在校大学生仅凭学生证和身份证就可以在线落户西安。如果是“高端人才”，比如博士，还会有民警派专车来接送，最快可以十分钟就办完全部手续。到了6月，有网友爆出视频，称西安的民警开着巡逻车沿街招揽申请者。

“有没有人落户西安？有没有人落户西安？”视频里，一位身穿制服的民警手持扩音喇叭，向大街两边的行人不断重复着这句话。

据媒体报导，“西安市区的各个派出所都接到了落户指标任务”，“加上缺乏具体的操作细则”，几乎是来者不拒。一位在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才交流中心负责组织招聘会的工作人员对端传媒记者说，3月份人才新政一出，“数字就很突出”。他在今年第一、第二季度组织了很多宣讲会，有时一天可以签下上万人。

从官方统计数字来看，从2018年初至今，西安新增落户人口数量已经突破40万，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中。而去年全年的新增落户人口仅有25万。

这位人才交流中心的工作人员分析，愿意落户西安的人，一是那些长期在西安居住的打工族，过去因为各种条件关卡，“户口落不进来”；二是即将毕业的大学生，被西安提供的优厚条件吸引过来；还有一类是北上广深工作的人们，他们的家乡在西部，眼看北上广深落户无望，就将自己的户籍放在西安。

西安的做法，虽被质疑为“冒进”，但常年关注人口与户籍的学者们却在其中嗅到一股改革的气息。

“人口与未来”网站的创始人梁建章和黄文政发表文章，批评“户籍制度并不能真正阻挡人口迁徙，只会让在当地工作和居住的外地户籍者生活在无奈和怨气之中”。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17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已达8.13亿，但城镇户籍人口不到5.9亿，这意味着有两亿多人在城市中工作、生活，却无法公平地享受市民福利。

“随着‘抢人大战’趋于激烈，进一步放宽甚至完全取消落户条件，都可能成为部分城市未来的选项。这种自下而上的变化正在倒逼户籍政策的改革。而最理想的做法就是取消户籍限制，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人口的自由流动。”梁建章和黄文政在文章中写道。

这有可能在西安变成现实吗？在“抢人”大战中顺利落户的，还有那些在西安工作的外来务工人员，譬如修脚师、美甲师、司机和保姆等等。他们或许算不上政府眼中的“高端人才”，却是一直在这个城市里打拼的劳动者。他们无意中成了这场人才争夺战中的受惠者，成了过去奢望的“新西安人”，甚至是命运的改变者。

结语：不是结局，而是开始

“每一个地方政府采取的地方主义的理性行为，都导致了巨大的集体非理性。”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教授陆铭在其著作《空间的力量：地理、政治与城市发展》中曾如此点评。

探寻这场“抢人大战”的“理性因子”，产业转型是其一：中国各个城市都在面临制造业增长缓慢的困境，急需广纳贤才，发展新兴产业；对抗人口老龄化是其二，政府的养老金支出压力沉重，只有引进人才，才能在短期内增加劳动人口，填补养老金的亏空；振兴房地产是其三，吸引新一批购房者，为楼市限购“曲线松绑”。

更加无法忽视的是，目前，中国的主要城市都开始进入新一轮总体规划制定周期。上海和北京的《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已经得到国务院批覆，而下一步，就轮到天津、成都、西安等二线城市。

这份规划有多重要？深刻改变城市面貌并引起巨大舆论影响的“北京切除”、“封墙堵洞”皆与此密切相关。它决定了一个城市在未来几十年的发展规模和方向，也决定了这个城市在国家顶层设计中的定位和角色——让自己的城市占据更优越的位置，是每一届地方政府梦寐以求的政绩。而人口数量与构成，则是衡量一座城市的重要指标之一。

但严峻的是，中国大陆正在遭遇年轻人口的“断崖式萎缩”。从2014年开始，中国大陆16至64岁的适龄劳动人口首次出现下降，较前一年减少了110万余人，之后便开始连年下降。根据人口学者梁建章的分析，“从2015到2025年十年间，21到25岁的年轻人口将萎缩36%。”

年轻人才是有限的，且可能越来越少，于是“抢人大战”愈发激烈。从国家层面来看，这不仅是“巨大的集体非理性”，更是一场“零和博弈”。那些人才被抢走的城市，被遗忘在政策的边缘；而那些抢到人的城市，在成绩背后，势必要在未来为这些新增人口支付更多的社会资源。而如何持续地“制造”人才，如何提供更好的教育，更多的就业机遇，更好的公共服务，却依然无法从那些城市里得到清晰的回应。

未来会怎么样呢？人才争夺战并不是一个结局，只是一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