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评2018坎城影展：怎样讲述“贫穷”才是诚恳的

在第71届坎城影展倒数两天的时候，我排队等著入场看黎巴嫩女导演娜迪拉巴基（Nadine Labaki）执导的《我想有个家》（Capharnaum）媒体场，一名大叔慌慌张张跑了过来，问我：“听说这部片刚在卢米埃厅放完后获得满堂彩？”我回说：“看萤幕转播确实如此。”他又问：“它故事在讲什么？”我一时语顿，简短回应：“我看电影前不习惯查故事情节，只知道在讲贫穷。”

大叔接话说：“今年竞赛片好多都是关于穷人的故事。”接著我们就聊开了。大叔点出李沧东的《燃烧烈爱》（Burning）和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Shoplifters）都是关于贫穷，他认为这是本届坎城影展除了女性议题外，最值得好好研究的特色。我接力补上义大利导演爱丽丝．罗尔沃彻（Alice Rohrwacher）的《幸福的拉扎洛》（Happy as Lazzaro）和埃及新锐阿布巴．沙基（A.B. Shawky）首部作《逆著风的旅行》（Yomeddine）两部片，也都触及贫穷。而大叔认为《燃烧烈爱》和《小偷家族》皆有获奖的机会，我则认为《幸福的拉扎洛》机会更高。

导演是枝裕和从当前日本都会边缘的贫穷生活切入，去讨论低端人口为了生存，或是主动或是被动地“超越血缘”而产生连结建立情感，进而质疑家庭存在的意义，视野与观点皆不俗。

大叔是来自瑞典的媒体记者，不过他似乎没有好好自我介绍的意图，反倒知道我来自台湾后，急著问我对贾樟柯的看法。听到我回答“没特别喜欢，觉得还好”，还要我讲得更具体些，我只好把《江湖儿女》拿来和《三峡好人》、《山河故人》做了一番比较，然后结论是“有点自我重复，不太理解他非要将这个故事和《三峡好人》做这么直接的连结。”大叔说：“你是华人，也许你的观察是对的。不过身为西方观众，我每次看到贾樟柯的电影中出现这么多东方元素、中国符号，我就觉得好兴奋。”

我们无法在贾樟柯的《江湖儿女》上得到共识，话题无法延续下去。但因距离入场还有一段时间，大叔想继续聊，所以他便问我会写女性议题的相关报导吗？我回说当然要写啊，不过伊娃．于颂（Eva Husson）执导的《太阳之女》（Girls of the Sun）真的很烂，烂到完全不该入围主竞赛。大叔忍不住笑得很大声，我们总算有了一个共识。

今年坎城影展由奥斯卡影后凯特．布兰琪（Cate Blanchett）担任评审团主席，五女四男兼顾性别与族群多元的评审组成，加上集结全世界82名女性影人在女性执导的竞赛片《太阳之女》放映前的红地毯上共同大动作宣示，呼吁“各个机构能够积极提供平等、透明和安全的工作环境，政府能立法实现真正的同工同酬”。瑞典大叔认为女性与族群作为本届坎城影展最重要的两个关键字，在两天后的颁奖典礼上必有所获。我完全同意，但补上一句“得奖的绝对不能是《太阳之女》”！然后，我们进了影厅，各自找了习惯的位置坐下，10点媒体场《我想有个家》放映完已是午夜，我没再去找大叔聊天，因此无从得知他对这部片的想法。

“不过身为西方观众，我每次看到贾樟柯的电影中出现这么多东方元素、中国符号，我就觉得好兴奋。”

伊娃．于颂（Eva Husson）的《太阳之女》（Girls of the Sun）剧照。

两天以后，《小偷家族》抡元，是枝裕和成为继衣笠贞之助、黑泽明、今村昌平之后，第四位赢得坎城影展最高荣誉的日本人；两位女导演娜汀．拉巴基和爱丽丝．罗尔沃彻分获评审团奖和剧本奖；最佳女演员颁给《小家伙》（Ayka）的哈萨克演员莎默．耶斯雅莫娃（Samal Yeslyamova）。至于打破影展场刊评分纪录且赢得会外赛费比西国际影评人奖的《燃烧烈爱》，则是未获任何奖项。

凯特．布兰琪领军的评审团非常面面俱到，甚至可以从得奖名单很明确地看到他们所做的每个决定背后的意图。评审团把“金棕榈大奖”颁给题材特殊、雅俗共赏且充满人道关怀的作品，两位优秀的女性导演各有斩获，由男性执导、但女性角色贯穿全场、关怀弱势女性生存议题的电影获得表彰，久违坎城的史派克．李（Spike Lee）凭借尖锐论辩种族问题的《黑色党徒》（BlacKkKlansman）拿下评审团大奖，因政治因素无法出席的伊朗导演贾法．潘纳希（Jafar Panahi）以《三张面孔》（3 Faces）赢得最佳剧本奖，至于高龄88岁的法国新浪潮大师尚卢．高达（Jean-Luc Godard），则以大量档案影像质疑历史、控诉战争、讨论当代阿拉伯问题的实验影像集《影像之书》（The Image Book）拿下史无前例的“特别金棕榈奖”——评审团想必是无法在要给高达“最佳影片”或者授予其他名次上得到共识，索性创造了一座超越名次以外的全新奖项，这是一种自以为的贴心，却也是一种虚伪的逃避。当然，高达应该也不会在乎得奖与否。

史派克．李（Spike Lee）的《黑色党徒》（BlacKkKlansman）剧照。

这是一份中规中矩、安全的得奖名单，多数得主与媒体评论的预测相去不远。《小偷家族》之所以获奖，除了题材特殊、整体表演动人，关键在于导演是枝裕和从当前日本都会边缘的贫穷生活切入，去讨论低端人口为了生存，或是主动或是被动地“超越血缘”而产生连结建立情感，进而质疑家庭存在的意义，视野与观点皆不俗。《小偷家族》的冷静与节制，令我想起大岛渚在1969年的作品《少年》中，透过一名频频制造假车祸借以骗取赔偿金的少年的悲惨命运，传达了当时新世代青年如何背负二战沉重包袱在夹缝中卑微求生的茫然状态。

我个人唯二无法接受的奖项，其一是颁给《我想有个家》那座评审团奖实在过誉，其二是《幸福的拉扎洛》只得剧本奖实在太被低估，恰好都是女性导演的作品。《我想有个家》以12岁男童在法庭上控诉父母将他生下揭开序幕，片中多名要角皆由现实身份也是难民的素人担纲演出，导演娜迪．拉巴基以非常用力的方式去描绘男童的苦难逆境与求生意志，看似充满戏剧张力，却也充满情绪操弄的痕迹。事实上，《我想有个家》难免令人想起三十年前描述街头贫童的印度片《早安孟买》（Salaam Bombay!），但是拉巴基缺乏米拉．奈儿（Mira Nair）在场面调度上更接近直觉的那种咄咄逼人的凌厉感，加上对于道德与存在的思辨不够尖锐，以致大多时候徒流表象式的感性宣泄，缺乏更深层次的挖掘。

相形之下，本届坎城影展真正有实力与《小偷家族》竞争最高荣誉的参赛片，我以为是另一位女性导演爱丽丝．罗尔沃彻的《幸福的拉扎洛》。这是罗尔沃彻第三部剧情长片，延续她在坎城赢得评审团大奖的前作《蜂蜜之夏》（The Wonders）对于自然主义与神秘力量的探讨，电影的前半段讲述了外来者介入充满封闭性的旧时农村生活所激起的诗意涟漪，没想到在后半段却安排有著一双纯真无畏的眼神、五官比美希腊雕像的男孩拉扎洛以一种像是神迹再现的方式去到二十年后，进而引发轩然大波。

爱丽丝．罗尔沃彻的（Alice Rohrwacher）《幸福的拉扎洛》（Happy as Lazzaro）剧照。

拉扎洛是如同王尔德笔下“快乐王子”那般单纯无私的角色，而我深信唯有像是罗尔沃彻这么澄澈满足之人，才能理直气壮地赋予他生命与可信度。这是一种创作的诚恳。

很显然地，罗尔沃彻企图要从前两部作品的成长电影类型突围，所以这回她勇气十足地将《幸福的拉扎洛》一切为二，前半段缓慢优美如田园诗，后半段紧迫荒诞超级展开宛若狂想曲，她的突破框架不免令我想起艾米尔．库斯杜利卡（Emir Kusturica）在1995年荣获坎城影展金棕榈奖的史诗之作《地下社会》（Underground），不也是以疯狂奇想的寓言形式涵盖对于现实苦难的强烈批判。

不过，《幸福的拉扎洛》更空灵更形而上些。罗尔沃彻在前半段以田园诗的感性笔触，去描绘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种种经意和不经意碰撞出来的火花；到了后半段，笔锋一弯展开意想不到的奇幻旅程，针对物质文明、传统规范、资本主义、甚至宗教的存在价值，勇敢提出她的个人质疑。《幸福的拉扎洛》几乎直承义大利左派巨匠贝托鲁奇（Bernardo Bertolucci）和塔维涅兄弟（Paolo Taviani and Vittorio Taviani）最好的作品例如《1900》（1900）和《我父我主》（Padre padrone），借由一个少年的命运去讲述义大利的过去与现在，不只描绘贫穷，同时批判了时代。罗尔沃彻这位年轻的女性创作者，以这部史诗之作拔萃独立地成为21世纪义大利电影最重要的左派精神传递者。

《幸福的拉扎洛》是我个人心中最实至名归的金棕榈得主，它不只如《我想有个家》和《逆著风的旅行》那般去展示贫穷，也不像《小家伙》、《犬人》（Dogman）那般关注人面临困境该如何奋力挣扎以扭转局面的举措，它和《燃烧烈爱》、《小偷家族》不约而同瞄准了更本质性的前提——亦即人何以存在 / 关系何以建立 ∕ 资本何以流动的大哉问，而且罗尔沃彻的电影感更强，格局更宏大些。

在颁奖典礼上，当颁发到剧本奖时念出罗尔沃彻的名字，坦白说我是失望的，失望于评审团没有更大胆地给她更高的名次。但见罗尔沃彻非常开心地上台领奖，以无比真诚的笑容诉说著她的感谢，我忽然觉得我纠结于她该拿第几名未免太世俗了。于是我想起《幸福的拉扎洛》的英文 title 是 Happy as Lazzaro，要跟电影的主人翁拉扎洛一样快乐，拉扎洛是如同王尔德笔下“快乐王子”那般单纯无私的角色，而我深信唯有像是罗尔沃彻这么澄澈满足之人，才能理直气壮地赋予他生命与可信度。这是一种创作的诚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