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評2018坎城影展：怎樣講述「貧窮」才是誠懇的

在第71屆坎城影展倒數兩天的時候，我排隊等著入場看黎巴嫩女導演娜迪拉巴基（Nadine Labaki）執導的《我想有個家》（Capharnaum）媒體場，一名大叔慌慌張張跑了過來，問我：「聽說這部片剛在盧米埃廳放完後獲得滿堂彩？」我回說：「看螢幕轉播確實如此。」他又問：「它故事在講什麼？」我一時語頓，簡短回應：「我看電影前不習慣查故事情節，只知道在講貧窮。」

大叔接話說：「今年競賽片好多都是關於窮人的故事。」接著我們就聊開了。大叔點出李滄東的《燃燒烈愛》（Burning）和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Shoplifters）都是關於貧窮，他認為這是本屆坎城影展除了女性議題外，最值得好好研究的特色。我接力補上義大利導演愛麗絲．羅爾沃徹（Alice Rohrwacher）的《幸福的拉扎洛》（Happy as Lazzaro）和埃及新銳阿布巴．沙基（A.B. Shawky）首部作《逆著風的旅行》（Yomeddine）兩部片，也都觸及貧窮。而大叔認為《燃燒烈愛》和《小偷家族》皆有獲獎的機會，我則認為《幸福的拉扎洛》機會更高。

導演是枝裕和從當前日本都會邊緣的貧窮生活切入，去討論低端人口為了生存，或是主動或是被動地「超越血緣」而產生連結建立情感，進而質疑家庭存在的意義，視野與觀點皆不俗。

大叔是來自瑞典的媒體記者，不過他似乎沒有好好自我介紹的意圖，反倒知道我來自台灣後，急著問我對賈樟柯的看法。聽到我回答「沒特別喜歡，覺得還好」，還要我講得更具體些，我只好把《江湖兒女》拿來和《三峽好人》、《山河故人》做了一番比較，然後結論是「有點自我重複，不太理解他非要將這個故事和《三峽好人》做這麼直接的連結。」大叔說：「你是華人，也許你的觀察是對的。不過身為西方觀眾，我每次看到賈樟柯的電影中出現這麼多東方元素、中國符號，我就覺得好興奮。」

我們無法在賈樟柯的《江湖兒女》上得到共識，話題無法延續下去。但因距離入場還有一段時間，大叔想繼續聊，所以他便問我會寫女性議題的相關報導嗎？我回說當然要寫啊，不過伊娃．于頌（Eva Husson）執導的《太陽之女》（Girls of the Sun）真的很爛，爛到完全不該入圍主競賽。大叔忍不住笑得很大聲，我們總算有了一個共識。

今年坎城影展由奧斯卡影后凱特．布蘭琪（Cate Blanchett）擔任評審團主席，五女四男兼顧性別與族群多元的評審組成，加上集結全世界82名女性影人在女性執導的競賽片《太陽之女》放映前的紅地毯上共同大動作宣示，呼籲「各個機構能夠積極提供平等、透明和安全的工作環境，政府能立法實現真正的同工同酬」。瑞典大叔認為女性與族群作為本屆坎城影展最重要的兩個關鍵字，在兩天後的頒獎典禮上必有所獲。我完全同意，但補上一句「得獎的絕對不能是《太陽之女》」！然後，我們進了影廳，各自找了習慣的位置坐下，10點媒體場《我想有個家》放映完已是午夜，我沒再去找大叔聊天，因此無從得知他對這部片的想法。

「不過身為西方觀眾，我每次看到賈樟柯的電影中出現這麼多東方元素、中國符號，我就覺得好興奮。」

伊娃．于頌（Eva Husson）的《太陽之女》（Girls of the Sun）劇照。

兩天以後，《小偷家族》掄元，是枝裕和成為繼衣笠貞之助、黑澤明、今村昌平之後，第四位贏得坎城影展最高榮譽的日本人；兩位女導演娜汀．拉巴基和愛麗絲．羅爾沃徹分獲評審團獎和劇本獎；最佳女演員頒給《小傢伙》（Ayka）的哈薩克演員莎默．耶斯雅莫娃（Samal Yeslyamova）。至於打破影展場刊評分紀錄且贏得會外賽費比西國際影評人獎的《燃燒烈愛》，則是未獲任何獎項。

凱特．布蘭琪領軍的評審團非常面面俱到，甚至可以從得獎名單很明確地看到他們所做的每個決定背後的意圖。評審團把「金棕櫚大獎」頒給題材特殊、雅俗共賞且充滿人道關懷的作品，兩位優秀的女性導演各有斬獲，由男性執導、但女性角色貫穿全場、關懷弱勢女性生存議題的電影獲得表彰，久違坎城的史派克．李（Spike Lee）憑藉尖銳論辯種族問題的《黑色黨徒》（BlacKkKlansman）拿下評審團大獎，因政治因素無法出席的伊朗導演賈法．潘納希（Jafar Panahi）以《三張面孔》（3 Faces）贏得最佳劇本獎，至於高齡88歲的法國新浪潮大師尚盧．高達（Jean-Luc Godard），則以大量檔案影像質疑歷史、控訴戰爭、討論當代阿拉伯問題的實驗影像集《影像之書》（The Image Book）拿下史無前例的「特別金棕櫚獎」——評審團想必是無法在要給高達「最佳影片」或者授予其他名次上得到共識，索性創造了一座超越名次以外的全新獎項，這是一種自以為的貼心，卻也是一種虛偽的逃避。當然，高達應該也不會在乎得獎與否。

史派克．李（Spike Lee）的《黑色黨徒》（BlacKkKlansman）劇照。

這是一份中規中矩、安全的得獎名單，多數得主與媒體評論的預測相去不遠。《小偷家族》之所以獲獎，除了題材特殊、整體表演動人，關鍵在於導演是枝裕和從當前日本都會邊緣的貧窮生活切入，去討論低端人口為了生存，或是主動或是被動地「超越血緣」而產生連結建立情感，進而質疑家庭存在的意義，視野與觀點皆不俗。《小偷家族》的冷靜與節制，令我想起大島渚在1969年的作品《少年》中，透過一名頻頻製造假車禍藉以騙取賠償金的少年的悲慘命運，傳達了當時新世代青年如何背負二戰沉重包袱在夾縫中卑微求生的茫然狀態。

我個人唯二無法接受的獎項，其一是頒給《我想有個家》那座評審團獎實在過譽，其二是《幸福的拉扎洛》只得劇本獎實在太被低估，恰好都是女性導演的作品。《我想有個家》以12歲男童在法庭上控訴父母將他生下揭開序幕，片中多名要角皆由現實身份也是難民的素人擔綱演出，導演娜迪．拉巴基以非常用力的方式去描繪男童的苦難逆境與求生意志，看似充滿戲劇張力，卻也充滿情緒操弄的痕跡。事實上，《我想有個家》難免令人想起三十年前描述街頭貧童的印度片《早安孟買》（Salaam Bombay!），但是拉巴基缺乏米拉．奈兒（Mira Nair）在場面調度上更接近直覺的那種咄咄逼人的凌厲感，加上對於道德與存在的思辨不夠尖銳，以致大多時候徒流表象式的感性宣洩，缺乏更深層次的挖掘。

相形之下，本屆坎城影展真正有實力與《小偷家族》競爭最高榮譽的參賽片，我以為是另一位女性導演愛麗絲．羅爾沃徹的《幸福的拉扎洛》。這是羅爾沃徹第三部劇情長片，延續她在坎城贏得評審團大獎的前作《蜂蜜之夏》（The Wonders）對於自然主義與神秘力量的探討，電影的前半段講述了外來者介入充滿封閉性的舊時農村生活所激起的詩意漣漪，沒想到在後半段卻安排有著一雙純真無畏的眼神、五官比美希臘雕像的男孩拉扎洛以一種像是神蹟再現的方式去到二十年後，進而引發軒然大波。

愛麗絲．羅爾沃徹的（Alice Rohrwacher）《幸福的拉扎洛》（Happy as Lazzaro）劇照。

拉扎洛是如同王爾德筆下「快樂王子」那般單純無私的角色，而我深信唯有像是羅爾沃徹這麼澄澈滿足之人，才能理直氣壯地賦予他生命與可信度。這是一種創作的誠懇。

很顯然地，羅爾沃徹企圖要從前兩部作品的成長電影類型突圍，所以這回她勇氣十足地將《幸福的拉扎洛》一切為二，前半段緩慢優美如田園詩，後半段緊迫荒誕超級展開宛若狂想曲，她的突破框架不免令我想起艾米爾．庫斯杜利卡（Emir Kusturica）在1995年榮獲坎城影展金棕櫚獎的史詩之作《地下社會》（Underground），不也是以瘋狂奇想的寓言形式涵蓋對於現實苦難的強烈批判。

不過，《幸福的拉扎洛》更空靈更形而上些。羅爾沃徹在前半段以田園詩的感性筆觸，去描繪人與自然環境之間種種經意和不經意碰撞出來的火花；到了後半段，筆鋒一彎展開意想不到的奇幻旅程，針對物質文明、傳統規範、資本主義、甚至宗教的存在價值，勇敢提出她的個人質疑。《幸福的拉扎洛》幾乎直承義大利左派巨匠貝托魯奇（Bernardo Bertolucci）和塔維涅兄弟（Paolo Taviani and Vittorio Taviani）最好的作品例如《1900》（1900）和《我父我主》（Padre padrone），藉由一個少年的命運去講述義大利的過去與現在，不只描繪貧窮，同時批判了時代。羅爾沃徹這位年輕的女性創作者，以這部史詩之作拔萃獨立地成為21世紀義大利電影最重要的左派精神傳遞者。

《幸福的拉扎洛》是我個人心中最實至名歸的金棕櫚得主，它不只如《我想有個家》和《逆著風的旅行》那般去展示貧窮，也不像《小傢伙》、《犬人》（Dogman）那般關注人面臨困境該如何奮力掙扎以扭轉局面的舉措，它和《燃燒烈愛》、《小偷家族》不約而同瞄準了更本質性的前提——亦即人何以存在 / 關係何以建立 ∕ 資本何以流動的大哉問，而且羅爾沃徹的電影感更強，格局更宏大些。

在頒獎典禮上，當頒發到劇本獎時唸出羅爾沃徹的名字，坦白說我是失望的，失望於評審團沒有更大膽地給她更高的名次。但見羅爾沃徹非常開心地上台領獎，以無比真誠的笑容訴說著她的感謝，我忽然覺得我糾結於她該拿第幾名未免太世俗了。於是我想起《幸福的拉扎洛》的英文 title 是 Happy as Lazzaro，要跟電影的主人翁拉扎洛一樣快樂，拉扎洛是如同王爾德筆下「快樂王子」那般單純無私的角色，而我深信唯有像是羅爾沃徹這麼澄澈滿足之人，才能理直氣壯地賦予他生命與可信度。這是一種創作的誠懇。